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娜｜数字社会主义：问题域与理论流脉

本文刊于《开放时代》2024年第5期

图：“脸书”致力于推进“数字包容”

（图片来源：The Guardian网站）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加州意识形态”[1]的代表人物在新自由主义陷入合法性危机之时提出了“数字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范畴，推动传统金融资本向数字金融资本权力转移，其叙事逻辑不仅任意歪曲和“嫁接”社会主义发展史，而且清空了国家政权的阶级性本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以来，西方左翼夺过“数字社会主义”这个术语并对其进行重新阐释，推动其转变为一种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目前国内学界对数字社会主义思潮的关注和研究刚刚起步，2020年以来发表的译文和论文总计有十余篇。考察这些成果可以发现，国内学界对数字社会主义思潮的把握不断深入，从研究初期的介绍和术语的“拿来”倾向，发展为辩证看待、深入挖掘这一思潮所提供的理论资源。不过，学界对数字社会主义的研究大多从代表性文献切入进行理论分析，对这一思潮的演变脉络和理论走向，尤其是蕴含于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尚未做全面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因此，在纷繁复杂的理论表象之下厘清这个新思潮的生成演展逻辑及其历史认识论，成为本文的出发点和着力点。在此基础上，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辩证分析这一新兴思潮的价值和局限，为非西方国家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有益参考。

一、作为加州意识形态出场的数字社会主义

为了缓和金融危机引发的激烈内部矛盾，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从传统金融资本向数字金融资本自我扬弃，加速进入由“GAFA”（谷歌［Google］、苹果［Apple］、脸书［Facebook］、亚马逊［Amazon］）等大型科技公司集群深度控制的数字资本主义新阶段。美国《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凯文·凯利敏锐地发现资本主义的新形态、新走向，却用“数字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披着对立意识形态外衣的术语做出概括，像极了马克思在其时代所批判的，从约翰·罗到伊萨克·贝列拉等资本主义金融制度的宣扬者——“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2]。

（一）数字社会主义：“没有国家的社会主义”？

2009年，凯文·凯利在《连线》杂志发表的《新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出“数字社会主义”这个新范畴，并把它胡乱“嫁接”到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指从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到苏联解体、拉美“粉色浪潮”等“旧社会主义”潮流消退之后，就进入由谷歌等科技巨头创造的互联网“新社会主义”时代，那是一个全球集体主义社会，一条超越自由市场个人主义和中央集权的第三条道路。凯文·凯利呼吁忘掉国有制和“五年计划”等做法，强调“老派社会主义是国家的臂膀，而数字社会主义是没有国家的社会主义”，即将权利分配给所有参与者，同侪生产（peer production）和无限免费商品将取代被迫劳动和国家分配的有限资源。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还用一个“文字梗”来描述数字社会主义的政治势头，指其将从电子领域（electrons）蔓延到选举领域（elections）。[3]这篇影响广泛的文章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历史和未来做出了有所“虚无”又有所“不虚无”的描述，把硅谷塑造成替代贪婪的华尔街的进步力量，为陷入合法性危机的新自由主义提供了新的意识形态接口。

凯文·凯利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网站）

数字社会主义的提出，受到硅谷资本家及其智囊团的欢迎。左翼学者阿斯特拉·泰勒发现，尽管凯文·凯利耸人听闻的话语很容易被嘲笑，但其基本观点在新媒体圈很普遍，参加任何技术会议或阅读任何关于社交媒体、“Web 2.0”的书籍，都会让人对集体精神和资本主义的锐意进取印象深刻。泰勒讽刺地揭穿硅谷精英们的话语骗术，指出“那个没有国家、没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必分享财富”。[4]在这些著作中，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和谷歌智库主任贾里德·科恩于2013年出版的合著《新数字时代：重塑人类、国家和商业的未来》（The New Digital Age: Reshaping the Future of People, Nations and Business）最有代表性。他们宣称，互联网应是一个不受现实法律约束的在线世界，激烈控诉“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由国家主导的网络战争时代。这恰恰表明，当谷歌的全球扩张受制于其他主权国家的治理框架时，其代言人急于将网络用户与寡头公司捆绑在“去国家化”的共同认识和行动上，体现的不过是加州意识形态一贯的反国家主义叙事传统。

随着数字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话术在硅谷广泛流行，左翼学者对其展开了尖锐的批判。其中，叶夫根尼·莫洛佐夫的观点具有代表性。2015年3月1日，莫洛佐夫在英国《卫报》发表的《硅谷喜欢承诺“数字社会主义”——但它卖的是童话》一文中指出，不管硅谷开创的未来世界叫做什么，“数字社会主义”显然不是个恰当的名字。它不过是硅谷的技术精英在华尔街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和收入差距悬殊之际开出的“一剂完美的解药”。但在社会资源不平等配置的现实下，互联网提供的资源共享和平等使用，更多时候会加剧而不是缓解社会总体的不平等。[5]后金融危机时代正是智能手机从诞生到普及的时代，科技寡头获得了巨大的数字权力，其影响力从互联网延伸到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加州意识形态许诺的光明前景不仅没有到来，反而造就了“赢者通吃”的局面，共享经济演变为零工经济，网络用户沦为数字劳工，资本主义的宰制、剥削和奴役更深更广。意大利学者多娜泰拉·拉塔斥责凯文·凯利从语义上接管了“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并把所有与政治和阶级相关的东西都清空了。在共享范式背后，看似面貌无辜的“不作恶”（谷歌曾经的口号）的资本主义，将丰厚利润隐藏在加州意识形态的旗帜之下。[6]

（二）数字社会主义向“进托邦”叙事话语演变

2016年美国大选前后的“通俄门”事件，让这一年被西方世界普遍认为是“科技巨头真正颠覆旧式政治竞选的一年”[7]。操纵选举、窃取隐私、逃税等丑闻的不断曝光，引发从美国到欧盟针对谷歌、脸书等美国科技巨头的“科技抵制潮”（techlash）。这就以负面形式使得凯文·凯利的“文字梗”预言变为了现实。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克劳斯·延森指出，科技巨头“寻求为自己构建作为人民公仆的公共身份。但举报者、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开始质疑这种特殊的身份政治”。[8]与此同时，欧美左翼掀起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高潮和再概念化潮流，新术语大量涌现，包括左翼加速主义的奠基人尼克·斯尔尼塞克提出的“平台资本主义”[9]，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肖莎娜·祖博夫提出的“监视资本主义”[10]，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授布雷特·克里斯托弗斯提出的“食利者资本主义”[11]，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南希·弗雷泽提出的“食人资本主义”[12]，等等。这些概念在西方学界广泛流行，从内部对数字金融资本主义做出了揭露和批判。

面对批判声浪，凯文·凯利又提出了新的术语来描述科技带来的光明前景。在2016年出版的新书《必然》（The Inevitable）中，凯文·凯利创造了“进托邦”（protopia）这个新词，用来定义技术加速的光明前景。在书中，他通过预测12种技术趋势来描绘“pro”这个具有进步意义的前缀所带来的积极变化，强调“反乌托邦和乌托邦都不是我们的终点。相反，科技正把我们带向进托邦”。[13]这一分析框架作为典型的技术神秘主义，极力掩盖技术进化方向和应用场景背后的权力主体，以及不同权力主体的技术路线。例如，区块链技术既可以由主权国家用于发展数字货币，也可以由科技公司用来发行虚拟代币。2019年，脸书就发行了一款“天秤币”，宣称要建立一套全球虚拟货币体系和供数十亿人使用的金融基础设施。这表明，随着经济实力和数字权力的急剧增强，美国科技寡头展现出了替代民族国家而成为新型全球统治霸主的蓬勃野心，从货币发行权开始破坏民族国家的主权根基。

在美国国内，平台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治国术纠缠在一起。债务主义约束了金融危机之后急剧增长的相对过剩人口，将他们锁定在剥削性市场关系和惩罚性制度之中。[14]这一趋势不断加剧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不平等和产能过剩等问题，也导致了更加激烈和广泛的“科技抵制潮”。面对这种不利形势，凯文·凯利呼吁不要一味“反大企业”，并从技术加速和寡头公司迭代的角度阐释“制约GAFA毫无意义”，称这种抵制“就如同拒绝进步、要求退步一样”，[15]只强调和描画科技寡头推动技术进化的正面作用，而不言其剥削性和反人类价值的一面。可以看到，从提出“数字社会主义”到转向“进托邦”，凯文·凯利不断更新叙事话语来宣扬网络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忠实维护科技寡头集团的利益。这正印证了理查德·巴布鲁克在“加州意识形态”概念提出二十周年之际做出的新论断：“我们对《连线》杂志自由放任政治之自我矛盾的揭露，从未像现在这样切题。但它仍然以新的伪装在传播”。[16]

（三）加州意识形态的彻底虚拟化导向与左翼批判路径的理论困境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2020年3月美国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美国财政部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联合施救，甚至史无前例地直接出手购买企业债兜底，“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推动美国股市暴涨。“GAFA”等科技巨头的股价膨胀到历史最高水平。2021年7月，这四大公司的总市值超过日本，经济规模和影响力比世界上大多数主权国家还要大。为了继续增强数字统治力，这些大型科技公司提出了彻底走向虚拟化的技术路线。

1. “元宇宙”脱实向虚的技术路线

流动性泛滥助长了数字资本的金融投机和欺诈。2021年下半年，美国科技巨头疯狂炒作“元宇宙”[17]游戏概念股，脸书更是直接改名为“Meta”（元），在全球范围内掀起“Web 3.0”的“淘金热”。以此为发端，“元宇宙”概念迅速从美国资本市场延伸到各国实体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一股强劲的脱实向虚的诱导力。区块链、云计算和交互技术等被广泛用于开发游戏化金融（GameFi）模式。加州意识形态的知识精英着力把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质描述为“元宇宙”的本质属性，故意混淆技术禀赋和资本逻辑的根本区别，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描述成“物的自然属性”，试图通过创造一个平行于现实的虚拟世界来增强统治力。与多家美国科技巨头密切合作的“大数据大师”伯纳德·马尔，沿着“用户赋权”这个加州意识形态的一贯话术，着力描述“元宇宙”这一新家园的积极意义，比如不仅可以购买土地等虚拟资产，而且能够找到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工作来赚钱。[18]凯文·凯利则进一步抓住“数据代理”这个赋能数字金融寡头的关键环节，倡导人们把个人活动数据交给公司，通过授权公司全程追踪其每天的活动来参与分利。[19]从人身上提取数据流，预示着数字金融资本主义在建构一种替代零工经济的新剥削结构和控制机制。随着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加速进化，资本为了避免马克思所预言的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崩溃，[20]大规模地开展“云圈地”＋“云圈人”运动，推动平台经济彻底向“元宇宙”虚拟经济迭代，进而在虚拟世界巩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哈斯梅特·乌洛塔和劳伦斯·奎尔提示人们，平台这个虚拟社区也是心理和经济建模的实验室，能够通过摄像头和可穿戴技术收集情感和生物特征数据。但令他们觉得讽刺的是，一些平台创始人严厉禁止自己的孩子使用其开发的这些新技术。[21]硅谷发展“元宇宙”的技术路线把人作为生产资料，颠倒了主客体。

2. 左翼倒向技术封建主义批判框架引发内部论战

众多西方数字技术专家对“元宇宙”概念展开尖锐批评。有人指出，“元宇宙”所描述的是一个地狱般的景象，一个剥夺了任何文化和价值的完全金融化的世界。还有人认为，“元宇宙”这个词正被那些欲凌驾于法律之上寻求私利的科技巨头所滥用，沦为一种以“数字孪生”为幌子的倒退的奴隶制模式。[22]关于社会形态倒退的种种类比，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广泛流行，不仅迅速上升为一种新的批判框架，而且吸引了一些著名左翼学者倒向右翼的批判逻辑。

2020年以来，以乔尔·科特金为代表的美国右翼学者提出了“新封建主义”的批判框架。科特金认为，科技寡头及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阶层，就像重生的新贵族和教士精英，处于西方社会新的阶级结构的顶端，而在其之下是走向衰落的中产阶级和大量涌现的无产阶级“新农奴”。这一观点迅速引起共鸣。例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理查德·佛罗里达评价说：“我们的社会和经济不再进步，而是倒退到一种‘新封建主义’。正如乔尔·科特金所描述的那样，我们曾经伟大的中产阶级正在被掏空，美国正在分裂成一小群超级寡头占有的领地。”[23]著名左翼学者也受到这一批判框架的吸引。例如，希腊前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法国经济学家塞德里克·迪朗、美国政治学家乔迪·迪恩等，他们将批判的重心从资本主义剥削转移到具有封建主义特征的新剩余挪用，并冠之以“技术封建主义”[24]等类似的术语。

乔尔·科特金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网站）

这一学术现象引发了左翼阵营内部的激烈论战。莫洛佐夫尖锐批评，左翼和右翼这两个意识形态的极端，几乎汇聚在对新封建主义理论的共同描述上。左翼滑向右翼的话语体系，恰恰表明其难以提出一个具有理论穿透力的分析框架来理解全球资本主义内部正在发生的变化。莫洛佐夫指出一个关键的理论漏洞，认为技术封建主义视角把国家和地缘政治排除在外，低估了美国政府在硅谷崛起为全球科技经济霸主过程中所扮演的推波助澜的角色。这个批判框架，对于实力较弱的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来说可能有适用性，这些国家近年来几乎都是美国公司的“殖民地”，其主权被“分割”在许多技术领主手中。但这个批判框架并不适用于美国，如果忽视了硅谷的科技公司和美国军方的长期联系，就不可能理解美国科技产业的优势地位。[25]塞德里克·迪朗、乔迪·迪恩、塞西莉亚·瑞卡普等左翼学者立即撰文反驳，从各自角度阐释新封建主义理论的基本依据。迪恩从公司与国家权力关系的角度，指出莫洛佐夫歪曲了当代封建主义和新封建化辩论中关于分割主权的讨论，强调问题的关键是超经济征用。迪恩认为，当今的经济行为者正如封建领主既剥削农民又对他们拥有司法权威一样，也根据他们设定的条款和条件行使政治权力。随着主权的私有化分割，政治权威和经济权力结合在了一起。法律并不适用于有能力逃避法律者。政府对待“GAFA”等巨头公司，就像对待主权国家一样。高度集中的财富拥有自身的制宪权，决定着它将遵循或者不遵循的规则。[26]

还有左翼学者指出论战双方都未能抓住问题的要害，因此又提出了新的术语和批判框架。例如，蒂莫西·斯特罗姆认为，美国科技巨头崛起的根源始自二战时期的美国军工复合体，但这既不是莫洛佐夫坚称的资本主义一如既往的利润剥削，也不是新封建主义理论批判的非生产性食租，而是一个扩张主义的新帝国。斯特罗姆强调，美国科技巨头控制的研究支出超过了一般国家的水平，达到超级大国的量级，覆盖生物技术、机器人、人工智能、物流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各方面技术创新。从这个角度进行揭示，“控制论资本主义”是一个更有阐释力的批判框架。[27]著名左翼学者罗伯特·布伦纳等人用“政治资本主义”这样一个更有弹性的术语来概括数字金融时代资本主义的特征，认为美国统治阶级中的强大势力放弃了对生产性投资的兴趣，转而通过政治手段进行财富向上再分配，导致资本主义积累制度的深刻结构性变革。[28]这一分析框架的提出，又引发了左翼阵营几代学者参与其中的新一轮激烈辩论。[29]当左翼纠缠于如何准确定义和描述数字金融资本主义的剥削逻辑时，硅谷的大型科技公司及其全球霸权子集，正在新技术中嵌入新规则，以此为建构逻辑的“Web 3.0”，将比“Web 2.0”带来的问题更加严峻复杂，也更难观察和揭示。

二、替代资本主义：西方左翼建构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型

在西方左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日益倒向右翼的理论逻辑和话语体系之时，左翼阵营中的加速主义等新生流派，试图拓展一条建构性的理论路径和实践方案。随着资本主义内部危机的加深，左翼力量的政治地位日渐上升，西方世界重新被社会主义理论所吸引。在这一背景下，左翼青年学者从硅谷理论家那里夺回“数字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将其放到历史和理论的宏大时空结构中去再认识、再发展，以形成新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目前，左翼学者关于数字社会主义的建构性路径大致沿着三条脉络创新发展。一是深入挖掘并充分汲取百年来“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辩论”的理论资源和实践案例，在新的数字技术条件下重新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可行性。二是聚焦马克思关于机器化大生产的经典论断，抓住“一般智力”等核心要件，提出社会主义数字平台建构方案。三是从扬弃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角度建构区块链社会主义的代码治理路径。

（一）重振“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辩论”：替代市场竞争和价格体系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经济是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体系的相互作用来组织的，市场定价机制把复杂的社会调节硬性通约为单一标准，忽略了社会公正等一切非经济性成本。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应当如何组织才能实现社会调节？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社会主义经济是“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30]百余年来，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是否可能创建价格体系的替代品，确保有足够的信息流来支撑中央计划做出正确的生产决策，并以合理有效的方式提供所需经济产出，成为左翼和右翼理论相互竞争的核心议题。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奥地利右翼经济学家米塞斯及其学生哈耶克先后向左翼发起挑战，断言价格体系的缺失注定了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的失败。这一著名论断引发左右翼之间旷日持久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辩论”，主阵地先后从奥地利转移到英国、美国，辩论重心也转向新古典经济学、信息学和控制论等领域。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左翼开始利用计算机建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型。英国学者斯蒂芬·博丁顿认为，“通过市场所进行的联络完全可以通过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系统来进行”。[31]这些理论模型成为数字社会主义的早期实践。苏联和智利阿连德政府都尝试过建造全国大联网的计算机资源分配系统，但在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下均未能得以展开。[32]苏联解体后，由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掌控全球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在理论和实践上式微。直到近年来数字技术突飞猛进，左翼阵营中的新生力量发现数据有可能取代价格体系，成为经济的主要组织工具，由此开始重新审视和汲取百年论战中的理论资源，重新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可行性，提出了新的理论模型。

1. 创建数字“反馈基础设施”

莫洛佐夫在汇总提炼左翼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提出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产生的数字工具来挑战新自由主义，为非市场形式的社会协调创建数字“反馈基础设施”。就反馈机制而言，主要有三种：一是以“协作性发现程序”替代哈耶克的竞争性自发秩序，即由数字“反馈基础设施”将“问题发现者”和“问题解决者”这两个社会群体进行算法匹配，通过社会协作将隐性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有形化、明确化，并将解决方案添加到“共享池”，从而实现社会共享。二是以非市场机制替代市场定价机制，把社会协调从价格体系的沉重意识形态包袱中解放出来。这一模型重拾英国控制论专家斯塔福德·比尔为智利阿连德政府设计的“赛博协同控制工程”（Project Cybersyn）的核心框架，认为信息技术的进步可以极大地放大社会调节的多样性。在大数据条件下，通过重新设计“反馈基础设施”的底层组织结构，利用实物信息流来取代市场，更准确、实时地描述内外部复杂性，检查系统处理问题的应急计划并及时调整组织结构。三是以“自动化分散计划”实现对社会主义中央计划和资本主义价格体系的双重超越。这一方案来源于美国激进经济学家丹尼尔·萨罗斯的行会社会主义建构框架，把大型科技公司的消费预测算法等前沿技术与非资本主义精神相结合，构建由工人委员会控制的产品和服务“总目录”，从而实现分散化、自动化的协调方式。[33]莫洛佐夫指出，以上三种反馈机制的关键点都指向数字“反馈基础设施”的社会化。如果数字“反馈基础设施”仍然是硅谷科技巨头的私有财产，那么创建替代社会协调模式的民主转型就不会实现。[34]

叶夫根尼·莫洛佐夫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网站）

2. 结合兰格模型和纽拉特模型：基于算法＋协议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亚伦·贝纳纳夫提出了一种结合算法和协议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模式。[35]这一建构框架与莫洛佐夫总结的第三种反馈机制有共通之处，即把价格体系进行拆解并改造其中的部分功能。但与萨罗斯和莫洛佐夫等人更强调技术问题和数字基建不同，贝纳纳夫更关注机制问题，即如何把民主生产决策嵌入计划机制当中。他追溯和总结了早期“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辩论”中左翼的经典理论框架，将奥斯卡·兰格提出的算法模型（用先进的编程形式来计算资源的最佳分配）和奥托·纽拉特提出的协议模型（根据多种不可通约的非经济标准做出计划决策，并在整个社会协调这些决策）结合在一起，试图建构一种由算法辅助价值标准的民主计划程序。但无论是数字“反馈基础设施”还是结合算法和协议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这些参与式模型基本上排除了政府的作用，而把经济计划事前协调和事后调整的决策权交由工人委员会之类的法团组织。

3. 重拾波兰尼《社会主义会计》的内部概览模型

20世纪20年代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辩论”，缘起是米塞斯激烈反对纽拉特提出的基于实物计算的无货币管理的经济模式，认为其远离了经济理性。实物计算的关键在于避免将价值的多个维度缩减为单一分母，并将社会对经济活动的评价重新定位为无法用货币计算表达的价值。这一话题吸引了卡尔·波兰尼参与其中，他撰写的《社会主义会计》一文回应了米塞斯的挑战，利用米塞斯的边际主义得出与其相反的结论——社会主义经济是可能的，并在纽拉特模型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义经济构想了一种会计制度。波兰尼强调会计问题对整个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性。会计是对经济活动的定量概览，它把社会经济过程物化为能够被合计的记账单位，也将社会经济过程的某些要素带入或移出统计范围，创造出一个导向经济治理的知识体系。资本主义经济以利润为中心，其会计制度提供了资本中每个要素与利润之间关系的概览。波兰尼反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思想，但把边际主义作为理论工具，构建了一个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的会计制度，提供来自系统内部的关于整个系统的“自然成本”（natural costs）和“社会成本”（social costs）的核算与监督，即生产力最大化的技术成本和与社会正义相关的成本。波兰尼特别强调以一种可证实的形式核算社会成本的重要性，以使工人的“负担”“努力”和“牺牲”等主观因素得以显现。[36]百年之后，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副教授西尔维亚·里夫重新发现了波兰尼在《社会主义会计》中提出的“内部概览”（internal overview）制度框架，指出应关注这个长期被忽视的理论资源。里夫认为，当前的数据基础设施强化了知识集中的倾向，少数大型企业和行政机构在用户或成员概览中占据主导地位，其技术手段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的价值榨取、行为治理和监控，往往不能提高社会生产和消费关系的透明度。波兰尼建构的内部概览机制，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逻辑，有益于克服数据分析造成的物化现实和物化意识。里夫批评，莫洛佐夫倾向于认为“反馈基础设施”和大数据的描述与预测能力是理所当然的，并暗示数字活动的记录痕迹代表了主观评价，不承认数据已经被“评估基础设施”和算法形式干预预先塑造，这使得数据驱动经济的抽象暴力不可见。塞德里克·迪朗将这种臆断称为“天真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即想当然地认为新的知识体系将通过纯粹的自动归纳法进行——数据将提供真相，而无须经过理论的干扰。实际上，理论具体体现在算法中。大数据不是中立的，而是带有社会偏见和统治关系的。[37]里夫认为，波兰尼模型恰恰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波兰尼对会计制度的实用主义观点侧重于将概览视为一种人工产物，它受到不同数据构建和分析方法以及社会组织形式的制约，这些形式促进或阻碍着外部、内部、领导或成员的概览。如果不仅仅把数据分析视为一种概览，而是作为当前经济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就需要特定的方法来全面了解这些数据分析工具本身。进而言之，以波兰尼的方式解决社会主义计算的知识问题，意味着如果要维护自由和人的尊严，个人生活和社会成员的一阶叙述必须在社会知识中有一席之地。[38]

（二）回到“机器论片断”：基于数字工人自治的激进改良路径

激进左翼建构数字社会主义的另一条理论脉络，以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机器化大生产的论述“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39]（西方学界普遍称这一小节文本为“机器论片断”）为理论圭臬，延续意大利自治主义、后福特主义的理论线索，试图建构基于工人自治的新数字平台，调整数据权力关系，推动“一般智力”的社会化，以此实现对数字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双重超越。

1. 创建“诸众的共和国”：推动“一般智力”的社会化

保罗·维尔诺提出建立“诸众的共和国”这样一个非国家的公共领域，这是意大利自治主义的核心理念。此理念与科学知识等精神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聚焦认知型劳动力、社会化工人如何构成的问题。[40]沿着这一认识路径，新西兰怀卡托大学教授迈克尔·彼得斯认为数字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关于知识产权和数字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争论，[41]并就此提出“知识社会主义”的建构路径，指其能够替代侧重于知识产权制度以及效率和利润最大化的“知识资本主义”，创建一种开放知识经济和开放知识生产模式。[42]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青年学者迈克尔·奎特的观点与之相似，他认为版权和专利权是将所有权、财富和权力集中到科技巨头甚至小企业手中的核心支柱，因此，逐步淘汰知识产权是财富和收入重新分配的有效途径，他建议用开源软件替代学校和政府等公共部门与大型科技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合同。[43]这些建构路径，与意大利自治主义、后福特主义等提出的“一般智力”社会化的观点呈现出内在一致性。维尔诺曾指出，从原则上构想以“一般智力”为基础的政治行动，关键点是“不合作主义”和“退出”，以这种方法阻止充裕的知识“转移”到国家行政权力中去，阻止它的结构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资源。[44]

实践证明，数字时代职业的社会化和机动性不仅没有发展公共性的“一般智力”并加强“诸众”的主体权利，反而发展了“数字泰勒主义”的新劳动形式。柏林洪堡大学研究员莫里茨·奥滕立德强调，算法管理以及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让传统工厂以外的资本得以通过新的形式吸纳劳动力。随着福特主义下的稳定工作模式被灵活劳动和不稳定的多重劳动所取代，大量“众包工人阶层”出现，实现了资本所需的劳动力重组和“劳动力倍增”。[45]就此而言，无论是灵活就业还是开放知识产权，都无法与资本主义的“数字工厂”相对抗，只能加剧“活劳动”的异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拉塔强烈反对知识社会化和开放获取路径，指出这种参与协作、对等生产，再加上更灵活的知识产权，最终只能加强传播资本主义赖以繁荣的共享范式，而绝对不会走向数字社会主义。[46]

2. 对抗“云资本”：创建社会主义互联网

尽管左翼内部对当前资本主义走向的判断产生了分歧，但他们共同关注互联网私有化带来的严峻挑战。瓦鲁法基斯认为，互联网公地的私有化催生了一种新型的、超级强大的“云资本”（cloud capital）。这种“云资本”将催生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其革命性在于驱使几乎全人类为其免费劳动，把人变成算法的玩物。[47]左翼提出数字社会主义理论，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摧毁孕育“云资本”的土壤。传播学批判学派从号召传媒劳工自治的角度，提出了创建“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互联网”[48]的主张。2019年至2021年期间，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新锐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组织了一项关于“公共服务媒体乌托邦”的社会调查，最终形成《公共服务媒体和公共服务互联网宣言》，提出创建一个由公共服务媒体组成的公共服务互联网，以替代科技巨头主导的商业互联网。这个公共服务互联网内嵌一种“新的、激进的治理结构，使公共服务媒体独立于政府、商业利益等任何外部影响”。[49]这期间，福克斯在其担任联合编辑的期刊《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中组织了一组由1篇总论和14篇学术论文组成的“传播社会主义／数字社会主义”特稿[50]，把互联网替代计划放在左翼理论框架下进行多维审视。在总论中，福克斯系统梳理了“机器论片断”等经典文本，号召全球传媒行业工人联合斗争，夺取传播生产资料的集体控制权，创造民主治理的公共媒体空间。[51]可以看出，福克斯并没有遵循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对立的逻辑，而是延续了意大利自治主义对“机器论片断”的理论阐释和政治实践，把传媒从业者视为一个能够与数字金融资本相对抗的外在主体，其政治突围策略寄希望于号召传媒工人联合起来推进数字社会主义。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图片来源：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网站）

综观特稿论文来看，这一学术群体普遍从自治主体论的角度进行理论探索。例如，克里斯托弗·考克斯将人类和自动化技术设想为与资本相并提的自主主体，并赋予二者作为劳动实体的共同主体性，主张通过人机自治（人类与自动化技术的联盟）实现数字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目标。[52]赛·恩格勒等人在工人主义基础上提出“数字工人主义”的新范畴，强调平台工人斗争是建立替代方案的关键。[53]哈代·汉纳皮做出理论假设，认为全球科学家共同体如果能够发展成为一个“有机知识分子”的新阶级，并提供一种全球生产方式的新设计，便有望消除资本主义算法所导致的全球南北方的巨大分化和信息过载的时代异化。[54]此后，福克斯本人也在2023年出版的新著中提出以数字伦理推进数字民主等策略。[55]这些创新理论都没有超出奈格里、哈特等人对“机器论片断”的阐释框架，滑向了一种“伦理主义主体政治学”[56]的理论窠臼。

3. 重构数据所有权：调整数据权力关系

随着全球数据量的指数级增长，美国科技巨头掌控着难以估量的大数据资本，支配地位愈加强固，宰制能力无限放大，不仅可以将用户数据重新配置为可衡量、可货币化的技术经济对象，还可以通过数据流来控制各行各业的生产和分配，包括关乎国计民生的传统支柱产业。例如，近年来微软和“GAFA”大举进军数字农业，滥用数字权力推动农产品生产的集中统一和非本土化供给，鼓励投入使用化学品，加剧了全球粮食体系的多重危机。[57]随着西方世界对科技巨头的反感和恐惧情绪日益加深，美国兴起新布兰代斯主义，欧盟加快扶植本土科技巨擘，反垄断、隐私法和累进税等制裁举措不断出台。

在这一大背景下，欧美左翼试图利用这些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的立法规制，发展有益于推进数字社会主义的数据所有权替代计划。较为典型的是瑞士圣加仑大学研究员罗伯塔·菲施利提出的“拥有数据的民主”[58]模型，意图在不动摇资本主义数字经济整体结构的前提下，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资本在公民中广泛分配。该模型建构了基于公共数据和个人数据的双层数据民主结构。第一层是指公民能够利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集体生成数据，并拥有对这些数据使用方式的发言权；第二层是指个人在生成数据时自动接收数据副本，并利用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赋予数据所有者的自主决策权，将个人数据二次使用的补偿转变为个人收入。第二层结构的运行机制以欧盟赞助的巴塞罗那“去代码”（decode）计划为原型，即利用区块链技术建造分布式数据生态系统，让公民控制自己的个人数据。该模型的理论基础是菲利普·佩蒂特的新共和主义民主观，追求一种不受支配的自由，并以承认个人数据的商业化为前提，呼应了当前美国数字经济改革的主流模式。例如，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之一杨安泽提出的“数据红利”，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桑迪·彭特兰提出的“数据新政”等。

不过，“平台社会主义”的提出者、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教授詹姆斯·马尔登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菲施利的模型过于拘泥于当前数字经济的权力结构，没有采取足够有力的干预措施来改变公民与企业之间的权力关系。首先，科技企业收集公民个人数据并商业化的单向权力结构没有改变。其次，遏制科技企业的商业模式，无助于增强公民的经济能力，也无助于为他们提供数据产生的任何价值。这一理论模型存在的固有缺陷，决定了它并不利于数字社会主义的创建。[59]相比之下，与“后碳经济”联系在一起的“民主公有制”模型，试图在美国和英国推动更为彻底的政治经济变革，把光纤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数据平台、知识产权、土地和自然资源等归还公共所有，塑造一个新的所有权生态。[60]这一构想试图依靠政策对话形成共识，这在西方政治框架内毫无可能性。抱有这种幻想的还有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杰奎琳·希克斯。希克斯提出将非西方的法律传统纳入有关数据所有权的知识来源，克服西方法律以市场为导向的个人主义财产权，[61]过于乐观地认为仅靠社会共识和舆论施压就能够撼动资本主义几百年来政治建设的刚性结构，自觉吸纳来自全球南方的数据共享经验。

（三）走向区块链社会主义：以技术禀赋扬弃资本主义信用制度

如果说福克斯提出的替代商业互联网行动侧重于寻求一种传媒工人自治的激进改良方案，那么，区块链社会主义则试图通过代码治理来重塑经济社会的规则体系。区块链社会主义是近年来数学、计算机科学、法律等专业领域涌现出的一股新思潮，一批全球顶尖的左翼区块链专家试图从马克思对信用和虚拟资本的分析中寻找摧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工具。然而，由于这些研究者对货币理论有着迥然不同的看法，他们提出的修复加密货币和创建无货币经济的替代方案，形成了两条方向相左的探索进路。

1. 重新设计加密货币

近年来，美国通过联邦储备系统的激进货币政策向全球转嫁危机的做法，不断引发各国为了保障本币稳定而随之跟进的降息／加息竞赛，美元本位制的信用已摇摇欲坠，并且愈加暴露法定货币的根本缺陷——必须信任中央银行维护币值稳定，但法定货币史上充满了对这种信任的破坏。区块链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于以分布式共识机制维护一致性账本，为创建超越传统银行中心化体系的现代数字货币系统提供可能性。然而，目前资本市场上的加密货币并未展现出去中心化的优势，其所采用的工作量证明机制反而带来巨量能源浪费、高碳排放和算力集中化等新问题，原因有三：一是“挖矿”的算力“全都被大的资本化矿池，被大型挖矿机构高度垄断”。[62]二是“炒币”[63]形成了“伪区块链”金融投机和作恶的巨大旋涡。从市值最高的加密货币比特币来看，近十五年来其交易价格激增36万倍，财富集中的速度和程度比法定货币更加极端，并且为逃税、洗钱、在线毒品交易和恐怖组织活动等提供了规避政府监管的独立支付系统。三是“ICO”（initial coin offering，首次币发行，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筹资方式）这种“以币融币”的新模式，已然发展成为非法聚集公众资金的吸钱黑洞。[64]“ICO”作为“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首次公开募股）的新变种，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股份制公司一样，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群新的寄生虫”。[65]加密货币乱象，鲜活印证了马克思关于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的深刻论断，“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欺诈制度和赌博制度，并且由少数人对社会财富进行剥削；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66]

德夫拉杰·巴苏和默多克·加贝认为，二战结束以来的经济发展弧线在2008年似乎到达了马克思所预言的尽头，劳动力和资本生产率的增长同时陷入停滞，最终将走向一场社会崩溃。[67]左翼的加密激进派认为，要想区块链发挥作用，关键在于重新设计基于代码治理的货币系统。其一是货币供应量由代码来控制，以防止未经授权增加货币供应量而导致的货币贬值。[68]其二是铸币权民主化，使其真正成为代码赋予公民的权利，避免发行法币／代币的国家或平台收割铸币税。同时，为了对抗加密金融资本主导的代币全球化，以约书亚·达维拉为代表的加密技术专家和以普里马韦拉·德·菲利皮为代表的法律专家，强烈反对“网络国家”意识形态[69]，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建设“协调国家”[70]的替代方案。他们寄希望于吸引再生金融等领域的“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DAO）转向左翼的建构框架[71]，从而改造只向人类社会单向价值流动的传统加密货币系统，纳入更加多样化的自然资本货币，利用代码来构建一个从属于第三部门的有益于生态协调的货币系统。

2. 废除货币的技术实验

随着“万物皆可代币化”概念的流行，代币的存在性问题日益引发西方学界的深刻反思。美国加密货币平台从业者洛恩·兰茨和丹尼尔·考瑞指出：“任何寻求稳定资产价值的项目都不会认为代币是合适的解决方案。任何包含不稳定资产的处理功能都将被证明是有问题的。”[72]人们对代币本身的需求始终只是对其可兑现性的需求，个人动机仍然是财富积累，这就是为什么加密货币主要由打算将其兑换成法定货币的投资者推动。[73]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密激进派通过代码把“领主铸造货币的权利”交还给公民，并不能祛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特质——“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货币）。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式，都有这种颠倒”。[74]

为了彻底结束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始终绵延着去货币化的理论想象和政治实践。从欧文、傅立叶、魏特林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到卢森堡、考茨基、希法亭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再到大卫·哈维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安妮特拉·纳尔逊等“非市场生态社会主义者”[75]，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废除货币，创建一个无货币的经济社会系统。本质而言，货币是信用制度为它自己创造的工具，造成了“最奇特的我-他自反性劳动异化”和“资本（生息资本）拜物教的最高伪境”。[76]用马克思的话说，“没有货币，就不可能有致富欲本身”。[77]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按劳分配时也曾提出以劳动时间作为劳动计量手段，但如何将劳动特别是异质劳动进行量的比较，是最困难也是始终悬而未决的问题。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出现，有学者建议用能量作为劳动力衡量标准[78]，但无论以能量还是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实际上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无法解决抽象测量标准存在的误导性。例如，比较生命能量和无生命能量的转化率，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能量支出，以及心理发育所需要的大量间接能量投入等，它们的异质性仍然有可能在能量成本计算中被忽视和掩盖。[79]此外，欧美的非营利组织不断探索以物易物的新技术模式，试图摒弃以交换价值为基准的商品流通，建立以产品直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例如，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非营利组织“无钱社会”，正在着力建设基于自动化技术的无货币的“系统互惠”经济体系，[80]但无非是对标世界上最大的合作社经济样板——西班牙蒙德拉贡（其高度复杂的组织结构甚至已经接近国家系统），建立一个只属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稳定的社会”[81]。还有新兴的“网络易货”实验模式，用一种算法代替货币来进行物物交换，不过省略的仅是货币这个中介，仍然少不了对货物进行等价换算的中间流程。有观点指出，随着对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研究的深入，马克思放弃了无货币结算的想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辑委员会成员卡尔-埃里希·福尔格拉夫强调，“在一篇2012年首次发表的手稿中，马克思有过这样的思考，生产过程越是在社会规模上进行，簿记作为对生产过程的监督和观念总结就越有必要，因此在公有生产中是最为必要的”。[82]也就是说，货币作为一种簿记货币或计算货币仍然存在，要祛除的只是货币的资本属性即自行增殖的价值。

三、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局限与启示

梳理和分析西方数字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脉络及其理论走向，旨在深入认识、全面把握数字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西方世界的内部危机，尤其是这种危机中蕴含的积极因素。辩证分析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建构路径的价值和局限，可以发现其对非西方国家的有益启示。

（一）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贡献

西方左翼新生流派提出种种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模型及其社会实践，目的是在资本主义最后的“焦土阶段”（scorched earth phase）[83]孕育新的数字生产力、对等的数字生产关系、可信的数字金融体系、互惠的数字生态环境、公共的数字媒体平台、开源的数字知识供给系统，等等。这些理论构想，深入触及两种社会形态的诸多基本理论问题，其理论价值和实践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对范畴之中。

［美］乔纳森·克拉里：《焦土故事：全球资本主义最后的旅程》，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3年版

1. 批判与建构结合

相比于西方左翼中的一些著名学者倒向右翼“技术封建主义”的批判框架和话语体系，左翼新生流派始终坚持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轨道上，以此为基础提出数字社会主义的建构路径。他们对两种意识形态的理论对立和话语边界相当敏感和警觉，坚持从资本主义的内部危机中抓取数字剥削、贫富分化、文化撕裂、知识断层的根本原因，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展现了强烈的理论自觉和强劲的创新活力，形成了一股积极的建设性力量。

2. 理论与实践互动

西方左翼提出的种种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模型，并不是停留在形而上层面的“天上”哲学，而是一种为了解决现实危机的实践哲学，展现出较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并且历史纵深极为开阔。一方面，面向百年历史深入挖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较量中积淀下来的丰富理论资源，在新的数字条件下重新认识和发掘这些理论资源的当代价值；另一方面，面向未来建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擘画数字社会主义的运行机理和治理框架。例如，目前区块链社会主义者提出的重新设计加密货币的技术路线，与硅谷精英悄然推动的数字金融“再中心化”[84]路线展开尖锐斗争，着力动员再生金融领域的去中心化自治组织转向左翼的技术路线。

3. 东方与西方比较

相比于从前西方学界对非西方国家的轻视，近年来西方左翼对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数字化建设成就和进展密切关注，评价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友好。例如，瓦鲁法基斯在专著和演讲中多次肯定中国的数字化建设路径，认为“中国可能调动本土云金融，推行不再依赖美国贸易逆差的增长模式”，就此而言，“中国可能比美国拥有更多选择”。[85]再如，福克斯等学者最新组织的特稿《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视角：理论与实践》，已经把中国作为重要比较对象和案例来源。[86]客观而言，西方学界对中国数字化建设路径的研究心态十分复杂。美国学者内森·施耐德曾在访谈巴布鲁克时谈到一个例子，美国正在兴起的右翼黑格尔主义也想要一个有计划的国家，他们“非常嫉妒中国人”。[87]尽管西方学界包括左翼学者看待中国还存在主观臆断和诸多偏颇之处，但中国已经处于西方数字化理论研究场域的中心地带，这也反映了左翼学者较为开阔的全球性视野。

4. 共同体与多样态并进

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研究领域汇聚了众多学科的优秀学者，不仅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传播学、金融和法律等学科领域，还包括数学、计算机科学、脑科学等基础和新兴学科，跨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十分突出。学者们视角各异，观点多样，提出的技术路线甚至相互冲突，这正是当前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呈现出复杂乃至混杂的多样态特征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在多样态的背后，又有着共通性和一致性。有国内学者从共性特征出发，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生成路径从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和逻辑判断的角度进行了再归类。[88]本文从学科聚类的观察视角，认为目前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研究领域已经初步形成了多个学术共同体。例如，以福克斯等人为核心的传播学批判学派数字社会主义学术共同体，以约书亚·达维拉等人为核心的区块链数字社会主义学术共同体，以迈克尔·彼得斯等人为核心的平台数字社会主义学术共同体，等等。这些学术共同体吸引和团结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旨趣和理念的学者群体，他们大多为各自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密切的思想交流和学术互动激发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思路，推动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呈现出强劲的创新动力和活力。

（二）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固有局限

尽管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西方内部危机之中的一股积极力量，体现了突出的价值性和建构性，但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而言仍然是一种思想的倒退，根本而言，是一种21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一种追求激进改良的技术乌托邦想象。就此来说，数字社会主义与加速主义异曲同工，在其纷繁复杂的理论表象中潜藏着深层次的历史认识论。这种历史认识论挑战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进而提出了新的叙事要求。[89]

1. 在政治立场上，否认或回避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最重要的思想，彻底阐明了未来社会的发展阶段和国家消亡的原因。针对数字时代的机会主义者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复性历史错误，有必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仔细考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进而指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90]这个科学结论的伟大之处在于，除了指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间还有一个过渡时期以外，还指出这个过渡时期在政治上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条件。那么，数字化时代是否产生了一种超越国家政权的“不治而治”的数字权力，从而颠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科学结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算法治理的复杂性造成了一种数字权力“超越国家”的理论假象，但实际上，权力的国家性没有改变，更多的是权力实施方式的深刻调整，即国家如何确认新的权力生产方式的合法性以及利益分配的具体问题。[91]国家通过赋权于算法，以更牢固、更隐秘的方式体现国家控制能力。[92]左翼内部关于技术封建主义的激烈争论，聚焦的正是这个问题。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无论政治统治集团是让渡还是授权于科技寡头这个新的经济利益集团，其结果都是资产阶级联合推动美国财富的向上再分配。而各种各样的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模型，试图在不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前提下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异于“沙土上建房子”，绝不可能实现对资产阶级国家和数字金融资本的双重超越。

2. 在物质存在条件上，对社会形态更替的认识超越历史阶段

数字社会主义的建构方案，不仅否认或回避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主观条件，而且对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认识超越了历史阶段。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早已用“两个决不会”的论断对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规律做出了深刻剖析。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93]这一科学论断表明，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物质存在条件的成熟。这里所讲的“物质存在条件”是综合性条件，绝对不是单方面条件。数字社会主义的建构模型依赖数字技术这个单一条件，不足以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此外，西方左翼提出的建构方案大多是针对欧美某个国家或某个区域而提出的，忽视了整体和部分的辩证关系。正如辛向阳所强调的，“两个决不会”所讲的一个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指的是“所有该社会形态国家的整体的生产力状况，不是仅仅指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或者几个国家的生产力，也不是指这个社会形态中有代表性的国家的生产力”。在资本主义世界，其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所有国家综合的生产力状况”。[94]从这一认识出发，数字社会主义建构方案对社会形态更替的认识和把握是片面的、局部的，缺乏一种整体性逻辑和格局。

根本而言，西方左翼提出的数字社会主义建构路径，对其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认识和改造超越了历史阶段，缺乏理论的彻底性和方法的科学性。正如有国内学者强调，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非正义问题就不可能消解。数字社会主义从不同视角做出的置辩，都未能脱离资本主义制度形态的窠臼，最终导向失败。[95]

（三）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有益启示

数字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对人类社会形态变革的影响极为深刻。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数字社会主义思潮就不仅仅是一种来自“他者”的理论资源，更是非西方国家思考数字化问题、制定数字化路线时不可忽略的一个影响因素。通过辩证分析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和局限性，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点启示。

一是为探寻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共通价值。西方左翼虽然只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股微弱力量，但其出现反映了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激烈性，对于非西方世界探寻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一种来自西方内部的价值性印证和可行性启示。几百年来，资本主义从一种进步社会形态演变为摧毁人类文明的破坏力量。从新自由主义到数字金融资本主义，其破坏力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不断制造全球冲突、加深剥削奴役、拉大贫富差距、垄断知识技术、撕裂社会共识、消耗地球资源、破坏生态，等等。近年来社会主义在西方的回潮表明，西方社会内部对资本主义的厌恶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日渐加深。左翼提出的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更加催化和强化了这种日益普遍的社会心理。这股积极力量，引导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把眼光投向中国。西方学者通过真实了解和实际考察，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同度不断走高，对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新理念的共识不断加深，把人类社会的未来寄望于中国所倡导的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越来越信任中国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的智慧和方案。

二是为数智化技术路线和治理路径提供中微观层面的有益思路。随着多模态技术的出现和快速发展，科技界认为从2023年开始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通用人工智能的时代。底层技术、能源和基础设施的比拼，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容易被忽略的是，各国发展人工智能的技术路线往往从根本上影响人类社会的未来图景。西方左翼之所以提出数字社会主义建构方案，核心要义就是反对硅谷科技大公司裹挟全人类彻底走向虚拟化的技术路线，积极探寻人工智能、区块链、交互技术等向实向善发展的可能性，这与“数字中国”建设方案在价值理念、技术路线和治理逻辑等方面具有某种程度的共通性。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积极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绿色金融。特别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开启了数智化建设的新境界和新阶段。西方左翼囿于固有局限和弱小的政治影响力，其建构路径及实施方案无法在资本主义世界付诸实施，但种种理论模型中的前沿技术和治理思路，能够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为非西方国家的数智化建设提供有益启示，值得批判性借鉴。

三是为全面把握资本主义数智化矛盾和危机提供内部视角。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走在全球数字理论的最前沿，这为我们理解和把握理论热点和最新动态，尤其是全面认识并准确抓住资本主义数智化危机的要害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内部视角。目前，中国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发展势头强劲，研究主题广泛，涵盖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异化、数字劳动、平台垄断、数字监控、数字正义以及人工智能伦理等问题，研究水平与国外相比并不逊色。例如，2024年4月，南京大学哲学系等单位主办了首届“马克思主义与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学术研讨会，汇聚国内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新闻传播学、文学、艺术学等诸多学科学者共同探讨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一个跨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呼之欲出。目前国内研究仍然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如数字资本主义的谱系问题、数字资本主义的走向问题，等等。[96]这些问题的澄清和探索，都需要在全球性视野下破题。

2024年4月，首届“马克思主义与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学术研讨会

（图片来源：实践与文本网站）

四、结语

追问数字时代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和宏观进程，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议题。近年来，一批西方左翼学者在批判数字资本主义问题上与右翼形成共识，从一种“技术社会形态”[97]的理论视角，推导出后金融危机时代特别是后疫情时代的“云资本”已经积累到临界点，其巨大的结构性力量实质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使其“被一个政治上相对退步的形态所取代——技术封建主义”[98]。这种从社会形态性质上做出的判断，在左翼内部引发了巨大的思想波澜和激烈的论战，也促成了左翼中的新生力量积极探寻数字社会主义的建构性理论。

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左翼数字社会主义内部的理论体系相当庞杂，新概念、新术语层出不穷，各种理论模型相互竞争，不断分化，其政治行动的干预策略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混合着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行会社会主义、意大利自治主义、后福特主义、自由社群主义等思潮的历史回声，叠加着左翼加速主义、左翼民粹主义、加密激进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后稀缺理论、后碳经济等一系列数字时代的新生想象。就理论支点而言，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大多推崇公民社会。他们不过是“一直以来挑战国家有效性的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99]的当代数字版本。这个固有局限，决定了该理论只能囿于西方“小左翼”的理论空想，其政治行动亦只能停留于边缘性的社会实验。

尽管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难以对资本主义实现什么颠覆性的改造，但其积极而又独特的思考丰富了理论探索的纵横维度，尤其是其关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的知识学方案极具前沿性，打开了新的理论场域。当前，以中美两国为核心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正牵引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进程和方向。中国持续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与美国纵容硅谷脱实向虚的技术路线形成鲜明对比，发扬了独特优势，展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强大生命活力。相比于政策与实践的快速发展，学界对数字技术与科学社会主义相互赋能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尚有广阔的探索空间，亟须将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研究所取得的认识和积累加以转化，形成建构性的理论体系。就此而言，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为国内学界探索尚未涉足的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资源，有益于我们在比较和批判中抓住符合中国实际的重要理论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