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晓丽、李兴 | 双向修护、技术互惠：媒介交往的图谱演进——一项共享充电设施的技术志考察

“只有2%的电了，失联的危机，时刻提醒我不得不立马回家紧急为iPhone充电。但现在，只需在随处可见的共享充电宝立柜前扫码，就可以一边走一边充电，等待电量够用，再随手塞进柜子里就行。”（#YT）[1]

上述个体在城市漫游危机的境况，确证了“电力的影响，在许多方面都意味着人类福祉的增加”^[1]。在1893年在芝加哥举办的哥伦比亚博览会上，电灯首次亮相^[2]，构筑起早期电气化令人瞩目的首要图景^[3]。由此，STS学者将电力视作大型技术系统并说，“在上个世纪的伟大建设项目中，没有一个比电力系统更具有社会效应”^[4]。早期的电网作为公有事业，集中发电，区域管理，耦合进国家建设性的本能和能力中，如同电气化附生的社会福祉，“将普遍连接的强大形象与照亮黑暗的经典启蒙主体融合”^[5]，成为现代主义国家不可抗拒的象征。

然而，上述二十世纪的共识，已成为过时、亟待摒弃的遗产。一方面电力跟随地下电缆隐入尘埃，电力慢慢消失在日常生活中成为后勤型媒介基础设施^[6]。电的神秘性和诱惑性被赶下神坛，“作为人类事物中的重要力量具有的声望”^[7]逐渐暗淡。譬如，当下讨论人工智能、元宇宙、Chatgpt等新兴技术时，我们均未流露对电的意识，援引物理学家Patterson的观点，电力系统平稳地运转，“依赖它的人和崭新的技术物都不会注意到它”^[8]。另一方面，我们进入一个不稳定、权力下放、放松管制的电力时代。世界已从集中生产和输送，转向无处不在的能源供应。曾经统一的电网被集成至其他物理结构和系统中：太阳能电池板、储蓄电池，显形为所有者和运营商多样性的物质表达。新的电网意识促逼个体疏离乌托邦式整体的惯例，在本地规模内走向更有弹性地生存。

本文的研究对象——共享充电宝，便是两种转向的当代见证之一。在城市街道无处不在，个体处于智能手机电量危机时刻，去“寻视”它以维护理想的连接状态，这延续了基础设施在失灵或危机时刻显露的属性。另外，该电力的境况说明，它的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变革了相应的经济关系^[9]。平台作为能源基础设施最具创新性的建设者之一，凭借共享充电设施，将整体性电网媒介化，成为具有弹性、独立、节点化属性的电力网格单元。借由这些基础设施，个体得以“登高望远”，但遗憾的是学术讨论中，却较少关注脚下的台阶，“正是因为人们的习以为常，电的演进史从早期的奇观效应逐渐变得不可见”^[6]。技术前沿的解决方案和充满前景的商业白皮书，搭建起学术研究在该类新鲜事物上的主要旨趣。按照赫勒（Heller）的分节体系，共享充电宝可被我们划归为“不是那么引人注意的技术事件”，但实际上，与共享充电的交往实践对“普通男女的日常生活来说，这些事件远比人造地球卫星和原子能工厂重要，并且以一种更重要的方式改变了他们的想象”^[10]。

不禁要问，曾经相当成功地消失在日常生活中的电力，如何再次引发新的猜测、惊奇和欣赏，在何种程度上于个体交往中被揭示？有鉴于此，本研究考察个体抵抗手机电量危机的实践，关照散布于城市街道的共享充电宝，希图回归基础设施的“基础”本身，及其经验气质，讨论它“何以成为媒介基础设施”。此外，通过誊写个体在城市中陷入“电量危机”及其“传播”故障引发“至暗时刻”所采取的干预措施，进而考察个体与媒介－技术开展了何种交往，以及它们之间生产了怎样的故事？

物质性和技术转向催动科学技术研究（STS）和人类学研究的基础设施转向^[11]以及派生的基础设施主义^[12]。研究视角不再停留在具体的中观工程层面，例如铁路、电网，基础设施外延变得更加广泛，亦更加细节，涵括与“硬基础设施”相形的“软基础设施”。

学界将注意力回归至媒介物质性，在此框架下考察媒介基础设施的相关议题。首先是概念的本土化定义与运用。在中国语境下定义为“互联网基础设施”并作为元概念进行使用^[13]，沿袭着该定义其媒介物质性向度指明了中国互联网历史书写的别样路径^[14]。其次是基础设施与平台（platform）研究的并行叙事，搭建了研究的大部分图景。基础设施最初的定义与平台有所缠卷，铁路与站台（platform）的叠合体共同构成基础设施^[15]，因此基础设施难免与平台（platform）相提并论^[16]。研究者们当下强调“平台是基于数据的基础设施”^[17]。亦有学者对平台和基础设施进行区分，通过将平台定义为“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中介力量”^[18]，他们赋予平台主体意识性，并借此与物质性基础设施进行尝试性划分。概言之，从事历史和当代平台研究的学者，正同基础设施研究的学者分享共同的研究旨趣^[19]，共享媒介研究的物质性、文化、政治等一般性问题，使得“基础设施的‘平台化’和平台的‘基础设施化’成为可能”^[16]。

其次是媒介基础设施的细节性研究，携带浓厚的经验气质。例如考察媒介基础设施渗透社会治理过程，重新切割并拓宽政府的组织化边界与治理路径^[20]，成为基层居民自治与社区管理的“新权利装置”^[21]。媒介基础设施也重塑、转换、更替了人－城市的连接状态^[22]，给数字时代的城市传播如何重思个体与附近的交往状态，再造个体城市生活的经验之维等论题，指明了别样的研究进路^[23]。最后，媒介基础设施作为纯粹技术功能形式之外存在的事实^[11]，亦呼吁对它进行深入的批判和调查。增长的媒介基础设施并非均质地延伸至空间，其“承担斗争中立调解人的角色只能作为假设存在”^[24]，而是政治化内嵌的数字载体与规制的必要手段。当下已经看到调查的结果，例如对用户数据无节制收集与监测，搭载新型不平等劳动的场域，以及推广数字民族主义、地缘政治博弈和剥夺少数群体的特权等相异面向。

既然基础设施不再被诸如铁路等或大型，或中观技术系统所诠释，“各种渠道、设备、标准、模式、平台、操作规模和相互依赖网络挑战了基础设施的原有认知”^[25]。基础设施的修护观也理应面临随之而来的挑战。首先，修护创造引发了创新或变革。遵循技术的历史传统议程是以创新为中心，修护被错置于后台。实际上，创新较少存在于源初时刻，而在持续性地修护和对故障干预中产生，“修护构成创新的增量形式”^[26]反而是创新生成的场所。其次，修护从专业走向业余。对媒介基础设施而言，不仅是一个技术修护或维护的问题，亦是卷入该过程中“用户故事”。用户构成媒介基础设施的受益者，他们实际上组建起基础设施网络的完整节点。

倘若遵循重新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假设，我们总是试图越过物理基质，探寻媒介基础设施背后“物质形式的话语结构”，这一取向遮蔽了它是切实可触及的砖瓦结构，“我们活在基础设施中”（infrastructure live us）^[27]而非纯粹的概念隐喻和中观系统。概念本土化过程的内卷，给“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我们提示了一个问题：走得太远却忘记了来时的路。正如Star和Ruhleder强调的，“我们追问的是何以成为基础设施，而不是什么是基础设施”^[28]。有鉴于此，回看本文的研究对象，笔者关注的是共享充电宝这一微观技术对象，如何与个体的实践勾联，进而成为（to be）基础设施。个体是否，以及如何构成物质和社会的关键纽带，乃至于此基础上讲述的“生动故事”，媒介基础设施的“基础”，如何在与个体交往过程中重新被揭示、定义和体验。

沿袭着基础设施研究的民族志传统，笔者以城市街道为田野，将技术志（Technography）作为分析与个体与技术胶结的“诱人”工具。Kien将技术志（Technography）视为技术（Technology）与民族志（Ethnography）的结合方法论，它使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理解“技术如何与人类行动者动态合作，以创造和维护我们生活的世界”，而不是依靠“将设备和机械视作死道具的技术方法”^[29]。“以技术观技术”而非全然借助人类语言与思想的折射，有利于避免客体以特定的认识论方式，又落入人的主观中^[30]。由此，研究者于2022年12月至2023年6月期间，先后于成都、南京、深圳、北京、广州、苏州六个城市街道开展了为期半年的民族志，同时亦参察自身的实际使用体验，采用参与式观察和非正式访谈的混合手段以获取经验材料。收集到的经验材料，包括共享充电宝的物质材料构成，隐匿的线缆、立柜装置、街道位置等实体面向和App程序、操作界面等数码物^[31]，以及更为核心的——个体围绕其展开的交往实践。

援引鲍尔格曼（Borgmann）的观点，作为技术的基础设施的可供性，给个体带去的“自由和丰盛”并非理所当然的局面^[32]，其中也包含人对基础设施的修护。租借共享充电宝的行为实践，也即将一系列技术组件（譬如电池、存储仓、归还按钮）结合起来的技艺，修护了基础设施，使其符合预期的运作。

在修护过程中，平台隐匿于“后台”，用户与共享充电宝的技术交往构成修护可见图谱。用户参与修护作为媒介基础设施的共享充电宝，而不全然是技术提供的专家独当一面。“社会是由这些不能设计，建造、维修或甚至操作他们的生活所以来的大多数手段的人构成的”^[10]，在某种程度上是失焦的，任何有意识、掌握一定知识储备、拥有动手能力的用户并不会消失。用户业余修护媒介基础设施，有助于廓清既往专家权力和依赖关系，给予本地行动者越来越多的自主权。共享充电宝商业拓展使基础设施装置落地化后，并不会寄托于运营和维护的专业干预，除非结束了它的生命周期。因为“用户会帮我们保持它的运作和周转，不像美团单车，需要大量的人工搬运”（#ML，NN）。一位受访的茶铺老板（#GTE）表示，“充电宝很快就被借完了，但要不了多久，就有别的使用者来归还，填满电池仓位”，由此进入广义上无限的循环周期。另外一位面馆阿姨也说：“自从他们（平台侧的人），安装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NN）。

首先，共享充电平台生成和供给、编码化、脚本式、程序性的修护知识，隐匿于修护后台。传统上，修护难度表现为所需专业知识储备时间的长度，借用赫勒的主张，“技术想象以知识的积累为特征”^[33]。譬如，经过长时间专业培训的工程师，对于发电、配电和存储技术的熟练掌握，便于技术故障的排查。当下，修护技术的知识被再次技术化。具体而言，共享充电宝修护所需的知识，借助手机界面操作甚至只是实体按键，被平台开发、简化为系列的代码与程序。譬如接口的接连状态被二进制为指示灯，以及基础设施的复位、格式化被约价为凹凸的按钮，最后归还地点也被地图索引，即使用户缺乏对城市街道纹理的掌握，地图索引了城市网络，也索引了权力和知识网络。“在我这里打麻将的老头老太太也会用啊。微信扫一扫，授权一下，还的时候，确保用力按进去就行了”（#GTE）。用户无法掌握亦无需了解，从计算机管理的涡轮增压和转换电能的硅光伏电板，再到电力储存的锂酸电池的具体知识结构，只需要扫码和按压，便能完成修护过程。

其次，知识简化提升修护实践的上手性，继而用户与共享充电宝“身体力行”的协作式移动，使修护具有可见性。如前所述，共享充电宝作为基础设施维系其个体流动，尤其是在电量危机的不可靠时刻，它响应用户连接需求。不可否认，连接起源于固定的基础设施，如信号塔、海底电缆、路由器等。有鉴于移动和流动是当下社会的重要范式^[34]，将基础设施考虑为支持移动或流动的静态节点或有线连接，已经不再适用。具体到共享充电而言，其主动而非被动地掺进移动过程。一方面，其支撑用户的移动时，本身也在身体的携带下移动，甚至有跨越城市和地区的漂迁（#YYH）。另一方面，以用户移动朝向为具象表达，其为自身移动，作出技术调节和索引，比如某地不能归还，用户只能按照地图索引或寻视，朝着下一个地点移动（#ZX）。此时身体作为移动的载具，因而很难忽视用户身体的重要性——用户不断地使用它们来诊断和影响修护共享充电设施，比如移动、归还、复位。由此，用户的身体成为共享充电设施修护的物质和知识元素相遇、凸显的十字路口，进一步则是“物质和社会的关键纽带”^[35]。

概言之，处于电量危机的个体反向缝合了濒临破碎的基础设施，在移动中修护稳续的租借循环，实现相互“救赎”，也即交往的互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过程并非全然被约化为悲观的“平台劳动”，相反是生动的修护故事。有别于把身体设为基础设施这一主体客体化的概念比喻，将身体视为基础设施修护，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自主性的复归。用户归还（修护）的自主性，一方面，构成机器或技术组合异质性元素之间互动的可调节变量。另一方面，也彰显出技术组合对其运行的实际环境的变化和意外保持一定开放。跟随“破碎世界的思维”，考察用户对共享充电的修护，除了增加反对技术自主性和自给自足的论点之外，从个体与技术修护的乐观层面出发，它还扩展了核心趋势，使每个人共享知识和技术的社会化。

在城市街道中，以修护为具象的人－共享充电宝的技术交往，完善了平台的基础设施化的进路。然则，修护不是附带的活动，相反它构筑起了经济和社会的引擎室^[36]。电力网络同时是巨大规模的经济系统，共享充电基础设施开发和培养了平台商业模式。用埃吕尔（Ellul）的话说，“技术发明允许经济系统被制造出来，包括源源不断地商品供应”^[37]。共享充电基础设施的循环租借，以时间来量化货币，不同的时间段对应着不同的价格，从而为平台带去收益（#ML），也给商家部分分红和入场费（#QSS）。受访者们普遍认为，共享充电基础设施收费偏高（#LM，JLL，ZX）。“一个小时内，是4块钱，两个小时就是8块，哪怕1小时零1秒钟，也要给8块”（#XL）。也在此时，精明的用户们按下了在城市街道中与平台基础设施时空游戏的启动键。

遵循平台共享逻辑，每人每次充电装置使用需单独付费，共享被圈定在互不干涉的陌生个体之间，上一个用户和下一个用户较难产生联系（#YYH）。以省钱或“物有所值”为目标的用户，借由人－技协商，再生产共享的基本类型。该过程既生发于亲友之间的人际协商，同时也是与基础设施的技术协商通过经济价值支付转移和使用价值最大化，用户改造了平台的商品共享逻辑。

第一，租借的主体与使用主体之间出现分化，转嫁了租金的交付成本，通过支付转移的方式达成节省化的货币“代偿”。使用者会让亲友为自己的充电需求买单，“白嫖和自己关系比较好的朋友”（#LDH）。支付转移又可以划分为“有意”与“无心”两类。前者指用户目的性地希求亲友帮其租借充电宝。一位受访者表示，“朋友一般不介意我这种做法，他也觉得这是朋友之间的趣味互动。但对我来说就不一样了，让我有一种与商家斗争胜利的窃喜”（#LM）。而后者是当手机没有电量，屏幕熄灭之后的“至暗时刻”，无奈寻求亲友的帮助，亦存在支付转移的协商，“朋友一般不会真的要求转给他费用的，因为他也白嫖过我”（#HY）。

第二，亲密的用户之间的“共享”使用，构成修护连接的价值“补偿”。共享充电装置配有适配不同系统、机型的充电接口，例如Type-C、安卓、苹果。基础设施设计的初衷为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也提供了控制修护成本技术协商的契机，个人使用的充电装置平台控制逻辑，被多人同时使用的技术“盗猎”所悬置。一位受访者（#YT）表示“反正要被扣那么多钱，一个人用太不值得了，干脆大家一起用。”通过使用权“二次共享”的协商形式，用户心理感知扩大了充电装置的使用价值（#LX），从而实现了昂贵收费的价值补偿。

概言之，即使用户对共享充电收费不合理存有普泛的感知，作为基础设施的共享充电装置，延续了用户的“数字生命”，因而其很难直接与平台抗争。个体转向社区内部的人际协商与平台基础设施化漏洞的技术协商，从而调节货币感知的心理阈值。

平台的租金收取遵循着“严格”的时间区间划分，平台以时长和节点为量化收取租金的逻辑。不同于上述修护连接成本的协商模式，用户采取控制充电设施时长、调节充电效率的形式，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相较而言，这是一种更为直接和有效的方式，在控制与增效方面，用户展开了不同的时间斡旋方式。

首先，用户通过预估计算时间，采取心理感知和技术提醒等措施，以避免超出预期时长。用户在手机濒临断电的危机时刻，会开展充电装置使用的心理预估。半小时内使用，如果能满足基本的连接需求，就不要超过该区间（#ZX）。为了实现时间的控制，用户往往在城市流动过程时刻关注时间，譬如“时不时地看一下时间，如果来不及了，甚至要跑步前进”（#LM），或者更为直接地设定闹铃以强制控制（#ZX，HY）。一位受访者（#HM）表示：“我一般控制在1个小时，先计算好时间，包括归还需要花费的时间，然后我会设置一个50分钟后提醒的闹钟。”

其次，提升时间区间内的充电效率组成“卡点”归还的另一途径。共享充电设施在时间区间内的转化效率是可控的，充电效率越高，所需时长便相应缩减，成本便得到控制。“电池就如同水池注水，如果‘入不敷出’，永远也充不满”（#LX），充电的时候开启省电模式，提升了充电的效率以便早点归还（#LM）。该模式保证了基本功能运作，例如即时通讯、移动支付、减少了后台运作APP，从而实现节电。在一位受访者看来（#YT）看来，“一边使用共享充电宝，一边打游戏、刷抖音，完全就是甘愿被割韭菜。”概言之，用户使用共享充电设施，开启“省电模式”从事技术的调节，保证了基本的连接需求，另外亦提高了修护连接的效率，由此成本的控制得以可能。

“随处可见”（#YYH）构成共享充电基础设施化的一个显著结果，在城市街道里基本上以100米为装置间隔。然这并不意味着用户归还便捷化。一方面充电仓或已被占满，缺少空仓位。另一方面，归还须受品牌或平台规制。“借的是何种品牌，还的时候就要找到对应的品牌”（#ZX）。归还选择较租借而言更为窄化，此时横向空间移动转化为纵向时间（货币）耗散。除却对时间的直接调控，用户使用共享充电装置的成本控制，据此另有了空间维度的间接表达：借由对自身移动的调制，进而降低修护连接的货币支出。

一是主动圈定移动的范围。当谈及“归还的血泪史”，一位受访者（#ZX）回忆道：“有一次，我为了避免超过时间，冒着大雨奔跑，还摔了一个狗吃屎的大动作，别人都觉得我有病。最后还被多扣钱了，太惨了。”为避免上述归还充电宝的“奔波”，用户选择在小范围内机动使用，或借助平台内部的地图，提前考察目的地的共享充电基础设施。譬如，是否具有该品牌、是否剩余仓位等设施境况。前一种圈定模式主要发生在商场、茶馆、棋牌室等逗留的时刻，后一种行为发生于较远距离出行的诉求。两种模式均是用户时间把控的空间形式，用户借由自身移动的主动调控，以确保“随地”的方式实现“随时”归还的节省化战略。

二是绕开溢价的城市热区。共享充电设施的分布并非平衡，因而产生了不均质的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出现在个体聚集的地方，人们也同样聚集在它周围”^[38]。依照其循环效应，共享充电基础设施节点便有中心区域与非中心区域的划分，并转译为货币悬殊的具象表征。一位受访者（#JLL）表示：“有的地方定价就是贵一点，比如春熙路、来福士等人流量多的地方。而有的地方，人影都没几个，所以前30分钟内的价格就会低于5毛。”因此用户在租借的时候，通常有意绕开这些城市热区（#LX），避免被“割韭菜”。

综上所述，在本小节中，我们看到用户在“双向修护”或与基础设施的技术“互惠”实践中，如何在人际社区、时间分区、城市街区等三个维度，与平台开展货币成本上的控制、协商与斡旋，甚至是斗智斗勇。这扩展了本研究的分析单元，从界面、屏幕或基础设施上“向外扩展”，有助于我们欣赏各种关于媒介基础设施生动的修护故事，也即个体与技术、社区、亲友、城市街道的数字交往。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共享充电基础设施的界限秩序及其修护个体数字生命之间的潜在冲突的化解过程，改变了城市街道的纹理和质地（#YYT），体现了过去空间和交往实践的沉积物。然则这一纹理是绝对的、全局的，因为某一位置都与其他所有位置相关联，它们被平台绘制进一个过度编码、整体的同质性公制空间中（#LSY，YYH）。借用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中“平滑空间”与“纹理空间”的概念隐喻^[39]，平滑空间没有纵横的交织脉络，它是整体的、无边界和无限延伸，例如海洋和被平台拓印的电子地图；相反，纹理空间有垂直和水平的经络，有自身的边界确定，例如实体的街道网络。因此，个体在降低修护连接成本的城市街道“平滑空间”中以“游牧”生成了“纹理空间”：在这过程，用户的斗争发生着时空层面的变化和转移，重建自我关切和城市脉络，从而生成难以阻碍的技术交往多元性与连续性，以及城市街道的数字人文异质性。

个体城市街道“漫游”的共享充电宝的使用场景，凸显修护的“二重性”。一方面，共享充电宝借由电量供给，构筑起“基础的基础设施”，促进、支撑个体于城市街道范围内移动与流动，以技术逻辑修护个体连接的媒介愿景与图景；更为重要的是，个体借由充电基础设施修护自身流动性与连接持续性的接合实践，亦是反向修护媒介基础设施，维持其基础设施化的技术行为。换言之，个体于被稳续中修护了“百孔”的共享充电装置，维持其符合预期的运转与租借循环，构成“基础设施的基础”。对媒介－技术的考察，将其对人在极限境况下的修护，以及人对其运作的修护尝试放在同等位置上，或能充实此间交往的故事。因此，我们还看到，在平台商业逻辑的“云上”干预下，“精明”的个体围绕着修护过程成本，开始了斡旋的货币游戏：改造共享充电平台基础设施共享逻辑的人际社区协商；偏向于时间区间心理感知与强制干预的技术协商；以及建立在“测绘”城市街道的所展开的地理协商。由此观之，修护的故事不停滞在与技术的交往中，还扩展至社区范围内的人际互动，甚至勾勒城市街道的纹理与质地。

借由共享充电设施这一科技生活形式，本文讨论个体与媒介－技术交往的修护维度。以一种“破碎世界的思维”，强调障碍，以及更为重要的——人们克服障碍所采取的努力。帕洛阿尔托学派“人类不能不传播”的观点，铭刻“传播”必“通”的功能主义预设，本文并非试图推翻传播效果研究的地位，以及拒斥传播实践的目的价值预设，而是主张给予失灵的“窘况”以及“修护”以重回“通达”状态的技艺应有的关注。具体而言，个体修护实践是由不同类型的媒介－技术故障、失灵状态产生的后果，此种媒介研究的进路增补了以往传播效果研究的边界想象，为当下与“交通”“物质”缠绕的“传播”赋予“不通”状态新的思路。

[1] Winther T. The impact of electricity: Development, desires and dilemmas [M]. Berghahn Books, 2008: 217.

[2] Barrett, J. P. Electricity at the Columbian Exposition [M]. Chicago, IL: Donnelly, 1894: 323

[3] McCullough, M. Downtime on the Microgrid: Architecture, Electricity, and Smart City Island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20: 41.

[4] Hughes, T. P. Networks of Power. Electrification in Western Society, 1880-1930 [M].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1.

[5] Ferguson, J. Expectations of Modernity: Myths and Meanings of Urban Life on the Zambian Copperbelt [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244.

[6] 赵海明. 被忽视的媒介：电的物质性与生成论探析 [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22，38（04）: 94-99.

[7] Nye, D. Electrifying America: Social Meanings of a New Technology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0: 156.

[8] Patterson, W. Transforming Electricity: The Coming Generation of Change [M].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3: 1.

[9] Marx, K. (1963).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M]. New York, NY: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1963: 181-182.

[10] （匈）阿格妮斯·赫勒. 现代性理论 [M]. 李瑞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09 ;106.

[11] Larkin B.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13, 42: 327-343.

[12] （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 奇云：媒介即存有[M]. 邓建国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 35.

[13] 张磊, 贾文斌. 互联网基础设施研究：元概念、路径与理论框架 [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21 (05) : 22-32+145.

[14] 束开荣. 互联网基础设施：技术实践与话语建构的双重向度——以媒介物质性为视角的个案研究 [J]. 新闻记者, 2021 (02) : 39-50.

[15] 曹钺, 徐偲骕. 平台社会研究的历史脉络、另类想象与亚洲道路——新加坡国立大学邱林川教授学术访谈 [J]. 新闻记者, 2022 (09) :17-28.

[16] Plantin J C, Lagoze C, Edwards P N,et al. Infrastructure studies meet platform studies in the age of Google and Facebook [J]. New media & society, 2018, 20(1): 293-310.

[17] Poell, T., Nieborg, D. B., & Duffy, B. E. Platforms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M].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2022: 60

[18] 姬德强, 朱泓宇. 传播与媒体研究的平台化转向：概念基础、理论路径与动力机制 [J].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 2021 , 43 (11) : 33-38.

[19] Murphy D. From Indy to ubiquity: Minecraft as platform and infrastructure [J/OL] . New Media & Society, 2023,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22114498.

[20] 李梦颖. 数字基础设施：隐藏在健康码背后的结构性力量——基于对内地31省（自治区、直辖市）健康码演化过程的可视化分析 [J]. 新闻记者, 2022 (04) : 46-59.

[21] 袁艳, 沈梦晨. 疫情催生下微信在城市邻里空间的基础设施化研究——以武汉市G社区为例 [J]. 新闻与写作, 2022 (09) :16-27.

[22] 孙玮, 李梦颖. 打破“人的尺度”：可编程城市的媒介文明 [J]. 新闻与写作, 2022 (09) : 5-15.

[23] 姬德强, 蒋效妹. “城市即平台”：城市生活经验的数字生产 [J]. 现代出版, 2022 (05) : 9-19.

[24] Paris B S, Cath C, West S M. Radical infrastructure: Building beyond the failures of past imaginaries for networked communication [J/OL]. New Media & Society, 2023,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231152546.

[25] Mackenzie, A. Infrastructures in name only? Identifying effects of depth and scale [A] // P., Harvey ,C. B, Jensen & A., Morita (Eds). Infrastructures and Social Complexity [C]. London, UK: Routledge, 2017: 379.

[26] Balbi G, Leggero R. Communication is maintenance: turning the agenda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upside down [J]. H-erm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0, 2020(17): 7-26.

[27] Seberger J S, Bowker G C. Humanistic infrastructure studies: Hyper-functionality 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absurd [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21, 24(12): 1712-1727.

[28] Star S L. The ethnography of infrastructure [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99, 43(3): 377-391.

[29] Kien, G. Global technography: Ethnography in the age of mobility [M]. London, UK: Peter Lang, 2009: 1.

[30] （法）布鲁诺·拉图尔. 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 [M]. 刘鹏，安涅思译.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0: 156.

[31] 王继周. 从“物”到“物质性”：媒介研究中一组概念的辨析[J]. 新闻界, 2022 (04) : 76-84.

[32] Borgmann, A. Technology and the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Life: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 41

[33] （美）兰登·温纳. 自主性技术 [M]. 杨海燕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242.

[34] Sheller M, Urry J.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2006, 38(2): 207-226.

[35] Henke, C. R., & Sims, B. Repairing Infrastructures: The Maintenance of Materiality and Power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2020: 26.

[36] Graham S, Thrift N. Out of order: Understanding repair and maintenance [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07, 24(3): 1-25.

[37] Ellul, J.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M]. J,Wilkinson. Trans. New York, NY: Vintage, 1964: 221.

[38] Dourish, P., & Bell, G. (2011). Divining a Digital Future: Mess and Mythology in Ubiquitous Computing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1: 25.

[39] （法）德勒兹，瓜塔里.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 [M]. 姜宇辉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684-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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