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亮（日）阿部宇洋]地方性知识的调查、保存与应用——以日本山形县农村文化研究所的实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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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方性知识的调查研究，不应以理论认知为终点，而应回到实践中。日本山形县的农村文化研究所作为一家由当地农民创办、大学学者参与的公益性研究机构，在当地居民与外来研究者之间建立对话平台，解决了当地居民缺乏专业研究能力以及研究者缺乏本地视角的问题，有效地保证了地方性知识的调查、保存与应用，值得中国学者借鉴。

关键词

地方性知识 日本山形县 

农村文化研究所 当地居民主导型

“地方性知识”，也称为“地方知识”，自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提出以来，已经成为全球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根据蒋培的调查，地方性知识研究在国外经历了三个阶段：①理论研究阶段；②各地地方性实践知识的挖掘阶段；③探索地方性知识与现代科技的结合阶段。国内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地方性知识，经过近40年的发展，目前正处于挖掘各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性知识的阶段，如苗族的医药知识，哈尼族的梯田耕种知识等。

地方性知识的挖掘，表现为地方性知识的调查、记录和分析，是对地方性知识的一种认知实践。学者通过文字和影像等载体记录、保存地方性知识，并通过进一步分析加深对地方性知识的认知。然而，认知只是研究地方性知识的开始。研究地方性知识，不应以理论为终点，而应回到实践之中。换言之，地方性知识拥有的社会功能和价值，不应只存在于理论，而应该通过某种方式应用到社会实践中，服务当地社会。因此，研究地方性知识不应仅仅满足于完成调查和保存，更应该重视应用。目前，虽然有学者提出将地方性知识应用到当地教育中，但由于缺乏当地居民参与，这些意见大都只见口号未见实践，其社会影响力自然也不尽如人意。

农村文化研究所（以下简称“农文研”）是一家由日本山形县当地农民创办、大学学者参与的公益性研究机构，在激发当地居民参与研究的主动性，促进当地居民与外来研究人员的深度合作，以及提升合作研究的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农文研的设立，在当地居民与外来研究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解决了当地居民缺乏专业研究能力以及研究者缺乏本地视角的问题，有效地保证了地方性知识的调查、保存与应用工作的开展。笔者自2014年起在日本山形县乡村进行田野调查，曾得到该所的协助，并有幸得以了解该所在地方性知识调查、保存与应用方面的情况。现对此加以梳理，以引发学者同仁的深入探讨。

本文探讨的地方性知识，原本是人类学领域的概念。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在印尼爪哇、巴厘岛和摩洛哥等地进行田野调查时，认识到上述地区的本土知识与普遍性知识不同，便将此类知识体系归纳为“地方性知识”。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概念，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地方性，不仅指地域性，还涉及知识生成中形成的特定情境（Context）；二是强调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以文化持有者的经验角度去理解、解释当地文化。

由于地方性知识具有上述特征，有学者将其称为“本土知识”或“乡土知识”。周星指出，此类知识是本土的、土生土长的知识或与生俱来的、固有的知识，常以非正式、非文字或口耳相传的方式在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渗透和传承，对于当地居民维持其基本生计和生存，以及建构生活的意义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他的定义里，本土知识具有“本土性”“固有性”“口承性”以及“民众性”。本土性表明地方性知识在空间上的特定情境特征，固有性则表明其在时间上的特定情境特征。口承性表明其传播特征，民众性则表明其来源和服务对象。

日本学界虽然也受到格尔茨“地方性知识”概念的影响，但他们更愿意使用“民俗知识”一词代替“地方性知识”，认为这是在“常民”世界传承的“地方知识体系”。与“本土知识”突出地方性知识的空间属性不同，“民俗知识”的概念更强调地方性知识的来源—“常民”。“常民”是日本民俗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柳田国男在《民俗学词典》中将其定义为保持民间传承的阶层。柳田国男用“常民”来翻译英文的“Folk”，德语的“Volk”。在日语中，“平民”“庶民”通常相对于贵族、武士阶层而言。而“人民”“大众”“民众”等概念容易产生政治上的联想，因此造出“常民”一词。佐野贤治指出，日本民俗学中的“常民”一词并非指某些特定的人群，而是作为一种文化概念，探讨人群的日常性，即“民之常”。常民没有将受政治经济因素影响的阶层、阶级作为研究对象，而是通过探讨各类人群（包括天皇、贵族、武士、平民等）共通的生活文化来分析日本人的民族性。笹冈正俊认为，民俗知识是特定地区的常民在长期累积的经验中发展而来的知识。它与特定的土地相结合，植根于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以口头形式传承。民俗知识是当地居民日常生活实践的结果，是一种非理论性的、经验性的知识。它的存在并非是固定不变的，有时会随着时代变化消失，有时又会重新被人发现。笹冈借用了欧美学者关于“传统生态学知识”（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简称“TEK”）的分类，指出民俗知识不仅是基于经验性认识的实践性知识，也包含着伦理观和价值信念体系。其中，当地居民的伦理与价值观、文化与身份认同以及世界观成为他者很难理解的一部分知识。

那么，外部调查人员作为他者，如何挖掘民俗知识中难以理解的部分呢？日本民俗学者的观点也许可以作为参考。柳田国男在《乡土生活研究法》一书中，根据民俗学者接近民俗对象的自然顺序将民俗知识分为有形文化、语言艺术和心意现象三类：①有形文化，包括居住、衣服、食物、资料的获得方法、交通、劳动、村、组合、家、亲属、婚姻、出生、灾厄、丧事、年节、祭神、占法、咒法、舞蹈、竞技、儿童游戏与玩具；②语言艺术，包括语言创新、新词句、谚语、谜语、唱词、儿童语言、歌谣、说唱、昔话与传说；③心意现象，包括知识、生活技术、生活目的。柳田指出，“有形文化”是他者进入地方社会后用眼睛看到的民俗事象，在远处也能采集。“语言艺术”是他们用耳朵听到的民俗事象，必须走进才能采集。“心意现象”与前两者相比更麻烦，这类民俗事项往往只有同乡人才能理解，需要他者用心感受，采集难度很大。柳田格外重视“心意现象”的调查与研究，认为这是日本民俗学的最终目的。与此同时，柳田将“心意现象”称为“同乡人学”，并强调同乡人参与调查，认为只有“移情”才能形成认同当地的感情，因此对地方的调查必须由当地居民主导进行。

无论是格尔茨的“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还是柳田国男的“同乡人学”，他们指出外来研究者挖掘地方性知识的一个可行方向，即借助当地居民的力量，让当地居民参与其中。日本山形县的农村文化研究所是一家当地居民参与创办的公益性研究机构。它紧密依靠当地居民进行了大量民俗知识的调查、保存与应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仅得到学界肯定，也获得当地居民认可。在我们探讨如何借助当地居民力量挖掘地方性知识时，农文研的实践经验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值得展开讨论。

农村文化研究所成立至今已有45年历史。该所最初由当地农民设立，目的是为了保护、传承当地的民俗知识。这里的民俗知识，在前文中已有阐述，是指在当地居民日常生活实践中产生的一种经验性知识，是“常民”世界传承的“地方知识体系”。这个概念与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高度一致。按照柳田的分类，民俗知识还可以细分为以民具为代表的有形文化知识，以传说为代表的语言艺术知识，以及以生活技术为代表的心意知识。

农文研的设立目的早在该所发行的学术刊物《农村文化》第1期的发刊词中已有表明。一国文化的健全发展有赖于生产与消费的均衡，城市与农村的相辅相成。但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农村的生产生活体系一直受到中央政府意志的左右，缺乏独立性。近年来随着产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构造的变化，偏远农村越来越不受重视，而全国也呈现出同质化的发展倾向。在思考文化多样性的今天，我们更需要抢救、讨论地方文化。农村文化研究所的创立者远藤太郎从青年时期便深感乡土教育的重要性，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农村文化的振兴，收集、记录、保存了大量有形、无形的民俗资料。该所将收集来的资料视为民俗文化遗产收藏和保存，并在附设的民俗资料馆展示和公开。此外，还开设乡土史料室，收藏乡土史、志类书籍供人阅览。该所是了解乡土、研究本地生活文化知识的中心组织，致力于本地的民俗学调查与研究，史料的复制出版，民具的收集、调查与研究，以及研究成果的出版。该所为促进农村文化振兴，立足本地，放眼全国，通过开展讲演会、农业研修，加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交流，并与大学等学术机构保持合作关系。民间开展此项事业会有诸多制约和困难，但只有克服障碍，农村文化才能自立。发刊词中的“本地生活文化知识”，其内容与“民俗知识”“地方性知识”基本一致。农文研的设立，目的就在于开展当地居民主导的民俗知识的调查、保存与研究，从而传承当地的地方性知识，实现当地文化的自立。那么，农文研在挖掘地方性知识时又有何特点呢？笔者整理农文研的历史沿革，发现该所在其实践过程中具有居民主导、学者协助、双方对话的鲜明特点（上表）。

首先，农文研在成立之初以及发展过程中一直保持当地居民的主导性。如上表所示，农文研前身就是当地农民远藤太郎（1904—1976）开设的民具馆。远藤一生都在务农。他热爱农村文化，认为农村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头，因此早在1935年便开始收集当地农村的民具。1967年，他专门出资开设民具馆，收藏几千件民具。远藤认为民具是农村文化的载体，所以在民具收集上倾注了大量心血。民具馆的藏品，很多是他亲自使用或修理过的。1976年，在远藤太郎的不懈努力下，农村文化研究所于米泽市六乡町正式成立，当地民俗学会会长江田忠担任第一任所长。农文研作为由当地有识之士主导成立的公益研究机构，成为当地农民了解过去、思考未来的学术空间。农文研组织各类学术活动，也都在以远藤太郎为代表的当地居民主导下开展。比如，1971年与东京教育大学师生进行民具的共同调查，1988年在佐野贤治的提议下召开农村文化讲习会等。农文研还出版自己的学术杂志《农村文化》，从1976年到1985年共发行27期。

其次，外来研究者在参与研究所的事务时处于协助位置。他们参与该所的调查，为该所的发展提出建议，但都是协助而不主导。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民俗学界开始重视物质文化研究，大批学者和学生投身民具调查活动。那时，民俗学者佐野贤治在山形县调查民具，他寻访到远藤太郎开设的民具馆，并与远藤结识。当时，日本农村正在经历快速的城市化，大量民具被农民遗弃，因此民具的收集工作并不容易。但远藤民具馆的藏品数量之多，种类之全，让佐野十分惊喜。1971年，佐野正式向远藤提议，希望协助远藤系统整理这批民具。在获得远藤的同意后，佐野便利用每年寒暑假，与东京教育大学的学生一起到米泽整理民具。他们与当地居民同住同行，跟当地居民一起在远藤民具馆进行民具的归档、制图和整理。经过3年整理，在佐野团队、远藤太郎以及当地居民的共同努力下，民具馆的藏品基本整理完毕。此外，一些企业及社会组织资助了农文研的学术活动，它们虽然对资助成果的社会影响有所要求，但并不干涉农文研独立策划、组织和开展调查研究。

最后，农文研建立了一个当地居民与外来研究者深度合作和对话的平台。早在1960年，远藤太郎便组织当地年轻人与东京都立大学社会问题研究所的师生开展共同调查。1971年开始，佐野贤治团队与当地居民紧密合作，开展了民具的调查、记录和保存工作。1988年，旨在促进当地居民与外来研究者进行学术对话的平台—“第一届农村文化讲习会”成功召开。与官方的研究所不同，农文研是民间组织，由当地农民主导，实现了当地居民与外来研究者的深度合作，解决了当地居民缺乏专业研究能力以及外来研究者缺乏本地视角的问题。当然，农文研的设立与远藤太郎、佐野贤治两位核心人物的努力密不可分。没有远藤振兴当地文化的志向，没有佐野扎根当地的信念，农文研也不会有之后的发展和成绩。在他们的感召下，大批当地居民、大学生以及大学学者加入进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支撑起农文研的学术活动。

综上所述，农文研在挖掘地方性知识的实践中重视当地居民的主导性，充分利用外来研究者及社会资源的支持，建立起当地居民与外来研究者深度合作和对话的平台，从而达到保护传承地方性知识，实现当地文化自立的目的。接下来，笔者将从地方性知识的调查与研究、保存以及应用三个方面介绍农文研的实践经验。

农村文化研究所的主要工作是对地方性知识的调查与研究，其特点在于当地居民的主动参与，以及当地居民与外来学者的深度合作。由于该所由当地居民创立，并且服务当地，因此当地居民对该所有着极强的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会积极主动地参与、配合该所的调查研究工作。比如，佐野贤治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民具调查，就得到当地农民的大力支持。他们不仅主动捐出家里的老式农具，还将自己改良、发明的农具也捐赠给农文研。佐野团队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将民具归类摆放，并给每件民具拍照、制图、制作民具信息卡片。卡片上详细记录民具的名称、使用方法、使用年代、制作方法、制作年代、材料、保管场所等信息。他们将卡片分类归档，制成保存用的民具台账。这些台账详细记录着民具的分类以及民具信息的采集过程和方法，是我们了解日本民具研究黎明期的珍贵资料。为了让佐野团队的研究人员了解农具的制作、使用方法，当地居民不但亲自演示民具的使用方法，还参与到民具的制图、归档以及民具信息卡片的记录工作中。

农村文化研究所虽然规模并不大，但由于参与的研究者众多，研究业绩非常突出。该所定期发行多种学术刊物，如所刊《农村文化》、馆刊《我乐苦多》、研究纪要《农村文化论集》，还出版不少专著，如农民诗人的歌集《岛贯广吉歌集》《置赐的民众生活》《小国民俗风土记》等。其中，该所在财团资助下撰写的《从小字地名分析农村社会空间：米泽市六乡地区事例研究》一书还获得高级别奖项。

从1988年开始，农文研为将研究成果回馈当地居民，每年夏天都在当地的米泽市博物馆举办一次“农村文化研讨会”，从民俗学角度探讨当地存在的各种问题。研讨会一般在8月第一个周末的下午1点开始，由主旨讲演、座谈会、恳谈晚宴三部分组成。主旨讲演的主题由当地居民与学者共同商议确定，讲演人由学者担任。座谈会由学者与当地的地方知识分子进行对谈，当地居民参与。恳谈晚宴则是大家总结会议、加深感情的最佳场合。研讨会探讨当地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内容涉及民间故事、民具、民间信仰、自然与人的关系、乡土教育、村落发展、文化认同以及世界观，并在近几年开始尝试国际化。

研讨会每年有近100名参会者，大部分为当地居民，身份包括学者、博物馆学艺员、农民、手工艺者、商人、普通市民等各类人群。每年的座谈会上，登台学者会与当地居民就研讨主题展开对话。

农村文化研究所附设两个资料馆：置赐民俗资料馆和战争资料馆。与官方的米泽市博物馆不同，上述两馆虽然也属于地方博物馆，但由于其运营、管理、藏品收集等工作都是由当地居民负责的，因此被当地居民视为自家的博物馆。农文研的工作人员在调查和收集资料时，当地居民会积极主动地捐出家里的珍贵资料。与此同时，两个馆在专业学者的协助下实现地方博物馆的藏品档案化以及实物展示的基本功能。

置赐民俗资料馆的前身是1967年远藤太郎出资开设的民具馆“我乐苦多馆”，1976年改为现名，并作为农文研的附属设施向公众开放。资料馆设室内展厅4间，室外展厅1处，附设乡土史料室1间，藏品数万件。室内展厅主要陈设当地自江户时代至昭和时代15的生产、生活民具，与山岳信仰有关的宗教用具，乡土工艺品等。室外展厅陈设着当地居民登拜山岳时使用的建筑“行屋”。1997年，置赐山岳登拜习俗用具及行屋因其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被指定为“国家级有形民俗文化遗产”。乡土史料室收藏当地的乡土史、志类文献，传说、民间故事类口述资料以及“原方刺子绣”等当地的工艺技术资料。

置赐山岳登拜习俗用具及行屋包括用具830件，行屋建筑3栋，以及山岳登拜习俗的记录文书14件，是研究米泽盆地、置赐地区山岳信仰的珍贵资料。当地居民信仰本地的出羽三山、饭丰山，男子13～15岁时有登拜饭丰山的成人礼俗，他们在村口一间两三平方米的“行屋”里经过一至两周的沐浴斋戒生活后，一个人身着白衣，携带登拜用具走向饭丰山深处。一路风餐露宿，参拜神社，3年后从山上回到村里。该礼俗从古代一直持续到大正时代。上述资料从20世纪40年代由远藤太郎开始收集并保存，之后佐野团队参与整理研究，撰写多篇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最终获得国家认可，成为代表日本的国家级有形民俗文化遗产。

战争资料馆是基于反战和平目的开设的一家收藏、保存置赐地区战争资料的农文研附属机构。2015年8月2日正式向公众开放。该馆收藏、展示米泽出身士兵的行军手册、军服、行李箱等实物，1937年淞沪会战的照片，秘密警察“特高警察”18讲义，以及行军日记、士兵家书等文献资料。其中，行军日记和士兵家书记录了士兵及其家人厌恶战争、渴望早日回家的细节，是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反战民众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上述资料大部分由当地居民捐献，少部分由农文研征集购买。

农村文化研究所在调查和保存地方性知识的同时，也在应用地方性知识。虽然该所调查的案例多达几十个，但实际应用的案例并不多。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当属“成岛烧”“米泽织”“槐木雕”“东光酒”以及“原方刺子绣”。“原方刺子绣”是日本地方上的传统缝制技术，原来并无名气，但在农文研的发掘和运作下逐渐成为享誉日本的传统手工艺，社会推广十分成功。下面笔者以“原方刺子绣”为例，介绍该所在应用地方性知识方面的经验。

“原方刺子绣”中“原方”一词，源于日文“原方众”，指江户时代米泽藩下级武士的妻子结成的群体组织。刺子绣是一种传统的手工缝制技艺，在缝补衣服时增加织物的耐用性和保温性，同时绣上简单的几何图案做装饰。这种技术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具有古朴风格的织绣流派，以简洁的方式展现审美追求。远藤纪与子作为“原方刺子绣”的传承人，出生在日本山形县米泽市，嫁人后学习“原方刺子绣”，此后一直从事这份工作，成为“原方刺子绣”第一人。

20世纪90年代，农村文化研究所正式开始“原方刺子绣”技术的收集和调查工作。在与远藤纪与子长期的合作中，农文研不但记录和保存了“原方刺子绣”的珍贵技术资料，还协助远藤纪与子积极推广和传承该项技术。比如，在农文研协助下，远藤纪与子在日本各地举办个人刺子绣作品巡回展以及刺子绣讲习会。由于反响良好，这两项活动甚至举办到美国、意大利和比利时。2000年，农文研协助远藤纪与子在米泽市创立个人工作室“刺子绣工坊创匠庵”，专门展示、销售她的“原方刺子绣”作品。此外，农文研牵头让远藤纪与子走进当地中小学课堂，向中小学生讲授“原方刺子绣”的传统技术。2018年，农文研与远藤纪与子合作，在其个人工作室开设“米泽传承馆”，向更多的原方刺子绣爱好者亲授技术。2020年，新冠病毒在日本流行期间，农文研还协助远藤纪与子使用互联网技术向山形大学的学生开展线上授课。

与此同时，农文研还积极帮助远藤纪与子和她的“原方刺子绣”开拓学术影响力。2018年，农文研在财团的资助下，拍摄远藤纪与子“原方刺子绣”影像资料，并制成DVD保存和销售。2020年2月，农文研研究员阿部宇洋与远藤纪与子共同编写出版《米泽市传统技术“原方刺子绣”的详细记录与图案研究》一书，收录论文3篇，“原方刺子绣”图案及技术说明共58个。为了将“原方刺子绣”介绍给更多的学术界同仁，农文研所长佐野贤治邀请远藤纪与子参加2016年8月召开的第29届农村文化研讨会，发表题为“半农半武的骄傲：原方刺子绣”报告。2018年7月，佐野邀请远藤纪与子来到神奈川大学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在第22回常民文化研究讲座上以“原方刺子绣的世界：针针入情”为题，与众多与会学者分享“原方刺子绣”的历史与传承。在农文研与远藤纪与子的共同努力下，“原方刺子绣”得到日本社会的关注。

“原方刺子绣”原本是米泽当地一项濒于消失的地方性知识，但在农文研的努力下，不但被成功抢救与保存，而且通过作品巡回展、讲习会、学校课堂教授、学术交流与出版等形式得到多方面应用。通过这些活动，该项技术的社会影响力得到极大提升。如今，“原方刺子绣”不仅代表米泽市的地方性知识，更走向日本全国，甚至成为日本代表性传统文化。

眼下，中国学界正处于对地方性知识的挖掘阶段，各地的实践存在重调查研究轻应用的现象。笔者认为，地方性知识的挖掘，不应以调查研究后的理论认知为终点，而应让其回到社会应用的实践之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农村文化研究所在挖掘地方性知识的实践中，形成了调查研究、保存与应用一体化的实践体系。在实践过程中，该所坚持由当地居民主导，凭借外来研究者及社会资源的协助，建立起当地居民与外来研究者深度合作和对话的平台，从而实现对地方性知识的保护传承，有效推动当地文化的自立。农文研由当地居民创办，旨在服务当地居民，是当地居民自己的研究所。该所的定位激发了当地居民参与调查研究的主动性，也唤起当地居民的自豪感，促进当地形成浓厚的文化自觉氛围。农文研的实践，解决了当地居民缺乏专业研究能力以及研究者缺乏本地视角的问题，有效地保证了地方性知识的调查、保存与应用工作的开展，也为我国各地的实践提供了有益参考。

当然，农文研与日本其他地区的公益性研究组织相似，也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研究设施老化，运营资金缺乏。由于农文研是当地农民自己开设的研究机构，其运营经费由农民自己承担，缺乏政府的投入。虽然近几年研究所申请到一些财团的资助，但杯水车薪，这些经费仅能满足单个研究项目的运行，却难以维持整个研究所的设备更新和运营。其次是缺少常驻的地方研究人员。日本地方的高龄少子化情况本就严重，加上地方人才大多选择在东京、大阪就业，因此地方上急缺常驻的研究人员。最后是发展方向模糊。农文研在国有化与民营化之间不断摇摆。由于缺少运营资金，研究所内部曾提出国有化的建议，将农文研交由米泽市博物馆管理，由米泽市划拨经费。但国有化容易造成官方主导，导致当地居民参与调查研究的主动性降低甚至消失，“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问题难以解决。这些问题有待于学者同仁未来进一步的观察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