[代清]清末民初经房刊刻宝卷的商业化策略及其意义——以玛瑙、慧空经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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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苏杭的玛瑙经房和杭州的慧空经房在刊刻宝卷的经房中颇具代表性。玛瑙经房和慧空经房合计刊刻约100种宝卷，其中刊刻民间宝卷约82种。经房通过图文并茂、序跋、附刊附录等出版方式吸引读者阅读和购买宝卷，其商业化策略为销售宝卷提供一定程度的营销助力。经房刊刻宝卷的商业化策略显示了当时的时代信息，反映了清末民初的瘟疫状况和社会危机，以及经房参与社会治理、教化百姓的情况。这些策略促进了近现代宝卷商业化出版，促使宝卷刊刻合法化、合理化和商业化，直接为近现代宝卷出版提供了经验和资源库。从这些策略中可窥见宝卷由宗教传播向民间宝卷日常阅读的功能转变趋势，宝卷刊刻的商业化促成并扩大了这种功能下移。

经房；宝卷；

刊刻；商业化

宝卷的版本有抄本、印刷本（包括木刻、石印、铅字排印本），抄本的价值高，学者关注多，木刻宝卷关注相对较少。经房刊刻宝卷是宝卷流通的重要渠道，印本众多，形态多样。学者对经房刊刻宝卷的种类及经房流通宝卷的方式已有关注，而其经营策略则有待探讨。

清康熙以后，政府镇压民间宗教，导致大量与之相关的教派宝卷被销毁。清光绪到民国初年，江浙地区的经房刊印了大量宝卷。其中，玛瑙经房和慧空经房是集宗教性与商业性于一体的经房，其刊印的宝卷数量较多，内容纷繁多样。本文考察玛瑙经房和慧空经房刊刻宝卷的情况及刊刻策略，以期了解清末民初经房刊刻宝卷的情况及营销策略，探究经房刊刻宝卷在宝卷出版和阅读史上的重要意义。

经房，也称经坊、经铺，属于书坊的一种。经房始于唐，盛于明清，衰于民国，主要刊刻、印行宗教文献及其相关典籍。清末民初，刊刻宝卷的经房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区。宁波崇寿经房刊刻《善才龙女宝卷》《仙姑劝世宝卷》《庞公宝卷》《莲池大师出世修行宝卷》，浙江普陀山永记经房刊刻《白侍郎宝卷》，浙宁县秀文斋经房、宁波三宝经房刊刻《刘香女宝卷》，无锡万松经房刊刻《香山宝卷》等，这些经房刊刻的宝卷数量少，种类少。但慧空经房和玛瑙经房刊印宝卷数量多，内容多样，颇具代表性。杭州昭庆寺经营慧空经房，胡应麟记载：“梵书多鬻于昭庆寺，书贾多僧也。”明代许多商人和香客聚集于昭庆寺，书贾贩卖佛书，也与慧空经房的存在有很大关系。清康熙二十九年（1764）《大昭庆寺律寺志》卷首绘有一幅《昭庆律寺图》，图中标注的经房建筑即是慧空经房。玛瑙经房由杭州玛瑙寺开设，文献中的“玛瑙寺明台经房”“杭州玛瑙寺大字经房”“玛瑙寺前经房”“杭州弼教坊玛瑙寺经房”等皆指杭州玛瑙经房，而苏州的玛瑙经房又称“苏城玛瑙经房”“苏城护龙街玛瑙经房”“苏城元妙观前玛瑙经房”。“位于苏州的玛瑙经房也可能是杭州玛瑙经房的分部，至少也是受到杭州玛瑙经房影响的产物。”为清晰了解经房刊刻宝卷的情况，对经房藏版、流通、刻印的宝卷进行统计，将经房刊刻的宝卷分为教派宝卷和民间宝卷，民间宝卷分为神道故事宝卷、修行故事宝卷、世俗故事宝卷、劝世文宝卷、小卷。下面详细介绍玛瑙经房和慧空经房刊印宝卷情况。

杭州与苏州的玛瑙经房刊刻的宝卷共计约65种，其中教派宝卷有《护国佑民伏魔宝卷》《弥勒佛说地藏十王宝卷》《如如老祖化度众生指往西方宝卷》《清源宝卷》《众喜宝卷》等15种；神道故事宝卷有《祖师陈善宝卷》《洛阳桥宝卷》《目连三世宝卷》《梁皇宝卷》《三官宝卷》等15种；修行故事宝卷有《玉英宝卷》《刘香女宝卷》《白侍郎宝卷》《秀女宝卷》《庞公宝卷》等10种；世俗故事宝卷有《雷峰宝卷》《珍珠塔宝卷》《张氏三娘卖花宝卷》《刺心宝卷》《葵花宝卷》《雪梅宝卷》等15种；小卷有《花名宝卷》《七七宝卷》《荷花宝卷》《法船经》等5种；劝世文宝卷有《辟邪归正消灾延寿立愿宝卷》《三世姻缘宝卷》《真修宝卷》《潘公免灾救难宝卷》等5种。

杭州慧空经房刊刻的宝卷有35种，其中教派宝卷有《如如老祖化度众生指往西方宝卷》《何仙姑宝卷》《七真宝卷》等3种；神道故事宝卷有《五祖黄梅宝卷》《香山宝卷》等5种；修行故事宝卷有《妙英宝卷》《白侍郎宝卷》等5种；世俗故事宝卷有《回郎宝卷》《刺心宝卷》《雪梅宝卷》《赵氏贤孝宝卷》等10种；小卷有《花名宝卷》《七七宝卷》等5种；劝世文宝卷有《劝世宝卷》《纯阳祖师说三世因果宝卷》等5种。

玛瑙经房和慧空经房刊刻的宝卷约100种，其中民间宝卷的数量最多，约82种。经房是盈利性的书坊，除刊刻宗教典籍外，还注重刊刻大量宝卷，经房刻书一旦开始商业化，其刊刻宝卷的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

古代书坊分为官刻、私刻和坊刻，经房属于坊刻的一种，大部分是以盈利为主的手工业作坊。集宗教性和盈利性于一体的经房，常在刊刻宝卷的过程中采取各种方式引起读者注意。

（一）图赞结合介绍宝卷故事

宝卷中的图像人物是宝卷故事的主要人物，与赞语相辅，以此塑造人物形象。清代刊刻的宝卷也有图像，大多为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释迦牟尼佛的图像，这可能与宝卷的发展有关。宝卷以康熙为界，前期为宗教宝卷，又分为佛教世俗化宝卷发展时期和新兴民间教派宝卷发展时期。佛教世俗化宝卷发展时期的佛教宝卷留存较少；而民间教派宝卷发展时期，以罗梦鸿的《五部六册》为代表，在该宝卷中图像为文殊菩萨等。从康熙朝到清末，主要是袭用和改编民间教派宝卷，在形式上也略有沿袭。而在清末民初，经房刊刻的宝卷中的图像大多为宝卷中的主要人物图像。

如清光绪十五年（1889）苏州玛瑙经房刊本《秀英宝卷》卷首有两图。一图为秀英儿时进佛堂的像，图上题：“每日清晨进佛堂，秀英从小学爷娘。虔诚秉烛焚香拜，感动观音赐慧光。镇江严佑之题。”另一图为秀英像，图像右题“形神俱妙秀英像，与道合真体自□”，左题“一纪飞升朝玉阙，敕封天爵乐无疆”。图像通过视觉向人们呈现秀英人物形象。又如清光绪元年（1875）杭州昭庆寺慧空经房刊本《纯阳祖师说三世因果宝卷》扉页有“孚佑帝君像”及赞，赞曰：“莫大神通，全在忠孝。利己利人，千秋大道。自古至今，因缘非渺。信笔描成，当前写照。”“孚佑帝君”即纯阳祖师吕洞宾，由于《纯阳祖师说三世因果宝卷》无故事情节，多为教化性描述，因此不排除经房为了具象化神灵形象、增加读者的画面感，遂在正文前刊刻吕洞宾图像。

又如民国十八年（1929）杭州玛瑙经房刻本《洛阳桥宝卷》卷首有图像四副。图1是蔡昶一家人图像，分别为蔡昶、蔡老夫人、蔡顼，为宝卷故事的主人公；图2是张班天师、鲁班天师、夏得海的画像，此对应宝卷中修洛阳桥的故事内容；图3是梅娥、马面、张顺孔目的画像，此对应宝卷中蔡顼游地狱的内容；图4是吕纯阳、观世音、龙王的画像，此对应宝卷中三神在蔡顼造桥遇到困难时相助于他的内容。四副图像有利于帮助读者理解宝卷故事。

图1

图2

图3

图4

（二）以序作广告

在经房刊刻的宝卷中常有知县、当地知名的宗教人士为宝卷作序。如清光绪九年（1883）姑苏玛瑙经房刊本《潘公免灾宝卷》序言作者赵定邦，“号紫琳，顺天籍，江苏丹徒人，监生，同治八年（1869）八月任长兴县县令。光绪六年（1880）再任县令，十年八月调嘉善。”赵定邦在任职期间政绩突出，屡屡受到朝廷嘉奖。由他为宝卷写序无疑提高了卷本知名度。通常，撰序者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宝卷内容及特色，以吸引读者注意，刺激人们进行消费。

其一，评价宝卷内容。如清光绪元年（1875）杭州昭庆寺慧空经房刊本《纯阳祖师说三世因果宝卷》的作序者红那居士即在序言中阐述自己的读卷体验：“披览之余，觉言可为经语皆足法，说世间事悉透彻无遗，既浅显堪听，彼精确不磨，每说一因，觉老妪可解，稚子皆知，真不啻暮鼓晨钟，发人深省也。此书一出，将见人人种此善因，人人获此善果，人人戒此恶因，人人远此恶果也。予能不厚望之哉，为谕诸生急宜付梓，以醒斯世，其为功也。”评价宝卷的文辞通俗易懂，发人深省，劝诫人们种善因得善果，达到劝善的目的。

其二，分析宝卷的重要性。如民国八年（1919）杭州玛瑙经房刊本《三世修道黄氏宝卷》序言叙述作序者的修行经历，幼年受戒，喜读经典，加强了作序者评价的权威性；继而分析宝卷的重要性，“凡此卷者，建度人之舟航，开劝世之觉路，广黄氏受苦之真修，大启众生之智慧，出生死之彼岸，灭无量之罪愆，获人天之福果，享无穷之极乐。信是经所说，悉是佛祖最上之密旨，而愚之所言真实不虚也，此经不过为人指引迷途之路，令行者，不致错入崎岖迂回之境，愿诸善信，早悟菩提虚灵不昧，同归西方极乐。上不负黄氏垂示之盛心，下不负愚一点指引之微念，诚大快也。”作序者从作品的价值、作品的作用对《黄氏宝卷》进行评价，这样有述、有评的“序言”更易为读者所接受。

其三，以第一人称讲述灵验经历体验，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作序者赵定邦在《潘公免灾宝卷》序言中自述生病的母亲因刊印宝卷而病愈的经历：赵定邦及母亲诚心修行，感动神明，两年来多次有好事发生；赵定邦母亲乐善好施，笃信善书，而赵定邦孝顺父母，奉母命刊印宝卷，患时疟的母亲因刊印《三世修道黄氏宝卷》而病愈。这样的叙述拉进了与读者的距离，容易让人接受并效仿。

其四，将宝卷与他书相比较，突出宝卷的特别之处。如清光绪七年（1881）杭州玛瑙经房刊本《慈悲观音宝卷》中作序者吕觉先将宝卷与雅文学的书做对比：“然而此书，与别书，有两种看法，别书皆是博学鸿儒所作，题诗答对，砌词集书，不肖数旬，能成妙集美赞，一挥而就。此书乃系山野修氏所作，是以直指大路，翻成一本，费尽心机。余谢作书者，度迷之功勋也。伏望观书□君子，深明道德，韬略鸿才，如厌此卷，太觉粗俗，务祈早发婆心，以此书为稿题，编成一集，无为要诀，劝化度众，道人必然感应，暗升功德，乞勿袖手坐视，道短论长。”别书是博学鸿儒所作，书中题诗答对，堆砌辞藻。而该宝卷是山野修氏所作，虽词语俚俗，却直指大路，度化众人。

（三）附刊附录

其一，附刊咒语。咒语是人们在巫术仪式中使用的，在生活中有百姓用于避邪。例如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杭州大街弼教坊玛瑙经房洽记存板、汪生记镌板，重刊本的《秀女宝卷全集》即附刻《安土咒》《搜箭咒》。

其二，附刊“小卷”。“小卷篇幅短小，大部分仅有唱词，或称作偈。”如分别于清光绪三年（1877）杭城玛瑙经房刊本和清光绪十九年（1893）苏城玛瑙经房重刊本的《回郎宝卷》均附刊《七七宝卷》《吃斋经》《花名宝卷》《法船经》。

其三，附刊医方。如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杭城玛瑙经房刊本《大圣弥勒化度宝卷》附刊《五香丸》《保安延寿丸》《年荒饮食草木有味充饥丸》。《保安延寿丸》：“专治四时瘟疫传染时气。金银花三钱，生甘草二钱，黑料豆五钱，黄土五钱，于山上无沙石之处取之。水煎服，日服三帖，如未愈者，每早服一帖，即免传染。此方出于《道藏》，又名《乾一老人汤药》。味平淡，效验如神，惟孕妇忌服，又云居家永远戒食牛犬二肉，四时不染瘟疫之症，斯言信然。”又清光绪三十年（1904）杭州玛瑙经房刻板、浙绍篙坝龙会山尚息斋刷印本《清源宝卷》附刊《救死法》《毒忌》《催生方》《下验方》等百姓需要的生活知识。

其四，附刊劝世文、善书。如清光绪三年（1877）杭城玛瑙经房刊本《回郎宝卷》扉页有《柳华阳真人警世人》《关圣帝君篆书句》《申文定公百字铭》；清光绪九年（1883）姑苏玛瑙经房刊本《潘公免灾宝卷》扉页有《五好愿百字铭》；清光绪二十年（1894）苏城玛瑙经房刊本《普陀观音宝卷》扉页有张德方的《劝世文》；清光绪杭州昭庆寺慧空经房刊本《白侍郎宝卷》附刊《莲池大师七笔勾》《石居士七笔勾》《汤夫人七笔勾劝妇女文》。清代善书刊刻盛行，在宝卷中刊刻，可以让人们阅读宝卷时了解劝世文和善书。

（一）显示时代信息

经房刊刻宝卷策略的内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尤其是光绪朝的瘟疫情况。在宝卷的序文中有赵定邦自述其母患疟疾的情况，策略附刊中有《五香丸》《保安延寿丸》《年荒饮食草木有味充饥丸》《救死法》《毒忌》《催生方》《下验方》等。其中《五香丸》说：“此方仙传秘于道藏录出，行世善，能消食、消积、消痞、消痰、消气、消滞、消肿、消痛、消血、消痢、消虫、消隔、消胀、消闷，药料寻常，功效甚大，即痰迷心窍等症俱治。”《保安延寿丸》“专治四时瘟疫传染时气”，这些偏方出现在宝卷中，与当时瘟疫流行的社会状况是密切相关的。

杭城玛瑙经房刊本《大圣弥勒化度宝卷》刊刻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杭州玛瑙经房刻板、浙绍篙坝龙会山尚息斋刷印本《清源宝卷》刊刻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而光绪二十六年（1900）和光绪三十年（1904）前后，瘟疫频发。

光绪二十五年杭州霍乱盛行。

光绪二十八年新城夏秋大疫，死者甚众。

光绪二十九年六月间，杭州城内，时疫流布，几于无人不病。大都发热头眩，热退则四肢发红斑，然死者甚少，非如去年疫气之盛。

宣统三年夏多阴雨，秋大疫。

虽然暂时没有找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关于杭州瘟疫的情况，但是可大致知道杭州在光绪朝后期瘟疫大流行，死亡人数众多。而根据张志斌的研究，明清时期是历史上瘟疫较为严重的时期，而且江浙两省疫情的严重程度高于其他省份。

经房刊刻宝卷时选择劝世文以及善书等与当时的社会危机密切相关。如清光绪二十年（1894）苏城玛瑙经房刊本《普陀观音宝卷》的扉页有张德方的《劝世文》，以个人经历针对不同对象劝诫世人：读书人要勤读当心，种田人要及时耕田，赌钱人不要沉迷赌博，少年人不要贪花爱色，喝酒人不要醉醺醺等，最后自述自己的报应劝诫世人。这与江浙地区的社会危机密切相关。清朝末年，太平天国运动等给人们带来严重的损失，依靠运河河道生存的百姓失业成为流民，给江浙地区的发展带来众多不稳定的因素。同时，江浙地区洪涝灾害频发，房屋倒塌，人畜被淹，农民的收成减少。加上瘟疫等疾病的盛行，让富者变穷民，穷者变饥民，一些穷民和饥民到处乞讨，甚至铤而走险，成为盗匪，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同时，地方政府军需开支多，赈灾财政不足，官员贪污腐败，荒废政务。一大批饥民和流民涌向经济发达的城市，如杭州、苏州等，城市负荷重。社会动乱加剧了官府和百姓的矛盾。

面对瘟疫，朝廷和官府、社会力量、医家等社会各界对救疗瘟疫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宝卷刊刻内容呈现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经房参与社会治理。在瘟疫横行时期，政府的救助并不能遍及众人，经房在刊刻宝卷时选择一些单方进行刊刻为百姓提供了自救的方法，这是经房结合自身经营特点进行的社会救助，一方面可以促销宝卷，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百姓。病人大部分是普通百姓，面对瘟疫，大多是先巫后医，至病重才求医。阅读宝卷、宣卷等活动可以减轻人们对瘟疫的恐惧及满足祈求病愈的愿望。经房选择当下时兴的劝世文、善书放在宝卷中进行刊刻，如《关圣帝君篆书句》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念与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结合，尤其在严重的社会危机中，经房刊刻的宝卷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震慑人心的作用，制约人们的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稳定。

（二）促进近现代宝卷

商业化出版

经房的刊刻策略使得宝卷的刊刻合法和合理化。“清康熙以后，政府取缔、镇压各地民间教团，民间教派宝卷的发展受到遏制。”以盈利为主的经房以温和的方式编刊宝卷。一是在清末民初，社会动荡，人心惟危，维护社会稳定、规劝民众是统治者急需做的事，于是在社会兴起劝善运动，经房在刊刻宝卷时附刊善书和劝世文也是顺应时代要求，有利于规劝民众向善。二是在“施药不如传方”的理念下，经房在宝卷中附刊药方满足了民众治病找不到医生、没有钱找医生的诉求，一定程度上达到医治身心的效果。三是经房刊刻宝卷的文本多是世俗故事宝卷文本，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宝卷的教化和娱乐功能，弱化了官方的禁制要求。此外，经房沿袭在宝卷中刻印龙牌的做法，将神权、皇权、人伦合而为一，既彰显神的威力，完成向信众传播宝卷的布道劝世工作，又表示对君主的忠诚，以此谋求统治阶级的护持，或争取免除官方的禁制，使得宝卷的刊刻合法和合理化。

经房刊刻宝卷的商业化。宝卷是供宣卷人说唱的文本，也是一种面向阅读大众的文本，宝卷中图赞结合的图像增加了宝卷文本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迎合了广大民众的审美趣味，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拓宽了宝卷的传播范围；附刊以买宝卷附赠药方、小卷的优惠促销手段，吸引大众购买宝卷；同时，充分发挥名人效应，请名人撰写序言，驱使人们购买宝卷，实现盈利。

经房刊刻宝卷的策略为近现代书局出版宝卷提供了经验。“上海惜阴书局于1930年代前后大量印行宝卷，宝卷的版式几乎完全相同：有固定南海观音图封面图，每种宝卷均有一页插图，定价相同、宝卷的编排方式固定，每本宝卷的页数基本相同等。”“上海文益书局则通过版权页呈现极强的版权意识，通过广告页为书局、其他书局、出版的宝卷进行广告宣传，请名家题签、画插图、进行校对等提高宝卷知名度进行营销。”这些书局的营销举措是对经房刊刻宝卷策略的优化。

经房刊刻的宝卷成为近代企业出版的来源之一。如上海文益书局石印宝卷的来源之一即是照搬经房本和善书局本。据尚丽新对比统计，“上海文益书局石印了约80种宝卷，其中有23种宝卷与杭州玛瑙经房本或杭州慧空经房本文辞相同。”版式虽不同，但在文辞上与经房本或善书局本高度相似乃至相同，经房刊刻的宝卷为近现代企业出版宝卷提供了素材和出版资源，节约了成本。

综上，经房作为盈利性书坊，刊刻大量的宝卷，其中民间宝卷居多。为了增加销量，经房采取图赞结合叙述故事、制造名人效应和附刊小卷、药方、劝世文的刊刻策略吸引读者，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息息相关的，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提供了一个视角；同时，经房刊刻的宝卷作为一种文本，不仅是宣卷人的说唱文本，而且有向阅读文本发展的趋势。经房刊刻的宝卷是宝卷商业化和成为阅读文本的过渡文本，解释了从不重视宝卷“装饰”的家藏或私人抄本宝卷，到在市场影响下营销策略不断优化的石印宝卷的大跨度变化的原因，窥见宝卷由宗教传播转向日常阅读的功能转变趋势，宝卷刊刻的商业化促成并扩大了这种功能下移；也为近现代书局石印宝卷提供出版经验和素材库，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