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媛 漆凌云]湖南省民间传说研究七十年

湖南省民间传说经历了从文本采录到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参与的研究过程。与湖湘地区多元、异质的文化特点相适应，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展的民族文化调查工作应被视为湖南省民间文学整理与研究的开端，因此形成了此后数十年间湖南省民间传说研究的两条主线：一是对少数民族民间传说的关注，二是民间传说的文化审美阐释，并培育了一批优秀学者。在以这些人为代表的文化工作者和高校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与积极推动下，湖南省民间传说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迅速发展。但是，这一繁荣局面在进入21世纪后却面临着诸多挑战。笔者拟对新中国70多年来湖南省民间传说研究的发展轨迹进行梳理和总结，助力未来的湖南省民间文学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民间文艺以其鲜明的“人民性”特征备受学人重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篇明义，“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反映了当时对待民间文艺的政治态度，明确了利用一切民间文艺形式来团结各方力量完成革命的根本任务。因此，如何创作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文艺工作者思考的主要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和实践也直接推动了包括民间传说在内的湖南省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工作。

（一）湖南省民族工作与民间传说的搜集整理

湖南省民间传说较早系统、科学的搜集整理，是在湘西少数民族调查时进行的。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建立“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的新文化。所谓“民族的形式”，即指在原有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辩证地推陈出新，将先进思想用传统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使之民族化、大众化，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为此，发掘和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学习民族传统文化成为这一时期民间文艺工作开展的重要前提。而典型的苗瑶侗杂居的湖南湘西地区自然也就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早在1933年，人类学家凌纯声、芮逸夫就曾以湘西苗族为对象进行考察，但由于战时环境所限，调查结果未能及时面世，直到1947年才被汇集成《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一书付梓。在他们之后，当时担任二人助手的石启贵，又继续补充调查，出版了《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尽管这一系列著作在社会上并未引起太大的反响，却成为苗族研究的经典之作，不仅推动了湘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还间接对湖南省民间传说研究产生了影响。在这次调查中，凌、芮、石三人发现和记录了大量流传于湘西地区的苗族传说，如至今人们依然耳熟能详的《灶神的故事》《戴老司求雨》《关于苗姓的传说》等。虽然当时学科水平有限，他们对这些口头文学作品的分类尚不成熟，常常将神话、传说、故事三者混谈，存在文类界定不清的问题，但其在采录过程中对多种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则充分体现了学术上的进步性。特别是，芮逸夫基于湘西苗族调查资料写成的《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传说》一文，是我国较早运用比较研究、母题研究方法对民间传说进行探讨的成果。这些依托湘西苗族调查进行的民间文学采录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是湖南省民间文学得到科学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开始。不过，由于民间文学所独有的明确族别身份的作用，使得他们在搜集时更侧重于典型人物和历史叙事方面的内容，而这一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土家族民间文学采录工作中也有延续。

1953年到1956年，应广大土家群众的建议，由中央、湖南省、湘西州组成的土家族联合调查小组，多次在湘西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其中，历史传说和人物故事被视为鉴别民族成分的一个重要依据，得到有意识的专题采录。1957年，经中共中央批复，土家族正式被确定为单一少数民族。1958年，为了完成中央宣传部提出的编写“三选一史”任务，中南民族学院与武汉大学中文系师生组成一支79人的土家族文艺调查队，围绕湘鄂西土家族聚居区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民族文艺资料搜集工作，搜集所得结果最终呈现为《土家族歌谣选》《土家族传说故事选》和《土家族文学艺术史》等书。其中，《土家族传说故事选》于1959年12月出版，收录了多篇具有代表性的土家族人物传说，如《科洞毛人》《鲁奈哑巴》《覃厚王》《田好汉》等。

20世纪60年代，湖南省因为是土家族主要居住省份而被委以编写土家族文学史的重任。1961年，由时任湖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的谷子元、湖南省文联秘书长王之宪和湘西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副州长龙再宇组织的民间文学调查团，以保靖、花垣、凤凰为试点展开调查，并将他们的调查报告在1962年召开的湖南省民族民间文学工作会议上做了分享。会上总结的关注少数民族老艺人的口承叙事、到边远地区调查、用民族语言或国际音标记录再现场翻译的建议，放在现代依然具有指导意义。这次少数民族文学采录工作从1962年到1965年历时4年之久，调动全省各地州市文化工作人员100余人，搜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料1600余万字。湘西北各县整理编印资料600多万字。作为调查重点的土家族，除20世纪50年代未公布的文字资料外，仅这4年采集的资料就有350万字，保留了80余位土家族老艺人的珍贵口承文学资料。1965年，彭继宽、彭勃、田德风被抽调至省民委整理编写《土家族文学概况》，由湖南历史学家谢华和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樊篱和巫瑞书等人指导。“文革”时期，这些资料以及《湖南土家族文学概况》初稿被“雪藏”，直到1979年与其他少数民族资料一起被重新整理成《湖南省民族民间文学资料》得以问世。湘西州文化馆也在同一时间整理出版了四集《湘西民间文学资料》，第一集《远古民间故事》收录湘西土、苗、瑶、侗等传说、故事、神话208篇，约60万字。

（二）采风运动与文艺工作者对民间传说的再创作

有别于有组织、有计划的民族民间文学采录工作，出于文艺工作者个人创作意愿的民间采风活动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也异常活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根本上确立了包括民间传说在内的民间文艺的崇高地位。毛泽东对此予以高度评价：“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他号召文艺工作者“到民间去”，深入工农大众的生活，直接从民众口头采录和学习歌谣、传说、故事等，为创作新文艺积累素材。

彼时，除1950年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外，各个省市尚无专门负责民间文艺工作的协会组织，湖南省民间文学工作因此暂时划归湖南省作家协会管理。这为湖南省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号召，深入民间采风创造了便利条件。1949年到1957年，在省作协的组织下，省和地市级报刊出版了大量文艺工作者整理的民间传说作品集，如汤炜的《常青树的故事（湘西苗族民间传说）》《花妹的故事（湘西苗族民间传说、故事）》，朱力士的《九井塘（湘南民间传说）》，还有省作协编著的《湖南民间故事选集》，里面收录了《鸡叫岩》《百鸟床》《斑竹岩》等多篇在湖南家喻户晓的传说故事。这些民间传说集大多歌颂伟大的人民领袖和党，表现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才干，在思想上与“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化政策保持高度一致，正如《借米还米》的编者所言：“我们选稿的标准，是政治性与艺术性并重。每篇作品最低限度要能反映现实，指导现实的积极作用。”这种以民间传说的社会价值为取向的文艺创作氛围，直接导致采风运动中大部分文艺工作者的采录行为与学术研究所倡导的采录原则相悖离，为突出传说中主人公的社会主义特征，往往会对采录来的传说文本进行艺术加工。这并非只存在于湖南省，而是广泛发生在全国各地。1956年，刘守华对李岳南关于《牛郎织女》评论的批评，引发了全国关于这一“乱象”的反思，学者们围绕采录工作中“整理”与“再创作”的关系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讨论。湖南学者巫瑞书也参与其中。他在《关于整理民间故事的一些意见》中强调，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集体性和口头性，编写者如果不能忠实记录，而是改用自己的语言组织出来，严格来说不能算是口头文学，并指出了两种比较典型的错误整理方式：一是凭记忆整理时加入自己的东西，二是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对情节和人物任意增删与发挥。这次讨论最终促成贾芝在1958年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上提出“忠实记录，适当加工”的搜集整理原则，也为之后的湖南省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整理工作奠定了基础。同年，以配合“大跃进”新民歌创作而进行的采风活动将湖南省民间文学采录的热情推到高潮，康濯编著的《新传说录》是反映这一时期时代特色的代表性作品。

纵观20世纪50年代的采风运动，对包括民间传说在内的民间文学的文本写作问题有了初步探讨。虽然这场运动受政治影响，传说文本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对民间文学采录原则的提出，推动湖南省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保护以及湖南省文学创作的繁荣都有积极作用。例如，邬朝祝吸取民间传说、故事的叙事艺术进行儿童文学创作，朱力士借传说人物写现代事情发展幽默小说，周立波、周健明、柯蓝汲取三湘四水的灵气在现当代文学史上自成一派等。

湖南省民间传说研究的学科建设始于20世纪80年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包括民间传说在内的民间文艺学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钟敬文提出要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艺学，将民间传说从神话、故事中独立出来，把民间传说从过去那种单一的文学艺术价值研究，发展到利用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开展跨学科研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建设中国传说学的新语境，湖南省民间传说研究在一批本土学者如巫瑞书、彭燕郊等人的带领下，才得以蓬勃发展起来，不仅在学科建设、理论探索以及传说采录方面取得突破，还围绕传说的文化审美意蕴展开讨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学与湘楚文化研究。

（一）学科建设与理论探索

改革开放前，湖南省民间传说研究队伍多由地方文化工作者和民间文学爱好者自愿组成。由于没有接受过系统、科学的培训，他们对包括民间传说在内的民间文艺研究大多只停留在艺术审美和社会价值层面，始终无法站在民间传说的学术本位上进行思考。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民间文艺学逐步恢复，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艺学”，湖南学者开始围绕民间文学学科建设和理论探索进行实践。

高校是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机构，承担着学术研究和培育学术队伍的功能。1950年，彭燕郊应湖南大学之邀到湖大授课，受当时学界呼吁在高等学校设置“人民口头创作”课程的影响，率先在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讲授民间文艺课程，开湖南省民间文学走进高校之先河。1979年，彭燕郊赴湘潭大学中文系任教，在中文系创办民间文学研究室，组织学生出版校刊《竹枝》，旨在展示民族民俗风情。同时，彭燕郊还面向全国招收民间文艺学的研究生，将民间文艺学的教学与研究结合在一起，培养了许多人才，也为湖南省其他高校开设民间文学课程提供了范例。

1979年，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巫瑞书较早在湖南省内展开包括传说在内的民间文学的理论探索。他和刘守华主编的民间文学教材《民间文学导论》在沿袭过去《民间文学概论》中内容、框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加入了民族民间文学的交流与融合、民间文学研究以及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史略等章节，并介绍了比较研究和文化人类学研究。他还将《民间文学导论》下编的作品鉴赏丰富为《民间文学名作鉴赏》，引入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典型作品以加深读者对民间文学概念的理解。在传说学方面，巫瑞书受钟敬文的影响非常深，在继承和发展钟敬文关于传说的历史性、类属观点的同时，也指出钟敬文、乌丙安、刘守华等人编著的民间文学教材将“‘神话和民间传说’合为一章；而且，往往是神话研究较多较深，而传说则论述较少较薄弱”，“在理论的阐述方面，甚至把民间传说看作是‘依附于······故事’的产品，造成概念上的混乱，不利于传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民间文学体裁的发展”。在书中第三章，他就传说、神话进行了辨析，提出传说向神话演进的两种途径：一是神话的历史化、地方化和传奇化，二是历史真实的艺术化、历史人物的虚构与附会，并以孟姜女、鸡叫岩和秃尾巴龙传说为个案说明这些理论，将之与国内外传说研究的前沿动态相联系，开拓了湖南省民间传说研究的领域，对培育湖南省传说学人才，推动湖南省包括传说在内的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与少数民族文学资料的整理

文艺界的全面复苏使得湖南省民间文艺工作逐渐回暖，湖南省民间传说的采录和整理在这一时期也取得重要进展，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由湖南省民协组织编辑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二是由湖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领导开展的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和土家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

湖南省民协前身是1980年成立的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南分会，1987年后更名为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1981年协会成立之初，创办了湖南省第一本民间文学刊物《楚风》，至2000年停刊共出版105期，刊登文章1500多篇，内容包括民间文学、通俗文学作品以及与民间文艺相关的学术论文等，为湖南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的民间文艺工作者和民间文艺爱好者提供了交流、沟通和学习的园地。刊物中刊载的一些作者如刘守华、彭继宽等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已成为两湖地区乃至全国民间文化研究的中坚力量，在民间文学阵地发光发热。他们参与和推动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出版工程更是我国自20世纪以来民间文学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成果。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对我国民间文化遗产和以往民间文学调查成果的一次全面总结和整理。它要求每个省份必须以“全面性、代表性和科学性”为原则，编辑出版公开发行的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三套集成的省卷本，以及内部发行的县卷本，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因此，任务一经发出，便受到各省党政领导的重视。湖南省为此特别成立民间文学集成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来协调开展工作，按照计划，自1984年至1986年，先后发动各级民间文艺家协会、群众艺术馆和文化馆以及高校专业或非专业的文化工作者上万人深入基层进行大范围的普查，搜集民间故事3500万字，编印成县资料本105册。其中，贾国辉主编的石门县故事资料本因表现突出还被作为示范卷在全省推广。1988年，为保证省卷本的编辑质量和完成进度，湖南省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组建了省卷本编委会，安排巫瑞书、彭继宽、刘成淮、陶立任故事卷编委。由巫瑞书担任主编，和刘成淮一起负责故事卷中神话、传说大类的编选。之后的13年间，经过巫瑞书、彭继宽等人反复增删、修改和补充，以及总编委会的多次审核，最终从105个县卷本中筛选优秀民间故事、传说、神话690余篇共113．5万字汇编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虽然该书的完成时间在湖南省卷本中是耗时最长的，但民间传说作品是异常丰富的。除省故事卷外，湖南、上海、北京等地的出版社还出版了《岳阳楼的传说》《南岳的传说》《张家界的传说》《洞庭湖传说》《九嶷山的传说》《桃花源传说》《潇湘的传说》《七十二仙螺（洞庭湖民间故事）》《李闯王在湖南的传说》《传说的湘西》等。此外，在这次民间故事普查过程中，湖南省各地县市发现了一批优秀的民间传说讲述家，如石门县的孙明斗、易法松，津市市的张冬英，吉首市的石二姐，保靖县的田茂忠，临澧县的高建喜，祁东县的邹祖西，桑植县的谷兆庆等。这对湖南省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与“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辑任务几乎同时进行的还有湖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的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和土家族文学史编写工作。这两项工作主要立足于湖南省20世纪60年代初的采录成果，以“三套集成”的资料作为补充，对湖南省少数民族文学史和重要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编写。由于二者都强调对少数民族文化资料的宏观关照，因此在材料的选择上不再局限于收录民间故事传说，更倾向于反映特定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长篇口承叙事诗歌、古籍碑刻和文人作品。不过，在一些地方文化著作如《土家族摆手活动史料辑》《盘瓠研究与传说》中还是可以见到对民间传说的采用。

（三）民间传说研究的湘楚文化取向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的编撰，为湖南省民间传说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和材料。以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巫瑞书为代表，研究者们围绕诸如孟姜女、炎帝等影响范围较广的民间传说，从历史、民俗、民族、心理等多个角度探讨传说与湘楚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总体来看，研究者们比较鲜明地表现出民间传说研究的文化取向。

湖南是孟姜女传说流传较广的一个区域，特别是常德市的澧、津一带存在一个异常丰富且活跃的孟姜女传说群。贾国辉等人曾做过较为全面的调查，发现这一带关于孟姜女的口头叙事除传说故事以外，还有大量在巫傩仪式中传唱的歌谣和戏曲。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孟姜女形象，这些传说文本中的孟姜女表现得更为自由、奔放、活泼。杜平将之归因于传说文体本身的变异性与稳定性所造成的在地化表现，并对孟姜女入傩做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巫瑞书则与顾颉刚的孟姜女研究范式相呼应，指出澧州孟姜女传说“既承同官孟姜女传说之余续，却又开启江浙孟姜女传说之先兆”，“从反对徭役的主要内容发展到较为全面地、强烈的反抗封建统治者”，是整个孟姜女传说历史的、地域的“两大系统”的交叉点。这一判断说明了湖南孟姜女传说研究之意义与价值。不过，巫瑞书虽运用了顾颉刚的理论，却并未就该范式展开更进一步思考，而是另辟蹊径在上海孟姜女学术讨论会上提出包括孟姜女传说在内的民间传说故事的地方化、民族化，与地方习俗、宗教、固有艺术形式、文人文学、其他地域文本的关系以及传播、演变动因等来发掘湘楚文化不同层次的意义，开辟一条属于湖南省民间文学的研究道路。他以《巫风、楚文化与孟姜女——湖南孟姜女故事研究之一》《孟姜女故事与楚文化的血缘关系—湖南孟姜女故事研究之二》为示例，分别从湖湘的地方风物、审美品格与精神追求三个层面，对澧州孟姜女的人物形象及其“望夫”“负骨”“成神”的主要情节进行了分析。后来这两篇论文与洞庭湖桩巴龙传说、盘瓠神话被一起整合进《荆湘民间文学与楚文化》中，在20世纪90年代末又被扩充为《孟姜女与湖湘文化》一书，行文由表及里，从外在的文化环境、不同文体间的互文关系、不同地域同类型传说的异同以及文本的叙事特征层层递进，介绍了澧州孟姜女传说产生的历史文化渊源及其蕴含的湘楚民俗传统与群体心理，受到谭达先的高度评价。

在巫瑞书的影响下，1985年由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湖南省首届学术讨论会就围绕楚文化与民间文学展开了讨论。其中，乌丙安归纳整理了先秦诸子典籍以及秦汉两代史册中与楚文化有关的古传说群，龙海清和刘城淮运用人类学派的理论探讨了盘瓠神话中的图腾意象，何学威和杨昌鑫分析了楚文化崇龙习俗的传说故事，黄海舟、陈旸等则论述了炎帝和吕洞宾等传说与楚文化之间的渊源。这些论文后来被编为《巫风与神话》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集合全国相关专家学者从民间文学角度对楚文化进行多方面、多层次认真审视和重新评价的著作，也是这一时期代表湖南省民间文学研究主题的经典作品。

会后，湖南省各州市县受到鼓舞，以民间传说与湘楚地方民俗、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为主题积极筹办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如1985年和1993年在石门县召开的李自成归宿地学术讨论会，贾国辉在会上的发言被收入论文集。1993年的株洲市炎帝神农国际学术讨论会，巫瑞书对韩致中总结的厉山和宝鸡炎帝神农传说圈做了补充，提出以炎帝陵为核心纪念物的酃县炎帝神农传说圈。

此外，巫瑞书《山东“秃尾巴老李”与湖南“桩巴龙”比较研究》、陈斌《盘瑶千家峒传说新议》、刘范弟《善卷传说补论》、何长江《湘妃故事的流变及其原型透视》等也均从文化研究角度考察湖南民间传说。

21世纪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国内如火如荼地开展，民间传说受到的关注较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论文数量大幅增长，被讨论的传说主题随着非遗名录的增加而不断扩大。一方面，得益于学科体系的日渐完善，研究者的专业出身更加多元，能运用不同的学理知识与研究方法从多种角度解读和阐释民间传说，促使湖南省民间传说研究从过去较为单一的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向多元研究范式转变。另一方面，接20世纪80年代湖南省民间文学文化研究的余续，湖南省民间传说研究在湖湘本土学者主导的民间文学与湘楚文化“小传统”和中国民俗学面向区域史的“大传统”之间，整体表现出从文本向语境的转换。

（一）继往开来的民间传说采录

2000年以来，湖南省各州市县出版的民间传说作品在内容上几乎都直接来自20世纪80年代民间故事集成的采录成果。它们的作者大多是组织或参与过民间故事集成采录工作的文化部门人员和文艺工作者，拥有大量的一手采录资料。这些作品或是个人对未发表手稿的整理出版，或是对县卷本以及内部刊发资料的再利用和出版，或是地方文史部门基于过去调查材料和出版物重新编写的文化、文学类丛书，比如《岳阳民间传说集锦》《善卷传说故事》《土家族民间故事精选》《三湘风物逸闻录》老司城民间故事集》以及各州市县文史委员会编辑的文史资料辑等，种类繁多，但大部分发行量和影响力受限，往往需要实地去到当地图书馆、文化馆、文联等部门或者与作者联系才能获取，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外省学者对湖南民间传说和湖南其他地方学者对特定区域传说的持续关注与研究。

不过，随着微信、抖音、美篇等平台的日常化和泛年龄化传播，这种现象也在逐渐改善。人们不再以出版物为唯一的权威性文本，一些个人或集体所属的网络平台账号发表的内容也渐渐被纳入研究范围。与之同步，利用手机、数字媒体等现代媒介介入民间文学采录也已成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

湘潭大学漆凌云教授主持开展的《湖南省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卷》编辑工作是“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2017）”的子项目，也是继“三套集成”后又一次有组织有规模的全国普查性的民间文学采录活动。在对即将进入田野采录传说的同学进行培训时，漆凌云教授回顾和总结了既往三套集成时期的优秀经验，同时也一再强调要有效利用录音笔、摄像机等现代设备，对采录现场进行多维度、全方位记录，以实现民间传说讲述活动的立体性描写，并计划采用二维码的形式保存和呈现这些音像信息。这种创新性做法是大数据时代的必要之举，也是对过去传统采录速记、速写流程的补充和更新。当然，新时期采录条件的变革势必会对采录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如何有效利用和应对随之而来产生的各种技术和伦理问题也将是我们未来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

（二）以文本为导向的民间传说与湘楚文化研究“小传统”

将民间文学与湘楚文化做集中讨论的系列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湖南本土学者关于民间传说研究的一次成功实践。这种研究本质上是对民间传说在地化的一种探讨，更专注于文本。但是，因为巫瑞书等人运用了比较研究和文化人类学相关理论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深化拓展，使湖南本土的地域特色得到强调和突出，从而在全国的传说研究中实现了文化出圈。这种注重文化审美价值的研究倾向在湖南本土学者中非常受欢迎，以至于在过去十多年间，几乎占据了湖南省民间传说研究的绝大部分阵地。

巫瑞书在这一时期主要有两本民间传说研究著作出版。第一部《孟姜女与湖湘文化》可以说是湖南省21世纪民间传说文化研究的力作，也是他关于民间文学与湘楚文化研究思路和体系最为成熟的一部作品。稍晚有关湖南桩巴龙和山东秃尾巴老李传说研究的《龙的传说与地域文化》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综合运用文献学、人类学、民俗学以及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探讨了“短尾巴龙”传说的流变。

巫瑞书之后，对湖南省民间传说进行系统文化学考察的学者还有刘范弟，他的《善卷、蚩尤与武陵—上古时期一段佚史的破解》更侧重于历史考证，结合地名变迁、民俗风俗、口头传说进行互证，提出善卷是生活在湘西武陵地区的蚩尤后裔的观点，进而论述蚩尤、善卷所代表的九黎、三苗文化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尽管其中一些观点仍然值得商榷，但该书通过对善卷历史文化钩沉，“建构起武陵善卷、远古蚩尤的功绩及二者合一的转化，苗族祖先三位一体的框架和发展轨迹，闪耀着学术性、科学性的火花，呈现出敢于和善于创新的特色”。

湘潭大学李琳教授的洞庭湖水神信仰研究也有一定的价值。她关于孟姜女、湘妃、杨泗传说的研究在思路与方法上与巫瑞书较为一致，均从文化人类学、心理学以及同主题传说的比较研究着手。与他人不同的是，李琳创新性地引入了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以洞庭湖民众对水既敬畏又感恩的历史和情感记忆为起点，利用文献和传说梳理了水神信仰在洞庭湖地区的演变轨迹，认为洞庭湖水神身上所体现的湖湘民众关于生存的苦难意识和悲剧感受经过岁月洗礼已沉淀为湖湘文化更深层次的悲情审美的精神特质。

除对上述这些围绕某一主题或类型的民间传说做全面而深入的理论研究外，也有学者选择从某一角度对湖南民间传说的文化价值进行阐发，如巫瑞书《舜帝传说与道德文化》，张卫民、石胜钱《论湘西苗族民间传说的教育意蕴》，兰德礼、刘孟军《孟姜女传说在湘西地区流传的原因》，刘梦初《澧州孟姜女形象的文化解读》，梅莉《“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吕洞宾传说、信仰与岳阳楼文化》，周大鸣《湘潭槟榔的传说与际遇》，等等。

（三）以语境为导向的民间传说与少数民族区域史研究“大传统”

21世纪的湖南省民间传说研究在继续20世纪80年代巫瑞书等人开创的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化研究的同时，与中国民俗学面向语境的研究范式转型接轨。研究者们将传说还原至生活世界，从民俗实践主体人的社会活动和心理活动出发，观察传说在日常生活中的样态，分析传说所反映的人群需求、社会关系和文化认同。这种以普通人视角展开的生活史观研究颠覆了传统史学观中传说与历史的二元对立关系，认为民间传说是民众对过去发生事情的主观表达，与文献史料具有同样的价值。不少学者沿着这一思路，将民间传说与“历史记忆”“建构”等关联，结合湖南省多民族杂居的历史情况，在官方与地方、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交往进程中分析地方信仰活动中话语权力关系的重构与文本意义的生成，形成湖南省少数民族区域史研究的新方向。代表成果有龙圣的湘西白帝天王研究、罗兆均的飞山公信仰研究以及土家族的祖先崇拜研究等。

龙圣的湘西白帝天王信仰研究是从对白帝天王族属问题的思考开始的。他在《从祖先记忆到地方传说：湘西白帝天王叙事的形成与变迁》中提出，该问题的答案应从白帝天王信仰的历史演变中寻找，在大量的田野调查和文献搜集后，发现白帝天王信仰实际是两种不同文化系统的叠合，其最早起源于古代巴人的三色神崇拜，后在朝廷敕封行为的推动下，经靖州仡伶杨氏的改造，融合了杨氏北地天王祖先故事和汉族杨家将传说，成为湘西杨氏等家族建构族群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以同样的视角从不同侧面研究白帝天王传说的还有王爱英、明跃玲、彭爽、苏堂栋和申晓虎、谢晓辉等。这些研究均表明民间传说的建构是不同时期区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族群观念的综合折射。

罗兆均的《人神之间：湘黔桂界邻地区飞山公信仰研究》也是通过分析传说文本的历史生成过程实现的。冯博文在《宋以降靖州飞山神变迁再探》也讨论过同一话题，但罗兆均研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理清了飞山神信仰的变迁，还注意到同一区域的他姓宗族仿照飞山公的跃神之路，通过民间叙事重构和国家正统化，建构自家家神的权威性以与杨氏家族抗衡，以及这种身份认同的建构性活动在现代的适应与延续。

土家族的祖先崇拜研究主要以土王崇拜为对象展开，虽然湖南省内暂时还未有从区域社会史角度对相关传说文本进行全面分析的专著，但围绕田野个案具体阐发的论文则比较多。金晶《族群认同传说流布的边界性——以湘西土家族八部大王传说为例》和徐媛《八部大王传说与祖先记忆——以酉水流域土家族始祖信仰为中心的考察》聚焦以土家族原始祖崇拜八部大王叙事为核心的文化认同，瞿州莲《民间传说与区域历史建构》、陆群《土司政权与土家族“祖先化社神崇拜”的演变——以湖南溪州地区为例》、尚晴《历史记忆与家族建构——以湘西田氏土司后裔为中心的考察》、李凌霞《土王祭祀、家族建构与国家认同——以湘西田家洞村舍巴节为中心的考察》等关注地方士绅和家族对土司传说的改造与传承。这些论文观点新颖、材料翔实，以祖先传说为切入点，对土家族社会进行了多方面探索。

在历史语境下，考察不同人群出于建构身份认同的目的而改写传说的还有陈文元、李方、王航、田敏、王晴锋等。由于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列举。此外，学者王尧研究现代语境下湖南民间传说的改编与传播，以湖南永州的尧舜传说反观大部分地区地方传说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正史化”现象，为我们理解官方文献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而从该话题延伸出来的更多现实的、文本机制的问题在民间传说资源丰富的湖南省也极具研究价值和探讨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省民间传说研究70多年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围绕少数民族民间传说的采录与文本写定进行初步探讨和实践。第二阶段，以1978年为节点衍生为两条脉络清晰的发展线：一条是在总结和继承20世纪60年代采录成果基础之上开展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和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出版计划的传说搜集整理工作；另一条是在巫瑞书、彭燕郊等学者的带领下，各州市民间文艺工作者积极参与和推动的湖南省民间文学学科建设和民间传说研究的理论探索。第三阶段，民间传说研究范式从文本向语境转换，呈现出湘楚文化研究与少数民族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双重面向，研究方法、研究深度都较以前有所加强，论文和专著数量不断增长，但潜在的问题也愈加凸显。

首先，与研究路径多元化的趋势相对应，湖南省民间传说研究的传统特色衰落。湖南省民间传说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见长，强调从不同学科角度分析传说文本和与之关联的民俗事项的文化特征及审美精神，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和完整的研究体系。后来者虽有意继续开拓，却显得乏力，研究思路模式化，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略显单一，基本还是在沿用或套用已有框架，如巫瑞书所言“有真知灼见者颇为罕见，体现出创新意识的更少”。其中原因有二：一是虽然近年有越来越多的外省学者和青年学者加入民间传说研究，但传说分类的精细化和研究范式的多元化使得专注于文化研究取向的学者反而越来越少，目前主要以中生代的湖南本地学者为主，研究队伍日益萎缩；二是新近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取向更偏爱运用历史学方法开发民间传说的口述史价值，并不会特别挖掘研究的地域文化特色。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湖南省民间传说研究传统优势的发挥。

其次，两种民间传说研究取向虽然成果丰硕，但绝大部分都属于对民间传说历史文化价值的探讨，回归传说本体的研究除巫瑞书、胡炳章、李云安等省内学者和少部分涉及湖南民间传说的外省研究者有少量论文外，成果欠丰，对传说学相关理论的讨论也一直不够深入，所以经典作品较少。

总的来看，湖南省民间传说研究面临的困境，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解决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新旧、大小研究传统的关系，这要求我们不能故步自封，在保持眼光向外的同时，立足本土，继续加强理论和队伍建设，培养问题意识。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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