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重思深度媒介化时代的社交与关系

重思深度媒介化时代的社交与关系

——读《重构关系:数字社交的本质》

何秋红   陈新毅

摘要:深度媒介化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引发了从“个体社会”到“自我社会”的研究视角转向,为在“连接泛在”的时代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社交与关系打开了新的视野。邱泽奇教授《重构关系:数字社交的本质》一书,以个体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为切入点探索数字社交的本质,为审思数字社交如何影响和重构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乐观主义态度。该书立足“连接泛在”的时代特征,系统性地阐释了“自我社会”的理论观点和基本主张,从数字家庭关系、数字朋友关系、数字工作关系和数字生活关系四重视角洞悉复杂的人类社会,以丰富生动的具体案例和鞭辟入里的理论分析对数字技术带来的关系重构以及建基于此的本质变革进行了整体探讨,为重新理解数字化社交和媒介化关系注入学术动力,并为个体如何面对数字时代的关系变革从而抵达心灵空间的幸福、避免走向群体孤独提供现实的指导,无论是在学术研究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深度媒介化  数字社交  关系  自我社会

    自人类跃入现代社会以来,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就始终和人类社会紧密相连,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和社会文化建构。就像媒介化研究领域的代表学者库尔德利(N.Couldry)所说的,数字化技术在社会世界的建构中持续发挥的作用改变了社会世界的动态和结构。作为机械化浪潮、电气化浪潮之后的第三次媒介化浪潮,数字化浪潮掀起了一个深度媒介化的高潮。媒介化是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其作为与全球化、个人化和商业化等并举的元过程之一,代表着新传媒技术以及与之相伴的不同形态的“中介式交往”的兴起,也是对一个媒介作为基础设施深深嵌入社会现实的时代的准确描述(Krotz,2007)。可以说,深度媒介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乃至社会现实的建构本身已经与媒介基础设施密不可分,这意味着学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深入分析已经无法绕开媒介这一要素。

    在一系列因数字技术的渗透和嵌入而发生的革命性改变中,个体与社会和他人的关系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重构。当我们将目光投诸数字技术的社会化过程就会发现:一方面,自互联网诞生之日起不过40年,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人类提升物质媒介触达范围和效率的努力让“交往在云端”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感受到新技术带来的曙光的同时,人们似乎逐渐察觉到数字交往的喧嚣背后个体所面临的孤独与淡漠的隐忧。雪莉·特克尔(S.Turkle)曾这样评价我们拥抱的科技时代:“当我们和机器人谈情说爱,与智能手机难舍难分时,我们通过机器重新定义了自己,也重新定义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特克尔,2014:4)当人们面临群体性孤独的警世危言而忧心忡忡时,当人们在数字技术带来的无远弗届的交流中渐渐无所适从时,一切都似乎在印证着一个观点,那就是数字化浪潮之下人类社会的交往与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媒介化,这种本质性的变革给人们的心灵体验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迫使人们重新思考数字社交带来的社会关系革命。数字社交带来的后果一定是群体性孤独吗?数字社交是实现群体性的可选路径吗(邱泽奇,2024:20)?新的时代境况呼唤新的理论体系,新的理论体系解释新的时代境况。邱泽奇教授的著作《重构关系:数字社交的本质》(以下简称《重构关系》)适时推出,为观察和理解深度媒介化时代被重构的社会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

    长期以来,学界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兴媒体往往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数字技术带来的中介化互动逐渐解构人际关系的神圣性,并将由此产生的所谓“群体性孤独”视为亟须矫治的社会病态;另一种观点则对数字技术为人类关系的赋能心向往之。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共同印证着一个事实,那就是数字技术正在重构人类社会关系的本质。然而,人们如何基于数字社交重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这种关系与传统基于身体同场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有何不同(邱泽奇,2024:20-21)?人们该如何认识,又该如何面对这种社交关系的重构?一系列问题摆在深度媒介化时代人们的面前。邱泽奇教授师从费孝通先生,深谙“学术的目的不是用老百姓的实践说老百姓听不懂的话,而是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说老百姓不曾明白的道理”(邱泽奇,2024:21)。在该书中邱泽奇教授删繁就简,透过四种关系的四种典型场景探讨数字社交带来的社会关系革命,生动地分析了亲密又疏离的家庭关系重构、遥远又邻近的朋友关系重构、熟悉又陌生的工作关系重构以及无形又有影的生活关系重构,案例与理论相互支撑、相得益彰(邱泽奇,2024:1-4)。在笔者看来,该书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连接泛在”与“自我社会”:

洞悉复杂社会的关系结构

    从媒介化浪潮的历史来看,自机械化浪潮到电气化浪潮再到如今的数字化浪潮,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连接的演进。库尔德利等在《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中指出,媒介化浪潮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媒介之间日益紧密的相互关联性。机械化浪潮下古登堡印刷机的出现使得传播媒介通过标准化内容的复制将更广泛的人群连接起来,大规模的传播得以“脱域”;在电气化浪潮之下,电网、有线网络等技术使得各种媒介被连接在一起,让高效率、同步性的人际沟通成为可能(库尔德利、赫普,2023:48—59);这种演进趋势在互联网兴起后的数字化浪潮中尤其明显,甚至有学者认为互联网发展的内在逻辑就是连接的演进。在数字化浪潮之下,不只是机器与机器之间,连接广泛地存在于内容与内容、人与人、人与物甚至物与物之间,整个世界因为连接的广泛存在而成为一张巨大的网络,可以说“连接泛在”成为数字化浪潮的底色。在此情境下,一种被“连接泛在”的社会现实所启发,但又没有在“连接泛在”这一社会事实前停止思考的“自我社会”的观点应运而生。邱泽奇教授认为,“连接泛在是前提,自我社会是主题”(邱泽奇,2024:7)。人类通过广泛的连接进行社会互动,而互动恰恰是基于关系进行的。就这样,该书在“连接泛在”的社会前提下找到了一条洞悉深度媒介化时代复杂社会的学术进路,那就是通过对“自我社会”这一主题的思考对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关系变革进行探究,从而理解深度媒介化时代的社会现实和个体境遇。正如邱泽奇教授在该书中所说的:

    在社会学家看来,社会的结构和动态,影响结构和动态的因素,以及结构和动态的变化演化等,也都是复杂的……不过,一旦我们换个思路,将复杂的社会落实为人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从围绕每个人的关系出发,尤其是从结构关系出发,复杂的社会就变得简单了。(邱泽奇,2024:4)

    “连接泛在”为以个体为中心建构“自我社会”提供了前提。自贝克夫妇(Becks)在其著作《个体化》中系统阐释个体化社会以来,“为自己而活”就成为人们经久讨论的话题,个体作为从社会制度中脱离出来的力量逐渐被重视。贝克夫妇的“个体化”试图分析第二现代性下个体从家庭中脱嵌出来,力图寻求自己的活法这一现象,为理解后工业时代个体与家庭的关系提供了思考。在后工业时代,人们不再依靠家庭而渐渐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社会也越来越关注和尊重个人的需求和权利。然而跃入现代性后的个体就像“钢丝上的舞者”,这一隐喻形象地再现了人们所面临的生活方式的个体化以及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带来的“不确定的自由”。值得肯定的是,个体化社会中个体作为能动的力量而被看见,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被讨论,他们有从传统的制度结构中脱离出来追求自己的活法的诉求。但从本质上而言,个体化社会作为一种理论仍没有突破“个体围绕社会”这一社会学研究传统。而这种研究传统在如今的深度媒介化时代已经失去了部分解释力,因为“连接泛在”的深度媒介化时代中,是个体主动建构社会而不是个体被动围绕社会。虽然社会对个体仍具有外在性和强制性,但是在数字化浪潮之下,社会资源的组织开始以个体为中心。个体已不仅仅是个体化社会意义上的从传统社会制度中脱离,而是能动地运用数字化技术组织资源,积极建构属于自己的网络圈群(王阳、张攀,2018)。在朋友关系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进步使得自我可以轻而易举扩展自己的社交范围,缔结朋友关系的后备人群规模越大,满足自我偏好的选择性就越强。为满足自我偏好,自我不得不继续扩大搜寻范围,以至于朋友关系的规模越来越大;加之自我精力的有限性,朋友这种“二人关系”属性带来的满足彼此诸多偏好的完整属性越来越弱,只满足其部分偏好的属性越来越强,朋友关系从“完整朋友”被稀释为“部分朋友”。这个结果的极端就是,朋友变成了搭子。这种个体围绕自我需求搭建起的关系网络虽然高效且服务于自我需求,但同样也易碎(杨鑫,2024)。在如今的平台社会之中,个体所遵从的社会秩序似乎不再仅仅依靠制度性的社会事实所建构和维护,各大商业平台“流量为王”的运作逻辑使得数据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知识,掌握了数据的商业平台就像掌握了“普遍的真理体系”,从而构建起新的社会秩序。这种流量却不再是由社会赋予和建构的,而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个节点化的个体自发投票和选择的结果。这种以个体为中心进行的资源组织颠倒了传统社会学研究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使得个体而不是社会成为自我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该书的“自我社会”概念就在贝克等人的“个体化社会”概念上再向前一步,更能代表深度媒介化时代个体与社会关系发生的本质性变化,为洞悉深度媒介化时代社会关系的变革提供了理论工具、拓展了研究思路。

     德里达(J.Derrida)用一句“文本之外,别无他物”阐明了他对现实的理解和对文本的重视。他提醒我们,所有的社会现实在本质上都是文本,我们需要对文本进行深入的解读和诠释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现实(多伊彻,2021:10)。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M.Heidegger)引申出“技术之外,别无他物”阐明了他对媒介的理解,认为在技术这种起整合或框定作用的逻辑之外,并无其他空间。在技术空间中,我们对技术的应对之道应该是泰然处之(贡克尔、泰勒,2019:193);在海德格尔现象学追问的基础上,基特勒(F.Kittler)主张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由中介建构而成,在建构这种关系的同时,中介也建构了自身作为中间渠道的媒介这样一种位置。由此,基特勒提出“媒介之外,别无他物”的观点,对应主客体二元论,指向媒介的生成性,意图构建一种新的本体论观点。胡翼青教授则认为,“框架之外,别无他物”,指出一切行为皆因框架的生成而生成,即使是精神病患者的反常行为也与框架有关(胡翼青,2023)。而今在这个“连接泛在”的时代,我们甚至也可以说,“关系之外,别无他物”。就像邱泽奇所说的那样:“归根到底,人是在关系中的。”当我们将研究视角从围绕社会的个体转向个体指向社会时就会看到,关系是个体认识社会、理解社会和建设社会的焦点,也是个体认识自我、建构自我、体验自我、感受自我的焦点,还是自我认识他人、认知社会、建构心灵的焦点(邱泽奇,2023:29)。该书以关系视角为切入点,试图剖析深度媒介化时代复杂的人类社会动态变革的结果。人毕竟是社会的产物,关系似乎可以成为透视复杂社会的刻度尺和理解变动的社会形态运作的观测点,如今我们也必须对关系进行深入的解读和诠释才能更好地理解深度媒介化时代的社会现实。而从“自我社会”中看关系,如今数字社交带来的关系变革,本质上正是从个体围绕社会的社交到个体汇聚关系的社交的转变。

二、群体孤独或心灵幸福:

重构社会关系的批判进路

     数字技术的进步将人类带入一个更为便利的社交媒体时代。在技术赋能之下,交流逐渐突破物质媒介特别是身体的束缚,使得“缺席的在场”和“在场的缺席”都成为可能(拜厄姆,2020:3—4)。“连接泛在”之下,人们可以通过手机和远在他乡的亲友视频通话,也可以在一场枯燥无聊的会议上“精神出走”。在数字技术带来的无远弗届的便利性之下,雪莉·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一书中向社会发出了警世危言:数字技术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泡沫,还有情感泡沫。“群体性孤独”关注到数字技术给人类心灵与精神的重创,在此后的学术研究中,特克尔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旨趣,那就是用批判的眼光审视数字技术的负面影响,警醒人们在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要了解其坏处。这一观点无疑给正处于深度媒介化进程中的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启发,邱泽奇教授也是其中之一。受特克尔的启发,邱泽奇教授对“自我社会”和“连接泛在”的思考逐渐有了一套整体的叙事逻辑,从心灵的角度出发进一步系统思考“连接泛在”的本质影响。然而学术研究的过程毕竟是对话的过程,邱泽奇教授该书另一个重要的学术意义所在,就是通过批判特克尔的“群体性孤独”观点,重新思考数字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关系的本质影响,重构新媒体对人类社交关系研究的批判进路。

     频繁使用社交媒体是否会加剧孤独感,这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学术问题。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究竟是一种病态的社交还是更具可能性的社交,这也是该书致力于讨论的话题之一。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并不一定造成群体性孤独,对孤独感的影响取决于线上社交与线下社交的关系。据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频繁使用社交媒体促进了民众与亲朋好友的线下交往和亲密关系,因而对孤独感有明显的缓解作用(许琪、付哲,2023)。这一发现似乎和邱泽奇教授对“群体性孤独”的批判不谋而合。邱泽奇教授认为,“群体性孤独”只是呈现了一部分人在数字社交中的焦虑,并不能刻画数字社交给整体的人类心灵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观点“最大的假设谬误是把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对立分隔”。由此,作者进行了一连串的发问:生活在身体同场的群体里,是人所必需的吗?身体同场的群体性是社会属性还是自然属性?特克尔认为,身体同场的群体性是自然属性,脱离身体同场的群体性会让人感受到孤独,她因此主张回到身体在场的群体性,通过“重拾交谈”找到“群体性孤独”的解药,对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关系变革持警惕、悲观态度。而邱泽奇教授则对此观点进行了再思考,指出身体同场的群体性如果是社会属性,就是可以改变的,不应该被简单列为社会病态。的确,正如作者所发问的那样:“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怎么可以被简单诊断为需要矫正的社会病态呢?”(邱泽奇,2024:16)

    除了身体同场,数字同场也是一种新的同场方式。特克尔认为,应该回到身体同场的群体性,通过面对面的交谈实现对“群体性孤独”的疗愈)。“重拾社交,走出永久在线的孤独”,这一观点在如今深度媒介化时代一切都已然中介化的背景下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主张,这种对于桃花源的向往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是一种“数字归隐”的避世思想。这种数字归隐往往以失败告终,一次又一次确证着媒介化的深度。因为在深度媒介化时代,人类早已无法脱离媒介,人们就居于媒介之中,与其向往以断开连接的方式重回面对面的交流,倒不如寻找新的同场方式。正如《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的译者所言:“回顾人类历史,几乎每一种全新的社交媒体出现在人们生活中时,我们都难免会产生极端化的应激反应,要么认为它是洪水猛兽,要么认为它是救世灵药……这些简单粗暴的憎恶与赞美,都在人类历史上不断上演,同时也反复被证伪。”(拜厄姆,2020:4—5)因此,邱泽奇教授提出除了“重返身体同场”,还可以通过“数字同场”的新形式实现群体性,这或许就是在特克尔“重拾交谈”的书名之上,他将此书命名为“重构关系”的原因之一。如果说特克尔的主张是一种对身体的复归,那么邱泽奇教授则主张一种自我和关系的复归,也就是“自我社会”。该书第一章就回答了这一问题,并在随后的章节中通过丰富的案例不断印证这一主题。从长远来看,数字社交的重构带来的可能并不是群体性孤独,又或者说这只是对其中一部分的一种可能性结果。乐观地看,数字社交带来新的可能性,带来形塑人类新生活的机会,个体的价值和意义将越来越多地体现于“自我社会”。至此,邱泽奇教授通过与《重拾交谈》《群体性孤独》的对话,站在“自我社会”的背景下数字化技术重构社会关系这一立场,为重新思考深度媒介化时代数字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体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建立了批判的学术进路。

三、身体同场与数字同场:

拥抱数字社交的理性立场

     虽然人类对高效率交流的追求史就是不断利用技术挣脱身体束缚的历史,但是身体在人类的沟通与交流中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传播研究中,身体与技术的关系问题经历了从离身到具身的发展过程(芮必峰、孙爽,2020)。彼得斯(J.Peters)在《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中指出,身体是追求理解的方式,纵使交流充满沟壑,但意义就在于身体共同在场的回归。虽然肉体上的“手拉手”并不一定导致精神上的“心连心”,但身体的触碰本身就有意义。从视频通话到“元宇宙”概念的火爆再到Apple Vision Pro的问世,人们不断通过技术模拟身体在场以缓解交流过程中身体缺席带来的焦虑。在一切都被媒介化的当下,身体仍因为无法被完全数据化而具备不可化约性,人类至少因为肉体的这一特征而保有“连接”还是“断开”的主动权,这使得人类能够从虚拟世界回到现实世界。由此观之,在一切都已然数据化的今天,物质性的肉身作为仍然没有办法被数据化所替代的东西,其受到嫌弃的顽固或许并不是真正的落后,反而是人类逃离技术统治时的唯一退路,也是人类交流最后的归处。但是对于身体同场意义的强调不应遮蔽对于数字同场意义的认可,更不应导致人们用完全悲观的态度看待数字社交对社会关系的重构。因此,邱泽奇教授指出,数字社交也是满足人类群体性需求的有效路径。这一观点在肯定了身体同场的意义所在的同时,又避免了对于身体同场的过度强调所导致的对于数字同场意义的忽视,而这种忽视在数字同场已然成为并列于身体同场的存在方式的时代境况下显然是有些不合理的。

     由此可见,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身体对传播和交流之意义的强调虽颇有建树,但与此同时,对于身体意义的强调似乎以一种强势的力量遮蔽了其他可能。正如邱泽奇教授指出的:“身体同场固然有其意义,但是其只是满足人类群体性需求的路径之一,而不是唯一路径。”(邱泽奇,2024:16—17)因此,不能简单认为数字社交带来的对身体的远离必然以损伤人们的群体性进而危害人们的心灵体验为代价。相反,在深度媒介化时代,数字同场已然和曾经的身体同场一样成为一种社会现实,媒介甚至以一种透明且流动的“入身”状态影响着身体的可能性,因此不能将视野停留于身体的意义,数字同场同样具有其独特的意义(李一君、李舒霓,2023)。在这里,邱泽奇教授重构了看待深度媒介化时代人类社交与关系的新立场。不同于以特克尔为代表的学者对数字社交给人类社会关系造成影响的悲观和警醒态度,邱泽奇教授立足深度媒介化时代的特征,以乐观的态度看待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关系重构,给以“自我社会”为主题的乐观主义立场通过肯定数字同场的意义与价值缓和了面对数字化浪潮无所适从的人们内心深处的焦虑,让对于技术的社会影响的思考更加理性。

     于是我们在该书中看到:何瑜借助电子邮件获得了建立亲密关系的基础,得以将身体隐藏于数字之后开展“码上恋爱”(邱泽奇,2024:32—42);年轻人围绕社交平台聊天记录的“谍战亲密”式恋爱表征着人们运用数字技术重构亲密关系,进而成为重构人类社会关系的一个小小进程(邱泽奇,2024:43—52);许俊熙利用互联网进行语言cosplay,以满足自己多元的追求与梦想,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发现了更多试演舞台(邱泽奇,2024:94—103);口吃的陈妍通过舞蹈社的微信群减少缺陷暴露的机会,获得跳出缺陷困境的机会(邱泽奇,2024:104—112);不善经营朋友关系的齐学工教授,通过给同事子女进行线上补习激活了自身僵化的社会资产;高考失利的程慕欣运用在线社群在工作中突破科层岗位的关系束缚,发现了自己的价值;立志永不“鸡娃”的齐薇夫妇在深入日常细节的群体参照中不得不“顺应潮流”;双目失明的裴子欣以在线上微信社群听电影的方式构筑起自己部分完美的生活世界。一个个生动而具体的案例,一个个鲜活而立体的人物,都在佐证着作者的观点:社会制度保障个体的日常生活,为生物性生命的维系提供支撑;数字技术又赋予个体连接任意陌生人的机会,剩下的便取决于个体期望构建怎样的关系,又期待这种关系给自我带来何种体验,进而建构一个怎样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看,数字化技术影响下的个体似乎并不完全是孤独的,而是有机会热闹的、幸福的和温暖的。至于是通向孤独还是热闹,则完全取决于个体的自我选择。

四、结语

     到这里,“自我社会”这一概念的内涵也因为案例分析和理论阐释的交相铺陈而越发清晰起来。在这个数字化技术赋能之下个体完全有机会也有能力“为所欲为”的“自我社会”中,在孤独的另一面,人们需要考量的应该是在面对无限可能和无法积累的社交关系时,需要有一个怎样的心灵空间才能获得幸福(邱泽奇,2024:292)。对于这个问题,邱泽奇教授指出应该建构生活关系的积极性和包容性。由于该书的侧重点是分析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关系变革,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是主要内容,这里邱泽奇教授只是在全书的延伸中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答案。当然,如刘海龙教授所言,社会关系的变革并不仅仅是媒体的问题,也是嵌入在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深度发展过程之中的问题。因此,如何在一个更大的语境和视野中理解媒介对人际关系、亲密关系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式关系的影响,是中国传播学者除了庙堂话题外更应该关注的问题(刘海龙,2023)。在更为广阔的维度上,不少学者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对于上述问题给出了不同的见解。数字媒体的出现使得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发生了混淆和变迁。基于此背景,吴飞教授提出“数字共通”概念,将研究目光从个体的关系拓展到更广阔的关系中,给出了一种在数字化时代重新思考关系的新角度(吴飞、傅正科,2023)。社交媒体时代,在关注自我和关心远方的两极中不断摇摆却忽视了附近的年轻人引起了人类学家项飙的关注,他提出的“重建附近”也获得了很多年轻人的共鸣(项飙、康岚,2023)。这一观点与邱泽奇教授关于“建构生活关系的积极性”有彼此呼应之处。时至今日,当数字技术以不可阻挡之势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当人们在社交媒体的使用中逐渐感到虽然心灵冲破身体的束缚得以远游,但似乎逐渐迷失了方向时,也不妨从“附近”找到一点改变的力量。

     无论是忧虑数字社交给我们带来的群体性孤独,还是对新型社交与新型关系抱以乐观的态度,都是分析深度媒介化时代数字社交本质的一个视角,其作用都在于在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中不断完善人们对这个媒介化时代的认知。从关系的角度来审思深度媒介化时代,可以发现无论何种类型的关系,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媒介的深刻影响。《重构关系》一书通过对“自我社会”概念的深度诠释,深刻分析了数字化技术影响之下人类社会关系的本质性变革,并为深度媒介化时代的人们如何抵达心灵幸福指出了一条可能的道路,也为以更为理性的学术态度看待新媒体技术对社会关系的重构这一学术议题开了一扇窗。正如潘忠党教授在谈及媒介化趋势时所指出的那样:

生活在“媒介化”的社会并不意味着我们成为传媒技术的“臣民”,而是意味着传媒技术成为我们的随从和伴侣,在被界定的场景,我们用它们作为表演的道具;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顺从媒介的力量或者掌控媒介者的权力,而是意味着我们可能以传媒技术为资源,改造时刻笼罩、制约着我们的结构和意识形态体系,或至少改造我们与它们之间结构性关联的形态;并不意味着媒介及其技术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角,而是意味着我们可以运用传媒技术建构—创造和再现—更加丰富多彩的历史篇章。(潘忠党,2014)

    个体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之重构,并不一定以通向群体性孤独为后果;相反,它为人们以此为契机重新建构心灵幸福提供了新的便利。将新媒体的社会关系影响研究从批判的旋涡中抽离,或许是深度媒介化时代媒介已然成为人们的生活空间的现状下更为具有建设性的学术进路。因此,《重构关系》一书的问世不仅让学界重新思考深度媒介化时代数字社交的本质,也让时代潮流下的个体对以何种态度应对深度媒介化时代有了新的思考。无论是在学术研究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该著作的面世都有较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作者单位：何秋红,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陈新毅,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