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itical Horizons: ​"施了魔法"还是“支离破碎”的社会世界?霍耐特与布迪厄的承认与统治

体娱   2024-11-10 00:02   浙江  

"施了魔法"还是“支离破碎”的社会世界?霍耐特与布迪厄的承认与统治

摘要:

当前有关承认与统治的辩论往往由两种极端的立场在主导:“反对承认”阵营认为承认是统治者构建和再生产权力关系的手段,“支持承认”阵营则将承认看作是被统治者建立起更公平的主体间关系的方式。乍看之下,霍耐特的规范性承认理论与布迪厄的批判性支配社会学也沿着这条思路划分。霍耐特采取支持承认的立场,批评这位法国社会学家使用了一种“支离破碎”的社会世界概念,没有注意到每一项相互承认的主张都以道德共识作为基础。而在布迪厄看来,这位德国哲学家推崇的只是“施了魔法”后的社会世界观,错误地理解了承认将象征性统治永久化的本质。在本文中,作者通过回顾这两位社会理论家的作品,尝试指出二者虽然立场不同,霍耐特和布迪厄的理论仍然一致认为,承认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承认在象征支配关系中存在“结构上的歧义”。


作者简介:

Louis Carré, University of Namur


文献来源:

Carré, L. (2021). An “Enchanted” or a “Fragmented” Social World? Recognition and Domination in Honneth and Bourdieu. Critical Horizons, 22(1), 89-109.


译者:
zhining


本文主要内容


与霍耐特不同,布迪厄并不经常出现在当前有关承认理论的辩论中,尽管在他的作品里包含与承认相关的重要研究。布迪厄的缺席有一部分原因在于霍耐特本人,他批评这位法国的社会学家把承认的道德斗争看得过于简单。更通俗地讲,参考路易丝·麦克尼(Lois McNay)相关主题的书名(Against Recognition),布迪厄的象征支配理论几乎被看作是“反承认”的。与霍耐特认为个体或社会群体可以通过承认来对抗统治并朝向解放的观点截然相反,在布迪厄看来,承认作为“统治工具”,其作用在于象征性地构建和再生产权力关系,使统治者赋予被统治者的劣等地位和不平等关系合法化。布迪厄使用“承认”的概念来描述被统治者如何更多或是更少地自觉臣服于主导性的社会秩序,他所提出的“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对社会主体施加的所有形式的暴力——便是在这样一种社会主体的默许下实施的。


然而如果我们更审慎地看待这场霍耐特与布迪厄的承认理论之争,可以找到比支持或者反对承认更微妙的解释。借用布迪厄在他对礼物交换的分析中应用的一个公式,我们将更清楚地看到承认与统治的关系在“结构上的歧义(structural ambiguity)”。包括在某些方面,霍耐特有认真考虑到承认作为“意识形态”有时会发挥与促进自治与尊严完全相反的作用,同样,布迪厄对权力象征形式的强调与对承认更加“积极”的理解并不完全矛盾,这在他对礼物交换的描述中表达得尤为明确:“在最平等的礼物交换中,也存在虚拟的支配关系;而在最不平等的礼物交换中,即使一方支配一切,也意味着一种交换行为的发生,一种对人类平等的象征关系的承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霍耐特与布迪厄在承认与统治问题的讨论上可能存在的共通之处。

严格来说,霍耐特早期将布迪厄归类为功利主义社会理论家的做法多少有失公允。在布迪厄毕生的工作中曾多次表明,他的社会实践理论强烈驳斥将经济利益作为社会行动的唯一动机。由于仅仅将象征资本的概念看作是一个“隐喻”,霍耐特忽略了布迪厄强调“象征资本”(如荣誉、信誉、声望、认可等)无法简化为“经济资本”(如金钱、收入、福利等)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heterodox Marxism)观点。此外,霍耐特对惯习(habitus)的理解也过于简单,在他看来惯习是一个“过于简单的概念”,仅适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特定经济领域里的经济人,而没有作更广泛的延伸。但对于布迪厄来说,他发展出惯习的概念有更广泛的指向性,是社会主体在不同社会领域的社会化过程中所“具身化(embodied)”出的一套行动方式,经济领域只是其中的一个。

霍耐特早期对布迪厄理论的误读揭示出了他自己的基本关怀,即迫切地希望提出有别于“功利主义”物质资源竞争的出发点。霍耐特在他的理论框架中指出,社会斗争并非由主体想要增加福利或者改善社会地位的利益所驱动,而是出于主体对相互承认的道德要求。霍耐特指责布迪厄的社会世界概念“支离破碎(fragmented)”主要是因为这种观点将对“经济资本”与“象征资本”的斗争解释为效益最大化的经济逻辑,而没有把握到道德斗争下“基于社会共识的关系纽带”。在霍耐特看来,布迪厄的社会世界概念相当于在描述一个个体和社会群体都在为了彼此间冲突的经济和象征资本而斗争,竭尽全力以胜过对方的自然状态。即便霍耐特承认基于利益的社会斗争会存在,在他的观点中,这些斗争最终都会因为缺乏“可以在社会上普遍化、制度化的传统与价值观念”而失去斗争的积极性。在霍耐特最近的作品中,他不再批评布迪厄将所有斗争形式都简化成经济逻辑,但仍然指责布迪厄的功利主义思维模式,批评布迪厄用功利主义的前提来解释所有的社会行动。
列维-斯特劳斯指出,礼物交换建立在互惠的“客观真理(objective truth)”之上(即每个礼物都需要回礼)。这位结构主义人类学家的观点是,可以把礼物交换看作是一场出于利益而做的交易。在布迪厄对卡比尔社会的人类学田野研究中,他详细讨论了礼物交换的互为主观,以及象征资本是如何产生并实现再生产。客观来说,送礼者有赠予的意愿是出于他对回礼的期望,相信这份回礼能为他带来象征(和经济)资本。然而布迪厄却发现,在礼物交换过程中互为主观的参与者并不是使用这样一种唯利是图的结构主义前提来看待他们正在进行的礼物交换行为。在人们眼中,礼物交换有如“施了魔法(enchanted)”般具有强烈的“反经济性”。由于礼物交换的时间间隔,社会主体不会在进行赠予实践时就立刻意识到纯粹利己的目的,反而把它看作是道德品质的象征标志。在卡比尔“荣誉社会”,慷慨的赠予和回礼被公认为是个人展现品德和提升荣誉的重要实践,相对地,出于明确的经济利益而行动是“很不光彩”的事。在此,布迪厄看到了象征资本有赖于社会主体的“实践信念”,这种信念让个体能够“否认”或“误认”礼物交换是出于利益计算的“客观真理”:“礼物交换的前提是(个体和集体)对客观交换‘机制’的误认(méconnaissance)”。



本文转自 | Sociology理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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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灯夜读,湖畔沉思。精读人文社科经典文献,探讨新闻传播学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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