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纽尔·卡斯特尔：网络社会与传播力

>> 主讲人

曼纽尔·卡斯特尔：南加州大学校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

>> 翻译①

曹书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吴璟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戴佳：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卢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 统稿

金兼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摘要】权力来源于影响力，而影响力本质上是一种说服，常常需要借助策略性的传播，传播的权力由此产生。传播力是一切权力运作的核心要件。社会秩序的维护和改变，无不有赖于有效的传播，因此传播本质上是社会各利益相关方在特定技术、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下的利益和价值观争霸和博弈的过程。传播又是天然具有偏向的，具有政治、资本和技术权力优势的一方，总是在这样的博弈中居于有利位置，因此技术赋权并不总是均等的。网络时代的传播力，一方面体现在国家和大企业对普通用户个人隐私和使用行为数据日益变本加厉的收集和滥用上，这种监视和用户数据滥权行为，常常以维护国家安全或改善用户使用体验之名行之；另一方面，这种传播力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技术平台和各种内容所构建的日常生活场域，尽管这样的平台具有各种偏向，而网络内容也常常真假难辨，体现了典型的后真相时代的交往实践之特点。在这样的时代，谁拥有作为一种影响力的传播力，谁就拥有这个时代真正的权力，从定义现象的性质，到推动变革的方向。

【关键词】 权力，传播力，网络社会，监控，媒体政治，网络权力观

我总是十分享受置身学术环境中的那份自在和快乐。我16岁进入巴塞罗那大学就读，从此再未离开过大学。学术界就是我的世界。所以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清华大学是我非常尊敬的一所高校，十五年前我就在这里做过讲座。

刚才在主持人对我的介绍中，提及了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这个词，请允许我就此多说两句。我不相信学科这种东西，我不相信学科之间是彼此割裂的。正如福柯所认为的，学科（discipline）就是规训：它是权威，是科层制，不是智识工作。所有真正的科学，例如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社会科学，都是跨学科的。我喜欢传播学，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本质上是跨学科的（interdisciplinary）。因此在这里，来自任何一个学科的人都会有某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至少在我是这样的。

顺便说个小逸事。当我去加州大学时，起初是作为传播学院的讲席教授的。但因为所有的院系都希望我成为它们中的一员，所以我被大学当局任命为“大学教授”，即意味着我可以在任何院系和班级教书。我说好。第二天，我打电话给校长，说我现在决定要去医学院教外科手术了。对方大惊失色，说你不是认真的吧！我说，您不是说我可以在任何学院的任何学科任教吗？这当然只是一个玩笑。我明白，跨学科也是有其限度的。但在我们这个领域，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传播学，我觉得没有边界。我们可以公开讨论你的感觉或理解，在说话之前不必特别考虑这是建筑学领域还是计算机科学，抑或是社会学或传播学的角度。

言归正传。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在我看来至关重要，因为它关于权力。我一生从事过很多研究，包括城市研究、规划、建筑、经济学、国际关系和社会传播，看起来是很多不同的主题，但其实我只研究一个东西——权力。权力表现为许多不同的形式。我研究社会各个层面上所行使的权力，并最终在过去十年得出结论：权力关系的核心在于传播。这就是我加入你们这个研究领域（即传播学）的深层次的学术原因。

传播即权力。唯有通过传播，权力方得以行使。为什么？因为权力在我们的头脑中以及头脑间的传播，就是其实践的基本方式。因此，理解我们如何思考和传播，乃是权力运作的核心。这是我的基本观察。

贵院希望我谈谈与传播有关的权力，特别是在赛博空间转型语境下的传播权力问题。关于赛博空间，我更习惯叫它因特网，或者网络（network），但都一样。权力关系在我们所思所为的每一件事中都是最基础性的：它是社会的基因，是所有社会的遗传密码。为什么？因为任何掌权者都会基于自己的利益来设计社会中的制度和法律。事情就是这么简单。那些掌权之人，建构起制度和社会规范，权力由此得以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行使。一直以来，事情都是这样。谁掌权谁就是社会的基模（matrix）。只有通过理解谁在掌权，谁的利益和价值观在主导，我们才能理解社会各个层面的逻辑。

然而，有关权力的有趣之处在于，同时存在着反权力。纵观历史，但凡有权力统治的地方，总有以反权力形式存在的对宰制的反抗。我非常喜欢福柯，对我来说他是最伟大的理论家之一。但是福柯只研究真正的权力，也即权力如何带来统治。但如果历史只有统治的话，那将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历史是由统治和反统治构成的。所有的社会、体制和我们的生活，都在统治和反统治、权力和反权力的互动中进化发展。问题是，谁在将权力制度化？谁在主导？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体制中有什么？

我的兴趣点在于理解社会秩序的产生，以及这些社会秩序如何被人类有意识的行为所改变。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有史以来，权力的实践一直在根本上建立在对信息和传播的控制之上。因为通过控制信息和传播，就有可能控制我们的思想。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理论上，权力从根本上讲都是通过两种方式得以实践的，两种方式以不同的比例组合在一起。经典的说法，一种是通过胁迫（coersion）或暴力的方式，另一种是通过说服和形塑大脑。简言之，权力的实施要么是通过折磨身体，要么是通过塑造思想。

我个人的观察和历史的明证都显示出，塑造思想比折磨肉体更有效。因为，不管系统看起来有多强大，对人们压迫太过，人们便会反弹。但如果人们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统治就能稳定继续。我过去十五年所做的，就是对胁迫和说服以及对两者的抵抗进行实证研究。

说服的过程，通过葛兰西提出来的一个概念——霸权（hegemony）达成。霸权的意思是，你能按照我的想法去思考，按我的利益去思考。如果我能让你相信这是自然的秩序，那么你将安然接受我所设定的现实结构。

文化霸权在人们心中的特殊构建方式是激活情绪（emotion）。过去几年，我一直在和脑神经科学家密切合作，其中有一位世界上最顶尖的脑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他的书全世界的人都在读，例如《自我意识的产生》（Self Comes to Mind: Constructing the Conscious Brain）。他是非常严肃的科学家，从事核磁共振临床研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

达马西奥的基本理论是，我们人类的行为从总体上说（而非仅仅在政治层面），并非基于理性（reason），而是基于情绪。他最伟大的书叫《笛卡尔的错误》。他说，事实上并非“我思故我在”，而是“我感觉故我在”，这正是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基础。你很可能知道，最重要的智力形式是情绪智力或曰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现代智能恰恰是要理解你真正想要什么，你真正感觉到的是什么，因为那就是驱动你言行背后的东西。

你并不需要通过解出数学方程式来了解你的生活中应该做哪些合乎逻辑的事情；你只是对自己的感觉做出反应。我看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反应方式。这就是为什么父母跟你说别做这个别做那个，但你继续我行我素的原因。

因此，说服最终基于如何将我们的神经网络和传播网络结合起来。我们是行走的神经网络。这就是我们。我们的神经网络是个体性的，每个人的神经网络都和别人的不一样。要和其他神经网络，也即其他人沟通，我们就需要使用传播网络。

所以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基于由情绪所驱动的自己的神经网络，通过传播网络，和他人的神经网络相结合。当传播技术和网络技术发生改变，一切都会改变。这并非是技术决定论，而是因为我们的传播方式对传播的结果有非常大的影响。我觉得这并不复杂。复杂的是要改变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迄今为止的思维方式。多亏了神经科学家，我们开始了解我们作为人类是怎样的，也了解到赛博空间的转型，即互联网网络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基本的传播方式。互联网传播和数字传播从根本上改变了权力的行使方式和对权力的抵抗。

我将先解释基于互联网的传播网络对胁迫的影响。然后我会多花一点时间分析互联网传播对说服的影响。最后我将说明我的权力网络理论（network theory of power）。这是一种新的权力理论，有点复杂。不过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对之应该可以理解。你可以不同意我的理论，但如果不同意，至少要想明白你为什么不同意。

首先，很快地说一下互联网领域的传播转型与问题间的关系。让我来区分一下，相互冲突的国家机器（apparatuses）的权力关系，也即国家的与非国家的因素，如恐怖分子网络或社会运动。从分析层面上来看，后两者尽管一个可怕，一个有意思，但都非国家因素。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互联网/网络的转型与国家机器之间的权力斗争有什么关系？

第二，我将尝试考察互联网/网络如何转化成权力，国家权力如何在特定选区操纵（spin）人们的想法。此刻，我不是在谈论说服，而是谈论什么问题最终能呼应于对权力的传统定义，也即权力最终是由国家通过对暴力的合法垄断而得以实施的。最终，权力就是暴力，或使用暴力进行恐吓的可能性。这才是根本之所在。当然，这也是为什么我对此不那么感兴趣，而对更微妙、更有效的权力形式感兴趣的原因。

首先，国家机器之间的权力，需要管理专家和政客们所说的网络战争（cyber war），即用黑客来破坏或用反黑客来保护关键的数字网络，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实践战争的一种方式，这也与破坏或保护一切网络有关。

数字网络组织了整个生活、整个经济、所有的一切。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战争形式，暴力和反暴力，都在那里。这是一场用电力才能破坏网络的战斗。举一个新近的小例子。委内瑞拉目前正处在一场大危机中，因为没有电。这很可能源于美国中情局通过黑客攻击来搞破坏。你想要切断这个国家的电力网，并不需要发射炸弹，而只需从内华达州的沙漠——美国黑客的中心所在地——发起“入侵”。

第二个是关系，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对选区的选民，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监控（surveillance）。监控一直是权力的核心。如何监控每个人，这是人类形成社会伊始就面临的问题。现在跟以前的区别在于，世界完全数字化了，监控就可以变得非常有效。所有政府都这样。在美国，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处在被监控中。这不仅仅因为他们可以监听我们的电话，或拦截我们的信息，而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世界里。我们做的一切都数字化了。特别是数字注册和登记。最重要的数字化信息来源是什么？信用卡。因为你的信用卡是你做一切事情、进行支付的记录。如果你一直用现金支付，你会引起警察注意，因为这意味着你在隐瞒什么。有一个术语，我们称之为数字排放（digital exhaust）。数字排放意味着，一切都被数字化了。有人认真做过计算，发现地球上97%的信息是数字化的。如果信息被数字化了，那么通过任何数字网络都可以访问到它。因此，只要组织监控，控制数字排放，就可以了。再没有私密情感或隐私，什么都没有。我们都被监控起来。监控如此神速，如此有效，我们根本无法逃脱。

所以唯一的出路便是成为一个“好人”，不是吗？如果我们是善良的好公民，就没有问题。有什么能保护我们的所作所为和我们在想什么吗？没有。

从历史上来看，在“9·11”纽约恐怖袭击之后，大规模监控发生了质的变化。美国的国家安全局是全世界最复杂、最重要的监控机构。因为我们必须了解恐怖分子或潜在的恐怖分子在准备做什么，所以我们必须监控恐怖分子。但我们怎么才能找到恐怖分子呢？这就像大海捞针一般：其实我们并不知道针在哪里。既然如此，那就给我世界上所有的信息，通过监控和计算系统，我自将计算出地球上每个人成为恐怖分子的可能性。在“9·11”之后，基于这样的逻辑的监控系统就在美国建立起来，并很快和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监控机构建立起联系。在这个全球监控体系中，所有东西都联结在了一起。

隐私和监控有关的第三层是互联网公司。实际上所有的公司都参与其中，但最主要的是互联网公司。互联网公司拥有我们的所有数据。在座各位或许觉得谷歌并没有你的数据。你可以为之感到庆幸吗？别忘了，百度有你的数据。

这些互联网公司忠实实践了当年Sun Microsystems公司的创始人Scott McNealy的说法。他在1999年推出一个新的程序时说，互联网世界中还会有隐私？休想。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隐私了。我们住在互联网上。互联网公司开启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这是我最近深入研究的东西，我称之为数据资本主义。

在硅谷，你不用为使用各种网络服务付钱，为什么？因为我们“支付”的是我们使用这些服务所产生的数据，这些数据被公司用于定向广告。销售数据是一桩全球性生意。大家都知道，谷歌就是这种商业模式，它90%的利润都来自他们称之为广告的收入。但这并不只是广告，他们实际上售卖的，是用户数据。

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在互联网公司那里没有隐私可言。这种因为使用服务而产生的数据，和政府监控不一样。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监控，出于商业利益的监控，以不同方式行使权力——向消费者行使权力。但除此之外，经验表明，互联网公司也没什么不同，并非与政府毫无关联。

事实上，所有互联网公司都与政府有复杂的关系。它们当然不是情报机关，不为政府服务。但它们会在一定条件下交换可以交换的东西，例如数据、信息等。我们怎么知道这些的呢？我在这里说的所有事情都来自于经验，来自于观察。我不是在创造某种神秘研究。那么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斯诺登文件，你们记得吗？斯诺登主要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他很惊恐地发现，政府在监控美国公民甚至全世界公民。他拿走了所有信息，获取了所有显示国安局正在做什么的信息，准备找一种方式间接地公布出来。但在他准备这么做的时候，他先后在夏威夷和香港被发现。他本来的计划是飞去玻利维亚，一个政府会保护权利、谴责大国操控的美好国家。但他没有时间，所以他就跳上了能赶上的第一架飞机，去了中国香港。但中国不想和美国公开作对，于是就给了他一张去莫斯科的票。

这样一来，俄罗斯人拿走了一切信息。现在斯诺登和女朋友一起住在莫斯科，他很可能在为俄罗斯监控机构工作。但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就已经确知美国国安局对民众进行监控这件事。美国国安局也从来没有否认过监控这件事。他们只是决定，一定要抓住这个人。

听起来像是一部电影。的确是一部很好的电影素材，不过是一个纪录片。

这就是为什么有不同形式的经验研究。其中一种形式是把人们提供的信息记录下来，不然你就不会有这些信息。所以从分析的角度来说，通过大规模、系统的全面监视，网络空间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以及从事互联网破坏与保护的国家机器对于世界人口和各种进程的强制性权力控制。你们觉得在中国受到网络监视吗？坏消息是，你们的确受到监视；好消息是，你们并不比世界上的其他人受到更多监视。人人都在被监视着。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互联网公司不是无辜的旁观者。他们没有为监视机关服务，但他们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复杂博弈和妥协。一方面，互联网公司不尊重各种消费者隐私保护法；另一方面，他们将消费者产生的信息拿来和政府进行博弈，就像斯诺登文件里记录的那样。

我今天讲座的核心是劝服与劝服在今天互联网络背景下的发生机制。这一研究的核心，主要基于我对所谓自由民主政权的观察。这个分析框架可以用于其他情景。首先，我将主要关注政治进程，然后再谈论其他进程。

在我们的世界里，政治归根结底是媒体政治。为什么？因为媒体不报道、人们不关注的东西就意味着不存在。不在媒体上的东西就是人们看不见的。所以只有通过媒体，特别是大众媒体，你才有可能知道它是不是好的，你会不会喜欢。我们正意识到，政治斗争就是媒体政治。没有脱离媒体的政治，但我可能需要谈一下大众传播空间。大众传播是能够接触大众的传播，也就是所有人。如果政治是媒体政治，那么进行政治斗争的根本途径就是将政治个人化，或者说对个体的利用。

为什么？

因为重要的是让一个简单有效的信息在大众媒体或通过大众传播网络进行传达。

而最简单的信息是一个人的形象。这种形象不是那种领导人戴什么颜色的领带这样的简单形象，而是向大众投射的一种尽可能形象化以至于成为肉身代表的理念、纲领、承诺。形象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信任。人们不会因为相信一项纲领或承诺而在政治上作出反映。从经验上讲，事实也不是如此。

实际上，我的一些研究中，即使是政治顾问和政治操作者，他们也告诉我，没有人会读政治纲领，也就是政治选举纲领，甚至这些写纲领的人也不读，因为他们只读自己写的东西，而不是那些被放在一边的东西。为什么？因为纲领不只是纲领，纲领是形象，是民意调查反映的可能受欢迎的内容。因此，最重要的是人们是否信任，不是相信他们没有时间或没有能力去阅读的纲领，而是相信说着话的那个人的形象。不是对某一刻他所说内容的相信，而是对这整个人的信任。他可靠吗？是个我可以信赖的人吗？

因此，人与被投射的领袖之间的关联是政治关联的根本形态，因此也是政治斗争的根本形态。媒介政治造成政治的个人化。如果是这样的话，各国的政治斗争分别是什么形态？是摧毁个体、摧毁某个候选人或某种形象、不支持哪种形象、不支持哪个候选人，摧毁其他人。各国摧毁个人化的方式就是这本叫《政治丑闻》的书所分析、概念化的丑闻政治。这本书来自也许称得上是英国最好的社会学家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这本书里揭示了一种机制，当中的每个人都在尽力制造针对另一位领导人的丑闻。我不想对中国政治有太多评论。我只想说我们此处谈论的是选举政治。但在中国，这往往体现为政党内部斗争，例如谴责某市市长贪污，是另一种形态的丑闻政治。

丑闻政治非常有效，因为丑闻会摧毁信任。丑闻政治通过混合真实达到其目的。每个人都有一些事情不想让人知道。所以真实信息、半真半假的信息，操控信息或者展示其他一些信息——这些是技术。实际上，这已经是一门生意。世界充满成千上万的专业政治操作者，专门从事这种被叫作反对派研究的生意，为政党、意识形态、国家等所有付钱的顾客工作，通常跨国运作。实际上，叶利钦时期以及叶利钦下台后俄罗斯选举的一些关键节点，都是由从事反对派研究的美国跨国公司顾问操作的。

有许多赚够钱退休的人会写书，当中很多是很好的书。其中一本书提到我们称之为反对性研究（oppositional research）的含义：其核心内容是如何没有底线地摧毁一个人。

当然，光炮制信息是不够的，你必须要使其进入媒体。必须向媒体泄露，贿赂一些记者，买通一些舆论制造者，必须通过互联网广泛传播。整个过程非常昂贵。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信息政治，一种通过对所谓信息的建构、伪造和误传实现的政治。这种操作的代价很大，以至于任何政党都无法以合法方式资助这种政治。

那他们怎么做？他们非法资助所有政党。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所有重要政党都在非法资助政治，因此他们都容易受到丑闻政治的影响。这样你就能看到联系了：为了操纵丑闻政治，你必须非法资助；但你做的非法事情就会暴露在丑闻政治中。这种政治形态的积聚已经系统化地破坏了世界各国领导人的信誉。这一次是这个政党，下一次就是其他政党。但某位领导人、某个政党被摧毁不是最重要的事。重要的是，似乎每个人都卷入其中。每个人都准备了足够的黑料以防其他人的相同攻击。一切都是肮脏政治。因此，虽然实际倒下的是特定领导人或特定政党，但在公众心中倒下的是所有人。一轮又一轮选举，所有政党、所有领袖都同时倒下。一段时间后，所有人的政治信誉都被破坏。这正是导致我们称为合法性危机的原因。

以数据举例，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公民都认为自己的政府不民主，这里指的是所有国家。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西欧等国，有75%的人持这种看法。坦白地说，在这些事情上，我没有关于中国的可靠数据。即便如此，我想说，一些的确存在的数据表明，中国比西方世界展现了更多的合法性。我对此持谨慎态度。但国际民意调查组织的一些研究显示，中国公民对自己的政府不那么挑剔。他们对此有三种解释：一是经济条件的改善；二是农村地区没有被纳入政治中来，这也是中国的社会问题之所在；第三点就是民族主义。

出于对屈辱的抵抗，中国一直都有充分理由是一个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国家。屈辱是关键的情绪。即使中国政府存在种种问题，许多中国人脑海中仍然认为中国是饱受日本等西方国家凌辱的国家。单纯用操纵的概念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民众不那么质疑政府。这很复杂。

但总体而言，根据盖洛普、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国等所有可靠信源，世界上占绝大多数的人不认为他们得到了民主治理，不相信他们的政府、政客，也不相信各种职业的名声。当你列出一份职业名单，比最差劲还要差劲的就是政客。政客位于最底端。实际上，十年前意大利曾做过一次信任度调研，结果发现黑手党和妓女比政客得分更高。为什么？人们说，至少黑手党和妓女说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这个情况非常严重。

全世界都没有合法性，一个国家都没有。即使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清廉著称的国家，它们清廉政治的名声也在迅速恶化。虽然仍有大约49%或50%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相信他们的民主，但是这只是一半的人。曾经这个数字是75%或80%。所有这些分析和数据在我三个月前刚由政治出版社出版的新书《破裂》（Rupture）中都可以找到。本书采用了一种新的出版方式，和以前我通常在书里放几百张表的方式不同。这次我用互联网出版的方式。这本120页的书有一个联结到所有可公开访问的数据和分析的网址链接。这样就不用看纸质书了。今后我都会以这种方式出版我的书。数据都在那里，当你找到政治出版社出版的《破裂》，就能看到这个网址链接，找到所有数据、索引、统计资料、文献记录等。

所以非常重要的是有关所有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危机。这不仅仅只是观点，而是现实。我的观察表明，这场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在于政治形态，它与一种新的网络形态相联系。这是世界主要政治变革的根源。特朗普能当选就是这个原因。不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在美国选民看来，所有一切都是腐败的。他们只相信一个总是指责他国、表达自己想法的人，而不在乎他是谁、有没有性别歧视或者是不是种族主义者，他就这样成了他们的选择。

英国脱欧、欧盟危机，还有极权主义在整个欧洲的崛起。在伟大的民主欧洲——匈牙利，新总理欧尔班·维克多是极右翼分子；在意大利，新组建的政府情况很复杂，它一半成员都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情绪，新政府与所有传统政党并无半点关联。这很关键。

各国的传统政党都倒下了。政治系统在十年内就已经因为我说的这些问题发生转变。意大利新政府中掌握权力最大的强人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就是个极右翼分子，公开引用墨索里尼的言论。这里可是意大利，世界排名前十的经济体。

新纳粹党在（欧洲）各地崛起，从西班牙、瑞典到（欧陆）各地，占据12%到20%的选票区间。新纳粹党完全是按照我所描述的路线发展起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互联网不仅仅是一项服务，不仅是民调，而是深刻的合法性危机。这一危机正在瓦解民主政治系统。

我们可以批评自由民主，但是这个具有一定逻辑和组织形式的体系正在死去，更不必说在拉丁美洲、亚洲等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这就是制度化后的权力逻辑所引发的情况。信息就这样和政治产生联系。在这种背景下，已经出现在制度化系统之外寻求新的秩序的新运动形态。我一直在研究一个问题——网络社会运动。网络社会运动是一种在互联网上组织并爆发的运动。当然，人们会走上街头，会和政治机构开战。我的一本在中国还未出版的书《网络时代的社会运动》，它基于不同国家案例的研究分析和理论建构表达的一个最核心的观点是，这些新形态的社会运动利用互联网打破了大众传播的垄断，突破了传统媒介对传播的控制。

这里出现的一个美好的主题是，传统政治制度正处于危机之中。大众媒体是这种统治的组织力量，现在它们失去了合法性，因为人们不再相信它们。然而现在有了互联网自由，各种社会运动在更大程度上被中介化。这正是通向自由的工具。但是这听起来有点像技术乌托邦主义，因为显然互联网并不只是会产生好的社会运动，如环境主义、女性主义、社会变革运动。所有运动都可能产生。所有人都在网络社会里，国家和政府，包括肮脏的政府也在社会网络里传播虚假信息、假新闻或造谣。假新闻过去被称为错误新闻，现在叫假新闻，是新闻的误报。政府在这么做，但每个人也都在这么做。

互联网社会网络是自由交流空间，本质上是所有人的自由表达。但我们人类并不总是很善良的，历史经验上我倾向于认同霍布斯和罗素：作为人类或个体，我们有天使和魔鬼的两面。我们可以是最好的，也可以是最坏的。这些都反映在互联网上。对我来说，互联网最好的功能就是它是一面镜子。作为人类，我们不能再继续欺骗自己。互联网准确地说出了我们是谁：我们不一定是好人。我们破坏自然的方式，我们虐待动物的方式，我们是在很多方面非常可怕的物种。但我们还是得为它辩护，因为它就是我们自己。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当然不会去自杀，但是如果我们不停手的话，这些事情就会继续发生。所有这些都在互联网上。因此，我对互联网作为民主自由空间的假设，已经被否定了。作为一个科学家，当事实否定理论的时候，你不会拒绝事实，你拒绝理论。这是我最近一直在努力做的最基本的一个事情。

现在，这些问题导致了目前无处不在的演绎。所有这些民主、自由主义等的灾难都与假新闻有关。假新闻就是问题的中心。所有美国、欧洲媒体都在纠结如何控制假新闻。但你不可能控制假新闻，因为网络中的一切言论都可能是假新闻。

是的，这些信息中有很多都是完全虚假、捏造的或者事先准备好的，但你怎么打击假新闻？制造你自己的假新闻吗？那会对信誉和合法性造成更深的伤害。现在所有的政客都试图用假新闻来解释面临的这些危机。特朗普当选并不是因为我之前提到的那些问题，也不是因为美国猖獗的民族主义——反华、反墨西哥情绪。不是这些因素。原因是来自普京的假新闻破坏了希拉里的声誉。

在特朗普获胜这件事上最重要的变数就是种族主义。大多数白人妇女投票反对希拉里，58%的美国白人投了特朗普。特朗普的势头并不强是因为少数族裔投票给了希拉里，但也有很多年轻人没有投票给希拉里，因为她代表建制派。像希拉里这样的民主党传统政治人物，在投票给特朗普的时髦选民面前，并没有未来。

民主党中的左翼人士是那些在上一次选举中说要选举民主党人的人。我已经通过实证证明了假消息的存在。俄罗斯干涉了美国大选。这很明显，有很多证据证明特朗普得到了明确支持，而且他知道是普京派来的特工，这毫无疑问。但那不是选举的决定性部分。关键在于我说的这些情况，即人们只投票给他们认可的人。假新闻加速增长，的确造成了更多问题，但它不是原因而是起到激化作用。

英国脱欧也是一样的问题。俄罗斯干预了英国脱欧公投。研究显示，英国脱欧的决定在公投前两年就已经作出了，但在当时没有在网络社会中讨论。再例如巴西所发生的根本性的改变，这是拉丁美洲的重大变革。巴西之于拉美就像中国之于世界。新总统博索纳罗公开声称要重回军政府。他以60%的支持率取胜。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与巴西政治系统所有党派的腐败有关，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但腐败问题也一定程度上成为一场非常复杂的社会心理运动的工具。这一次，这场运动不是由俄罗斯人资助，而是美国人。美国亿万富翁、极端右翼科赫兄弟资助了巴西自由化运动。对社会网络的合法性而言非常关键，这些过程都被记录了下来。同样，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实际上促成了博索纳罗的胜利。但根本原因是结构性的，而且与巴西国家腐败有关。

为什么我说社会网络中的信息失真不是根本原因？因为社交网络上发生的是，人们进入社会网络，阅读信息。人们对待社会网络的方式和传统大众媒体的方式一样——人们只会关注自己相信的事。政治传播研究的一个基本发现是，人们不是为了被告知而使用媒体或网络新媒体，而是进行自我确认。

进一步分析，为什么社交媒体网络中的信息偏差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呢？人们去社交网络中看资讯，他们在社交网络里所做的，与他们在大众媒体上所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他们仅仅追随他们所相信的东西。根据Fraser最近的研究，看福克斯新闻的那些人从来不看国家公共电视。我们处在社会和传播的沉默中，这些精彩的概念解释了我们所处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其实有很多种可选择的信息获取方式和政治选择的可能性，而人们选择使用特定的媒体，只是为了自我满足。人们具有感觉和情绪；正是这些情绪，决定着哪些信息能够符合他们的需求。因此，当人们在社交网络中发布假新闻的时候，阅读这些新闻的人其实是在阅读他们一直所寻求的、他们想知道的信息。例如，假如媒体发布一条希拉里贪污丑闻，受众们惊呼，这正是我想看的！这里已经很清晰了：社交网络中视频的功能在于形塑人们的意见。传播在根本上形塑了意见，而不是复制具体的信息。大家都忘了其实信息从传者到受者之间有一个决定性的角色，那便是通讯员（correspondent）。所以，受者所接收到的信息可能并非传者所设想的。这并不复杂，但是这和媒体自己所宣扬的是完全不同的。

让我来稍作总结。这里所介绍的是一些和我的网络理论相关的内容。我所讲的关于网络社会的内容，听起来像是从国家政权角度来分析的。实则不然，我其实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分析的。权力是多元化的，权力关系组织起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个方面讲，我非常支持福柯，我也支持权力—反权力的观点。权力是一种实践吗？从国家（state）角度讲，是的。在金融网络中的实践，通过市场和经济的逻辑，决定着人们作为消费者或劳动者的生活。同时，这也是文化的实践，主流文化是否具有创新性和创造力，从根本上取决于其目的。我想大家都熟悉谷歌的主席所说的，技术就是G—A—F—A，也就是Google，Apple，Facebook和Amazon。Amazon是互联网资本中排名世界第一的企业，目前已经超越Google了。Amazon的市场服务无所不在。这四家互联网企业正在实践着巨大的技术权力。Google打入欧洲市场后，欧盟试图对其垄断行为进行管治。但中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这里用的是百度。中国想要创造一个不同的互联网。但是在中国之外，谷歌统治了一切，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欧盟试图遏制这种垄断。上次我去柏林的时候，他们就邀请我讲如何创造一个欧洲自己的谷歌。不仅仅是遏制谷歌，而是为欧洲人创造更多可选择的网络平台。欧盟制裁了谷歌，罚了几百万美元。那又能怎样呢？这对谷歌来说不过是点零花钱罢了。所以上述各个方面都体现出一种权力关系。权力是多元的。然而，国家政权还是政权，能够决定权力的标准，每个国家都是。例如，2008—2010年的经济危机中，金融系统彻底崩坍了。欧盟通过财政救助了瑞士的多家银行，才防止它们全部破产，政权的力量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国家政权一直都在那里，例如各国政府合作共同签署协议来防止气候变化，也只有各国政府有这样的权力，既不是公司，也不是个人。国家政权一直都是权力的标准形式，特别是在遇到危机的时候。

但是什么是多元层面的权力呢？权力关系自我扩张的关键是什么？权力关系又是如何实践（practice）的？首先，能力的分配取决于网络规模和行动（performance）的目标。例如，全球金融网络通过计算机连在一起，而金融市场的分配取决于行动的目标。所以金融权力不是别的，就是一种特别的规则（rules）。当地的银行被分配给全球市场并参与其中的竞争，这就是在网络中实践权力的一种过程。此外，技术标准的分配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战场。目前5G是世界科技竞争中最大的战场，谁掌握了这个技术谁就将在未来占有更多优势。华为现在在欧洲市场投放5G，但是很多美国的公司也在竞争，背后有着巨大的技术权力关系。现在，内容生产也是一个巨大的战场。电影都通过社交媒体而不是传统媒体进行推广。著名的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曾对今年获得了奥斯卡大奖的《罗马》表示不满，认为这是在流媒体Netflix上推广的电影，不应该来奥斯卡参加评选。但《罗马》之所以能成功，仅仅因为导演是墨西哥人吗？不是的！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这是Netflix的成功，Netflix成为好莱坞的巨大威胁。社交媒体正在消解文化战场上的霸权力量。因此，这里的核心观点是，谁能够形塑网络中的意见，谁就拥有权力。但是，网络之间并不是平行存在的。而在网络中，运作权力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转换（switching）网络，去看金融网络如何与媒体网络联系在一起，媒体网络如何与政治网络联系在一起，技术网络又是如何与文化网络相联系的。因此，转换是不同网络之间的连接或者分离。在网络中实践权力的人是行动者（actors），所有网络中的权力分配都是由行动者，或者人来决定的。

但是，人们在其中扮演的并不是社会阶级（social classes）的角色，资本也仅仅只是权力的一种。权力是执行者（programmers）所进行的一种实践，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转换者（switchers），他们连接着不同的网络。例如我几年前和学生一起写了篇论文来分析默多克就是一个转换政治网络与金融网络乃至媒体网络的行动者。这些人与特定的社会网络相关联，并与欧洲的极右翼势力以及天主教反对派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教皇。这些右翼势力在罗马附近一百多公里处组织了一个大本营，一同来对抗方济各教皇和欧盟，他们还给几百名右翼分子以及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人提供训练课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是转换者，是存在于我们的权力实践的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元素。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变迁也是同样的道理，即重新建构社会网络，重新执行社会程序（program）。例如，假如你像计算公司的金融价值那样来评估生态价值，那么你就在重新建构金融网络。如果我们从政治网络的角度来介绍女性主义，我们也在重新将一些新的细节引入政治网络中。因此，网络社会中的斗争是支配力量借助新的组织机构来进行的，在其中有多元语言的作用以及社会变迁和系统的力量，从而转换了不同社会网络中的权力。

李强②：现在大家都在使用智能手机，微信在中国非常普及，所以大家现在都能使用手机沟通。这改变了传统权力的格局，而且这样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未来的趋势是什么？另外一个问题是，国家和互联网公司之间存在多少种不同的关系呢？

卡斯特尔：这两个问题都非常重要。首先，中国的例子很特别，但是所有国家都很特别。我们都生活在网络社会，通过网络连接在一起。由于我们也生活在一个工业社会，所以很多问题都是基于工业能源的。但是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它们与不同的社会组织相勾连。在网络社会中，我们需要了解，在任何地区，我们都处在地方化和全球化两种逻辑中。所以确实存在中国特色。但是西班牙有没有西班牙特色呢？美国是否也有美国特色？答案是肯定的。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特色。这也正是目前西方很多盛行的理论存在的问题，新自由主义被记者们广为接受。Thomas Friedman曾在《纽约时报》上写过一系列文章，叫作《世界是平的》。世界并不是平的。尤其“冷战”之后，这个概念可能是错的。我们身处互联网的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美国人。中国是不是中央集权或中心化（centralized）的国家呢？是的！但是别忘了，在世界其他地方，例如俄罗斯，过去和现在都是权力极度中心化的。西班牙也体现出这个特点，特别是在历史某段时间内，直到1978年才发生了变化。但是在之前的五个世纪，西班牙都是等级森严的，之后变成了独裁政权，这是一个以天主教为中心的官僚体制的国家。所以在中心化的道路上，中国并不孤独。

但是我们进一步想，其实网络是去中心化的。人们对于数字网络的认知存在一些偏差，例如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和网络是同一回事吗？我认为不是。因为从社会的角度讲，我们所说的网络，是一种信息和传播的去中心化，其中有多种信息和意见。这正是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你们有着中心化的信息，因为数字网络的发展，很多在数字网络里的东西都可以去中心化地连接在一起。但与此同时，传播变得去中心化了。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联系，这便是传播的去中心化。而且数字网络中还存在多元的文化和态度。目前有两个动向我们需要注意：一个涉及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传播的去中心化为公民社会中的人们在信息方面各取所需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个人的价值更加受到关注。而另外一方面，一场战役也开始打响了。其中不仅仅只依靠技术，我的假设是，主张权力关系应改变的一方有非常大的获胜可能。传播网络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很大空间。不过这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充分条件是，人们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但是，如果他们没有或者不能，那也没关系。所以我的观点是，这是中国特有的吗？我认为不是！个中原因并不是中国文化，因为新加坡和中国的城市中并不存在这些现象。所以，信息变得中心化了，但传播变得去中心化了，因为各方需求的表达方式也更加多元。但是，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让社会具有能够满足这些人需求的能力。因此，谁都不能取代谁，大家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政府和互联网公司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从来不讨论未来的问题，原因很简单，我尊重现在的人们，因为人们没有任何方法能准确地预见未来。而且几乎每个对未来的预测都是错的。出于这个简单的原因，我相信互联网能够改变未来。政府和互联网公司总是处于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中。现在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在内，正在发生的是，很多互联网公司都受到政府的影响。这些跨国公司比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有的甚至就是政府所有的公司。那么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公司能够在法律和经济层面上会被政府所控制，或者不被控制？我想说中国的情况很不同，在这里政府对公司的影响更为重要。这是我的猜测，严格说来，我并没有从理论上对其进行研究。但是无论是中国的公司，还是俄罗斯的公司，或者在新加坡的，都不能在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运行。在其他地区，这些国有公司通常拥有巨大的权力和能力来影响政府，而这正是欧盟存在的问题，因此政府在技术的扩散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非常弱小，而公司却有着巨大的技术权力。所以他们的问题在于政府如何控制这些社会运动。我看到了他们在这方面的意图，因为法国政府试图去管制一些法国企业。但同时也存在其他问题，在欧盟国家也有很多美国企业。中国在这方面发展得很成熟，在建立科技联盟的同时建立相关的监管部门。意大利也开始采取了相关措施，现在欧盟也开始组建很多相关的机构，这也是用来管制美国那些具有垄断地位的公司的一种办法。这是一个开放的联盟，我们都可以参与其中。

毛其智③：在刚才的演讲中，您提到自己对未来不甚关注。作为城市规划学者，我们非常注重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以及我们在未来能够采取的行动。我希望结合一个例子来为我的问题做铺垫，去年12月份我曾造访巴塞罗那（Barcelona），发现150余年前的城市规划依然可以让今天的巴塞罗那葆有活力。反观北京，北京的城市规划面临着包括住房问题、污染问题、交通问题在内的诸多挑战，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可以部分归结为中国城乡发展的不均衡，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尤其是希望流入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目前，北京市政府的战略规划是扩展城市区域，主要包括建设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期待这两块城市“侧翼”可以和中心城市保持协调发展，疏解部分压力。在中国，雄安新区往往被称为“千年大计”，与“中国梦”息息相关，蕴含着政府和整个社会对未来的向往。您认为如果不考虑未来的种种可能，我们应该如何开展城市规划？未来数年的城市发展应该依循怎样的原则？

卡斯特尔：我认为我无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这是未来学家执着探索的问题。城市规划学家与未来学家不同，他们希望决定未来“应该”发生什么，并且会尽力让愿景成真。城市规划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尤其重要，我认同您所说，城市发展需要结合对于未来的想象。我首先要提出的是，城市发展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和价值观念。原则应该是由城市居民来商定的，城市规划学家需要努力了解居民的想法，并且尽力促成居民之间的讨论，以探寻居民对于“城市应该如何发展”的共识。目前的城市规划存在着一些欠妥之处，我希望给出一个亲身经历予以说明：若干年前，我在一位知名城市规划专家的陪同下游览北京，这位规划专家当时指出北京希望控制外来人口流入来保证城市的健康发展。我认为这一控制人口流动的手段可能并不妥当，世界各地都存在人口流动现象，这绝非外在干预力量所能禁止。因此，对于城市人口过多的现象，我建议城市规划学家借用合理的疏导政策来引导人口流动，而非禁止人口流动。此外，对于城市化问题，我也想给出自己的判断，我认为理想的城市化并非实现所有区域的完全城市化，而更应该强调各个区域的功能连接和协同，在这一过程中，我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的研究显示，互联网并没有使人们彼此疏离；相反，在很多公共议题的讨论上，个体可以借助互联网彼此连接，通过互联网技术，人们可以更好地进行沟通、了解彼此、表达观点。顺着这一思路，我认为城市规划学者所追求的一项重要目标即是依靠科技和想象来制定合乎价值理念的、遵循人本精神的、尊重不同文化的战略规划。最后，我还想强调，技术并不能用来解决所有的城市问题。例如，自动驾驶技术目前发展得如火如荼，我们希望利用自动驾驶技术来规避人工驾驶造成的交通拥堵，不幸的是这一技术带来了新一轮的交通堵塞问题。这一事例意在说明技术发展所实现的结果可能并不与原先设定的目标完全契合。我的一位博士生在越南胡志明市利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对城市交通规划展开探索，她发现越南的文化和社会规范与西方社会存在诸多差异，一些交通规划模型和经验并不能直接从某些国家移植至另一些国家，也就是说城市规划的逻辑有其独特之处，一些规划问题绝非单纯地依赖技术模型或既有经验所能解决。只有通过对城市进行深入探索，实现真正了解，才能设计出最合理的规划方案。

崔保国④：25年前，我初读卡斯特尔教授的著作The Information City（《信息城市》），之后我阅读了您的另一本著作The Network Society（《网络社会》），这两本书对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深有启发。我的问题关乎细节，即“network society”（网络社会）和“cyberspace”（网络空间）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

卡斯特尔：以“cyber”为前缀的词在近年来非常流行，人们愿意把它加注在任何可以使用的地方。您所提问的两个词汇都是对如今社会的形象描述。在网络社会之前，我撰写的《信息城市》强调了“信息”作为一项关键要素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毫不夸张地说，信息在每个社会场景中都至关重要，信息与知识是各个社会和权力体系中最为关键的、起到决定性影响的要素，与信息这一要素密切相关的新信息技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可以明显观察到，诸多社会单元与信息科技进行着密切交互，包括商业组织、媒体组织等。因此，通过信息技术进行连接并非一个新现象，我在相关研究中亦没有单纯使用“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而更加强调“网络社会的崛起”（rise of network society），其原因不难理解，譬如在场的听众都在使用微信，每个人都在微信平台上延展自己的交际网络，进行着信息的传播与接收，网络特质和连接现象在当下社会愈发明显。我当时提出的“网络社会”相当于一种预言式概括，而当下的种种现象证明我当时的预言基本成真。

党安荣⑤：我也是一个城市规划研究者，密切关注新科技在城市规划中所发挥的作用。您在演讲中提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社会，每个人都身处各式各样的网络之中，但是网络中最重要的行动者是人类自身而非其他。可以明显看到，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甚为迅速，智能体在一些任务的表现上强于人类，您认为人工智能会超越人类吗？

卡斯特尔：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确实具备卓越能力，尤其是在信息存储和知识学习方面胜于人类，且很多人工智能产品能适应不同的作业场景。诸如神经网络等技术的飞跃式进步开辟了新的技术前景，促使人们对未来展开更加丰富的想象。以教育为例，互联网平台上的信息可谓浩瀚，教师和学生可以根据研究目的去互联网上检索信息，但是在组织信息、使用信息、赋予信息意义等任务上，只有人类方可胜任。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更加深入思考的问题，这其中就涉及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比如自动驾驶汽车目前被诸多公司推广，万一自动驾驶汽车卷入交通事故，那么责任主体应该是谁？是研发公司、汽车购买者，还是汽车自身？这时候尤其需要意识到人工智能并不能脱离人类而存在，人必须学习如何使用、掌控人工智能技术，并且考虑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后果和现实效应，以及如何对后果进行稳妥的处理。换言之，人类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应对框架。再者，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无法脱离多元知识的支持，这些知识中同样包含来自社会科学的见解。人工智能技术需要依赖人类的知识驱动才能获得进步，社会科学知识可以更好地维持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类主体之间的关系。最后，以比特币为例，比特币网络囊括所有比特币交易者，但做出行为决策和进行实际操作的仍然是网络上的每一个节点，也即人类自身，个体需要决定是否实施买卖行为，技术并不能为个体代言。以上的例子为我的观点提供了基础，我认为人工智能技术，乃至所有技术，都无法脱离人类而存在，尽管技术在某些领域超越了人类的能力，但归根结底，技术无法脱离人类而独自发展。从本质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并不会凌驾于人类之上。

黄骏⑥：智慧城市是如今的热门概念，您认为建设理想智慧城市需要关注哪些方面？

卡斯特尔：智慧城市首先是一个市场学的内容，它背后隐藏着诸多要素，围绕着市民、规划者、行政机构而展开。智慧城市旨在利用先进科技来促进市民生活改善，达成更优质的城市规划，最终目的是让市民在城市空间中更好地生活。智慧城市离不开智慧型政府的支持，因为对于政府来说，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复杂工程，这项工程需要城市规划者不断吸收最新的信息科技知识，并运用多元技术工具来改善市民生活。以污染问题作为例证，在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里，解决污染问题的措施是限制汽车牌照发放，并通过限号方式来限制既有私家车的出行。这是一项智慧的决定吗？放在北京，我认为这一决定较为合理，但是放在拉丁美洲，答案就不一定了。在拉丁美洲国家，私家车销售和出行属于市场行为，较少受到行政管控，许多家庭都拥有两辆汽车。当下的我们可以管理好自己的城市并追求智慧城市建设，因为我们拥有更好的信息传播技术和管理手段，但是智慧城市所倡导的运用新技术更好地管理城市需要落脚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并与现实需求做出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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