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利科 | 《时间与叙述》前言

体娱   2024-11-13 00:02   浙江  


保罗·利科 | 《时间与叙述》前言


作者:


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法国著名哲学家、当代最重要的解释学家之一。其代表作有《意志哲学》《活的隐喻》《时间与叙述》《从文本到行动》《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等。


译者:


刘远鹏,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本科生,兴趣方向为文学与思想史。


校对:


罗贤越,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本科生,“思想与社会”跨学科培养项目成员。

译者说明:


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作为20世纪最出色的解释学家之一,其思想的重要性已无需赘述。如其所言,《时间与叙述》(Temps et Récit)可以被视为《活的隐喻》(La Métaphore vive)的续作,他在前作中提到,“诗性的叙述使语言成为一个前客观世界,我们发现自身根基于这一世界,同时我们处于这一世界能够发挥最大的潜能”,而后者则以奥古斯丁笔下“时间”与“叙述”之间复杂而深刻的联结作为发端,“时间以叙述的方式被表达出来才成为人类的时间,而叙述成为时间存在的状况才具有完整的意义”,从而为读者进一步展现出这一庞大的诗学空间。

如果我们也借用利科醉心其间的“隐喻”,那么可以认为,他的解释学思想或许脱胎于一种俄狄浦斯式的“弑父娶母”——他早年间经由胡塞尔进入现象学的范畴,广泛涉猎了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哲学,而他由此产生的关于存在论的思索,又使其跳出原先的视野,试图在和亚里士多德古典诗学的对话中寻找答案。

因此,利科的这篇序言看似简练,其实体大思精,以不长的篇幅呈现出古代修辞学、结构主义、现象学等思想的探索与争鸣,并最终使他自己的“叙事阐释学”在隐喻的迷雾中获得了澄明。译者在尾注中尽可能尝试还原利科与其他思想家的对话,但这也使得注释的篇幅过于庞杂,且限于学力浅薄,难免不甚准确、挂一漏万。另外,利科的文风相对晦涩,对于一些较为模糊的表述,主要参照了英译本的翻译策略,并尽可能在不损害原意的情况下提高其可读性,这要由衷感谢罗贤越同学的细致校对。


《活的隐喻》(La Métaphore vive)和《时间与叙述》(Temps et Récit)是一对同时构思、先后出版的姊妹篇。尽管隐喻在传统上属于修辞手法或象征话语(«tropes» ou figures du discours)的理论,而叙事则属于文体学(genres littéraires)的范畴,但它们各自产生的表意效果事实上是同一种语义创新(innovation sémantique)的核心现象。在上述两类情况里,这种创新都只会发生在话语篇章之内,换言之,是在规模不少于单个语句的语言行为当中。

法文版《时间与叙述》书影
借助隐喻将本无关联的特质(attribution)相互结合,这种创新造就了新的语义关联,譬如:“自然是一座神殿,那里有活的柱子。”[1]只要我们通过这些新的关联——打个比方说,钻进它的深厚之处(épaisseur[2]——感知到语词在其惯常用法中的阻力,进而发现,在语句中对它们进行的字面解释显得格格不入,那么,隐喻就仍然是鲜活(vive)的。语词在隐喻表述中所经历的含义替换——正如古典修辞学(acienne rhétorique)所概述的那样[3],并不是隐喻的全貌。隐喻只是作为一种手段去服务于处在整个语句层面的进程,其功能是拯救那些在“奇异”[4]表述中被建立起来的新的语义关联,这些关联正岌岌可危,因为它们所联结的特质在文本中显得并不协调。

而经由叙事,语义的创新体现于对情节(intrigue)的创造——(和隐喻造就的关联一样),这同样是一种整合(synthèse)的结果。通过情节,目标、因缘、机遇被统合在一个整全行动的时间统一体中——正是这样一种对异质的整合功能,使得叙事近乎隐喻。在隐喻和叙事当中,那些新生的、尚未被言说和书写的事物就这样在语言中乍现:对前者而言,隐喻获得了生命,这意味着表述中出现了新的语义关联;对后者而言,情节成为虚构,这意味着新的一致性(congruence)在事件的编排(agencement[5]中产生。
这两种情况下的语义创新都可以被追溯到一种生产性想象,更确切地说,是追溯到作为其含义基体(matrice signifiante)的图式(schématisme[6]。在新的隐喻中,语义关联的产生绝妙地展现出规范性想象的创造力,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若想编出好的隐喻,就必先看出事物间可资借喻的相似之处。”[7]。但是,如果不是通过将起初看似“相去甚远”,然后突然“接近”的语词放在一起,从而创造出某种相似性本身,那么,(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对相似性的敏锐感知又意味着什么呢?这种逻辑空间中的距离变化正是生产性想象的工作,包括将整合的进程图式化(schématiser)和将混同的表述象征化(figurer),从而产生语义层面的创新。因此,在隐喻中发挥作用的那种生产性想象,尽管它仍然受制于惯常语言(将隐喻)范畴化(catégorisation[8]的阻力,但依然会成为我们通过混同表述去创造新的逻辑类型的能力。如此说来,叙事的情节就相当于这种同化表述,它将繁复杂乱的事件“聚拢起来”,汇集成一个整全的故事,从而将附着在叙事整体之上的、可被理解的寓意图式化。

最终,在这两种情况中,图式化过程所揭示的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é)既有别于隐喻维度下结构语义学(sémantique structurale)所运用的组合理性(rationalité combinatoire),也有别于叙事维度下叙事学和专业历史编纂学所运用的立法理性(rationalité législatrice)。恰恰相反,这种可理解性旨在凭借元语言(méta-langage[9]的更高层次,去模拟一种根植于图式中的智性(intelligence)。

因此,无论我们谈论的是隐喻还是情节,更多的解释总是意味着更好的理解。对隐喻而言,理解意味着掌握一种动态(dynamisme),凭借这种动态,一种隐喻性的表述,一种新的语义关联,从那些仅通过语句字面解读所得到的语义关联的废墟中浮现。而在情节当中,理解指的是把握一种进程(opération),这种进程将背景与形势、目的与手段、自发与互动、命运的逆转以及人类行动的所有意外后果所构成的多样性统一在一个整全的行动中。在很大程度上,经由隐喻和叙事所产生的认识论问题(problème épistémologique)在于将符号语言学(sémio-linguistiques)所提供的解释与前意识(compréhension préalable[10]的理解联系起来,这种前意识理解来自对语言实践的后天习得,无论通过诗歌还是通过叙事。在上述两种情况里,问题都在于同时考虑到这些理性门类(disciplines rationnelles)的自主性,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以诗学理解为起点的,直接或间接、密切或疏远的亲缘。

隐喻和叙事之间的平行关系(parallélisme)还不止于此:研究“活的隐喻”使我们得以搁置结构或意义方面的问题,转而去探究真理的指称和判断(la référence ou de la prétention à la vérité)。在《活的隐喻》一书中,我捍卫了如下论点:语言的诗学功能并不因其在指涉上的让步而局限于对自身的赞颂,鉴于指涉功能在描述性语言中居于主导地位。我认为,直接的、描述性的指涉功能只是另一种更为隐蔽的指涉功能的对立面或消极条件,而后者可以说是因语句描述性价值的中止而得到解放。这就是诗性话语将现实的外观、品质和价值带入语言的方式。除了元修辞(méta-phorique)的阐释与对词语惯常意义的规范性超越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现实无法被任何直接描述性的语言所表达。因此,我不仅要冒险地谈论隐喻的意义,还要谈论隐喻的指称,从而揭示隐喻话语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重新阐释那些无法被直接描述的现实。我甚至建议,概括了上述力量的“视为”(voir-comme)一词,应当对“作为”(être-comme)在根源的本体论意义上有所启发。

叙事的摹仿功能则提出了一个与隐喻指涉完全类似的问题,它甚至只是后者在人类行动领域的一种特殊应用。亚里士多德认为,“情节是对行动的摹仿”[11],在后文当中,我将至少界定“摹仿”(mimēsis)一词的三层含义:其一,指的是回到我们熟知的对行动秩序(l’ordre de l’action)的预先理解(pré-compréhension),其二,由此进入(诗学的)虚拟世界,其三,通过这种虚拟来对预先理解的行动秩序进行重新配置。正是在最后一种意义上,情节的摹仿功能与隐喻的指涉功能殊途同归。隐喻的重释在感官、情绪、审美和价值论等方面擅其胜场,它们使世界变得“宜居”(habitable[12],而叙事的摹仿功能则更多地在行动和时间价值(valeurs temporelles)的领域发挥作用。


利科与马克龙
在《时间与叙述》中,我将重点讨论最后一个特点。人们创造出具有特殊含义的情节,并企图借此重构我们混乱不定的时间经验(expérience temporelle)——这种混乱不定的极致表现就是沉默。奥古斯丁追问道:“那么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13]由此可见,情节的指涉功能即在于,虚构能够重新显现出这种被哲学沉思的空洞所困扰的时间经验。

但是,隐喻和叙事两种功能之间并非泾渭分明。首先,对实践领域进行重构(configurent)和转塑(transfigurent)的情节不仅是主动的(agir),也是被动的(pâtir),情节中的人物既是施动者(agents)也是承受者(victimes),正因如此,抒情诗(poésie lyrique)与戏剧(poésie dramatique)才分道扬镳[14]。此外,“环绕”[15]行动的环境(circumstances)以及构成行动悲剧因素的意外结果,同样包含着接纳诗歌话语的被动性维度,这尤为体现在哀歌和挽歌的模式(le mode de l'élégie et de la lamentation)当中。就这样,隐喻的重释和叙事的摹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探讨诗性话语的摹仿价值与虚构叙事的重释力量时,将二者混为一谈。

由此,一个涵盖了隐喻表达和叙事话语的广阔诗学领域显现了。

本书最初的核心内容来自笔者1978年在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University of Missouri Columbia)所做的布里克讲座(Brick Lectures),其法文讲稿作为《叙事学》(Narrativité)的前三章出版。此外,还包括笔者1979年在圣吉尔斯学院泰勒研究所(Taylor Institution, St. Giles College)所做的扎哈罗夫讲座(Zaharoff lectures),题为“法国史学对历史理论的贡献”。此书的部分章节也曾以提纲的方式在多伦多大学的诺思洛普-弗莱讲席(Chaire Northrop Frye)和“比较文学项目”(Programm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两次讲座中得以进一步充实。全书的若干框架构成了笔者在巴黎诠释学和现象学研究中心(Centre d’Études de Phénoménologie et d'Herméneutique de Paris)和芝加哥大学约翰纽文讲席(Chaire John Nuveen)的讲座内容。

感谢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的John Bien教授和Noble Cunningham教授,圣吉尔斯学院泰勒研究所的G. P. V Collyer教授,多伦多大学的Northrop Frye教授和Mario Valdès教授。还要感谢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们对我的热情款待,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启发和严厉的批评。我尤其要感谢巴黎诠释学和现象学研究中心的听众们,他们在课堂上全程参与了我的研究,并对《历史与叙事》这本书的问世做出了贡献。

我特别要感谢瑟伊出版社(Éditions du Seuil)的Francois Wahl,他细致严谨的编校工作使我得以完善此书的论证和文辞。


注释:
本文依据Temps et Récit的原文译出,并对照了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的英译本Time and Narrative,文下注释除特殊说明外,皆为译者所注。

[1]利科在这里引用了波德莱尔的《感应》(Correspondances)作为隐喻的范例。中译本参见波德莱尔:《恶之花》,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2]这个表述令人费解,其大意可能是,通过隐喻建立起的语义关联,由于意涵多元而显得厚重。


[3]利科的修辞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亚里士多德《诗学》《修辞学》这两本著作的启发。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是意义的转移”(1458b5-10),在此基础上,利科提出了“隐喻的真理”这一概念,在他看来,隐喻不仅是“意义的转移”,或“反常的命名”,更是“语义的创新”。

[4]“奇异”的说法来自亚里士多德《诗学》,亚氏认为,“使用奇异词可使言语显得华丽并摆脱生活用语的一般化”,隐喻作为奇异词的一种,能够“把词按离奇的搭配连接起来,使其得以表示它的实际所指”(1458b5-10)。中译本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后文同此不注。

[5]在亚里士多德的语境下,“事件的编排”即意味着“情节”。


[6]图式(schématisme)是一种组织、描述和解释世界经验的概念网络和心理结构,它以直观化、形象化、结构化的形式来呈现理论体系的整体结构、刻画观念体系的联结关系、表征内蕴的思想信息和精神范式。

[7]此句引言来自《诗学》(1459a50)。

[8]范畴化(catégorisation)是人类认知过程中基于对象的相似性而对世界进行分类从而形成概念的过程。胡塞尔认为,所有的范畴都是通过“想象力的自由变更”而稳定下来的“理念”(Eidos)。

[9]语言是用来描述、说明、控制其它语言的语言,其层级处在所有自然语言之上。

[10]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的英译本将此处译为prior understanding,即“前理解”,它是在对某种观念或事物产生新的理解之前所具有的自我解释状态,来源于个人对历史文化的继承。

[11]亚里士多德的完整表述是,“悲剧是对一个完整划一,且具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1450b60),这几乎可以说是《诗学》中最重要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还认为,行动需要通过那些各具特质的人物来表达,利科后文中对戏剧人物的分析即出于此。

[12]原文着重标出了宜居的(habitable)这一概念,它来自法国哲学家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参见其著作《日常的发明》(L’invention du quotidien)。

[13]此句引言来自《忏悔录》(Confessiones),中译本参见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 242页。

[14]要理解利科为何在这里提到“抒情诗”与“戏剧”,必须提到另一位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的观点。他在《镜与灯》(The Mirror and the Lamp)中(同样以一种隐喻的方式)指出,古典时代的文学批评认为,诗人像“镜”一样被动地、忠实地描摹世界,浪漫主义批评则认为诗人像“灯”一样主动地、有选择地照亮着个体心灵所认识的世界。在这种分类模式下,抒情诗被看作是一种主观的文体形式,而戏剧则是客观的。

[15]利科在这里玩了一个文字游戏,翻译时并未依据字面意思直接译出。





本文转自 | 政治哲学研究


再建巴别塔
青灯夜读,湖畔沉思。精读人文社科经典文献,探讨新闻传播学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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