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易扉]文化空间与时间中的声望生产

人类学者与民俗学者通常重视人类社会中的交换行为研究。社会交换理论普遍将人类社会互动视为一种资源交换过程，这些交换资源包括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由于物是人的社会属性的延伸，因此通过物质文化可以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交换活动作为人类社会之网的主要行为，使得交换理论成为人类学与民俗学的核心论题之一。20世纪60年代，社会交换理论在西方社会学界逐渐受到关注。代表现代社会交换理论的学者主要包括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彼得·布劳（Peter Blau）与理查德·爱默森（Richard Emerson），他们在研究交换行为时各有侧重。霍曼斯将心理因素纳入社会交换研究，突出人的主体性。爱默森关注交换的技术层面，并提出了五种交换网络类型。布劳则从社会结构整体出发，既关注组织间的资源交换，又重视社会交换中的公平性与不平等性。此外，人类学关于社会交换理论的研究历史悠久，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早在其经典著作《礼物》中，就提出了系统的社会交换理论。此后的人类学者对社会交换理论更是做出了新的研究，他们运用象征人类学的方法并将现象学引入人类学分析，复兴并审视了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及物质文化理论。如南希·穆恩（Nancy Munn）通过人类学、民俗学与符号学的跨学科研究，对加万原住民和库拉的民俗研究重新展开田野调查，尤其是对加万人民俗交换方面的关注，成为人类学与民俗学在社会交换理论方面的新进展。上述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物的交换习俗，本文则从人类学方法论出发，集中考据物的交换行为与交换习俗，并思考物在不同时空中的交换与流传目的：通过追踪传统及当代人类学者的社会交换习俗思想史，进而考据物的社会生命史与交换习俗的关系，并以人类学中经典的库拉交换、礼物交换、摩卡交换、园艺交换与宴请行为等为例，论证物在不同文化空间与时间中的流转，认为其最终旨归则是追求社会成员的声望生产。

库拉圈是西太平洋岛屿地区的一种跨部落交换体系。这一体系通过特定的地理圈构成，两种物品在此循环圈内相向交换与流通。一种为红色贝壳连缀而成的项链，另一种为白色贝壳加工而成的臂镯。这些物品沿着既定路径进行流通，因此“库拉”（Kula）系统也被称为“库拉圈”。库拉圈涉及的活动范围广泛，包括贸易、赠礼、仪式与宴请等。库拉圈涵盖新几内亚东南外岛的多个离岛，这些岛屿的交换系统形成了一个涵盖宗教、伦理、经济与政治的完整体系。在库拉体系中，除了交换日常用品gimwali（日用品）之外，还进行Kula（库拉）交换。库拉交换需要举行复杂的程序与仪式。首先，岛民会在岛内积累拟交换的物品，然后建造装饰华丽复杂的独木舟，用于远航至另一个岛屿。到达目的地之后，首先完成日用品的交换，然后进行库拉交换。Soulava（项链）为一种小型红色项链，交换方向由南向西，再由北向东传递。Mwali（臂环）为一种大号白色贝壳臂环，交换方向为由东向北，再由西向南传递。日常用品和库拉的交换通常同时进行，且这两种物品的交换方向是固定的。库拉体系分为内陆性库拉和航海性库拉。船只在库拉出航时装饰华丽，通常使用贝壳并伴以精细的图画和雕刻，船帆则用编织精美的月桃叶装饰。这些船只是为了库拉交易而特别建造的。

库拉交换促进了岛内居民与岛外居民的友好关系。伴随着库拉的流动，日用品也随之流动。库拉交换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满足了日用品交换需求，另一方面通过交换活动对岛民的声望进行分层。随着库拉交换的发生，社会秩序也随之出现分层。例如，威廉·阿尔基尔（William H. Alkire）在《拉莫特雷克环礁：岛际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中记录：“从拉莫特雷克岛（Lamotrek）往萨他瓦尔（Satawal）岛屿间的礼物交换，涉及交换物品的品种有姜黄、鱼枪、醋，2篮面包果，1篮芋头，1瓶醋，2支鱼枪，这一交换活动从2个家族扩展到5个家族。”另外，“从萨它瓦尔岛交换至拉莫特雷克岛的特殊物品有烟草，交换物品中含有50个椰子、50磅米、1箱火材、3磅烟草、10个鱼钩、1只猪、8码布、2只鸡、1只狗。这一交换活动从7个家族扩展到8个家族”。通过这些物品交换，可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中的交换活动状况，尤其是两个小岛间所交换的特殊物品：从拉莫特雷克岛交换至萨它瓦尔岛的特殊物品为烟草，而从萨它瓦尔交换至拉莫特雷克岛的特殊物品则是姜黄——会被当地居民作为化妆品使用。

库拉交换成为区分阶层与声望的交换活动。库拉的价值、命名与库拉交换历史密切相关，通常岛民会收有多件库拉，库拉伙伴会用充满“魅惑”的库拉故事，让交换伙伴深信所交换库拉的珍贵性。每件库拉均携带着神话、宗教和巫术色彩，因此具有珍宝的神话色彩。每件库拉均有命名及被传颂的库拉故事，故事越复杂惊险，意味着拥有这件库拉的人声望将越高。在此意义上，库拉成为区分阶层与权威的象征之物。例如，酋长通常拥有最高声望的库拉珍宝，并负责组织岛屿间的库拉交换。

在人类学与民俗学者眼中，礼物交换会产生象征价值，由此物从“物”的身份转换为声望象征，从而转换成非同一般的特殊之“物”。这一过程伴随着物的“特殊化”（singularization）与“神圣化”，因此物的交换过程实质上成为声望与象征价值的生产过程。

马塞尔·莫斯从社会整体性角度切入礼物交换行为研究。莫斯在其研究中提出了整体性社会的观点，认为各类社会事务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因此在研究一种制度时，须将其纳入社会整体中进行观察。在莫斯的礼物研究中，他强调了社会现象的整体性特征，认为早期社会交换形式属于社会整体性活动，礼物馈赠是社会整体交换体系的一部分，而非单纯的个人交换行为。在此基础之上，莫斯提出了礼物的社会交换理论。他认为，礼物赠予并非单一的社会现象，还与神话、美学、道德、宗教、经济及法律等因素相关。而这些因素受制于一个共同原则，即“总体呈献体系”，“总体社会现实”则是这一概念的基础。莫斯从礼物研究中提出礼物交换理论，视其为维系集体与个人关系的一种基本形式。此外，他还讨论了礼物与神圣性之间的关系，阐释了社会秩序与神圣力量之间的关联。莫斯认为，特殊的献礼是人与神之间的联系途径，因此他认为礼物携带着“神圣性”。这种神圣性源于一种行为与制度，他称之为“总体呈献”（total prestations）。通过礼物交换，人们认识到总体社会事实（total social fact），并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履约关系。因此，人与物之间获得一种“混融”关系。对此，莫斯写道：“人们将灵性融于物，亦将物融于灵性。人与物的生活彼此相融，在此过程中，本已分离的人与物走出各自的领地而获得混融，这就是契约与交换。”关于“声望”，莫斯在其礼物研究中以印度古典法规“檀施”（danadharma）为例，认为“巫术把它真实的权威和效应付诸他们的实践活动”，会带给呈献者相应价值的回报。因此对于呈献者而言，给予是带来丰厚回报与获得声望的行为。

人类学者与民俗学者从不同取向切入物的交换行为研究。阿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对物的讨论别有洞见，认为礼物与商品并非二分关系；物的“商品化”（Commoditization）与物的“特殊化”也并非对立关系，而是一种联结关系。他指出，“物的特殊化过程又会重新商品化，故没有完全的商品化或完全去商品化的物”。关于物的特殊化，安妮特·韦娜（Annette Weiner）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考察了马林诺夫基斯（Bronislaw Malinowski）的特罗布里恩德岛（Trobriand）研究。她在《不可让渡的财产》中提出了“不可让渡之物”的概念，指出原住民可通过物的不可让渡性来确认与祖先的关联。物的不可让渡性被赋予一种永恒的想象价值，并被赋予所有权与神圣意义。韦娜与简·施耐德（Jane Schneider）在合编的《布与人类的经验》中，讨论了物与人的关系，研究了服饰在政治与社会层面上的意义与转化。布从制作、穿戴到销毁的社会生命史，象征着循环、再生与衰败的生命历程，以及生与死、现在与过去、祖先权威与当代政治权力的联系。莫里斯·古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的《礼物之谜》讨论了物的神圣性，以印第安部落的神圣之物为例证，提出了“不可交换之物的神圣性”问题。这类部落的神圣之物并非普通之物，而是社会政治与宗教的体现；既不是作为礼物之物，也不是作为商品之物。这类物属于不可让渡之物，即确认氏族身份的本质之物。“拥有这些神圣之物的人，就可以掌握力量。”因此，神圣之物是一种携带力量之物，构成宇宙与社会秩序的基础，并形成一种隐形的“不可见”的社会现实。

人类学者通常延续马林诺夫斯基的库拉交换研究，他们基于加万库拉交换活动，对交换理论提出了新的见解。加万是西太平洋库拉圈中的一座小岛，曾是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地点，他对此做出了早期经典研究。加万库拉是一种社会交换行为活动，涉及物质世界与象征价值的意义交换，且关涉“交换”与“神圣性”的关系问题。通过分析加万库拉，可观察库拉交换所引发的交换行动，以及这种行为在时空中所带来的社会事实。在《加万的声望》中，穆恩拓展了马氏的交换行为研究，进而采用象征理论来诠释加万库拉现象。她通过研究加万的“声望”“权力”“物的交换”与“社会生存”之间的关系，探讨象征价值在岛内外社会流动中的隐喻意义。加万岛民借由岛内所拥有的物品，通过岛上农作物及独木舟交易建立起声望并建立与外岛的民间友好关系。因此，通过物的交换所建立的声望，使加万融入一个高度互为依赖的库拉圈并发现社会生存的共有价值。

人类学者对于库拉交换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例如，穆恩于1961年在澳洲国立大学开启人类学研究，也曾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继续人类学研究，此后在芝加哥大学继续延续库拉研究。她通过交换理论与符号学方法研究文化空间与时间。在《加万的声望：马西姆社会价值转换的符号学研究》与《加万库拉：时空界定与声望的符号体系》中，穆恩运用符号象征指出了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她围绕加万库拉的象征体系，分析了马西姆社会价值的转换过程，并验证了声望在社会中的形成与传播过程。在《建构经验中的区域世界：库拉交换、巫术与加万本地事件》一文中，她通过加万库拉、巫术与社会事件，发现马西姆地区的社会经验和世界观是一种互为构建的关系。穆恩主张人类学者应回到加万人的语境中去。在《时间文化人类学批判》中，她从时间文化人类学出发研究原住民的时空观，分析了时间在不同文化中的意义和象征性。此外，在《论卡卢利人的记忆符号构建》中，她发现巴布亚新几内亚卡卢利人通过仪式和象征活动构建集体记忆。卢卡利人生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巴布亚高原南部，具有高地热带雨林地区独有的语言，是博萨维地区（Bosavi）四个非南岛语系语族中人口较多的族群，也是被人类学者和传教士记录较多的一个族群。在《消失的空间：澳大利亚原住民景观图像》中，她发现澳大利亚原住民会通过社会和宗教仪式来定义空间观。穆恩指出，在理解原住民与土地的关系时，应跳脱出西方的空间观和传统理解，回到本土语境中进行解释。在《地点成为过去：十九世纪内战前的纽约时空与记忆》中，穆恩呈现了一个地区在特殊时期所具有的不同城市时空观。这些长时段的研究，推动了人类学交换理论与时空观研究的新进展。

穆恩在《加万库拉：时空控制与影响的符号意义》中提出了“路径”和“偏移”的概念。“路径”指库拉圈中物品流通的相对固定路线，包括岛内与岛外之间贝壳的流通方向，以及一个相对稳定的流通群体。然而，在“路径”之外也同时发生“偏移”现象。由于库拉是一种动态的行动系统，“偏移”指代既定“路径”之外出现的新的流通路径，而新路径的出现常引发连绵的路径再“偏移”。例如，一种贝壳在不同人那里具有不同价值，并因此形成了不同交换关系。因此，库拉圈中的社会成员需不断寻求库拉圈的平衡。通过不断交换贝壳来维持既定“路径”，也需要适应再“偏移”的路径。这既是库拉伙伴对贝壳进行分类的过程，也是赋予贝壳新价值的过程。同时，作为物的贝壳也不断对人的声望与关系进行再界定。

库拉在连绵的“路径”与“偏移”中出现新的声望生产。声望在此作为一种影响力，成为一种象征资本。在岛屿间的契约交换中，物的价值伴随物的流动而流变，物所携带的意义则愈加丰富。物的名称及价值取决于物的交换历史，拥有物的人也因此成为库拉神话的叙事部分，由此物成为人的社会关系延伸。交换行为建立了社会关系，对于社会系统具有非凡的意义。物作为一种沟通与交际语言，通过交换从而最终获取“价值”，并进而形成社会系统中人的阶层与声望分层。

加万社会的园艺交换反映了交换与时空观的关系。加万是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南部的一个小岛，居民极其稀少。加万人的生存依赖于外部岛屿的声望与评价，而这种评价与岛民的行为模式息息相关。岛上的人因社会交换而形成价值形态，以及空间、时间与价值关系网络。穆恩的研究显示，这是“一种价值的图示，用以创造和指示主体间关系”。加万社会的交换行为与文化实践，具有一套价值意义象征体系的形成过程，并成为影响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

加万社会的宴请行为是拓展时空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加万社会中的家庭独自消费模式被认为是消极行为，而男性岛民的宴请行为则被认为是拓展关系的重要方式。这种行为所形成的宴请关系创造了一种时空并为名声建立了基础。家庭关系通过群体之间的通婚和交换来实现，社会交换不仅涉及产品与食物，还有类似独木舟这样的礼物。个体交换产生的名声来自另一个岛上人的评价，因此这种交换被视为扩大了时空关系。故穆恩认为行动者“实际生产了他们自己的时空”。

库拉交换生产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主体时空，连接了岛际间的区域网络，使男性与岛外的陌生人建立起联系与交往。因为库拉在不同的时空中流传，从而使其从受限的地方时空中解放出来。于是，库拉交换便建构了一种主体间的时空。在这种库拉交换关系中，所获得的价值主要通过男性活动来实现，而这种男性活动需以女性活动作为基础。穆恩发现，“借助他者的评价而产生自我，这是价值产生过程中的固有特征”，因此“这种主体间的时空是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时空，是在行动和文化实践过程中所生产的时空”。

加万人通过园艺作物或宴请、庆典等行为实现社会交换，实现了物品在不同时空中的流通。在加万社会中，园艺作物、独木舟或用作库拉的贝壳不仅是交换物品，还作为重要的时空媒介，使得内部时空与岛屿间的库拉得以流通。独木舟本身也可作为礼物，帮助岛民在岛屿之间旅行，从而进入库拉交换循环中。加万人的身体、家庭、性别关系及角色，围绕空间、时间和价值建立起复杂的象征体系。在加万社会中，空间和时间具有多维度的层级，这些层级取决于社会实践的类型。例如，房子和田园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构建，也反映了社会文化实践中的时空关系。田园通常被视为女性的空间，既是家庭食物生产的场所，也涉及园艺产品的交换和分享。这些活动促进了家庭及社区内部的交流和合作。房子的布局反映了家庭成员的地位和角色，以及社会中的传统习俗和惯习。在加万社会中，“身体是一种反映时空的浓缩符号”，在不同的时空与特定领域发生关联并具有性别化特征。家庭内部生产被视为女性空间，而库拉贝壳交换则被视为男性空间。故通过对房子和田园的分析，就可以理解加万社会对空间、时间和社会关系的建构逻辑与过程。

原住民的独有符号可作为祖先空间领地的所有权证据。从人类学者南希·穆恩到罗伯特·莱顿，许多学者都运用符号学或感知人类学开展研究。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莱顿院士，通过符号学分析澳大利亚中部的岩画，从岩画符号中分析原住民的民族象征。他发现，“古老的几千年前，岩画类似原住民的图腾系统”。通过追踪图腾图案的母题，他考证了原住民图案复杂的变迁样式。这些复杂而丰富的岩画，正是澳大利亚中部地区原住民领地归属权的证明。与莱顿教授的观点一致，麦克·史密斯（Michael Smith）教授也通过考古得出相关论证。人类学者霍华德·墨菲（Howard Morphy）研究澳大利亚雍古人（Yolngu）的绘画，从审美人类学角度探讨绘画的线条意义，从闪亮的线条中探讨雍古人闪耀的精神力量。他研究了阿纳姆雍古人的古老传说，发现了画家将神话母题转化为商业绘画形式的方法。墨菲认为：“雍古人的绘画与土地之间具有紧密关联。”欧洲人可以通过这些绘画“理解原住民的空间迁移和生活方式”。此外，约翰·伯恩（John Bern）在其研究中观察到，男性宗教祭祀活动为当地居民最为隆重的仪式。他指出，这些祭祀活动具有特定的知识体系与设计图样，“祭祀仪式往往与祖先领地的迁徙路径相关”。克莱尔·史密斯（Claire Smith）则研究了澳大利亚新的绘画形式，发现原住民符号，从仪式身体图案转向了丙烯纤维板或画布上的绘画。史密斯认为，这种新的绘画方式，拓展了女性群体的性别认同机会，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变迁。从杜尔干、穆恩、莱顿到墨菲，符号系统成为澳大利亚地区人类学研究的有效介质。人类学者通过符号表征分析，认为每个氏族都具有专属的符号，故通过氏族专有符号可确定祖先的空间领地，以及追踪氏族在漫长历史中所经历的迁徙路线。

人类学者还通过符号感知与追溯原住民祖先的时间意识。例如，人类学者詹妮弗·德格（Jennifer Deger）与詹妮弗·比德尔（Jennifer Biddle）就通过影像表征探讨了这一问题。德格研究了澳大利亚北部雍古电影人班甘纳·沃农摩尔 （Bangana Wunungmurra）的作品，比德尔则研究了中部沙漠地区的女性艺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基于此，人类学者弗雷德·迈尔斯（Fred Myers）研究了澳大利亚中部的艺术经济，考察了原住民绘画进入现代画廊的过程，探讨了原住民传统图案与现代绘画的媒介关系。迈尔斯认为，这种艺术现象是“文化复兴的象征”。原住民图案的象征性与叙事情节之间，具有历史关联与专属编码意义。德格指出，单纯通过解读图像或者符号不足以理解“形象、映射与观众的感官及记忆的交织关系”，同时认为班甘纳“通过仪式展示视觉感知经验”，使用摄影术呈现了雍古人对于“过去与未来的瞬间时刻”的时间意识。例如，在电影中，Gularri（流水）暗示了水面之下的祖先遗存，水的流动既明亮又晦暗，暗示了波光粼粼水面之下神秘的祖先圣物。电影起始镜头展示了一位老人唱着仪式歌曲，以及河流中缓缓流动的静静河水。这种手法“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符号解读”，而是通过拟态的格式塔感知经验方式。在此，影像通过感知人类学经验呈现了古老的时间意识。比德尔没有完全抛弃符号学方法，而是基于图像表意体系中的“书写”法则，认为绘画是一种形式的题词。绘画的意义在于形式之下隐含的意图，波光粼粼的水面暗含了祖先的力量，画面中反复显现的同一图像意味着“追寻与再追寻”的意味。此外，连绵不断重现的影像，暗喻着渐渐隐没到风景之中的祖先。

社会交换理论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开展而呈现不同样态。社会交换行为以不同方式融入社会文化过程，并与之成为一个整体。1927年，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出版《存在与时间》。德国哲学家赫尔姆德·普列斯纳（Helmut Plesner）受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影响，在1970年发表了与感知人类学相关的理论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普列斯纳融合海德格尔与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理论，提出了哲学人类学理论。此后，人类学理论呈现出五彩纷呈的状态。例如，尤尔根·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认识人类学”与斯密特鲍尔（Arnold Gehlen）的“生物人类学”，体现了人类学对于感知研究的拓展。这反映出人类学与民俗学对于物的交换理论的深入拓展。

物的社会交换行为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延伸。交换行为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社会活动，“交换理论”由此成为人类学与民俗学的核心命题之一。从莫斯到穆恩的库拉研究，他们采用不同的方法分析了社会交换行为。作为特罗布里恩德岛核心的经济与社会活动，库拉交换成为库拉体系中最为庄严的环节。在人类学者莫斯看来，库拉是一种“竞争性的总体呈献体系”，即一种互往关系。同样，在人类学者安妮特·韦娜看来，库拉交换的目的是“获取声望”。韦娜还发现，善于库拉交易的成员能提高其在地方社会中的“信誉”。人类学者安德鲁·斯特拉森（Andrew Strathern）也通过研究发现，巴布亚新几内亚主岛上哈根人的“摩卡”（Moka）交换旨在为“大人物积累声望和财富”。人类学者莫里斯·古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基于韦娜“不可让渡所有物”（Inalienable possession）的概念，发展了莫斯的礼物理论，认为“社会构成必须建立在‘交换’与‘不可交换’两种属性之上，后者往往是神圣的，即不可让渡的”。美国人类学家戴木德（Frederick Damon）则用不同方法研究库拉，从莫斯的交换理论转向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认为库拉“类似列维·斯特劳斯的‘广义交换’，实际则有赖于库拉珍宝和社会关系的生产过程”，指出库拉珍宝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属于马克思所说的“转换”问题，即“kitoum在流通过程中能使臂镯和项圈交换，完成社会关系的转换”。而穆恩则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认定库拉交换的真正含义在于“声望的生产”。

交换之物因时间与空间流动从而生产声望。物作为一种交际语言，在交换中获取新的声望象征。通过物的交换行为研究，人类学者发现交换的真正含义在于“声望的生产”。无论是澳大利亚中部瓦尔比利语的图形表征与文化象征，还是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神话与仪式，原住民通过图腾设计、形式结构及其符号系统，表征了本土的宇宙观与社会系统。民俗学者则通过洞察视觉表征系统，追踪原住民的社会与文化过程，探索了意义象征体系的形成过程。因此，无论是人类学者还是民俗学者，通过符号人类学或感觉人类学等跨学科方法，基于不同社会的社会交换行为，指出交换行为背后表征的本质，在于声望提升与声望之象征。因此，物的社会交换行为的终极目的是实现人的“声望生产”。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