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丨袁先欣 ：《地泉涌动：“到民间去”与1920年代中国的文化再造》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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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生活是一场马拉松长跑，本书的写作过程则有点像一场不知道终点在哪儿的长跑。博士毕业后的若干年，我很多次下决心将它终结，却一次又一次落败而归，继续无奈地跑着。不过，在当真要画上句号时，我又好像变成了越过某个界限点的跑者，被多巴胺控制，想一直跑下去。

袁先欣 ：《地泉涌动：“到民间去”与1920年代中国的文化再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出版

本书写作的主线，是1920年代发生于中国的“到民间去”运动。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尝试以此为线索，讨论如下几个问题：首先，什么是20世纪中国的文化运动？尽管“五四”（在此我将狭义的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视为一个整体）为现代中国提供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文化运动”范本，但大家似乎也习惯性地认为，进入1920年代，“五四”已经完结。如果在一部分人眼中，这意味着思想和学术讨论拥有无限价值和影响力的黄金时代不可挽回地逝去，在另一部分人眼中，“五四”则被后续更“先锋”的实践和尝试一次又一次超越，由此也反复提示出“五四”知识精英身上软弱的、幻想的一面。在我看来，这两种理解“五四”的模式看似截然对立，但或许恰恰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即一定程度上，他们关注的都是“五四”的上层，而没有真正追问“运动”到底意味着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固然有其狭窄的、精英化的一面，但它也构成了现代中国第一场真正具有社会性意义的事件，它因而开创了一个重要的传统，即思想和文化要超越自身的限度，去影响社会生活的这么一种动力和趋势。这个传统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它既可能呈现为思想、文化的实践主动地与改造和变革社会的行动相结合，将“文化”本身转化为一种及物的“运动”，也可能表现为思想和文化对自身既有规范和边界的冲破、重造，思想和文化经由内部的更新，锻造出理解现实的新视野和新知识工具，同时它也谋求自身的民众化、大众化。我在本书中所研究的事件和人物，从“五四”的时代一直延伸至三十年代中期。尽管文化和政治的地形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巨变，但很明显能看到的是，“五四”所创造的这个文化运动的传统，以不同的方式持续且强有力地在场。在这个意义上，“五四”和1920年代，为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的一种作为“运动”的“文化”，奠定了基础。

《怎样才能“到民间去”?从事地方的调查与研究，进行地方的和平改良事业，积极参加并指导地方的斗争，这样，你便“到民间去”了？》《中国青年（上海1923）》第6卷第3期，1926年

作为“运动”的“文化”必然与之发生关联的，是我们可能以“民众”“大众”“群众”等不同称谓名之的群体。如果不尝试与民众接近，不将民众的生活和思想世界纳入视野，不期待着经由一种未来想象来改变他们的现状，当然也就不存在所谓作为“运动”的“文化”，而仍只是精英的、孤芳自赏的、静态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运动”的“文化”也必然内在于现代中国历史中的另一个重大进程，也即解放人民和创造人民的进程。在书中，我将这一历史视为一个从晚清延续到20世纪中期的长程演进，并将之称为“人民政治”；就本书的具体研究对象而言，我则更愿意称之为“民众政治”，因为在1920年代，“人民”的范畴尚未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尽管围绕着“民众”展开的社会运动、政党政治、文化政治，均与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文化运动深度地参与了这个时期的民众政治。正是在文化运动的态势当中，民众的内涵、指向（从国民、庶民、平民到农民、民族的一系列讨论，文学、历史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将民众纳入自身的考察范围······），政治本身的基本形式和条件（从国家的政治到去国家的政治，从广泛的文化和社会运动到政党的政治），都发生了重组。

钟敬文（1903-2002），中国民俗学奠基人

“到民间去”运动正站在这两个潮流的交叉口之上。也是在文化运动与民众政治互相催动和生成的视野当中，我希望超越往常一般的、仅仅将这一运动视作中国现代民俗学/民间文学发轫的叙述，而将其放置在一个更广泛的、互相联动的网络之中。在这个网络之中，走向个体的文学尝试可能源于社会介入的挫败，而许多被后世当作学术经典来分析的研究，在诞生之初也曾立于社会运动的潮头。而在行动的组织、新的主体诞生的历史过程之中，如何在思想和认知上把握民众，当然也构成了关键的一环。“到民间去”提示了一个行动。但这个行动并不是简单地抬起脚去“走向”就可以完成，其中包含了一系列复杂的“文化”过程，需要去重新认知谁是“我”，谁是“民间”，“民间”位于何处，如何“走”才可能抵达······在这些复杂的过程之中，“民间”成了一个汇聚各种要素、力量和方向的开放空间。它既是文化和思想的空间，也是行动和实践的空间。在思想和认知上，我们看到，整个1920年代，围绕着“民间”的各种理解尽管产生了许多不同的阐释，但两个关键概念丛逐渐浮现并清晰起来，那就是“乡村”和“民族边疆”，这里既包含着对空间构造的认定，也包含着对人群的进一步锚定。而与行动和主体相关的，则是“五四”的学生运动、小团体联合运动逐步走向政党政治，“五四”时代模糊的社会想象、庶民想象支撑了践行者们勇敢地走向“民间”，严峻的现实又催逼着他们改造自身的心灵和头脑，摸索着更有力、更具体的与民众关联的方式。如果我们承认，一直到1940年代，现代中国的“人民政治”最终拥有了其成熟的形态，那么它的许多关键要素，也正是在1920年代首次涌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想否认这本书所涉及的话题，某种程度上是一部“前史”，但“前史”无损于它的意义，因为正是在这里，“人民政治”真正的特殊之处，可能以更鲜明的方式凸显出来。

在书稿的修改阶段，曾有好心的朋友建议我更多地突出“民间”与1920年代本身的意义，而不要将它处理为某种“前史”。但我最终保留了“前史”的写法，除开这确实是我的观点之外，也有一点点私人的原因。在进入“民间”这个课题的最初几年，我一直非常困惑和迷茫。博士论文选择这个题目，有一些误打误撞的意思，我本人又并没有真正的乡村生活经验。很长时间，从个人的学理兴趣到感情倾向，我都不太找得到这个研究和自己的关系所在。在开题之前，我一边搜罗阅读着各种材料，准备写作的内容已经非常之多，但另一边，我又不断地问自己：这个题目和我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我是不是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博士论文，而强行在做研究呢？

2013年底，开题前一个月，我的祖父过世。2017年夏，我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去东京短期访问并查找修改书稿的资料，在我即将回国时，我的外祖父和祖母先后于一周内离世。我的祖父母都是农民。我未曾像我的堂兄妹们一般，成长在祖父母膝下，他们的生活世界，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但祖父母们的离开，使我无法不去回想他们的一生。我的祖父生于1927年。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1939年开始，长沙经历了三次大会战，我的老家长沙县捞刀河（现属长沙市开福区）地处汨罗至长沙城之间，是由北而南进入长沙的一道天然屏障，从而也成为战争争夺拉锯的前线。我的曾祖父被日军抓作苦力，染上肺结核，壮年早逝，十多岁的祖父此时尚在外地当学徒，被召回家中，挑起养家的重担。由此，祖父深恨侵略者和救国不力的国民党政府，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共产党的忠实追随者，从当民兵到参加互助组、生产队、人民公社，他一直是积极分子。七八十年代，他担任大队书记，在村里搞集体经济，筚路蓝缕，从无到有建起村办工厂，那个仪表厂一度是长沙县的明星企业，工厂的营收，竟使得一个小村庄实现了公费医疗和公费教育。1990年代后，这个企业由于种种原因衰败下去，已经退休的祖父痛心不已，总想设法加以补救。当然，这些事，幼时的我并不曾得知，也很难懂得。记忆当中，每次回老家，祖父总是在忙，有时候在喂猪，有时候在做鞋，有时候在地里。他仍是农民本色，但也喜欢和子孙辈们讲政治，讲国家的大政方针，虽然他的语言和神态，有一种故意板起面孔的质朴。

和祖父相比，祖母的一生，看似和“大历史”的关系几近于无。她在娘家时没有名字。她只认得很少的几个字，终生是家庭妇女，当祖父一心扑在公事上、几天几夜不归家时，是靠祖母夜间做湘绣贴补家用，拉扯了五个儿子和两个小姑。但我的祖母也不是沉默驯顺的，她是我见过最能干、泼辣、刚强的女人。她抽烟，也会骂人，我的堂兄堂姐们，小时都怕她，都挨过她的打。她永远在忙，出门吃席也是早早就走了，因为“家里有事”。直到七十多了，她还要坐年轻人的摩托车去村上买腌菜坛子，她说，“死也要做完事再死”。我的祖母可能不会懂得女性主义理论，在她的世界里，为家庭将自己投掷出去，和不管多困难都要施舍上门的叫花子一把米，都是像呼吸一样自然的原则。但是，比起她读书识字、时时困惑挣扎的孙女们，或许她才是更“有己”的那一个。

为祖父守灵的中夜，我第一次听到了长沙俗谓的“夜歌子”。那是道士在庭院中烧起火盆，自唱自跳的一种阴郁又诙谐的鬼戏。这是民间，是地底的中国，也是我的祖父祖母们来自与归去之处。我想，我的祖父，是如何既内在于这样一个地底的中国，又同时心向社会主义的呢？祖父家中也有几本马克思列宁著作。当年，我父亲是靠着这几本书，从农村考上了大学的政治系。可是，以祖父短短几年的私塾教育，他改天换地的豪情，不太可能是激发自马克思精密而复杂的理论。支撑他甚至将小家抛在脑后，也要不惜命地去“做”的，是什么呢？而当我的祖父在外挨个跑村组做工作，在捞刀河甚至洞庭湖参加水利工程建设挑土方时，20世纪改天换地的重量，最终也由我祖母的肉身承担了起来。她佝偻的背脊、变形的手掌和指甲所交付的，超越了一个单纯的家庭。

当我开始写作这部书稿时，我真正想要追索的，是我的祖父祖母，以及像他们一样，经历了20世纪中国暴风骤雨的千万普通人，他们的精神和生活世界。我的理解和回答必然是隔膜的、迂远的，也缺乏叙述与故事的乐趣。这首先要归咎于我自己的愚钝。但我想解答的问题始终只有一个：地底的中国如何集聚起力量，要对自身实行一次又一次的翻动，由“翻身”进而“深翻”？当我将视野从1920年代一路向后，推延至四五十年代以至更晚，我也感受到了“民间”这一议题在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中所激起的宏大交响。在我的祖父祖母们身上，我看到的“民间”，不是被知识精英放逐在外的、夸张造作的异世界，而是泥土缓慢而坚定地翻动，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真正的脉搏，而我的祖父祖母们，是其中的筋骨和血肉。这部稚拙的小书，是献给他们的。

一个漫长的研究，总是得益于许多人的关爱和帮助，原谅我在此难以一一列举。首先感谢汪晖教授多年来的鼓励和鞭策。高中时，是汪晖老师主编的《读书》，最早让我窥见了学术的光华与灼热。当来到清华时，我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读书》的主编，更没有想到会成为老师的学生，我实在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幸运。感谢解志熙、王中忱、格非、罗钢诸位老师，各位老师鼎盛之年的清华中文系，永远地改变和塑造了我。感谢新竹清华大学的于治中老师，虽然从不曾忝列老师的门墙，但于老师给予的启发与关怀，已经远远超过了我所能报答的。

感谢何吉贤、林彦、陕庆、张翔、宋玉、王诗扬、张晴滟、齐晓红诸师友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给我的支持和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毛巧晖老师和山东大学刘宗迪老师慷慨地给了我这个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行外人许多宝贵意见。戈雅（Gaia Perini）、崔琦、王喆、阮芸妍、王水涣等友人不惮劳烦，为我提供研究线索，协助我在日本、中国台湾等地区查找资料。胜因写作小组的几位朋友冯淼、张泠、康凌、何翔、Stephanie、倪湛舸在书稿修订过程中多次阅读并与我讨论相关章节内容。没有他们的激励，这本书恐怕还要迁延更久。

《读书》创刊号封面，1979年4月

本书第1章第一节、第2章、第5章第三节的主要内容，以及第1章第二节、第3章第二节部分内容曾以不同的标题，发表在《文学评论》、《开放时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与批评》、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区域》等不同刊物之上，感谢编辑和审稿人的细致审读和精心编排。2023年9月，我紧急住院，《开放时代》编辑郑英老师与我素未谋面，她慨然接过了我当时仅修订到一半的稿子，代替我完成了烦琐的删改和格式修订并发表出来。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找到机会向郑英老师当面致谢，只能在此先略表心意。

2017年夏，我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短期资助，前往东京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访学和资料搜集工作，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的林少阳教授和爱理思俊子教授热心接待了我。这次访问极大地增进和改变了我对俄国民粹主义在东亚地区所引发历史回响的理解，所得材料，已经部分补充进修改后的书稿中。还有许多材料，虽然仍在这一话题的延长线上，但已不宜放置在本书的框架内，希望未来能有机会继续讨论和发展。该书同时还得到了教育部2017年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到民间去”：中国现代文学民间话语生成研究［1902—1925］，项目号17YJC51047）和“清华大学基础文科发展项目”资助的支持。

本书能够忝列“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是对我极大的肯定和鼓励。在正式走上学术道路之前，三联书店就已经是我最景仰的学术出版机构。感谢“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学术委员会和书稿匿名评审人提出的宝贵意见，许多已经吸收到书稿的修改之中。其他未及之处和错漏，均由我本人负责。感谢三联书店编辑冯金红对我的重度拖延症的包容，她在百忙之中还抽出时间，仔细阅读我的草稿，并和我讨论书中许多细节。感谢钟韵编辑细心的编校与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往返沟通。在学术发表和出版都多少“异化”的今天，三联的风格仍然是春风拂面、温暖人心的。

感谢我的家人。人文学术工作有很多伟大的愿景和修辞，但回到具体生活中，则往往是对家人支持不知餍足的要求。2017年夏在日本访问期间，我遗憾地错过了与外祖父的最后一面。我的外祖父也许不会同意我书中的观点，但是，他教给我古琴、历史、诗词，教给我阅读的兴趣，对精神生活的严肃、尊重与好奇。一个人一意孤行地追寻自己想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是一种奢侈。感谢我的父母和丈夫赵亮，他们给了我这样的奢侈。

袁先欣

2024年清明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