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封建主义还是平台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终结了吗？近年来，许多理论家和评论家都认为：资本主义可能已经终结了。其中最著名的是前希腊财政部长雅尼斯·瓦鲁法基斯。瓦鲁法基斯最近出版的《技术封建主义：什么杀死了资本主义》（Varoufakis，2024）发展了一个他在过去几年的演讲和评论中阐述的主题。他认为，随着一种新型企业开始主宰世界经济（谷歌、Facebook、亚马逊、阿里巴巴和抖音等美国和中国的大型平台），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已经出现。

这一说法，以及他认为在新背景下出现的社会关系具有明显的“封建性”特征，并非瓦鲁法基斯独有。正如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所指出（Morozov, 2022），这是自2010年代末以来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本质的评论和分析中的一个持续主题。瓦鲁法基斯承认，他特别受益于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k)的《资本已死：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吗？》（Varoufakis, 2024: 241; Wark 2019），而政治理论家乔迪·迪恩(Jodi Dean)也提出了类似的说法，即“封建”社会关系正在取代资本主义的典型社会关系(Dean, 2020)。

在本文中，我将回顾其中的一些主张，并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描述，以吸收他们的许多见解，同时避免一些更成问题的历史断言。在此过程中，我将论证一种特定的传统，即概念化和分期资本主义的类型，这种传统借鉴了安东尼奥·葛兰西和“调节学派”经济学家的思想，具有持续的现实意义。正是这种概念传统首次提出了“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之间的分析和历史区别，将其理解为持久资本主义大背景下不同的“积累体制”。这种方法已显示出强大的解释力和描述力，我认为“调节方法”（Jessop，1997）或由此衍生的模型（Harvey，1992；Sum and Jessop，2013）（Gilbert and Williams，2022；Cole 2023）从纯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从任何试图阐明我们时代的技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变革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都具有潜在的高度启发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自21世纪初以来的时期可以用从一种霸权积累体制向另一种霸权积累体制的转变来概念化：从后福特主义到平台资本主义。

瓦鲁法基斯的关键分期主张是“资本主义”已被“技术封建主义”或“云主义”取代。他的基本论点来自两个关键观察。首先，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大型平台公司的崛起得益于中央银行的量化宽松政策。他认为，实际上，政府印发了货币，并通过各种金融机构投资于这些公司，而任何一方都没有承担重大风险或成本，从而使这些公司摆脱了对资本主义公司有效盈利的正常要求（Varoufakis，2024：96-112）。第二个关键观察是，这些公司的盈利能力来自各种形式的租金提取——尤其是“云租金”——这些租金来自对数字平台的垄断控制，而不是“利润”（Varoufakis，2024：119-29）。我们稍后会看到，并不是所有当代数字资本主义评论家都接受“租金”和“利润”之间的明确区分。

然而，对瓦鲁法基斯来说，资本主义的利润来源于其组织工业生产的能力，而企业的收入则来源于对已有通信基础设施的使用费，这种明显的转变标志着与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决定性决裂。

瓦鲁法基斯承认自己对麦肯齐·沃克的《资本已死》一见钟情。与瓦鲁法基斯一样，沃克的论点也围绕着某些主张，即“科技”领域的关键人物、机构以及沃尔玛等大量借鉴其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公司目前在全球经济中享有的独特特权地位（Wark，2019：8）。瓦鲁法基斯称这一群体为“云主义者”，而沃克则将其描述为“媒介主义阶级”(vectoralist class)（Wark，2019：58）。“当然”，沃克写道，“仍然有一个地主阶级拥有我们脚下的土地，有一个资本家阶级拥有工厂，但现在可能还有另一种统治阶级——他们不拥有这两样东西，而是拥有收集和使用信息的媒介”（Wark，2019：3）。相反，沃克声称“从属阶级是农民、工人和黑客”。沃克反对一个明显的反驳，即今天大多数农民、大多数工人和大多数“黑客”（沃克指的是所有类型的知识/信息工作者（Wark, 2004））可能都被视为无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亚群体。沃克写道：“媒介主义者-黑客的阶级对立与资本家-工人的阶级对立的分离源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对信息生产的广泛而深入的合理化——或者更好地说，抽象化”（Wark, 2019: 88）。

《资本已死》中沃克的许多言论都针对她所认为的保守主义反射，这导致评论家们对“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已经出现”的想法不以为然。沃克拒绝用描述性谓词来限定当代资本主义的任何尝试——“监视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后福特资本主义等等”（Wark 2019: 6）——她坚持认为，新兴形势的根本新颖性足以证明一种全新生产方式的提出是合理的。然而，与瓦鲁法基斯（或迪恩）不同，她并没有试图将新的生产方式与封建主义进行比较。对她来说，“媒介主义”生产方式的新颖性部分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使新统治阶级能够统治的关键资源——数据、信息——与农业用地或工业资源不同——无论如何都不是天然稀缺的。这无疑是数字经济的一个关键特征，所有这些评论家和许多其他人今天都必须努力应对这一特征：如今如此多的资本积累依赖于商品（例如数字音乐MP3文件）的生产和人为的稀缺性，而这些商品实际上是无限的、可被自由地复制的（Giblin和Doctorow，2022）。

与瓦鲁法基斯、沃克一样，乔迪·迪恩也认为：如果一种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可能已经出现，那么部分原因是我们认识到目前少数几家公司拥有非凡的权力。迪恩迄今为止发表的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只有几篇，主要是对他人论点的综述，而他人的论点似乎在假设一种真正的“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仅仅为“新封建”辩护之间摇摆不定，认为“新封建”是几十年新自由主义霸权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极端不平等的适当描述（Dean, 2020; Dean, 2022）迪恩提出了许多典型的敏锐观察，令人信服地强调：对许多工人来说，20世纪几乎所有民主、社会的胜利果实现在都已被窃取。例如，她将优步司机比作中世纪的农奴，指出司机的负债累累，他必须每月为自己的车付费，而农奴也无法随意离开领主的土地。与瓦鲁法基斯和沃克一样，迪恩声称：自己发现了一种打破资本主义规范的趋势。

新的生产方式？

检验技术封建主义的主张

任何此类主张都涉及一系列有关“资本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资本主义，一个无处不在但又以含糊其辞而臭名昭著的术语（Williams，1985：50-2）。在社会理论中，或许最广泛的用法是，“资本主义”只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简写（Marx and Arthur，1993）。另一个有用的定义——强调资本主义是资本家从事的典型活动——是 Boltanski & Chiapello的“强调必须通过正式的和平手段无限积累资本的最低限度公式”（Boltanski et al，2018：4）。然而，无论是瓦鲁法基斯、迪恩还是沃克都没有如此简单地使用这个术语，这显然意味着：“后资本主义”或“技术封建主义”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瓦鲁法基斯并没有明确证明他的说法，即他已经根据生产方式的概念确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继承者：但他对这一术语的一次提及似乎确实暗示他将“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同义词（Varoufakis，2024：82）。“生产方式”本身是一个有争议、复杂且模棱两可的术语，正如约翰·霍尔登(John Haldon)最近所指出的那样，它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在高度抽象的层次上分析社会形态的启发式手段，而不是一种想象中的严格历史分期指南（Haldon，2022）。然而，在使用“封建主义”一词时（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词典中，这个词现在也被广泛认为是有问题的（Haldon，2022：34-7）），瓦鲁法基斯显然是在诉诸经典且广为人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话语，根据这一话语，现代社会出现的关键历史断裂是西欧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Marx and Hobsbawm，1964：125-7）。因此，这相当于断言，一种与过去几个世纪的社会经济秩序根本不同的社会经济秩序正在出现；我们现在和二十世纪末之间存在着一条历史的鸿沟，相当于1430年的英国和1700年的英国之间的鸿沟。显然，这些都是大胆的主张。

要检验这些说法，就必须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明确特征（根据瓦鲁法基斯、迪恩和沃克都提到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范式），以及它与可能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早期生产方式有何不同。在评估一种具有鲜明“封建”特征的新生产方式出现的说法时，这一点尤为重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显然是众所周知的：生产资本的私有制、商品经济、由大量雇佣劳动人口进行生产、利润作为剩余价值从资本家剥削他们的劳动中获得、无限的资本积累是生产的最终目标。

然而，至关重要的是，最后一点即“无限的资本积累”对马克思（Marx and Arthur，1993：326-7）和我们已经提到的后来的评论家（Boltanski and Chiapello）来说构成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定义性特征。商品流通、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提取几乎是前资本主义经济中不为人知的特征。布罗代尔对工业生产在定义资本主义本身的正式关系和经济实践中的核心地位提出质疑，而是将这些关系和实践的出现与早在14世纪的欧洲商人的行为联系起来（Braudel，1992）。但所有这些资本主义定义的共同参考点是将无限的资本积累理解为其定义性特征。另一方面，对于瓦鲁法基斯来说，租金相对于工业利润的明显增加足以宣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租金被理解为封建主义最典型的利润形式（Varoufakis，2024：121-3）。根据他的论点，租金仍然作为资本积累的来源这一事实，并不足以与资本主义保持连续性，从而阻止技术封建主义被视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尽管在“封建”社会中，租金主要用于维持军事贵族的存在（他们的生活水平高于农民，但按照社会精英的标准，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奢侈），而不是作为资本积累的来源。

近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对“租金”或“利润”（或其他利润来源）的相对重要性问题产生了兴趣，但很少有人认为前者的重要性日益提高预示着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皮凯蒂声称，资本主义倾向于增加由资本所有权（包括租金、利润、利息和股息）产生的财富和收入的总体份额，而牺牲由工资产生的财富和收入（Piketty and Goldhammer,，2014），这与他的观点不同，但它强调了一种相关的趋势，即资产所有权作为资源分配的决定因素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皮克提实际上认为，这种趋势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基础（Piketty and Goldhammer，2014：52-5）。阿德金斯(Adkins)、库珀(Cooper)和库宁(Koonings)在他们对“资产经济”兴起的研究中提出了类似的论点（Adkins等，2020），比尔克(Birch)和穆涅萨(Muniesa)在他们对“资产化”的研究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Birch，2020）。有趣的是，虽然皮凯蒂对某些他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经济假设不屑一顾，但他将“无限积累”原则视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身特殊性质的基本而有价值的见解（Piketty和Goldhammer，2014：7-10）。从所有这些角度来看，瓦鲁法基斯声称，租金对当代“云主义”商业模式的核心地位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是非资本主义的，是不可持续的。

更直接涉及“租金”与“利润”问题的是最近一批意大利理论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他们把自己定位于“新工人主义”传统中（Fumagalli et al, 2019: 6）。在他们（和其他人）所谓的“认知资本主义”的当前阶段的理论化中，卡洛斯·韦尔塞洛内和斯特凡诺·杜格里提出了资本主义增值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转变，他们将其描述为“利润租金的形成”（Fumagalli et al, 2019: 42）。从广义上讲，这描述了这样一个过程：资本家在组织生产过程中的管理作用变得越来越多余，因为自动化过程和工人自我组织的能力都取代了它，甚至工业资本家也越来越处于食利者的地位，从他们对资产的垄断中而不是从任何特定的指导生产的能力中获取价值。显然，尽管与瓦鲁法基斯的描述并不完全相同，但这两种分析都指出了食利者行为取代传统上归属于资本家追求利润的动态投资和管理角色的趋势的重要性。然而，韦尔切洛内和杜格里并不认为这标志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相反，他们借用“调节学派”经济学家的术语，认为这种转变是新“积累体制”的特征（Aglietta 等，2000；Sum 和 Jessop，2013）：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组织的重大变化，但并没有打破资本积累的基本要求或构建阶级关系，而这些要求将其定义为一种生产方式。

从这些积累的论据中我们可以看出，根本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接受瓦鲁法基斯的论战，从观察平台部门内“租金”的重要性到宣称“云主义”或“技术封建主义”已经“扼杀了资本主义”。许多其他评论家对同一现象进行了更严格的分析，但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而那些最关注瓦鲁法基斯所关注的确切现象的人则特别主张出现一种新的“积累体制”，而不是转向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

叶夫根尼·莫罗佐夫回顾了瓦鲁法基斯、迪安等人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性质的论点，对他们、法国经济学家塞德里克·杜兰德(Cédric Durand , 2020)以及美国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提出的各种技术/新封建主义主张提出了严厉批评：布伦纳通常被视为英语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支柱(Brenner, 2006)。莫罗佐夫认为，这种分析要么是借鉴了一种理想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将封建主义更多地与自由政治权利的缺失联系起来，而不是与任何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Morozov, 2022: 90-7)，要么是依赖于一种马克思主义分析模式，这种分析模式淡化了殖民暴力对资本主义最初形成的重要性(Morozov, 2022: 97-102)。从后一种观点来看——与罗伯特·布伦纳和艾伦·米斯金斯·伍德的作品有关——当代数字经济缺乏黄金时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内在活力，这一事实可能证明它不再配得上“资本主义”这个名称。相比之下，莫罗佐夫建议采取一种更接近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思想家的观点，他们认为殖民暴力以及对国内农民的暴力剥夺是“原始积累”的基本形式，没有这些形式，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就不可能出现。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只是一个比布伦纳等人描述的更大、更抽象的范畴和现象：能够经历各种技术和社会政治变异而不会失去其资本主义本身的身份。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提到库尔德里(Couldry)和梅希亚(Mejias)最近将谷歌等平台的信息收集活动描述为“数据殖民主义”（Couldry and Mejias，2019）。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暴力征用、圈地和私有化的殖民行为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组成部分；甚至比建立雇佣劳动关系等更为重要。因此，平台公司从事此类活动这一事实绝不意味着它们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后资本主义的。

按照这种逻辑，莫罗佐夫完全不认同任何将现在取代早期资本主义形式的事物理解为某种封建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他对任何这种观点都如此冷漠，以至于莫罗佐夫甚至认为卡洛·韦尔切洛内过于偏离了“新封建主义”的范畴，尽管韦尔切洛内将认知资本主义表述为“积累体制”，显然支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际上并未被取代的总体观点。在这里，莫罗佐夫对韦尔切洛内所属的意大利传统的解读不够慷慨和细致。莫罗佐夫反对韦尔切洛内立场的例子中是全自动洗车机，全自动洗衣机不再是“资本主义”资产，因为从中产生的收入属于“租金”而不是“利润”。这反而忽视了韦尔塞洛内和杜格拉表述的复杂性，根据该表述，“利润租金的形成”不是“资本主义→非资本主义”的过程，而是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增值过程在其整个历史中的内在趋势。

我们可以将韦尔切洛内立场的这一方面与他与安东尼奥·内格里和迈克尔·哈特共同持有的新工人主义立场的另一个要素进行比较：相信资本主义经理人日益过剩，这一点已在上文中提到。虽然哈特和内格里有时似乎将这种过剩视为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实的新特征（Hardt and Negri，2004），但在他们著作的其他部分，很明显，他们认为资本及其代理人寄生于创造性“大众”的趋势，而资本依赖这些“大众”的劳动和交流创造力——但在本体论上独立于资本——这种趋势贯穿了整个资本主义和城市化现代化的历史。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质，即它对它没有创造的集体创造力和独创性形式的依赖，以及对殖民主义和奴隶制等实践的依赖，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例如，哈特和内格里认为，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文化大革命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背景，但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必然会成为由此产生的唯一的生产方式（Hardt and Negri，2001：74）。从这个角度来看，韦尔切洛内等人所描述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转变不应理解为与资本主义本身的决裂，而应理解为资本主义某些内生过程的强化和一种独特的积累体制的出现。

按照同样的逻辑，哈特、内格里、韦尔切洛尼和杜格拉的著作中出现的当代资本主义的论述相当于沃克对“向量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生产方式的分析的一种合理而严格的替代。沃克声称新形势具有后资本主义性质，这源于她断言“媒介主义者”和“黑客”之间的对立阶级关系在性质上不同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关系（Wark 2019：46-57），而沃克本人则不认同哈特和内格里关于“大众”的概念，认为它是概念化21世纪非资本主义社会力量的一种方式。但当沃克写道“我们这个时代新兴的统治阶级坚持将特定的创造行为限制在财产形式和集体创造活动的范围内，从中获取总体信息”（Wark 2019：55）时，这听起来非常类似于新工人主义的资本模式，这种模式本身被理解为永久地寄生于大众的创造性劳动。我们再次看到，密切关注其他可用的分析表明，当代社会关系的后资本主义性质的说法充其量是高度可疑的。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沃克对新社会群体之间出现的新对抗的描述可以通过不提出相同分期主张的分析模型来适应。例如，吉尔伯特和威廉姆斯主张平台资本家在资本家阶级本身和更广泛的当代社会形态中目前“霸权”的作用，同时将“平台资本主义”定位为一种独特的积累体制，而不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Gilbert and Williams 2022）。同样，瓦鲁法基斯呼吁建立跨阶级的社会力量“大联盟”（Varoufakis 2024: 207），这与新葛兰西主义者如吉尔伯特和威廉姆斯或拉克劳和莫菲（Laclau and Mouffe 1985）几十年来倡导的政治策略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中没有人需要假设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来倡导它。

最后，虽然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沃克对轻蔑性知识保守主义的警告，但与可以承认和描述资本主义整体技术社会组织发生巨大变化的解释模型相比，倡导全新生产方式出现的论据站不住脚，因为解释模型无需诉诸于全新生产方式已经出现的断言，就可以承认和描述资本主义整体技术社会组织发生的巨大变化。因此，本文其余部分的论点是，可以从规制学派及其最初的分析灵感点来理解所描述的变化：葛兰西对福特主义作为一种特殊而新颖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原始分析。

“平台资本主义”这一术语最初是由政治经济学家和理论家尼克·斯尼切克(Srnicek，2017)创造的。斯尼切克对这一概念的重要阐述并没有强烈的分期或社会学主张，而主要是描述性的，将大型数字垄断平台的崛起描述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特征之一。斯尼切克本人没有提到调节学派，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书出版前后，与之相关的经济学家要么预见到了这个短语，要么直接使用了它。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默里在2015年接受安德鲁·戈菲采访时特别指出，后福特主义时代已经让位于“平台时代”（Goffey，2015：198）。后福特主义这一术语直接源自调节学派的术语（Amin，1994；Boyer和Saillard，2002），n. 默里(Murray)本人在 1980 年代帮助该学派在英国推广（Hall 和 Jacques，1989）。近年来，与调节学派直接相关的经济学家明确指出，2008 年后的全球经济应该从“新的跨国平台资本主义”的出现的角度来理解（Boyer，2022b：xxvi；Boyer，2022a），这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新的“积累体制”（Montalban 等人，2019）。最近，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修·科尔(Matthew Cole)提出了一个严格的案例，将平台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独特的积累体制，并将大量来源和证据纳入他的论证中（Cole 2023）。

但是，为什么“调节方法”（Jessop，1997）会引起社会理论家的兴趣呢？“调节学派”最初出现在法国，是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一种思潮，当时米歇尔·阿格列塔出版了《资本主义调节理论》（Aglietta 等，2000）（1976年首次出版，名为《调节与资本主义危机》）。几十年来，这一思潮不仅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技术含量极高的纯政治经济学著作，还启发了政治社会学、国家理论、文化研究和激进史学的分析工作。其影响可以追溯到阿格列塔对安东尼奥·葛兰西战前著作中一个关键概念的运用：福特主义。

葛兰西的《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Gramsci，1971）写于20世纪30年代，是他著名的《狱中札记》中被引用最广泛的部分之一。在这本简短的札记中，葛兰西认为当时在美国出现的资本主义形式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和一种新型资本主义社会，其特点是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雇主和国家对他们的工作和个人生活施加了历史上不同寻常的纪律。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葛兰西认为福特主义最重要的方面是工业生产的自动化、消费经济中规模经济的大幅增长以及国家机构在管理大规模工业和通信基础设施方面的大量参与。在社会、文化甚至精神生活的层面上，葛兰西认为工人、消费者和公民中出现了一套新的情感，其特点是高度的个人纪律和社会一致性以及家庭中严格的性别分工。他似乎已经认识到了塑造工业化世界战后社会的新兴经济和文化趋势的程度，这给评论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调节学派经济学的开创性著作中，阿格列塔主要在宏观经济意义上使用了“福特主义”一词，以描述战后时期在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盛行的工业资本主义类型，这种资本主义似乎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进入了地方性危机。在这部著作中，“积累体制”的概念被有效地用来命名葛兰西的“福特主义”一词所指的现象类型：不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而是一种技术、机构和社会文化实践的新型配置，通过这种配置，资本积累的一般过程得以实现、有序、组织并因此得到“调节”。

根据这一叙述，从1945年到1970年代末，西欧社会（最明显的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和类似的现代经济体（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都以新政时期在美国率先开创的一种特定形式的资本主义为特征。这种高度组织化、国家管理的工业资本主义让位于一个新的经济世界，在这个新经济世界中，制造业已经全球化和放松管制，而在国家层面，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主要由不断扩大除最贫穷公民以外的所有人的私人消费领域所驱动。无论好坏，这都导致了社会规范和公共生活的普遍崩溃或相对化，因为市场关系、私有化的自我表达形式和享乐主义消费取代了战后工业资本主义的严肃、顺从但民主的文化。这个故事可以由震惊的保守派（Bell，1978）、失望的社会主义者（Sennett，2011）或自鸣得意的自由主义者（Giddens，1992）以略有不同的重点讲述。要讲述这个故事，绝对不需要读过葛兰西或听说过调节学派，但可以说，总是那些读过这些书的人能够提供最完整、最细致入微、最令人满意的版本。“积累体制”的概念一直是他们工作的核心（Jessop 1997）。

萨姆和杰索普对“积累体制”的定义或许最为准确，他们将其定义为“一种可在长期内复制的互补性生产和消费模式”。他们用“增长模式”来补充这一概念，即“积累体制和调节模式的连贯组合”。最后，他们将“调节模式”定义为“一套规范、制度、组织形式、社会网络和行为模式……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具有冲突和对抗性，但可以通过对特定结构形式的调节和治理暂时稳定积累体制。”（Sum and Jessop，2013：246）。虽然这些概念上的区别在某些技术政治经济学中得到了严格的维护，但“积累体制”这一暗示性术语也倾向于扩大，以涵盖历史时刻资本积累的特定方式所伴随的全部社会、文化、制度和技术模式（Harvey，1992：121-2；Gilbert and Williams，2022：135）。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平台资本主义的概念被认为是一种“积累体制”，与一种独特的“调节模式”相结合，或已经被认为包括这种模式，它肯定可以适应其他方法试图（但成功率值得怀疑）概念化为标志着一种新的后资本主义、新封建主义、“云主义”或“媒介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的重大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技术变革。显然，这种制度的宏观经济（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宏观政治）特征是众所周知的：它涉及许多非常富有的公司，它们凭借对平台的控制积累了大量资本，这些平台在各自的领域享有近乎垄断的地位，并且通过部署数据收集算法技术，既可以积累资本，也可以影响用户的行为（Srnicek，2017；Zuboff，2019；Boyer，2022a）。这些公司能够通过这些方式积累资本，并逃避正常的市场纪律（Varoufakis，2024）或政治监督（Zuboff，2019），这使得这些公司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表现出资本主义的“利润租金化”倾向（Fumagalli等，2019）。但是，那些被认为可以描述特定积累体制及其历史时代的社会、文化特征又是什么呢？

从一种积累体制向另一种积累体制的转变从未被认为是完全和不可逆转的突破。例如，后福特主义是从福特主义某些内生趋势的强化中产生的（例如生产面向大众消费），尽管它涉及重大创新和变革，打破了其一些关键特征。平台资本主义同样具有与后福特主义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例如，后福特主义早期阶段的特征是企业和价值链的分解，最终形成了“网络”这一概念，成为二十世纪后期社会的一般形态趋势（Castells，2011）。

人们普遍认为，后福特主义涉及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组织方面的一系列关键转变，对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变革模式具有重要影响。一系列新技术和组织技巧——从集装箱运输到计算机化，再到企业向“扁平化管理”转变（Boltanski and Chiapello 2018）——使得大型垂直整合企业能够分解为更正式的分布式价值链，从而使各种规模的企业能够进行“灵活积累”（Harvey 1992）。这使得追求高度专业化的利基消费市场变得更加可行和具有潜在利润，从而激励资本家及其政治代理人积极鼓励个人和团体通过专业化的消费实践来表达个人身份和群体间差异：从追求“新时代”精神到通过独特的休闲和时尚实践表达酷儿身份。由此产生的“后现代”共识文化碎片化，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宽容度与民主的逐渐弱化共存，因为民主机构集合社会多数支持决定性政治纲领的能力已经下降。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完全脱离后福特主义的社会逻辑，而是强化了后福特主义的一些特征（特别是大众消费在经济中发挥的核心作用），而弱化了其他特征（例如文化大众化和同质化趋势）。按照同样的逻辑，平台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强化了后福特主义的一些关键特征，而弱化了其他特征。它显然代表了高度分散的电子网络作为大量社会互动和文化生产的基本基础设施的趋势的强化，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广泛观察到的“全球化”趋势，所有这些都被视为后福特主义的典型特征。但这些网络聚集到少数几个庞大的垄断平台中，构成了一种新的趋势，标志着与后福特主义垂直解体的逻辑的重大突破，具有独特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含义。科尔总结了一些关键的政治经济发展：

华盛顿共识下的后福特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以及其金融化的RA（积累体制）和“灵活”的分包组织模式，已被国家脱钩但日益垄断的平台组织模式所取代。伴随体制变迁的是RA的变化，它越来越依赖于通过无形资产提取租金。资本和劳动力的基础设施正变得越来越虚拟化、私有化和数据化。(Cole 2023: 349-50)

从这一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术语中构想的平台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沃克、迪恩和瓦鲁法基斯等评论家归因于当代社会经济环境的特征；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大部分问题不是这些特征的显著性和重要性，而是它们是否构成了一种全新生产方式的参数。然而，现在需要更广泛地考虑它们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影响。

在2018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迪克(Dijck)、普尔(Poell)和德瓦尔(de Waal)提出“平台社会”是当代社会经济形态的统称，其中“社会和经济流量越来越多地由（绝大多数是企业的）全球在线平台生态系统引导，该生态系统由算法驱动并由数据推动”（Dijck et al，2018：4）。迪克和她的合著者——在这本书和其他众多出版物中——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即“平台化”（Poell等，2019）是一个影响当代社会和商业活动以及负责管理这些活动的机构的重大范围的过程。本书关注的四个关键领域足以表明，类似的平台化过程正在改变一系列社会领域和活动：医疗保健、城市交通、教育和新闻媒体。“平台化”作为一个概念，既表明了重塑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所遵循的共同社会逻辑和技术制度技术，也表明了实施这些变革过程的政治经济学。

任何研究这些现象的分析师都毫无疑问地认为，这些现象的出现和刻意实施与大型网络垄断企业（谷歌、Facebook等）的崛起以及巨额资本集中在它们手中密不可分。然而，在大多数“平台化”文献中，这一观察未能解决其研究结果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化的影响，也未能解决如何概念化这一新企业部门在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阶级内部或之外的地位这一政治社会学问题。这正是瓦鲁法基斯和沃克等人贡献的吸引力所在，也是为什么我们有必要认真对待他们的贡献的原因所在。然而，正如我所指出的，平台资本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积累体制”，硅谷平台公司是统治阶级中仍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霸权阶级，这种观点似乎解决了这些问题，并适应了他们的见解，而没有承诺提出一种基本上无法证实的全新生产方式和统治阶级主张。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框架，可以将迪克等人的重要经济、制度和媒体社会学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整体关键变化的大规模宏观经济解释联系起来（Boyer，2022b）。

归根结底，毫无疑问，平台化是当今影响数十亿人日常生活的关键社会、技术和制度逻辑，影响着他们相互联系、自我概念化甚至管理或表达最私密情感的方式。流媒体技术和社会实践正在彻底改变音乐、电影、印刷和音频媒体的生产和消费体验，所有这些都完全符合平台化的更广泛逻辑，以及其聚集数百万用户的趋势，同时通过算法收集和部署数据自动改变他们的体验。

以流行的“青年文化”为例。在后福特主义时期，人们仍认为青年文化的主要场所是时尚，尤其是流行音乐文化（Nava，1992）。后福特主义与“后现代”（Hebdige，1988 年；McRobbie，1994）有关，即把大众观众分解为一系列与特定音乐流派相关的独特文化生态——朋克、嘻哈、重金属、“独立”摇滚、各种后迪斯科舞曲——所有这些都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该行业中小型企业的激增（Hesmondhalgh，1999；Hesmondhalgh，2016）。相比之下，平台资本主义时代见证了全球音乐产业的大规模集中（Taylor，2016），以及以主要流媒体平台（其中最著名的是Spotify、YouTube和Apple Music）形式出现的一个全新的强大中介机构。

同时，大多数年轻听众的主要互动点已从家庭扬声器、当地音乐会、夜总会或实时广播的共享声学空间转移到通过耳机收听的高度私有化、分段和算法策划的个人流体验。也许最重要的是，音乐文化对青年文化的相对中心地位已经减弱，因为社交媒体（YouTube、TikTok）以及最重要的电脑游戏已成为许多年轻人情感投注的更重要场所（Dovey和Kennedy，2006；Wearing等，2021）。批评家们对所有这些发展对音乐文化本身产出的影响进行了辩论，尽管很少有人对此持乐观态度（Reynolds，2011），他们经常指出在“病毒式”文化时代，微型通用创新的极端短暂性（O'Donnell 和 Stevens，2019；Sampson 2012）。我在这里的目的不是裁决这些争论，而只是指出这些重大的社会文化变化显然与从后福特主义到平台资本主义的转变有关。

另一个典型的社会领域是正式的政治竞争。后福特主义时代与“后民主”趋势（Crouch，2004）、大众政治的衰落（Hall and Jacques，1989）、政治领导的专业化（Negrine，2007）以及市场机制取代早期形式的民主审议和政治动员（Gilbert，2014）有着广泛的联系。相比之下，许多政治学家认为，自2010年以来，世界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民粹主义”的兴起（Moffitt，2016；Gerbaudo，2017；Gerbaudo，2021；Stavrakakis和Katsambekis，2024）：这是一种往往定义不明确的政治现象，与某些形式的大众政治的回归有关，但高度受到社交媒体典型的病毒式虚假信息环境以及新形式的“名人文化”与非常古老的魅力型和煽动性政治融合的制约。虽然大多数政治学很少关注政治传播不断变化的技术社会背景（除了非常显著的例外(Gerbaudo，2019；Finlayson，2022)），但不言而喻的是，这里所描述的政治现象，在其近期的历史形式中，高度依赖于大型在线数字平台的承受能力，以及它们在庞大且高度分散的人群中促进思想、情感和意见的快速传播的能力。再一次，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变正在发生，可以通过从后福特主义向平台资本主义的转变来理解它。

在刚刚介绍的两种情况下，我们显然可以辨别出后福特主义、平台资本主义甚至福特主义时代之间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例如，人们可能会指出，在整个讨论的时期，高度媒体化的名人形式对流行文化和大众政治都具有持续的意义，我们同时也承认，例如，粉丝与名人的关系在社交媒体时代与无声电影时代截然不同。非常重要的连续性和重大的不连续性的持续存在表明：我们需要能够解释两者的分析工具；这正是“积累体制”概念起作用的原因，因为它标志着持续生产方式广泛连续性中的一系列重大的不连续性。

对于当代社会理论和分析而言，这一概念允许采用一种灵活的分期方法，不仅可以适应对多个时间尺度上的变化和连续性的理解，还允许分析人员纳入其他同源知识传统的观点。因此，祖博夫对“监视资本主义”的研究（Zuboff 2019）以及吉布林和多克托罗对“卡住的资本主义”的分析（Giblin and Doctorow 2019）——两者都关注平台资本家操纵、垄断和从数据流中获利的能力——可以立即纳入这一模型，但如果假设资本主义本身已被取代，那么我们将其纳入将更加困难。对于那些关注近期历史发展的研究来说，情况更是如此，这些研究体现了不受监管的资本主义固有的掠夺性和反民主倾向，例如弗雷泽对“食人资本主义”的研究（Fraser，2023）、斯洛博迪安对“崩溃资本主义”的分析（Slobodian，2024）以及布朗对先进新自由主义反民主特征的研究（Brown，2019）。这些重要的近期分析都很难被纳入一个坚持资本主义本身历史冗余的框架中；但可以理解为对一种方法的有益补充，这种方法既能考虑到资本主义历史的长期连续性，又能考虑到其当前技术社会迭代的显著新颖特征。

最后，本文提出的方法为以下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答案：为什么当代社会关系分析会定期像沃克和瓦鲁法基斯著作中一样“对时代进行划分”。事实上，社会理论的历史至少有两个关键阶段，在这些阶段，有影响力的评论家宣称资本主义即将终结。历史学家霍华德·布里克(Howard Brick)表明，社会学家认为美国社会正处于超越资本主义的过渡过程中，而葛兰西认为福特主义正在兴起(Brick, 2015)。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20世纪80年代因谴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终结而备受关注(Baudrillard and Fleming, 1990)，而当时调节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福特主义正在让位于后福特主义。或许，没有什么比一波又一波宣称“资本主义已经终结”的评论的发表更能证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积累体制，或许，正是新的积累体制的出现往往会引发这种划时代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