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外卖骑手代表了“过渡劳动”，但这种临时性工作正在不断长期化。现在以骑手为代表的零工工作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劳动和生活状态，形成了新的劳动文化。如今的骑手主力是新生代农民工，也有其他群体。他们选择这份工作是因为收入高、自主性强，相比工厂等传统工作更有吸引力。
2.通过线上平台和算法的优化，以及线下站点的管理，骑手逐渐接受了更加精细的管理。由于单价降低、工作量增加，使得骑手越来越匆忙。
3.算法的优化需要骑手贡献数据，同时骑手不是被动接受算法的控制，而是通过各种“逆算法”操作争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互动中，系统不断优化，但也可能带来更多压力和风险，双方形成了“既依附又对抗、既合作支协商”的关系。
1.了解外卖骑手的真实生活，更加全面地理解了解平台经济中的各方博弈。
2.启发思考如何在数字化时代中保持人性关怀，提高社会洞察力。
1.对外卖为代表的平台经济和灵活用工等新经济现象感兴趣的朋友。
2.好奇、关心各种社会阶层真实生活的朋友。
书名：《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
作者:孙萍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
出版时间: 2024年7月
ISBN: 9787576047110
本书是一部关于平台劳动的人类学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讨了中国平台经济背景下外卖骑手的劳动形态及其社会意义。通过在19个城市历时7年的田野调查，作者带着行动主义的热情，记录下骑手悬浮于正式与非正式劳动之间的真实状态，关注到平台从对劳动者本身的控制转向对劳动过程的精细控制的关键转变，提出了“过渡劳动”这一颇具解释力的劳动概念，反映出劳动者对未来职业发展的关切。书中深入探讨了算法技术对骑手劳动的影响，特别关注了女骑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双重挑战，并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田野数据和新的研究视角。
如今，平台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会关系。外卖、家政、物流、打车等数字平台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台的零工劳动者。本书在对骑手零工进行记录反思的同时，相信个体在不确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经验和勇气，憧憬一种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孙萍，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学博士，现任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系主任。从事平台经济与数字劳动、性别、技术与社会发展等方向的研究，长期追踪平台劳动者的职业发展与变迁。
曾获国际传播学会（ICA）“最佳论文一等奖”、中国互联网研究学会(CIRC)“年度最佳论文奖”、中国新闻史学会“优秀论文奖”、中国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奖”、青年新媒体启皓奖“卓越学术奖”等。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现在，我们的衣、食、住、行都能够在网络平台上解决，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食”，也就是外卖，但我们今天不是讲外卖平台的发展史或者成功经验，而是讲讲平台触角的最末端，也就是把饭送到我们门口的骑手们。接下来要讲的书，就是这本《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
说到外卖骑手，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既熟悉又陌生，虽然常常见到他们来去匆匆的忙碌身影，但他们怎么接单、怎么确定送达时间等等具体劳动过程，作为接餐的消费者，我们基本上无从了解。不过你之前可能读过一篇文章，叫《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对外卖平台算法和骑手的关系有点印象，大概能知道，骑手们的奔波和算法有很大关系。
其实，当年那篇文章中的研究数据和结论，很多都来自今天这本书的作者，孙萍老师。孙老师是现任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也是中国社科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系主任，长期追踪平台劳动者的职业发展与变迁，特别是外卖骑手。她从博士刚毕业的2017年，直到这本书出版的2024年，七年多来一直在关注、研究这个领域，也逐渐组成了自己的调研团队，跑了19个城市、访谈了几百名骑手。他们并非只是纸上谈兵，还身体力行地成为外卖骑手，体验了骑手的劳动和生活，才有了今天这本书。
这里的“过渡”并不是那个超过一定强度的“过度”，而是两个阶段之间的“过渡”。所谓“过渡劳动”，表面上好像说的是外卖骑手这个职业，不管是平台还是骑手，都把这份工作当成等待下一站的阶段，是短暂的、过渡的劳动。而实际上孙老师的研究发现，临时性的零工工作正在不断扩张，这种看似临时的阶段正在不断长期化。孙萍老师曾经提到过，中国目前可能有2亿的灵活用工人员，相对于9亿的劳动力总量，这个比例已经不小，而且还在不断上涨。如本书所言，现在以骑手代表的种种零工工作已经变成了一种劳动和生活状态，而过渡劳动也形成了一种新的劳动文化。当下外卖骑手所面对的诸多摩擦和创新，在数字平台不断扩大的未来，很可能是未来的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的新局面，因此他们的故事就更加重要。
不过，孙老师的这本书，并不只是想说骑手们被困在系统里，而是强调人自己的能动性。书中说，“骑手被当作一种可以持续生产价值的机器，而非具有个体化生活情境的人。”而本书就是想打破这个僵局，让我们了解骑手们的劳动生活。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骑手们都是怎么成为骑手，然后再来了解骑手们为什么如此匆忙，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系统中的骑手又怎么发挥主动性。
好，我们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外卖骑手们都是谁？他们为什么会成为骑手？
虽然大家好像都认为送外卖的门槛低，只要会骑电动车、会看地图，会用智能手机上的派单App，似乎每个人都能成为外卖骑手。但是平心而论，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选择去送外卖，因为外卖骑手不得不面对社会和媒体的污名化，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和偏见，很多骑手也会提到，自己能感受到别人瞧不起自己。所以正如开头所说的，即便是对于骑手自己来说，没有多少人把这份工作当成一种能够长期发展的职业，而是当成过渡职业，所以骑手的来源似乎也是五花八门的。不过，我们还是能提炼出一些特征。
比如，虽然现在我们能看见一些电影或者文章在描述骑手时，主角可能是被裁员的互联网白领、待业的高学历毕业生等等城市中产背景群体，但根据外卖平台的统计，选择成为骑手的人有超过75%都来自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群体，换句话说，平台劳动看似是新职业，但主力还是“旧人群”。
孙萍曾经在2021年的北京做过一次问卷调查，问的是骑手之前从事过的工作，我们只讲最多的几个选项，其中有43.26%曾经是工厂工人，这是比例最高的选项，其他比例比较高的还有33%当过餐厅服务员、29.86%做过销售、25.97%做过建筑工等等，都曾经是进城务工人群最常见的职业选择。相比之下，做过办公室白领的只有11.33%，第一份工作就是骑手的更是只有1.9%。此外，新京报也曾经在2020年做过一次调查，发现外卖骑手以“90后”为主，20—30岁的骑手占比高达45.26%，同时，有41.11%外卖骑手是初中水平，本科及以上学历仅占5.4%。可见，骑手群体不少是二代农民工，甚至是1995年后出生的第三代农民工，他们的劳动观念也正在改变。
当孙萍老师问骑手们自己为什么选择送外卖时，答案往往非常简单直接：收入高，没人管，不拖工资，比在工厂好多了。书里就有一个“逃离工厂”的典型，小蔡。2020年接受采访时小蔡只有21岁，但却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初三就不上学了，14岁那年跟着妈妈来到北京打工。他在公园里浇过花，在餐厅当过服务员，也在惠州的电子厂做过代工，有时订单多，靠着加班能挣一万元，但平常工资不高，而且“挺无聊的，一直坐着，低头干活”。后来听朋友介绍，说送外卖可以“月入过万”，就回北京来做“全天兼职”的外卖骑手。小蔡说：“（外卖）好干一些，没有工长或组长在背后时时监督你，看到偷懒就骂你，上厕所还要请示。”我曾经和一个骑手交流过，他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送外卖更加自由，比如说等出餐的时候，或者上下楼送餐的时候能看看手机，刷刷短视频，甚至打一把手机游戏，实在累了还能自己靠在车上躺会儿，这是进厂比不了的。
不想被管，并不意味着骑手们吃不了苦、不努力，恰恰相反，孙萍说很多骑手都非常勤劳、刻苦，也相信坚持跑外卖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比如书里提到的曾凡胜，他三十出头，2019年10月在辽宁老家投资餐馆，结果因为一直无法正常营业，本金打了水漂。第二年他和妻子一同来到北京打工，他先是干网约车，发现攒不下钱，就来干外卖。他尝到了一单一单赚钱的甜头，干得非常拼命，一天有12个小时都在送外卖。他还把自己跑单的截图都留存了下来，看着里面的收入、单价、路程地图，还有不时在路上拍下的风景，曾凡胜说，这以后就是他努力还钱、有朝一日可以“出人头地”的印证。
可以简单总结说，更好的收入、更大的自主权，都是选择的推力，让很多人放弃了传统的就业方向，转向了平台经济，成为外卖骑手。有推力，当然还有拉力，这就要说到外卖平台方和劳务中介的“堆人头”。
可能有朋友还记得，在2017年之前，外卖并不是只有美团、饿了么两家竞争，还有别的玩家也在试图打开市场，比如百度外卖。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外卖业态，基本上是在2017年的“价格战”之后，百度外卖被饿了么以五亿美元价格收购，然后才稳定下来的。事实上，除了选择平台的减少，还有一个作为消费者很难体验到的层面，那就是不同的雇佣模式，比如带有底薪的直营模式基本消失，如今成为主流的外包模式才促成了骑手群体的大规模扩张。
为什么外包模式最终会胜出？一方面，到2017年时，外卖平台不断烧钱扩张市场，需要尽快实现IPO回血，轻资产化运营势在必行，另一方面，随着市场不断扩张，加上全国各地劳动市场生态复杂，维持直营团队的管理成本越来越高。基于经济考量，外卖平台最终选择了劳务外包模式。由于没有稳定的劳动保障和用工规范，所以此后的外卖骑手都被当成了临时的、短暂的工作，而这就决定了骑手会成为一个流动性很高的行当，甚至有一些地方骑手一年内的离职率高达70%到90%。按书里一个劳务公司老板自己的说法，他们的主要工作实际上就是“堆人头”。
为了适应平台的快速扩张和骑手的频繁流动，外包的劳务公司一直处于“堆人头”的状态之中。这些劳务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运力”，换句话说就是骑手的人数。平台甚至会在后台监控每个站点，如果站内每人接单数量太多，就会被认为运力不足，强行下发招募骑手的任务。而中介公司能找到的骑手越多，越可能达到平台定的绩效要求，越能说明自己的管理和运营能力。孙萍形容，“如果平台公司是条八爪鱼，那么中介公司就是八爪鱼触角上的一个个吸盘，他们伴随着平台业务的扩张而四处游走，激励去‘吸引’并‘捕捉’路过的劳动力人口。”总之，平台和中介往往都希望加强运力，多“储备”骑手，而骑手则会觉得人多影响自己接单的数量，利益并不一致。
具体怎么拉人呢？首先是到处张贴广告，电线杆、垃圾桶，乃至骑手的餐箱上，经常都能看到招聘骑手的小广告。一个曾经在劳务中介公司负责拉人的访谈者说，他们的张贴大军晚上12点出发，公共场合都不放过，能贴的地方都贴一下，他们也不怕小广告被撕掉，要的就是曝光率。这些广告大多也都强调收入高、自主权高，比如孙萍在陕西渭南就看过一个招工小册子，上面有很多话很“扎心”，直击小城生活的“痛点”，比如“房贷车贷和外债：你干与不干，账都在，加入我们，收入高还得快”，还有“工作不体面：脸面与金钱你自己选”等等。
不仅如此，到人手紧张的时候，中介甚至得直接高价“购买”骑手，或者说给“介绍费”或者“人头费”。外卖配送有季节上的淡旺季，天气暖和的时候人多，冬天则会缺人。一个站长就说，他会让老骑手拉人，拉到一个新人给6000元，干满三个月可以拿钱，新老骑手自己可以商量着分。孙萍还发现，站长、骑手为了拉人，往往会从老家介绍新人过来。根据她的调查，依托老乡或熟人关系成为骑手的人数，占到了七成之多。
再有就是“忽悠”，让招聘公司把没有投递这个岗位的人，也安排去外卖站点试试，有些人就稀里糊涂地签约了。
总而言之，为了保证外卖市场不断扩张的同时还能保障平台的配送服务，劳务中介也在不断寻求增强“运力”，形成了强大的拉力，吸引着人们加入平台经济。可是，孙萍发现，即便是推力、拉力都很强，实际上平台和中介总是面临着用工荒，因为骑手们来了又走，很少停留太久。想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得更加深入地了解骑手的工作状态。
我们先来概括一下骑手的工作状态，按孙萍老师的说法，平台经济现在的运行模式就像一个大熔炉，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就像一根根柴火，被投入到熔炉中燃烧自己。平台背后的逻辑依然是将外卖骑手当作一种消耗性而非成长性的工作，讲究的是效率，而非积累。当初吸引骑手入行的高收入、高自主性，正在平台的演化过程中慢慢改变。你可能发现，骑手们好像越来越急了，就和这个演化过程有关。
比方说高收入。的确，现在骑手月入过万并非完全不可能，但这并非常态，以前有补贴的时候，跑一单最多能赚一二十元，月入过万不是难事，而后来可能一天都只能赚一两百。当然，骑手收入不能一概而论，现在随着平台设计更加精细，骑手之内也出现了不同的分类，和他们的收入情况息息相关。
根据孙萍观察，按照雇佣方式，骑手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专送和众包，各有特点，两类之中又有一些小的分类。
比如专送骑手，他们就得要接受站点管理，有劳动时间需求，送单区域比较固定，每天还会分早晚班，保证高峰期必须在线，送单也没有自主权。但专送好就好在单价更高，可以达到8元起步，在送单量和普通众包基本持平的情况下，可以多赚一些。
再说，普通众包，就是这个骑手不属于固定的站点管理，但是劳动时间和地点可以自己决定，更加灵活，除了有个平台按送单区域分配的虚拟站点以外，基本“不受管”。他们想要拿到派送单，就得靠自己抢，需要不停刷单、挑单，保证了自主权，但是也更费精力。同时，客单价也一般比较低，大约是4.3元起步，一天送二十到四十单。而平台专职众包，或者按不同平台称呼，叫优享或者乐跑骑手，则是在2019年前后出现的，要跟平台签订协议，单价会降低到3.2元起步，但是因为平台会直接派送，所以每日送单量会大幅增加到60—120单，总收入会增加，代价就是不能拒单，所以得一直在路上。这种骑手主要是为了应对客流密集的餐饮区，避免所谓的“爆单”，也就是接单骑手比外送订单少的情况。
不同的分类，实际上并没有改变骑手都是外包劳务的共同点。对很多众包骑手来说，自己并不清楚和中介公司的劳动关系具体是什么样的，只知道自己跟站点的关系，和外卖平台中间隔着一层甚至几层的劳务中介，出事了也不知道要找谁。不过，骑手到底有多少分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断细化的分类扩大了劳动者之间的区隔感，降低了他们和平台的议价能力。
因此，平台很容易改变客单价的计算方式，比如2020年的一次专送骑手客单价调整，引入了阶梯制，并且降低了客单起步价。以上海的一个站点为例，从之前的8.5元一单，变为了每个月400单以下7.2元起步，而要想恢复到8.5元的单价，要送800—1000单，只有达到1000单以上，才能超过原先的单价。当时有细心的骑手计算了一下，要想比原来收入高，每个月要送1600单，也就是每个月无休的情况下，每天要送五十多单，吃饭睡觉都成问题。
讲到这，就得讲讲高自主权。我们可以总结，看似自由的外卖骑手，实际上受到两方面的管理，一方面和刚才讲的不同分类有关，线下中介公司承担了一部分管理业务，不同的雇佣方式影响着骑手劳动的具体内容，也影响着收入多少。
从中介公司再往下，中间还有几个管理层级，直到最基层的站点。站点的管理绩效有一系列的指标数据，比如平均人效，也就是一个人派多少单，还有准时率、投诉率等等，绩效要高，站长拿的提成才多，绩效不好，还可能直接被平台结束合作。负责的站长和调度员会有系统的后台账号，方便掌控送餐情况，并进行及时调配。他们既要盯着电脑屏幕上显示的配送情况，随时准备手动“调单”，还要同时操作几个手机联系骑手，给他们协调任务，确保“挂”在骑手身上的单子能及时送达，避免高峰期“爆单”。而且站长不仅要负责招工和调度，还需要转达劳务公司的管理政策、给骑手找住处和充电桩、每天开早会、制定奖惩制度等等。单价调整，就需要通过他们来执行。
而另一方面，则是线上平台通过算法设计，把骑手们纳入一个既允许自主安排，又需要高强度工作的系统中。平台增强骑手的劳动“黏性”的最大手段，叫做“游戏化”。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很多平台都有“打怪升级”的机制，当年的百度外卖有一个等级评定，从无需积分的普通骑士，到中间900积分的黄金骑士，再到6000积分的神骑士，总共有七级，级别越高补贴越高，普通骑士每单只有一毛钱，而神骑士则能有1.5元。想要获得积分，就得在平台上干得更久，送更多单。
像刚才那样的单价改革就是一个例子。在这个“黏性”增强的过程中，看似不影响骑手的自主选择，而是奖励更加“支棱”、愿意多送单的骑手，或者说小部分的“单王”，实际上造成了骑手总体的工作时间增长，也让全职骑手的比例逐渐上涨。孙萍发现，全职骑手的比例已经从2018年的39.96%，增长到了2021年的61.54%，而每日工作高于10小时的骑手，从2018年的36.5%，增长到了2021年的62.6%。
不仅如此，和很多网络游戏一样，平台还设置了跑单量的排名榜，不但你可以吹嘘自己是“北京潘家园9月第一跑单王”，骑手同事们也会把这个等级当成谈资，互相竞争排名高低。平台还会不时设置一些跑单挑战赛，给骑手分为铜牌骑手、钻石骑手等等，不同档次的装备、订单量、准时率等等不同指标的要求也不一样，最后的奖励也不同。
在这些游戏化的排名榜和挑战赛中，骑手就得老老实实打卡签到，完成一定的送单目标。这样即便是管理松散的众包骑手，也被平台用“游戏化”，纳入了算法的管理之中，骑手们高度调动了自己的主动权，而算法则利用这个主动权来自我优化，提高了系统的效率。
讲到这，就得讲讲算法和人的关系。这本书一开始的标题本来想叫《算法囚笼》，也就应了当年那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但后来孙老师发现算法和骑手的关系并不是单方面的困境，在整个系统的演化过程中不能忽略骑手自己的主动性。有了人的参与，算法才学会了更高效地管理复杂的物流网，而人也不是一味服从算法，而是会反过来试图驯服算法。
先说改进算法，这不是因为算法要克服骑手的懒惰，而是相反，是因为骑手们都很努力。比如，孙萍老师有个很喜欢的例子，为什么外卖送餐时间越来越短？是因为骑手为了避免超时罚款，一个小时的订单就会在55分钟送到，于是，算法就会认为一单只要55分钟，把送达时间调整到相应时间，于是骑手又得再往前一点。久而久之，送单的时间就不断缩短，骑手也在路上越来越着急。而且，起初算法派单时只考虑了直线距离，不了解实际路况，3公里的直线距离可能需要5公里的路程，所以骑手为了及时送单，就得超速、逆行，而算法后来升级后又会“学习”到这些路径，认为这样安排路径是合理的，于是进一步根据这条路径推荐更多订单，让更多骑手走上这条当初不得已才开辟出来的捷径。所以就出现了悖论，骑手越努力，未来就越危险。
有骑手戏称算法是“人工智障”，但想要从“智障”升级到“智能”，也确实离不开骑手们生产的数据。我们现在知道，算法系统不仅仅是后台程序员设计出来的，更是骑手的实际数据“喂”出来的，书中称这个现象为“人体电池”。要知道，一个骑手能够产生的数据不仅仅是路径、时长。综合起来，系统能整合出一套丰富的数据集，包括外卖员送餐的速度、送单量、人流量，商家的餐品种类、价格、出餐时间，消费者的等待时长、口味偏好、忍耐外卖超时的程度等等。这一套数据集，不仅能够提供精准的用户画像，还可以训练物流调度系统，在骑手们持续“投喂”中，不断进行深度学习，提高平台管理效率。
因为有着稳定而优质的数据源，外卖平台其实在AI技术方面是毫无疑问的先驱。外卖平台在2004年刚刚出现的时候，普遍采用人工派单，在订单有限时还算有效，等平台做大了，订单变多了，人工就跟不上了。于是，2014年开始，各个平台陆续尝试自动化派单系统，其中就有平台使用类似AlphaGo的深度学习来开发智能系统。而到了2024年，短短十年间，外卖平台就完成了三阶段的进化，从系统辅助派单，到云端派单，再到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派单。
注意，算法优化并没有磨灭骑手的主动性。在骑手的角度看来，他们朝夕相处的算法是一个“黑箱”，但在长期劳动实践中，他们也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算法，积累了不少“逆算法”操作，试图驾驭算法，让算法变得更加“尊重”自己，最终形成了一种“既依附又对抗、既合作又协商”的互动过程。
有些操作是比较顺从的，比如“养系统”。这里的“养”，是说要让系统认为你是一个好骑手，在算法中取得更高的分配权重。有个叫做大强哥的骑手总结自己“养系统”的心得，就是“好好跑单”，少拒单，跑得久，就会在后台获得更好的派单机会。事实上，算法也确实会更加青睐那些持续性、服从性更强的骑手。例如在“闪送”平台上，这种偏好直接反映在了前台的派单机制上。每周、每天能够持续完成一定量的骑手可以上升到“派单”级别，系统派发的单量多，单价也高，而如果维持不了，就会下降成“抢单”，要靠自己抢单，钱也少。
还有些操作则挑战了算法逻辑，彰显了骑手自己争取主动权的努力，倒逼算法改善。比如作者采访到的一位擅长“养系统”的大强哥，曾经就找到了一个漏洞。大强哥回忆，一开始所有的骑手都要靠自己抢单，大家专门抢大单、远单，特别是远单，一公里额外加几块钱，“轻轻松松地一个月（收入）上一万五”。但是远单有个麻烦，如果方向协调不好，就很难安排路线。不过，2019年，大强哥意外发现可以用手机登录别人的账号，于是开始相互“捎单”。怎么操作呢？首先，骑手抢单的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抢再说，然后确认配送方向，把方向相近的凑在一个人身上，比如别人抢到了自己这个方向，就让他们把账号给自己，顺道送完了，然后登录他们的账号点“送达”。随着这么干的人越来越多，大强哥就建了一个微信群，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捎单团体。如此一来，这些关系比较好的骑手团体抢的单子多，送的也多，形成了一个“人类智能”的二级派单中心，而新骑手几乎抢不到单，赚不到钱。
最后，平台先采取了封禁措施，要求每一单都要有完整的轨迹，堵死了集体捎单，但也优化了算法，减少了反向单，还给转单留了一个口子，让骑手一天可以有几次机会转出，允许骑手通过小规模抢单来优化调配。到现在，很多骑手还会在群里互相通报，哪里有订单价格上涨，抢在算法调配运力之前，先把好单抢到。
书中还提到一个“引虎出山”的技巧，也反映了骑手对算法的反向破解。这个方法就是在系统没派单的时候，通过同事点单来生成一个订单，算法就可能会推荐几个顺路的订单，此时再把同事的订单取消，之后就可以顺畅跑单了。
骑手们虽然不懂技术，却是在最前线的测试工程师，既能改善算法的效率，又会不断试探算法的漏洞，让自己夺取更多主动权。在这一来一回的拉锯之间，系统逐渐逼近了“算法最优”。但这里我们也要注意，如果算法一味追求高效，结果就是骑手们越来越急，不仅丧失了自主权，安全风险也越来越大，身体也将难以为继。
好的，篇幅所限，这本书的解读就到这里。其实，书中还有骑手生活的很多侧面，比如如何学习服务业的问好、道歉等等礼貌用语，还有骑手因为穿着外卖制服没法进商场而打抱不平，还有骑手们居住的城中村、女骑手们面临的独特处境等等。可以说，我们不仅能从这本书中了解平台经济，更重要的是，能看到一个个鲜活的劳动者和他们拼命向上的奋进。
实际上，全国几千万骑手和算法的复杂关系，只是数字平台不断扩张的一个侧面。著名人类学者项飙也曾观察到现在越来越多人卷入了“系统”，系统只通过数据的影响就能高效地管理大量个体每一刻的行为，而不需要制度化的关系和固定的空间，但代价是劳动者本身的感受没有得到重视。正如孙萍老师总结的那样，“如果单单依靠这样的消耗式运营模式，平台经济的发展又能持续多久？从某种程度上讲，平台市场变成了一种熔炼技术，它逐步将劳动者固态稳定的生活打碎、熔化，并使之保持一种被熔炼的形态，有待下一步通知，成为个体劳动者的社会常态。”换句话说，这和先前解读的《后工作时代》有点像，零工正在变得常态化，长期的职业工作反而越来越少了。
通过这本书，我们可能会发现，对我们消费者来说，不仅是要对骑手多一分宽容，如果有机会的话，还可以主动地去了解和帮助他们，比如多点一个好评，多给一些赞赏。甚至于，消费者、骑手、监管方和平台方，都需要更加了解彼此，才能保障未来我们不会也“困在系统里”，相应的算法伦理和监管机制，需要我们未来共同构建。
本书作者孙萍老师，就在推动各方的共同进步。孙萍老师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身份，帮助骑手和平台协调矛盾。而且，在她的研究推动下，骑手逐渐得到了更多社会关注，于是平台在公众舆论中，公开配送时间的算法，并确立“以人为本”的优化原则。2021年，国家各部门也出台了对平台算法的监管意见，明确要求平台建立与工作任务、劳动强度相匹配的收入分配机制，并且要用“算法取中”，而不是“最严算法”，综合确定送餐员的考核要求。但这个完善的过程仍然在路上，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比如，能不能建立起适用于骑手等灵活用工的社会兜底保障机制？这不仅与平台经济有关，更关乎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我选取骑手“拐哥”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他说：“其实骑手们是很容易获得满足感的一群小可爱，大家都希望用责任心服务好每一位用户，同时也希望平台能秉持并有可见的公平、公正、公开的政策，来对待新就业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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