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识论
Albert Bandura 胡谊、林颖（等译）
大多数人类行为是通过对榜样的观察而获得的。通过观察他人，人们形成了自己的行为准则，而且在将来的某些时候，这些被编码的信息会为行为提供指导。这种通过观察来学习的能力使人们能够根据他人展示或生成的信息扩展自己的知识和技能。示范的一个特殊优点是它能够借助符号化的榜样媒体，将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知识同时传送给很多人。利用字词和表象所表征的行为的观念，观察者们就能超越他们所处环境的约束。在技能获得的过程中，示范观察学习更像是规则学习而非反应模仿。强有力的示范观察学习的影响能同时改变观察者们的行为、思想模式、情绪反应和价值观。榜样示范作用可以起到指导作用、抑制作用、去抑制作用、刺激增强作用和情感唤醒作用。虽然不同的示范功能可以独立起作用，但本质上，它们通常是同时发生作用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信息加工活动，在这种活动中，有关行为结构以及环境事件的信息被转化为指导行为的符号特征。榜样的作用主要通过他们的信息化功能来实现，提供思想和行为模型是传递有关产生新行为的规则的信息的最有效手段。观察学习受四个组成过程的制约：注意过程控制对被示范行为的探索与感知；通过保持过程，暂时的经验转换为符号概念以利于记忆表征，这些观念成为反应产生和反应纠错标准的内部范型；生成过程对由各子技能组织成的新的反应模式起控制作用；动机过程决定是否将观察后获得的能力付诸实践。
环境影响通过符号表征的过程作用于行为，短暂的偶发事件因其传递的信息已被加工、转换成符号而有了长久的效应。根据行为的结果，人们得到并验证了他们关于适当行为的观念，而非学会具体的反应。这些观念详细地规定了如何把各种元素整合为适当的模式以及在连续的行为执行中的不同时刻和决策点该做些什么。因此，技能主要是由那些生成必要的行为模式和顺序的规则所表征的。由于人们极少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从事熟练的活动，所以学习必须在本质上具有生成性；这些活动必须有所变化以适应不同的环境。正因为人们习得的是一般的观念而非具体的行为，人类的技能才具有非凡的灵活性与实用性。结果主要是通过对思想的影响来改变人类的行为的，结果以一种不清晰的方式告诉动作者，为了得到特定的结果他们必须做什么。通过观察自己的行动的不同结果，人们逐渐构建起有关新的行为模式及其环境的观念。生成性概念有两种功能：提供用以生成适当的反应模式的规则；基于知觉到的观念与执行之间的差异，为改进行为表现提供标准。亲历学习是观察学习的一个特例：在来自直接经验的学习中，人们通过观察自己的行动结果来构建行为的观念；在来自示范观察的学习中，他们通过观察被示范的行为的结构而获得这些观念。各种学习方式，如示范观察学习、亲历的探究、条件作用、言语教导等，被视为传递有关的行为规则及环境中事件间可预见的关系的信息的不同方式。诸方式在其传递的信息的类型、数量和组织上各不相同，但它们带来的行为结果都被假设是以共同的观念匹配过程为中介的。
意识通常被定义为对外部事件及人的所思、所感、所为的觉察。部分有意识的生活与此时此地发生的事情有关。但人们还细想大量过去的事情，他们也预测、计划、担忧未来。事实上，人们在思想上常常更多地生活在过去和将来，而不是现在。从反应结果得到的学习是本质上依赖于人类思维的抽象性、反省性和生成性的认知过程。人们对其行为如何影响环境作出有意识的判断，通过改变他们的行动、观察其相应效果，他们最终悟出，要产生既定的结果，需要什么行为。如果人们意识不到结果是伴随他们的行动而产生的，那么他们从结果中就几乎学不到任何东西。当人们未充分意识到他们的思维的每一方面时，他们的思维也并非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人们通常知道他们正在想什么。他们形成判断，检验自己的判断，在反思行动的结果，并相应地改变他们的判断。
环境线索或者能预测其他环境事件，或者能预测特定的行为会导致何种结果。环境线索如果出现在预测关系中，就可以唤起生理和情绪反应。这样，如果原先某个中性事件能可靠地预见由物理刺激所激起的生理反应，那么，这一中性事件最终会倾向于引发这种生理反应或其中的一些成分。具有心理意义的外部信号可以对身体的生理机制施加更为复杂的影响。压力和心理社会因素可以破坏免疫机能，增加机体受感染源侵袭的机会。环境事件成为激活因素的程度取决于在发生和不发生这些事件的情况下，出现结果的相对概率。利用许多预测价值不同的线索，事件的发生通常是可以预测的。一旦人们发现，某一特定的线索，在预测有可能发生什么事件上相对有效，他们就会认识不到伴随线索的预测价值，虽然这些线索也反复与结果相联系，而且也可能同样富含预测信息。减少环境线索预测价值的任何事物，不管它们是减小了线索与结果的相关性还是使这种相关变得模糊起来，都会降低这些线索的激活潜力。只有在认识到他们的预测系统经常出错以后，他们才会注意到被忽视的预兆。所谓的条件反应主要是在习得的预期基础上自我激活的，关键的因素是人们学会根据预测线索预计有可能发生什么并引发预期的反应。对于那些能意识到一定的事件预示着危险的人来说，这类事件会激起能引发恐惧的思想，接下来这种思想又会引发情绪反应。人们可以意识到一定的事件具有预测性，但他们既可以利用这种知识来提高其唤醒水平，又可以用其来降低唤醒水平。知道痛苦的事情什么时候发生，通常会加重对痛苦的预期。但当再次发生的痛苦结果不可控制时，人们通常会诉诸注意与认知的应对策略，以减轻其内心的痛苦。他们会将注意转向更为宁静的事件上，还会想象一些有助于缓解痛苦的思想，或进行自我放松。
人们行为的诱因有生理性诱因、社会性诱因和符号性诱因。大多数诱因实践涉及相互交流或订立社会契约的过程。诱因的激励作用涉及双向交流，而不是单向的过程。无论把诱因的激励作用看成是个人影响的发挥，还是对社会影响的适应，两种都依赖于权力的分化，以及双向交流过程中的哪一边被重视。当参与者对诱因安排有发言权时，双方既是影响者，也是被影响者。才能和集体力量将加大在交互影响中的潜力。然而，如果诱因结构被单方面地强加于某一方，这方就会抵制变革并不断想方设法避开这一结构，因此，单方面强制的作用常常不会长远。在技巧性活动中，任务操作者可以看到行为结果。这种结果有两种作用：首先，为任务的精确执行提供信息，使人明确任务需要纠正或改进之处；其次，行为结果传达进步的征兆，这些征兆是其鼓舞人心的作用抑或使人丧气，这要视作业变化的方向和水平而定。进步的征兆并不直接影响动机的激发，而是通过自我评价机制间接起作用。行为进展水平是否成为个人满意的原因，这有赖于行为评估的内部标准。反过来，有关进步的反馈也影响后继任务的目标设置，继而提供了自我激励的持续源泉。
一种重要的内部激励形式来自自我评价机制。大多数长期给人愉悦的活动的发生不是因为行为本身或其自然反馈是奖励性的，而是因为人们对其自身表现的自我反应成了主要的奖励源。内部兴趣是通过自我评价和自我效能的机制来培养的。当正诱因提高或证实个人效能时，这些诱因可以提高兴趣。胜任力的社会性评价影响兴趣。同样，以自我诱因方式完成任务也适合兴趣的培养。个人目标提供挑战机会，自我指向可提高自我效能感。如果自我动机作用系统的每一部分，如作业标准、奖励水平、奖励给予等，是由个体自己决定而非受控于外部因素的，那么人们对活动的兴趣更加强烈。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多数活动结果由他人行为来调节。社会行为之所以受到奖励，是因为它对他人行为的成功影响。人也做很多取悦自己的事。在决定一个人的行为时，个人的自尊会超越金钱、社会认可和身体舒适的引诱。因此成长的经验扩展了有效诱因的范围，改变其优先权，但它不能替代在多形式机制中那些被认为较低的诱因。社会安排的诱因的影响不仅仅限于行为，它同时还能深远地影响人们的自我效能感、他们的社区感和来自其行为的自我满足感以及自尊心。与竞争的或单干的结构相比，合作结构由于成员间互相鼓励和指导，一般能促进群体完成更多的任务。结构因素也影响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评价和尊重。普通人在成功的合作情境中比在竞争情境中做得更好。由于精心组织的合作任务受到奖励，人们最易获得成就，也易获得优异的自我评价。来自自我标准和自我评价反应的影响方式更可能因自我参与决策而被激起，而非为外部操纵所激发。因此，参与通常促进了群体的作用。不同的社会目标需要不同的诱因制度，不能把任何一种诱因结构视为是最好的。一方面，个人化的诱因适合独立性强和有自我追求的人。另一方面，如果社会要求责任分担和关心他人，群体诱因则是最适合不过的。通过综合运用个人和群体诱因，过度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的不利影响将减至最少。在这种诱因组合中，人们的行为结果是由个人成就和集体共同决定的。
由于人们可自主控制自己的行为，只要有需要，他们就对自己的行为实施强有力的影响。在行使个人控制时，人们采用内部标准来监控他们的行为，并运用自我诱因来激发和维持行为，直至他们设定的目标达到为止。外部诱因和其他情景影响大多通过人的力量的作用来影响行为。所以即使是通常被称为纯粹外部因素的诱因影响的实现也依赖于自我调节的影响。诱因的关系特性不仅影响行为和动机，而且影响个体满意或不满意的水平，对不同待遇的敏感性在个体早期生活中就已形成。人类行为部分地由价值偏好和评价标准所支配。通过他人的经验，个体的行为价值观和内在标准得到广泛的发展和改变。社会传递行为标准的一种重要机制是依赖示范性的自我评价反应。在从事活动时，依据个人标准，人们不断地对自身行为进行评价。通过反复观察示范者的自我反应，观察者最终能抽取出行为背后隐含的标准，并常常用之来指导自己的未来行为。同时，个体对他人表露出的评价反应也体现了他的个人标准，而非仅仅是一闪而过的念头。因此，与仅仅知道不同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相比，通过获取替代性经验，观察者可获得更多知识。与观察榜样的自我评价时一样，观察者也可以从社会对榜样行为的反应中领会到其中体现的行为标准。标准内化是替代性经验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功能，因为它增强了自我定向能力。基于他人的积极和消极的经验，价值可以替代性地形成和改变。在日常事务中，人们认真对待的不仅有权力结构，而且有影响其行为方向的持续努力。当示范行为体现了个人意愿时，观察结果似乎更可能成为一种有益的诱因，而非社会性的强制因素。人们对强制和惩罚性控制的抵制要多于对有价值的诱因的抵制。
心理机能的发挥是通过自我影响和外部影响的相互作用来调节的。人的各种行为是为了获得预期的利益，或者为了避免将来的麻烦。对远期结果的预期，为选择活动指明了一般的方向，并且提高了活动参与水平。但是，多数预期结果由于太遥远或太概括，对于在包含着许多不确定和复杂性的情景中的具体行动，不能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因此，人们必须为自己旨在达到远期目标的行动过程，创设近期的指导目标和自我激励因素。通过自我定向，人们为自己设置某些行为标准，并通过自我评价对自身行为作出反应。由于人们具有符号表征及自我反应能力，他们并不依赖于直接的外部提示来告诉自己怎么做。自我调节并非仅仅通过意志控制来实现，该机制可分为自我观察、判断过程、自我反应等成分过程。自我监控过程并不是对自身行为表现作出简单的机械的核查。对于行为的哪些方面给予最多的注意，它们如何被知觉，以及如何为记忆表征组织行为信息等，已有的自我认识都会有选择地施加影响。情绪状态也影响人们对自身行为的自我监控和认知加工。自我定向需要判断和引导自己行动的内部标准。这类标准的形成来源于不同形式的社会影响所传递的信息。它既可以通过自我指导来确立，也可以通过对自身行为的评价性社会反应来确立，还可以通过观察由他人示范的自我评价标准来确立。评价标准和判断技能的发展，使自我反应的能力确立起来。这种能力的活动，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的：一是为自己的行为创设激励条件，二是基于对自己的行为和内部标准的比较，对行为做出评价性反应。自我激励物可能是实体性的结果，也可能是自我评价性反应。自我激励主要通过它们的动机作用来影响行为。当人们把自我满足或物质满足建立在某种成就行为之上，他们就会驱使自己付出必要的努力去完成这些行为。在社会和道德领域，作为行为调节的基础的个人标准是相对稳定的。也就是说，人们对事物的对错、好坏之分，并不会在短时间内变来变去。但是，当关系到成就行为和能力形成时，那些被认为是能力大小标志的个人标准，就会随技能的发展和不断地应对挑战而逐渐提高。
自我概念和自尊，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自我评价的特征。消极的自我认识是贬低自己的倾向，积极的自我认识是自我赞许的倾向。在不同的领域（如社会、智力、职业和体育运动等）的行为中，对能力和评价标准的要求不同，不同的能力要求和评价标准可能产生不同的自我评价。随着人们经验的增加，他们的自我概念在不同的活动之间越来越分化。出于这种原因，在特定的领域测量自我评价比采用一个综合的指标更具有意义。自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根据人们如何评价自己来界定和判断的。那些表露出无用感的人，被认为具有低自尊；而那些表露出自豪感的人，被认为是高自尊者。自尊可以从基于能力的评价中获得，或者从基于对自己具有某些积极或消极的文化价值的品质的评价中获得。当对自我评价的分析主要涉及行为目标、条件性的自我评价和努力的动机时，这个过程听起来像是给自己增加负担。事实上，自我定向为自我满意、兴趣和自尊提供了一种重要的、不间断的源泉。如果对活动没有愿望和评价反应，人们就会缺乏动机、厌烦、不能确信自己的能力，就会依赖金钱之类的外表刺激达到自己的满意。没有挑战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但是，不良的自我评价标准一旦内化，就会成为漫长悲伤的根源。严格的标准引起自身的压抑和沮丧，当高标准伴随着一种以自我贬低的方式加工行为信息时，抑郁反应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即使人们已充分认识到该做什么，他们也经常不去最大限度地做出这种行为。这是因为，有关自我的思维在知识和行动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效能是一种生成能力，它将认知、社会、行为子技能组织成整合的行动过程，服务于多种目的。自我效能感是一种重要的行为决定因素，它对行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支持行为的各种技能。能力的充分发挥，既需要技能，也需要有效运用技能的自我效能信念。自我效能感被定义为：人们对自身完成既定行为目标所需的行动过程的组织和执行能力的判断。它与一个人拥有的技能无关，但与人们对所拥有的能力能够干什么的判断有关系。如果把行为判断为不熟练，会使人们产生消极的反应；而肯定行为的熟练程度，能够引出自我接纳性的反应。对自己操作能力的信念，是一种决定人们的行为、思维方式以及在紧张情境中体验到的情绪反应的最为直接的因素。因而，自我信念以多种方式影响人们的心理机能的发挥。最有效的效能评价，可能是在任何时候都对自己作出稍微超出能力的评价。这种自我评价，引导人们去从事具有现实挑战性的任务，并为能力的发展提供动力。自我效能判断和行为之间的一致水平，将依赖个体对自身能力的相信强度而变化。自我效能感越强，人们越愿意选择富有挑战性的任务，坚持的时间越久，并且越有可能获得成功。自我效能的强度与选择的行为之间并非必然是一种线性关系。发起一个行动过程需要达到一定的自信阀限，但是强度更高一些的自我效能也只能引起同样的行动。最富有价值的效能分析，需要对自我效能感的水平、强度和概括性作出细致的评估，这种评估结果要与行为测量的特殊性和准确性相称。自我效能感与生成能力有关，而与行为成分无关。效能的自我知觉一般是根据在不同情境的要求下个体对自身子技能的不同组合运用来测量的。
无论是准确的还是错误的，有关个体效能的自身知识都基于四个主要的信息源：行为成就；观察他人行为表现的替代性经验；说明个体拥有一定能力的言语说服和各类社会性影响的综合；人们评判自身能力、力量、对技能不良的脆弱性时起一定参照作用的生理状态。与评价个人能力相关的信息——无论它是通过亲身经历的、替代性的、说服性的或者是生理性的途径传输的，本身都并不具有启迪作用。只有通过认知评价才变得具有指导意义。人们不会立即抛弃多年来形成的具有保护作用的自我知觉。自我效能感影响人们对自己表现的因果归因类型，既是因果归因的决定者，又是因果归因对行为产生作用的中介因素。效能知觉不仅受到成功是怎样获得的以及失败是怎样被诠释的影响，还要受到行为自我监控的偏差的影响。人们在比较和整合多方面的信息时存在困难，因而倾向于依赖简单的评判规则，这经常导致他们忽略或错估相关的信息。形成自我认识还包括了其他一些独具特色的过程，对自己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人几乎不存在。自我参照性经验比他人或客体的经验更可能威胁到自尊和社会价值，情绪对个体和社会性评价可以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面对相同的结果反馈时，抑郁的情绪可降低自我控制性效能评价，而抬高对他人效能的评价。
自尊是自我参照性思维的另一个方面，它与自我效能感是有区别的，因为它们代表着不同的现象。自尊与影响自我价值的评价，这取决于个体特征的文化价值和个体表现与个人价值标准之间的匹配程度。而自我效能感是关于个人能力的评价。自尊评价和自我能力评价之间不存在一致性关系。个体在一种活动中可以让我自己具有高效能却丝毫没有自豪感，也可以在丝毫不损害自尊的情况下感觉到无效能。但是，自我效能是在人们从事许多活动时所获得的自尊感中培养出来的。因此，自尊和自我效能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对人类生活的质量作出贡献。人类的脆弱，与其说是源于对特定应对技能感到不可靠，还不如说是源于自我控制的无能感或者源于短暂的心理机能的错失。人们不顾困难，努力并坚持不懈地追求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这类争取成功的努力是以几种认知机制为中介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为一个宏大的外部激励系统所助长，外部激励的形式包括赞许、社会表彰、特殊的利益、权力和金钱等。这类激励因素通过对未来成就的结果预期来起作用。人们也通过为自己设置的目标和达到优秀的标准来驱使自己取得显著的成就。无论是结果预期，还是成就的渴望，都依赖自我效能感。在日常生活中，自我效能感维持着决定性的真正能够增加行为成功的努力。通过促进有效的行动，自我效能感能启动一些交互影响的过程，该过程不仅改变环境本身的不利方面，而且通过反复成功真正地培养起技能和个人效能。自我效能的提高，可以通过辅以目标构建、因果归因反馈、社会比较信息策略的自我言语以及积极的诱因等因素的自我定向的学习实现。
本文转自 | 周祖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