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蕴宜]晚清民国潮州扇的地域文化特征探析

潮州扇是中国扇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颇具地域特色的类别，因晚清民国时期汕头蓬洲地区大量制作销售而得名。潮州扇以使用细线缠绑数十根细竹丝、形成便于拢风的内兜状扇面，扇面裱绢后多由民间画师绘人物故事图，且正面一侧边缘贴红色印款为主要特征。潮州扇不仅在本地广泛使用，更远销海内外各地。在一些文艺作品中潮州扇衍生为官僚与纨绔子弟的形象符号。与同时期其他扇类和后续相似扇类进行对比，可以进一步明晰潮州扇蕴含的独特地域文化因素及其背后的传承与创新。

潮州扇 工艺 纹饰 

款识 销售

中国扇应用广泛、形制丰富，不仅生风祛暑、障面避尘，更与书画、雕刻、织绣等不同技艺结合，成为实用性与艺术性兼备的民俗用品和礼仪用具。潮州扇作为中国扇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颇具特色的类别，流行于晚清民国时期，根据生产地而命名—潮汕以外地区统称其为“潮州扇”或“潮扇”，潮汕本地则根据汕头蓬洲这一具体产地而大多称之为“蓬洲扇”。此外，因内兜状扇面又被称作“鸭脚扇”或“鲎壳扇”。

目前，关于潮州扇的研究仅见于晚清以来部分扇类专书的简略介绍，近年来汕头学者对潮州扇演变历程进行了梳理，更为深入的研究尚较欠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潮州府志》《澄海县志》等地方志主要编纂于清早中期，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才重修新的地方志，与潮州扇的流行时段刚好错开，因此晚清以来地方志作品中缺乏关于潮州扇的官方记载。

二是潮州扇材质脆弱易损，现存少量清宫旧藏（现存于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台湾历史博物馆）、本地馆藏（现存于广东省博物馆、汕头市博物馆、广州十三行博物馆、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等馆）、国内外其他馆藏（如安徽博物院、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等）以及私人收藏，笔者目前所搜集的公开资料总数仅百余把，且定名也不一致，混杂于“团扇”“纨扇”“宫扇”类别中，甚至部分还被误认为其他地区扇类，因而全面掌握实物资料的难度较大。

三是如今潮汕地区已不再制作潮州扇，故而难以通过非遗技艺对其进行复原研究与传承保护。

有鉴于此，本文结合现有文献、实物、照片等资料，从制作工艺、扇面内容、款识包装、销售使用、文化延伸五个方面阐明潮州扇的基本情况，并与同时期其他扇类和后续相似扇类进行对比，从而总结其地域文化特征，以期更加充分认识潮州扇在中国扇文化发展历程上的历史、艺术和文化价值。

从扇体选材和造型设计开始，潮州扇的制作就与潮汕地区的地理环境有密切联系。一方面，潮汕地区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当地多产竹，丰富易得的竹资源成为制作纳凉工具的重要原材料，加之当地成熟的竹编工艺，以竹制扇并非难事，成本也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当地夏季高温多雨，相较于折扇、团扇等平面扇类而言，将扇面制成内兜近鸭脚状有利于带动更大范围的空气流动，从而达到更好的散热消暑效果。

清道光至光绪时期，王廷鼎所著《杖扇新录》已提及潮州鸭脚扇：“近复有一种，制自粤东，其柄用管不用片，以外国布纸粘之，有雪白、蜜黄两色，形如掌扇而微凹，轻如一羽，风倍常扇，其上画人物山水，工细绝伦。”民国时期，白文贵在《蕉窗话扇》中的记载与之相近：“潮州扇产自粤之潮州，故名。其制下用竹作半圆X形，上用极细竹篾作筋，表里张绢，上端袤平，微向前曲，柄用竹或兽骨、象牙等为之，上绘人物，颇工细。多为列国等故事。”基于以上描述，结合现存实物，可知潮州扇的结构与制作工艺，如图一所示。

扇柄，材质包括象牙、骨、竹、木、虬角等，长10余厘米，大多光素，下端多穿小孔系丝质绳结。

扇框，用较粗的竹条穿过扇柄上端穿孔，弯曲形成宽U字形的下半部分边框，并用细线套住固定。

扇骨，劈竹片为细丝，以60枝左右的细竹丝为扇骨，在扇骨下端与扇柄的连接处绑细线固定，再用细线于扇骨下部、中部偏下、中部、中部偏上以及边缘等位置分别逐根缠绕细竹丝与两侧扇框，令扇骨均匀分布并形成内兜曲面，再通过调整细竹丝长度及位置确定扇面的外缘形状。扇面长20～30厘米，宽20余厘米。多为较圆宽的鸭脚形，亦有瘦长的芭蕉形等形状。

扇面，两面裱绢、纱、纸等轻薄材料，并使之完全贴合扇骨。

边缘，使用绢锦或纸包裹扇的上半部分边缘，以固定扇骨末端位置，髹黑漆；下半部分扇框同样包边髹黑漆，扇骨下端与扇柄之固定处也用黑漆饰如意云头纹美化，以增加其耐用性和弱化固定处密集的绑缚痕迹。

潮州扇的独特之处不仅体现在精巧的扇体制作工艺上，小小扇面亦大有天地。潮州扇面的绘制离不开潮汕地区浓厚的书画文化氛围与优秀的工艺美术创作环境。《近现代潮汕工艺美术》论及：“清康熙以后，潮汕书画艺术日呈活跃，画坊书室林立，从事书画者不断增多，他们除了一部分是文人雅士，或名流贤才，不少都是以创作、出售字画取得生活来源的民间画师。”同时，他们还是“从事民间工艺的多面手”，既善于刺绣和制作彩绘潮瓷、彩扎花灯，又是画鲎壳扇的能手。

此类由民间画师依据母本批量绘制的潮州扇，扇面绘画技法相近，工笔画风格显著，扇面题材主要为民间传说及各类庭院人物故事，与潮州书画、瓷器、刺绣等作品均有一定的相似性。潮州扇所绘图案常布满整个扇面，展现多位人物形象，人物的服饰、五官、动作及建筑、摆设、树木、流水等背景精细生动。例如，1873年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中方展品目录中所列，汕头海关送展的物品就包括蓬洲扇，并介绍了4种扇面的图案和故事梗概—《杭州西湖志》（即《白蛇传》）《八仙闹东海》《王母蟠桃》《天台遇仙》（即《刘阮入天台》）。安徽博物院有一把潮州扇（图 二），扇面图案为白蛇传故事中的水漫金山场景。此外，潮州扇实物不乏“刘海戏金蟾”“空城计”（图三）“唐明皇游月宫”（图四）“郭子仪拜寿”“西厢记”等题材，文献记载中还有“十八学士”“春夜宴桃李园”“竹林七贤”“五百罗汉”和《水浒传》《红楼梦》等题材，以及“加官晋爵”“财源辐辏”“天官赐福”“五子登科”一类吉祥画。

除了由民间画师绘制的潮州扇外，亦有少量由名家创作的潮州扇作品。这类扇与前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其题材更为广泛，书法、绘画、拓印通常只集中分布于扇面中央，并无前者图案之繁密，此外还常有题款，如汕头市博物馆藏“山水图潮州扇”扇面便出自潮籍画家十万山人孙星阁的手笔。民国澄海学者高伯雨在其《听雨楼随笔》中提到，“蓬洲扇是潮州的特产，其形如蚬壳而修长，上部和中部稍弯下来，作书画画都不容易下笔，比折扇更难。清代末年以至民国十年以前，极为流行，士大夫几乎人手一把。一个书画家如无相当造诣，见到蓬洲扇往往要藏拙，不敢下笔的”，并赞誉好友姚鹤巢是绘扇高手，对其所绘的“豹子头风雪山神庙图扇”爱不释手。包铭新在《纨扇美人》中称：“（潮州扇）多单面或双面绘图，另面亦间有书法者，其中工匠所为居多，但诸如孙雪泥、贺天健、马企周和钱瘦铁这样的名家亦偶一为之。”此外，潮州扇扇面还可作为金石学家传拓的载体，如郑孝胥在1906年8月1日的日记中记述：“午桥（端方）遗潮州扇，拓所得埃及造像，甚妙。”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潮州扇都有格式统一的款识，以表明商品属性—扇子正面一侧（多为左侧）边缘贴一张约1×0．5平方厘米的纸片，上盖红色印款。目前最常见的款识是“萧和记”，在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等国有博物馆及民间收藏中皆有发现，此外还有“明丽斋”“郭和珍”“艾荣昌”“仁风斋”“杨仁开选庄”等款识，以及“□成”“□成记”“□明□”“黄□”等因纸片残损而未能完全识读的款识。民国时期北京民俗学者金受申在其《立言画刊》“北京通”专栏系列文章中也提到两个款识：“潮州扇面裱糊精细工致，重在画工，有‘名利斋’‘名本斋’所画最有名，绝不是杨柳青画工所能及的。”

在满布图案的扇面上，款识纸片直接覆盖于图案上方，说明贴款时间在绘制时间之后。在具有文人风格书画、拓印的扇面边缘，也能看到此类款识，不同于扇面中央的书写题款，说明当时店铺亦售空白扇面的潮州扇，供文人创作。《蓬洲村》一书提及：“据一些田野碑刻资料显示，在民国之前，的确有不少蓬洲姓氏从事蓬洲扇的经营，如城西吴氏、城南庄氏等。另外，还有一些姓氏，则只从事其中的单一工序。”这说明潮州扇的款识，来自一些已实现专业化分工、批量化生产、推广性销售的店铺。

一个难得的发现是潮州扇包装所指向的代理销售现象与流转轨迹—故宫博物院所藏“绢画人物图面象牙柄潮州扇”，不仅贴着红色“萧和记”印款，还附有原包装纸套，上印“五坑瓦号时款雅扇”“铺在粤东省城高第街开张”的店铺名称和地址信息（图五）。倘若“萧和记”为制扇店铺，则“五坑瓦号”便是广州代理销售店铺。1913年广东籍华侨黄金在美国旧金山出版的商业通讯录《万国寄信便览》中，同样能找到“五坑瓦”扇店及其地址在“207GoTaiSt”的记录（图六），说明该扇店自晚清一直运营至民国时期。

（一）以汕头为中心的闽粤地区

民族实业家荣德生早年随其父从上海到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帮理账务，在其自述中提到潮州扇在汕头的售卖及价格：“（清光绪十九年）过汕头，上岸游览，天热与上海不同。买潮扇、夏布······扇子二三角，牙柄细极，彼时物价至贱。”可见，潮州扇在当地价格实惠，使用自当十分广泛。

清末广州汉军副都统果尔敏在其所作竹枝词中如此描述本地人的形象：“土人爱著薯莨绸，赤足街头汗漫游。脖上横缠粗辫子，手挥雅扇细潮州。”最后一句所言之物即潮州扇。晚清民国老照片（图七、图八）与民俗史料中也能发现不少挥持潮州扇的身影，如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藏两张老汕头合影照，照片中的天主教传教士和基督教会主办的汕头女子学校教员便持潮州扇。潮州扇已然成为“象征儒雅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以至于努力寻求基督教中国化的西方基督教人士，也入乡随俗地把‘鲎壳扇’作为将其自身打扮成地方人士所认同的‘先生’‘文士’等具有文化正统性的社会形象的‘行头’之一”。再者，清末民国时期福建福鼎溪岗地区举办的城隍出巡活动中常有溪岗戏表演，城隍出巡活动中的高矮爷在街上玩追人游戏，其中高爷的形象为“手执一把潮州扇，身穿白绸长衫，长衫腹部处开个口作为视眼，身高八尺许，摇着扇子，慢悠悠地走着‘之’字步”，足见潮州扇亦融入民俗活动中。

（二）东南亚华人社会

潮汕侨商下南洋后，也将潮州扇带出埠。《西行逐日记》记录了叶夏声于1934年自广州赴欧美考察途中的所见所闻。1934年12月19日船行至马来西亚槟城，叶夏声记述道：“华人铺户多售苏杭杂货，广东茶居，与潮州糕饼，百珍酸果，潮州扇，鹅毛扇，葵心扇，白纸折扇之属，皆所以应热地要求。”可见热带地区对潮州扇的需求量较国内有增无减。

（三）长三角地区

潮州扇在长三角地区同样广受欢迎。根据1900年日本驻杭领事馆在《官报》发表的《清国杭州扇子商况》报告，杭州市面所见的潮扇产地为广东，价格在三十仙至两元之间。《施公案》第四七四至四七八回中的故事情节提到：“（安徽萧县仇瑶）闻得广东潮扇颇为获利，便自凑集些资本，预备贩买回来，转卖各户。”虽为小说内容，但能直接提到潮州扇，可见其知名度和影响力之大。民国时期，报纸还可以见到关于潮州扇的介绍和广告，如《上海报》如此描述潮州扇：“人物愈多则价值愈昂，一扇之值，多者至十余金。”《申报》则常见潮扇的广告，当中提到“新制虬角柄潮州扇”在上海四马路玉声堂、二马路九华堂、苏州元妙观前苏九华等扇庄有售（图十）。

（四）晚期宫廷

在种类繁多的清宫用扇中，广东特产不仅包括芭蕉扇和牙丝扇，潮州扇也是一类。上文提到的故宫所藏“绢画人物图面象牙柄潮州扇”，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清晚期宫廷无力独自承担扇品制作，唯有从专业扇店购置的窘境，这与清宫所藏部分折扇同样带有店号款识的情况一致。1959年，朱家溍基于清宫档案资料为坤宁宫布置复原陈列，发现坤宁宫东暖阁陈设档和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报告均显示东暖阁“案下的潮州扇、玻璃四方容镜、雕漆痰盒、竹帚以及墙上挂的钥匙口袋，自道光至宣统，一直是这些摆设”，表明潮州扇确实用于宫中日常生活。此外，一些清代官员的生活留影中同样也能发现潮州扇。

（五）四川地区

潮扇还传播并影响到四川地区。现代《德阳县志》记载：“光绪年间，德阳李宝成根据广东潮州扇加以改进，制成德阳潮扇。以根细如棕毛的竹丝缠制成椭圆形扇状，配以兽骨或竹管制作的扇把，扇面上绘山水、花卉、虫鸟、仕女图画，工艺考究，制作精细，既是工艺品，又是日用品。民国三十五年为极盛期。”民国《金堂县续志》也提及：“扇科。仿制潮扇，分特别、普通两等。”潮州扇之所以能够在四川盛行并衍生出德阳潮扇（图十一），不仅因为四川拥有丰富的竹、骨等原材料资源，还因抗战期间众多书画名家内迁至西南并被扇庄老板聘请从事制扇，从而大大提升了德阳潮扇的艺术价值，因此其生产和销量也十分可观。从李约瑟在重庆拍摄的照片（图九）中可以看到，重庆英使馆中文部主任王云槐妻子手上拿着的即是德阳潮扇。

（六）晚清国际博览会

在中国参与国际性博览会的过程中，潮州扇作为广东的一张特色名片，也频频亮相世界舞台。除了前文提到的1873年维也纳世界博览会外，光绪九年（1883）在荷兰举办的荷国都城炫奇会上，中国选送的物产就包括“汕头蓬州竹制纱扇”。宣统二年（1910），在清政府举办的南洋第一次劝业会上，潮州府上官荣制作的蓬洲扇获得三等奖。

潮州扇在生产之初以及本地使用时并无特定性 别与阶层指向，随着潮州扇销往更远地区，其本身的 制作成本附加运输、宣传、销售等环节的成本使其 价格进一步上涨，拥有潮州扇的主体人群集中于大 户之中。因此，基于潮州扇鲜明的造型特征，文艺作 品逐渐将其与官僚、纨绔子弟的形象画上等号，成为 公式化的表现符号之一。

例如，晚清文学家李伯元在其所著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第六回中如此描述抚院出场：“抚院带着一副墨晶眼镜，一手绺着胡子，一手扇着一把潮州扇，前呼后拥，好不威武。”又如清末上海《神州画报》刊登的一幅名为《斯文败类》的连环画，并配以文字说明：“广东南海监生陶枢，尝冒充职官行骗，受其害者甚多。日前破案，拘经张令判押出头门罚跪两日，以示惩儆。该犯身着官纱长衫，手摇牙柄潮扇，实为斯文之败类也。”即便刻画的是罪犯正在下跪受罚的场景，也要让其手持潮州扇，透露出作者的感情色彩。晚清小说《小额》中对潮州扇元素的运用亦复如是，主人公“穿的是汤绸大衫儿，夹纱坎肩儿，二钮儿上挂着伽蓝香的十八子儿，摇着一把潮州扇儿，翡翠的搬指儿，四镶云儿紫宁绸的蝠子履鞋，蛋青串绸的套裤，打着把旱伞”。

下表将潮州扇与同时期其他常见扇类、晚期其他地区相近扇类进行对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其区别，减少错认的情况，从中亦可见潮州扇在中国扇文化发展历程中的地位。

团扇与折扇起源早、产地多、传播广，清代仍十分盛行，深刻影响着潮州扇的生产制作。首先，潮州扇的用材都能从团扇和折扇中找到。其次，潮州扇扇柄，无论从材质、造型，抑或是末端配饰，都与团扇扇柄高度一致，仅长度及与扇面框架的连接方式不同。再者，清代以前团扇已有弯曲扇面造型，《杖扇新录》单列“鸭脚扇”一节，而后再提“近复有一种，制自粤东”，说明内兜状扇面应为团扇的一种特殊样式，清代将造型相近而工艺不同的成扇独立为一个品类，后因汕头蓬洲地区改进并大量生产，又延伸出新的地域特色扇类。不同的是，虽然潮州扇也有文人创作的扇面，但更大批量还是作为商品销售，因此纹饰的题材和风格相对单一，而团扇和折扇则更多作为文人书画的重要载体。

此外，不妨将潮州扇与同时期两种特色扇类对比。就材质而言，清代竹扇以龚扇最为闻名，虽然同样是以竹为材、劈出细丝，备材技法相通，但潮州扇仅以之为扇骨，龚扇则直接编织形成图案，加工工艺与最终呈现效果甚为不同。就地域而言，广作外销扇与潮州扇虽同属广东地区的畅销商品，但两者具有鲜明的差异。前者以珍贵的材质、高超的技法、绚丽的色彩、繁密的纹饰吸引西方商客，后者则面向华人群体，因此更符合中国传统审美。

纵览中国扇历史发展脉络，在潮州扇发展的稍晚阶段国内出现了几种造型相近的扇类，如德阳潮扇、中源掌扇、官埔油扇等。

德阳潮扇正如前文所述，史料明确记载源头为潮州扇，虽然依旧以竹为骨、以纸为面，但它就地取材，品种已不相同；两者的扇面造型、扇骨数量、细线数量、缠绑位置、纹饰风格和款识等诸多细节亦存在差异。沈阳故宫博物院藏“牙柄绢面画琵琶行图团扇”曾被认为是德阳潮扇，但比较以上要素特征，仍应属于潮州扇。

中源掌扇相传为清光绪二年（1876）乡民胡和邦从宫廷陈设掌扇中获得灵感而创制的适合民间使用的掌扇。尽管目前掌握的早期实物资料较少，但从如今第三代传人所制成扇来看，整体造型和制作工艺均与潮州扇具有较高相似性。与大型掌扇相比，其与潮州扇的关系更为密切，或许其灵感是清宫的潮州扇亦未不可，不过广东与江西毗邻，直接传播的可能性更大。

官埔油扇扇面同样弯曲内凹，与潮州扇的工艺差别在于，一方面扇柄选用较粗的竹管，上端直接劈丝，与潮州扇柄骨分离的形式不同，更接近于《杖扇新录》所载原始鸭脚扇“以竹片长尺余，三分之留一以为柄，劈为二，薄而密作数十片，以细线编之如帚”的做法；另一方面是官埔油扇直接在扇柄与扇骨的连接处弯曲，与潮州扇在扇骨末端弯曲不同，使得整体形状更类似于内凹版葵扇，如此操作在细线缠绑扇骨环节可以省去调整曲面的工夫。可见，在中国扇相对统一的文化背景与工艺框架下，不同地域在制扇时也融入了各地偏好。

中国古代的扇子种类丰富，潮州扇之所以能够获此专名，一方面是因其精湛的工艺和品质—以竹为材，形似鸭掌；工笔风格，扇面精美；另一方面则是得益于广泛的传播和使用—贴款包装，广而告之；面向华人，行销中外；由此共同组成了潮州扇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从更深层次来看，潮州扇是充分利用潮汕地区物产、工艺与文化等资源进行创新创造的产物，也是当地手工业的名产和名片。在潮州扇不再制作、逐渐被遗忘的当下，唯有不断深入研究，还原潮州扇历史本貌，才能在尽可能全面地把握其地域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将更多仅存的潮州扇实物辨别出来，加以保护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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