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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许倬云、罗小虎 选自《经济观察报》2018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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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伟大人物已不再有敬意与幻想”
抗战期间，在重庆南山万松丛中，一盏油灯旁，父亲爱给少年时的许倬云读名臣奏议，如这篇欧阳修的《泷冈阡表》。此时，许倬云一家流亡在路上。不到十岁的许倬云经历了一次次轰炸、绞射，看到了一幕幕百姓逃亡的残酷景象。在万县大轰炸后，从防空洞回家的路上，许倬云看到了电线上半具尸首、树干下一条大腿，一具无头女尸还有婴儿在哺奶……多年后，已成为一代历史学家的许倬云，依然无法忘怀少年时所看到的景象。 “也许，因我生的时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无数痛苦，我对伟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和幻想。”他说。或许也正因为这一点，许倬云关注历史的时候，更感兴趣的是与老百姓相关的事情，比如一般老百姓的思想、生活，而不是传统史书中通常记录的有关政府、国家、战争等事情。在退休之后，许倬云更是致力于大众史学的著述，成为国内最为知名的大众史学家之一。1930年，许倬云出生于福建厦门。许家是士大夫世家，乾隆年间从福建搬到无锡，代代都有读书人。许倬云的父亲许伯翔毕业于曾国藩在南京办的江南水师学堂，十八岁一毕业便做了炮艇副长。许倬云出生时因手脚未发育完整无法行走，因此也无法上学，父亲的书房成了他的课堂，直到抗战结束回到无锡老家，许倬云才直接读了高中。1949年，许倬云考取台湾大学，报的是外文系，不过他入校的国文、历史成绩引起阅卷老师的注意，便拿去给当时的校长傅斯年看，傅斯年说：“应该去读历史系。”一年后，许倬云转入历史系，从此一生以历史为志业。台湾大学毕业后，在胡适先生的帮助下，许倬云拿到一个奖学金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顾立雅。顾立雅是美国第一代汉学家，研究古代金文。1962年，32岁的许倬云回到台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和台湾大学任职。1970年，许倬云又回到美国，在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之后就留在匹兹堡大学，致力于历史研究。许倬云自道：“我的学术思考的框架是一个四面四角的立体型，四种三角关系。这种关系的结构说白了，就是一种系统分析，四个小系统：文化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政治系统，每个系统本身又可以分为几个层次，所有这些小系统都是动态的。我的历史理念关键在动态，历史永远在变。人间不变的事情就是变。”因此，许倬云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比喻成“做时间线上的切面”，“一段切面在这里，下一段切面在这里，上一个切面分分合合的图像，和下个切面分分合合的图像对比，你就晓得变化发生在哪里。”1999年，许倬云在匹兹堡大学退休。此后，他便开始全力写大众史学。“我觉得既然我们老百姓要问老百姓生活上的问题，我们学历史的就应该有交代。”这便是他写《万古江河》的初衷：从文化的角度讲“中国”的形成，也是近年来在中国出版的一系列“说中国”、“说历史”图书的初衷——为老百姓写史。
许倬云说：中国大学课程设计是从西方学来，分科系教学。中国过去的“太学”，并不分科目，而是着重整体的人文修养。今天的大学训练是分科专业，所以大学里学到的历史都是分科专业；史学专业是学做史学研究工作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于是，历史论文是给历史学家阅读，不是给一般人看的。我不赞成这一方式的教学观念。我认为，历史是人文学科里，与人最有关联的部分：文学、艺术和音乐，激发促进内心的感受，而历史是认识自己，加强对自我的认知。人，必须知道过去，才能知道今天，才能知道未来。所以，史学应该为一般人提供“知道自己”的基础知识。这么多年来，尤其是退休以后，我没有专业学科的职业压力，才能努力用心写大众史学。在没有退休之前，我也曾经做过面对大众的工作，为报刊撰写社论。台湾“改革开放”那段时期，我曾经努力投入新闻界的工作，也就是希望将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提供一般人，了解社会大势。“中国”这两个字，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个政治体，不是今天所谓主权国家可以界定的，也不是个文化系统。它是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在一个宽大地域里边，由无数不同来源的人共同生活组成的一个几千年演变而成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大家生命拴在一块儿了，命运拴在一块儿了，前途也拴在一块儿了。能够构成这么大的团体，不是“主权”两个字可以说，也不是“血统”两个字可以说，所以我拿四五种不同的因素，编织成一个互动的、交相拉扯的一个网络系统，这个网络系统不是一时的，而是几千年上万年演变下来的。这个系统能够到今天，还相当具体，因为它有个核心，这核心是多少年来锤炼、混合、融合起来的东西。中国文化，由中国的中原，汇集众流，走向东亚，走向亚洲，最后就汇成大海，走向世界的大海。天下，全世界人类的大海，一直是中国人向往的目标。孔子所说的安人、安百姓：是这个共同体的最后的目标，不是指国界之内，而是走向全世界。西周的时候形成的“天下”观念，表示文明是全世界共有的，没有国界的。所以，这个文化传统，中国人认同的文化体本身，应是符合大同世界的理想境界。一个大同之世的境界，虽然难以实现，却永远是一个值得向往的目标：尤其全球化的今天，应当是切合有用的理念。那么，里边有大家经济上的互通有无，有观念上学到了不同的族群之间互相容忍、互相协调，在文化上，长期地孕育出一套观念，这套观念就是中国的人本的哲学系统，不是靠上帝，也不是靠各种神奇力量，也不是靠科学的理性，靠着人本身的天性，天性里边人跟人该如何相处。人是合群的动物，我们中国人的一套文化系统，就是怎么样人跟人相处，这中间有积极的方面，是儒家。很平淡的、淡泊的，不是消极而是淡泊的、内敛的方向，是道家。一向外一向内，一积极一退让，一刚一柔，这样地配合起来，我们进退自如的一套人生的观念。这一套（观念）使得中国可以在最困难的时候，忍下去，还不垮，最得意的时候不要张狂。整体讲起来呢，这个共同体，在世界上以前有没有见过呢？也有过类似的。罗马共同体，相当类似，可是不一样，它是有相当排他性的，他罗马人比别人高一等。英国人在日不落帝国的时代，世界各处都有他的殖民地，里边有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自治领，有不同的殖民地的地位，它也相当地容忍，可它还是有不同，英格兰人是英伦三岛的主人。基督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向上帝看的宗教，这个是排他的，其他宗教在他的系统里边没有如基督教一样的位置，是神的宗教，不是人的理念，所以这个英国的系统跟中国的系统也不一样。将来的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中国在东亚、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几千年来是大国，已经有了经验，怎么样和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族群、其他的单位以不同的关系互相相处、活下去。所以中国大圈儿里头，我们看见有不去征讨、不去做战争以战争压服的国家，明看着示威、太祖所谓有“不征争之国”，也有以贡让共让、和以封贡共作为关系的内圈的国家，也有国内的土吐司等半自治单位，也有蒙藏这种高度自治单位，这个都是将来世界，全球化的大组织之内恐怕也在所难免会碰见的，一定要不同层次，不同的互相关系纠葛成一个互相、住在一块儿的，住在同一个地球上的大的共同体。这个是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让我们面临中国又重新回到地区性领导者的地位，而在这个世界大系统之内，中国要扮演一个比前面更重要、更广阔的角色。那么，我们要在国内，中国要长期维持这个地步（地位），有两个因素相当重要。第一，中央并不集权，各省各县一直到农村，每一级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当年一个县政府，除了县太爷、两个秘书，大概十来个工作人员，靠的什么？民间，看不见的自治。这看不见的自治哪来的呢？有一群受过教育的地方精英，他们不一定很有钱，不一定是官宦人家子弟，但因为他们品行不错、对人好，他们变成地方性的领袖，不是今天的土豪，也不是过去的恶霸，就是一个地方上的大家尊敬的所谓士绅，士绅并不一定有官位。这个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我们家乡，这批士绅基本上管了所有的地方社会福利，所有的救苦济贫、养老扶幼，孤儿院、寡妇堂、无家可归人的收容所，都是这些人在经营。他们没钱，他们以他们的信用，结合在一起，向商店、去告诉他们，你们能不能出这个钱，量力为之，长期建立信用，工商业都愿意出钱。这些人本身不拿薪水，但这些人能够说到一句话，相当可贵的。我的祖父，在太平军之后，太平军大乱，他回忆过去，从清朝入关，在江南大杀一顿，到太平军，又是两军相杀，这中间二百多年，我们无锡从来没见过兵，兵的影一点儿都没见过，乡下也没见过兵。他讲，二百年来，人不知兵。十四州县，都如此这般。家给籍户足族，这个境界，不容易做到，不是靠官家，靠民间自治。所以我觉得我们过去的经验，不能说大同世界，但确实是比法律规定的一个世界要更过得舒畅，是一个良好的风俗，良好的风俗是大家从上到下，遵大家遵守一套理念，这套理念没有没有刑法在后面管你，没有牢狱在后面关你，没有教堂说教，就是靠从小带大孩子如此教，学校念的书，看的课本里头都带得进去的理念，才成全了这么一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