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旦 | 传播研究范式的变更：媒介学的兴起

传播研究范式的变更：媒介学的兴起

黄旦

摘要：“媒介转向”已是人文社科研究的一种普遍趋势。针对国内的研究状况，本文将之命名为“媒介学研究”而不是“媒介研究”。媒介研究是将媒介作为一个对象，是关于媒介的研究；媒介学研究是将媒介作为起点，是从“媒介”出发的研究。媒介是构成人类和社会的要素和条件，是媒介学的基本构想；人与媒介的互嵌互为，是媒介学的预设框架；以“媒介”为入射角，揭示人和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关系构成的样态及其演变，为媒介学研究的目的。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媒介学研究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不仅在于思想知识的重新学习和组织，更在于思维的根本改变和重整。

关键词：研究范式、媒介、媒介学、媒介化、媒介复杂性

“理解媒介”—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六十年前的这一振臂倡呼，经过长期沉寂，在近些年来突然产生了巨大的回声，形成一个“重新理解媒介”的显明趋势，媒介甚至成为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话题。国内传播学研究也不例外：一方面，传统的大众传播研究日渐式微，看上去只是依靠那些“健康传播”、“危机传播”之类的在续命；另一方面，媒介研究却成了热潮，新闻传播学者因此与其他学科的学者，诸如文学、历史学、哲学、视觉研究、建筑学等等开始了手拉手。可以明确地说，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面貌和气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意味着甚么、究竟该如何理解、目前存在甚么问题，下面我想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从媒介出发：研究起点的重构

杭州《都市快报》不久前有过这样一条报道：一个有着六岁女儿的年轻爸爸，花三个月用大模型做了个讲故事的小程序。孩子们可以通过这一程序，上传头像后进行数字分身创建，在故事概要里输入一句概要或添加关键字，选择相应的朗读音色和画面风格，系统就可以用四分钟时间，生成一本1,000字左右的特定主题童话绘本。这让人想到了1936年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2012：95），他在〈讲故事的人〉一文中感叹，由于印刷报纸的兴盛，使口口相传的“讲故事的艺术”消亡，“似乎一种原本对我们不可或缺的东西，我们最保险的所有，从我们身上给剥夺了：这就是交流经验的能力”。可是他绝对料不到，在八十多年之后，“讲故事”竟会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媒介的变化是如此出人意表，又有哪一个人能想到呢？

常常总是想不到的事促发思考。中国传播研究的变化，首先就是来自这种活生生的现实刺激，原先所接触的那些传播研究及其理论，在这样的情势面前，显得是无缚鸡之力。用库恩（Thomas S. Kuhn；2004）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的说法，引以规范的那种解谜式研究根本不能解释新的传播现实。自美国大众传播研究开始，就默认媒介是一个工具，传播为一种社会功用。所谓的行政学派、批判学派以及文化研究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文化研究有一个被广为运用的理论，即霍尔（Stuart Hall；2007）的“编码与译码”，其倾力关心的就是“编”和“解”。至于“码”是甚么，又是如何形成的，比如像本雅明的“讲故事”和数字的“讲故事”，用的是不是同一个“码”，因此是否需要有不同的“编”和不同的“解”，则是完全置之不论的。

颇含讽刺意味的是，事实上，英国文化研究的出现与大众媒介的兴起有非常直接的关联。电视时代的大众文化引领并改造着广大民众的文化趣味和生活方式，既是文化研究的背景也是其对象（霍尔，2021）。可以这样说，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研究取向，实际上就是从英国的历史和现实，理解大众媒介文化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意义。可是，他们抓住了文化，重点是文本的内容和思想，却放过了“媒介”，成了麦克卢汉眼中的那条“看门狗”：扑向鲜美的肉而让“盗贼”悄悄遁入了家门。大众传播研究同样是这种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灯下黑”。我曾做过一个粗略的考察，论定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实是出于两个不同的媒介来路：前者是印刷，具体一点就是报纸的产物，后者则是由广播范式所引发。这就造成二者的传统、关注的焦点以及要实现的目的不一样。看看美国就明白了，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在建制上常常属一个学院，其实是各做各事互不关涉（黄旦，2018）。罗杰斯（Everett Rogers；2012：474–475）在《传播学史》（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中就例举过，那些看上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绿眼罩人”和“卡方人”，背地里却是互为轻蔑和贬低。国内也是如此。做传播学研究的认为新闻学没有学问，吃新闻饭的则笑话传播学漂浮在理论概念和量化指标之间，不接地气。这看上去是研究路数之不同，根子则是不同媒介特征所带来的教学和学术的不同理解和要求。几乎很少有人注意到，为甚么切特罗姆（Daniel J. Czitrom）的《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Media and the American Mind）一书中缺少报纸；戴扬（D. Dayan）和卡茨（E. Katz）的《媒介事件》（Media Events）只是针对电视；波兹曼（Neil Postman）正是将报纸和电视拉开尺度进行比照，方见识到电视的“娱乐至死”。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74, p. 22）认定大众传播研究没有出路，理由就是它把研究限定在像广播和电影这样几个少数的领域中。然而，威廉斯（2011：326）对报纸还是不乏好感，认为只要将之栽植在地方共同体经验之中，就有望培养出公民而不是“大众”。以往不少关于大众传播研究危机的讨论中，其献出的方策，就是要沿着报纸的传统，具体点说就是以印刷“公共性”来纠偏，哈特（Hanno Hardt）的《传播学批判研究》（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就是一例，就像哈贝马斯要从面对面的口头交往模式来挽救结构转型的“印刷公共领域”一样，殊不知它们本就不是一路。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未能对“那些深深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预设”进行系统的批判，我们就有可能错误地瓦解实践逻辑，使之消解于理论逻辑之中（布迪厄、华康德，2004：41–42）。需要说明，我不以为像哈贝马斯这样的思想家不知道口头与印刷的区别，而且相信他是有意为之，试图以此确立其理想类型。我的怀疑在于，当媒介发生巨大变革导致公共领域进入一个新的类型时，使劲要拉住逝去的东西来比照求解，可能有效？

在2011年底，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举办了一个名为“传播革命与中国传播学：超越结构功能主义”学术对话会。“传播革命”，是一个事实也是提出一种警示。这一年，正好是微信 —这一重构中国人在世存有的新媒介产品（孙玮，2015）的正式推出。这或许是一个巧合，但中国传播实践的日新月异是千真万确的。“超越结构功能主义”，而不是像以往的反思那样，落在中国经验和西方理论的适切度上，显然是要表明，随着传播现实的根本改变，整个传播研究的总体取向和路径都必须重新讨论，蕴含着重建研究立足点的意图。

之所以要提这个会，在于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有组织地质疑、批判大众传播研究的路径构成，更是第一次就中国传播研究往何处去提出一个方向。这个对话会的部分成果，第二年以笔谈的形式在《新闻大学》上集中刊出。现抄录一段该笔谈主持人语，以见出当时的思考心路，今天的“媒介转向”实已在这次会议的设想中埋下伏笔（孙玮、黄旦，2012：2）：

沿着结构功能主义主导的传播学坦途一路狂奔，我们蓦然回首左右顾盼，顿然惊觉，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传播学问题，长久以来弥漫在几乎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中，它们都似曾相识，但又那样陌生。……长久以来，这些另类思考似乎是与结构功能主义并行、甚少交叉的研究路径。主要涉及：传播是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的仪式；传播是人与自然、人与神、生人与死者之间的交流；传播的媒介不仅限于语言、文字、图像，它还可以是身体、空间、货币、城市；传播的形态可以脱离内容而构成影响社会的重要因素；传播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方式，建构了最基础的社会关系，等等。这些另类途径的价值在于，打开了结构功能主义之外理解传播的崭新视野，使得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结构功能主义在传播学的历史发展中，突显和遮蔽了甚么，中国传播学如何演变成现在的局面。同时，也呈现出传播学与其他学科对话的可能性以及方式。这个路径还有一个令人振奋的效果，那就是它声称，传播是人类文明基础要素之一，它不但潜伏、成形于人类文明的初始状态，而且在当今传播革命的背景之下，几乎变成了任何研究场域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很显然，会议主办者所关注的传播研究版图，不复是原有主流传播学的那种框定；他们所认定的传播，也不复是社会层面上的功用利器，而是构成人类文明的基质。虽然笔谈主持人也坦言，“如何将这些另类研究嫁接到既有的传播学领域中，重构传播学学科的生长点，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明确指出，“媒介技术”的视角是其中的一个可能（孙玮、黄旦，2012：3）。当然，不能说后来研究中的“媒介转向”就是因这个会而起；但在这个会议之后，“媒介”在研究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引发更多的研究者的呼应，成为一个方兴未艾之生长点，却也是不争的实情。

于是，遭主流传播研究冷落而且被边缘化的麦克卢汉、伊尼斯（Harold Innis）之类的论著，重新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为“媒介转向”提供了初步的思想资源。“人的延伸”、“传播的偏向”等等，作为知识或许不够清晰，其材料运用和论证的严谨也多有可议之处，但是作为一种思想洞见，一种考察媒介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击中了研究者的切身体验，与现实的传播技术之变发生了共鸣。社会理论不只是提供我们可以用作思考对象的那些知识，而且会作用于研究对象并改变对象本身（瓦蒂尔，2022：2）。“媒介环境学”的一脉，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为我们改变对于媒介的认知，将传播从功能主义窠臼中解放出来，作了最初的铺垫。

若从理论根基上说，“媒介转向”的更重要推力，来自于技术哲学。以我个人的体会，其中有两个人影响巨大：一个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另一个则是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Vorträge und Aufsätze）中，对那种通行在世且人人皆知的技术观，即工具论和手段论作了全面的否定。海德格尔（2005：4–5、10）认为，这些在表面上看来无懈可击的正确看法，未能抵及真实，亦即技术的本质，也就回答不了甚么是技术的问题：“对于技术的正确的工具性规定还没有向我们显明技术的本质”；技术的本质在于开显，是“解蔽”，“是将合于技术之本质的领域向我们开启出来”。技术的使用及其如何使用，均是在符合技术特性而且就是在技术的无声提示中进行的。因此，技术是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决定人与世界的关系，同时也就参与到现实的建立之中。每个时期统治着的技术对每个时期统治着的现实，对自然和世界的存在给予了启示（绍伊博尔德，1993：17），起到了构造的作用。海德格尔的这一“追问”，对功能主义研究取向或者说主流传播学研究范式是釜底抽薪，因为它们完全是深深嵌入在这一通行在世的“技术观”之中的，并且是以此为默定，方能无所顾忌地把传播内容当成了研究的所有。天经地义的“媒介工具论”预设被瓦解，研究者们在现实中感到很重要而在理论上一时又说不清的媒介问题，在哲理上得到了澄清，在思路上得以打开。顺着海德格尔的“技术的追问”走向“媒介的追问”，不过是一步之遥。

海德格尔解开了技术之谜，却遭受着“主体”之困；技术成为人的“座架”，海德格尔说得很透彻；但该如何安顿人和技术，却是他没有理清的。斯蒂格勒恰恰为此扫清了障碍。按照斯蒂格勒的研究，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与技术相分离的原初之人。人不像其他动物是自足的，相反，是天生需要技术的贴补。人与技术构成了一种貌似对立的联体 —相关差异体。它们之间是相互往返运动，是一种交合，并由此相互发明，构成了共同的可能性。缺了一方，就甚么都不存在。需要注意的是，斯蒂格勒的论断并非主观推断而是有人类考古学的证据。人的大脑皮层的分裂过程，与石器随着石制工具技术的漫长进化和演变的过程是一致的，石器的制作变化过程也就是人化的过程。因而，人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技术性的存在，技术史就是人类史（斯蒂格勒，2012：146–147、154–155）。这样，技术既不是人的工具，也不是外在的“座架”，是人之为人的构成部分，也就是斯蒂格勒所称的“代具”。代具作为人的替身，与肉身一体构成“人类”之身。身之不存，人将焉附？人在发明工具的同时在技术中自我发明 —自我实现技术化的“外在化”，技术就是人的目的，是人存在的状态（斯蒂格勒，2012：154、155）。人的天生不足却因技术反使人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古生物学家发现，在东非人之后，出现了一个与“移动－抓取－发音”系统相互依存的整体特征，即迁移、手工劳作、语言（德布雷，2014：137）。人的演变进程也就是人与技术共同人性化的过程。纠缠不清的技术决定还是人决定的主客体怪圈就此消失。思想的禁锢既被冲决，看待技术和理解媒介，自就有了一个崭新的立足点。人与技术的互为中介，也使得媒介从一个传播的辅助手段，一个被动地装载内容的容器，一跃成为相关于人的存在的根本。媒介这个概念成为一个对人类生命形式进行最深层的考古发掘的工具，媒介研究能够而且应该被认定为对我们的根本关系的研究（米歇尔、汉森，2019）。媒介的重新定位和价值重估，使得传播学研究的目标和使命也就不能不发生深刻改变。

我更愿意把这样一种媒介研究的转向，命名为“媒介学研究”而不是“媒介研究”。这固然是考虑到“媒介研究”的口子太大，可以涵盖任何与媒介相关的研究，让人误以为媒介研究也就是研究媒介。一个术语无所不包，好处是通俗易懂，弊端是会沦为常识。更为关键的是，媒介转向不能被混淆为是一个研究对象的改变，似乎过去是重视内容和效果，现在转而关心媒介。假若在学术研究上，起点常常就决定了终点，那么，媒介转向是要重新确立起点，其起始之处就是媒介。我很赞同法国“媒介学”（médiologie）概念的提出者德布雷（Régis Debray；2014：3–4）的观点，任何一个学科的特征并不在于其对象，而是其特定的学科主题，亦即其理论入射角。依此而行，媒介学研究是从“媒介”出发的研究，不是关于媒介的研究。我之所以称之为媒介学而不是媒介研究，就源于这样的原因。

媒介的媒介化：媒介学的基本设想

从人类社会的历史看，凡是沟通，比如经验知识的交流、社会文化的构建、传统的记忆和承继，乃至人的嬉笑怒骂，无不是形于色而表于外：物与词、音与声、真容与图像、死亡与墓碑、知识与书籍……，没有这些有形与无形的相交相乘，也就没有一切。观念要有附着，思想脱离不了肉身，意识依赖于大脑，文化意义不能自行起舞，哪怕是对于一个朋友的思念，也是“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这才使得无翼而飞，不胫而走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神奇。实际上，人类生物演化的奥秘，就来自于其信息贮存和积累机制（库日韦尔，2014）。一般的有性生物，由两种记忆所构成：一是物种的记忆，亦即基因或者种质的遗传；一为肉体的记忆，它根植于经验，位于中枢神经系统。但是只有人类，还具有第三种记忆，就是由技术支持、建构的记忆（斯蒂格勒，2019a）。这早在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物质与记忆》（Matter and Memory）中就说得一清二楚，记忆一定是大脑和物质的交叉点。一位世界顶尖微生物学家曾经打比方说，我们很少把比如蛤、螺类群的外壳和里面的生命区分开来，那么，像摩天大楼、购物中心、四处跑的汽车，和种子的荚壳真的有巨大的差别吗？技术制品和生物的分际本来就是模糊的。把生物和这些生物凑巧创作出的工具硬要区分开来，这不是大自然所为，而是人自身所为（沃尔特，2014：267）。人自身作出“区分”，然后又陷入到自己的“区分”。由此也就难以意识到，人的存在、交往及其文化的创造，本就是以诸多层层叠叠的外在触接条件为依托的，就像有了电网才可能有璀璨灯火。

威廉斯曾有一个很有价值的看法。他认为社会在结构上是政治、经济和传播的三位一体。政治关涉社会的秩序，经济关涉社会的财富和生活，传播作为经验、知识、记忆、传统等等的学习系统，关涉到社会的组织及其形成。三者平起平坐，各有纹辙又互为涉入，是传播赋予社会以形式（Williams, 1966, pp. 18–19）。这改变了社会不是政治就是经济的固有观念，同时也让“传播”升腾到社会的正座。很可惜的是，威廉斯却止步在了文化观念、传统习俗的内容，关注的是其中所隐含的被叙述、分享、修正和保存的意义，以及它们对于社会组织的影响，而没有低头向下，探及内容、意义的叙述、分享、修正和保存的底层构成。否则他就可能会看到，社会是离不开“各种有中介的人类相互关系形式”，而且就是这些“有中介的人类行动的流和序列，以及作为其中介的人为创造的、且因此可变的形式”（休厄尔，2021：323–324），构成了社会。想想最近大热的电视剧《繁花》给我们所展示的：如果没有“股票交易所”、“和平饭店”、“外滩27号”；黄河路上的饭店、吃客，以及阿宝、范总、魏总、玲子、李李、汪小姐，乃至开小卖部兼公共电话亭传呼和包打听的景秀之类的闪进闪出又断又连，“繁花”这个社会如何得以绽放，又怎能似锦？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社会，社会的如何可能是与之中介及其绵延密不可分的。

社会的起源是否如卢曼（Niklas Luhmann）所言，“是从语言的演化成就开始”尚可讨论，但他说“沟通”才是社会系统的运作方式，社会的界限不是领土的界限，而是沟通的界限（伯格豪斯，2016：175、82、83），是很可取的。正因如此，有学者就提出，在当今新技术创造的全球快速流动达到史无前例的规模和程度时，已有的各种“社会”的界石受到了侵蚀。这不能不使人对“社会”这个概念产生深层次的怀疑，不能不重新思考社会学的学科性质，不能不重新理解各种“社会”的再生产及其各自的特性（厄里，2009）。人堆栈在一起不可能是社会，哪怕是砌砖成墙，也需要灰泥黏合。沿着这样的思路伸展开去，无论是齐美尔（Georg Simmel）的“社会”—“存在于若干个人有着相互影响的地方”，还是米德（George H. Mead）的“符号互动”、库利（Charles Norton Cooley）的“镜中我”、杜威（John Dewey）的“经验与自然”，乃至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等等，或许都可以有新的解读和体悟。由于主流的传播研究（包括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把目光全都盯在了符号的内容及其产生的效用，这些社会的“中介”流、沟通衔接、交织的轨迹线，则就被挡在了视线之外。传播学者也就像一般社会学者一样，落入了人为的窠臼，不是把“中介的兴盛”，而是把“通过中介形成的不同社会单元，作为了理解社会的起点”（休厄尔，2021：323）。

媒介学就是沿着这样的路线，把媒介视之为构成人类和社会的要素和条件，并以此考察媒介与人、与社会的互为交织、互为激励、互为转化、互为生长。这样的“媒介”，关涉到甚么是人、甚么是人的存在，关系到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根基，而不仅仅是一个新的研究层面的开启。所谓的“媒介转向”，就是指从这样的方位重新反思和理解媒介，绝非是要拾遗补缺，把过去遭传播研究忽视了的“媒介”捞回来，被内容所掩盖了的“物质性”突显出来；也不是为了重塑所谓的“多伦多”学派或者“媒介环境学”的地位（相反，他们的观点也需要在媒介学思路中重新讨论和审视）。媒介学是要将人、媒介及世界，作为一个不可分离、互为关联的整体来看待，以此揭示人和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关系构成的样态及其进化和演变。“一个世界的新形式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我们对这种状态抱有的想法：这就是媒介问题的最终研究对象以及它存在的首要原因”（德布雷，2014：118）。在这样的意义上，媒介学是人类关系和社会进化的演变学，研究的是传播或交流的设施、手段、符号、制度等交织而成的人类交往环境及其意涵。在这一点上，它相近于交通学而非运输学，更像地理学而不是地图学。

这便有了媒介学的预设框架，即人与媒介的互嵌互为。人在使用媒介中被媒介化，媒介在人的所用中被人化；人的意向离不开媒介的意向，媒介延伸之界也就是人的所感所识所达之处。我们总是在光的媒介中看，在声音的媒介中听，在语言媒介中交往，在货币媒介中交易，是媒介为我们打开一个个区分的区间，在人的感觉、认知和行为中指定一个确定的格式塔（塞尔，2008）。人因为媒介而拥有了横岭侧峰、莺声燕语、五光十色的世界，同时也就不能不在感官的延伸和自我截除中轮回（麦克卢汉，2000），也就不能不遭受到各种权力及其规制。无光、无色、无声、无语言、无交易，就只是一片死寂枯竭的漆黑莽原。这一切足以证明，媒介就是人的境况。立足于媒介与人及其生存的这种根本关系的研究，就是媒介学研究的基本定位（米歇尔、汉森，2019）。

既然人类社会是在“一弦一柱”的关系之网中“筑华年”，那么其文化和文明，或者如莫兰（Edgar Morin；2011）所指的“时代精神”，也就自然而然在这样的“媒－介”运动中生生不息。当荷马史诗“由口口相传的吟诵变成了桌面上的纸页窸窣声”时，“口语文化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格雷克，2013：33）也就不再。所以中国古人惊叹道：“笔者，毕也，能毕举万物之形，序自然之情也”，“实天地之伟器也”（王学雷，2022：214）！机械印刷繁衍出四处飞扬无远勿届的报纸新闻，社会长出了一个“公共的头脑”，“公共的书信”和“公共的交谈”随之而起（塔尔德，2005：235、245），便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舆论”。在中国，晚清开始的商业印刷，则使传统的读书人转化为现代文化人，读书人社会就此衰落。斯蒂格勒（2019b：47）所追溯和指认的变化，更是令人心惊：在数字踪迹自主－自动生产的主导下，人们正在经历理论知识的无产阶级化，就像电视的广播模拟踪迹导致了生活知识的无产阶级化，机械时代工人身体向机械踪迹的屈服导致技能知识的无产阶级化一样。看来，我们不得不接受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2018：30）的这个判定：人类演变是一个进程，既没有开端，也非静态，而是在三个基础面向上交织展开，即人类、符号（媒介）和非人类群体的相互混合而流动而绵延。藉此而言，媒介的历史不也就是人类文明的演变史吗？

若立足于媒介的特性及其运作方式，媒介的历史或许可大略分为三个段落，即：身体媒介（包括读、写）、机械复制媒介（如报纸、电影、广播、电视等）和数字媒介。不同的媒介，形成人的不同定位，生就不同的社会关系和交往构型，也就产生了面对面交流、大众传播、数字沟通等互有区别又互为涉入的不同样貌。每一个阶段的媒介不是单一的，相反，媒介总是在复数中存在，是诸多媒介的组合，即使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包容性的媒介也是如此。没有一个媒介可以单独地占有开发世界的位置（塞尔，2008：236）。媒介既是自身的“讯息”，同时又向着其他媒介的“讯息”，在区别中产生关联，以“互”媒介的形式，交叠组合成媒介丛。媒介丛总是以某一媒介为主导。这种主导地位及其带来的沟通偏向，来自各种因素的耦合（所以才有了所谓的媒介考古，通过对不同历史因素的挖掘，来解构主流媒介史的单一进步线路的叙述。当然，要警惕由此可能带来的另一种“还原”想象）。每个媒介丛既受核心媒介系统的影响，同时又使新旧媒介相互妥协并嵌入到不同时代技术网络的格局和环境之中，就像“李普尔定律”所标定的：每一种新出现的媒介都增加了媒介总系统的复杂性，并迫使业已确立了自身地位的媒介重新确定其功能的可能性（引自施密特，2008：48）。缘此之故，媒介的时代翻新从类型上看，似是“一种存在状态过渡到另一状态”，就其实际过程，则“是意味着一种复杂化，意味着将一种结构与另一种结构加以迭合，意味着对同一社会空间中的不同原则进行增值处理或多重处理”（波斯特，2001：26），是一种赓续不断地“新新不息”（吉特尔曼，2023）。旧媒介在新媒介的发动和推动下，改头换面成为其构成要素而重新粉墨登场。

各种媒介所具的特定可能性，使它们既自我为界，又总是以“此界”而联结“他界”。“界”是界限，也是通向新域的起点，就像在桥归桥、路归路中达致四通八达。媒介丛就这样把所接触到的东西都拉进去卷进去，让对象沉浸到这种特殊的、流动的元素之中（布克哈特，2008：29）。媒介的世界就像广袤无边的原野，茎根处处丛木连连，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在各生所生中纠结缠连，“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媒介的关联性变化，就是世界的变化；与人相关的实存的世界，就是这样众多小世界的共在（加布里尔，2022）。我们所能触达的实在，实乃为媒介的必然对应物，也就是媒介伸及的必然的对应物（塞尔，2008）。由此想到了《奇云》（The Marvelous Clouds）—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2020）所着之书的书名。媒介及其运作就是一朵“奇云”—一个各种形状在运动的“世界”，而运动又打破、重组那些形状。云始终是一个内部总在经历变化的结构，又自我启动无穷的形式转换力量（达米施，2014）。这样的思维，接近于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加塔利（Félix Guattari）的“认识论”，其核心问题从来不是“它是甚么”，而是“它朝哪个方向而去”、“多快”、“又和甚么一道”，最后“成为或者生成了甚么”（霍兰德，2016：37）？这或许可称为是一个修正了的哲学实在论（塞尔，2008：220注1），我更倾向于用“媒介实在论”，即：由于媒介的互联互交互为作用，也就是“媒介的媒介化”，不断“化”成或“化”出了某种有意义的“态势”或“世界”。顺着这样且只能在这样的角度中，媒介可以被理解为在社会层面上所实现的传播结构，一种技术形式和文化实践方式（吉特尔曼，2023：6），它形塑了人与世界的造型：我抓住了它，它也抓住了我；我通过抓住它，也被它抓住了，并且被约束在那种循环和传递联系之中（布克哈特，2008）。沟通形式的演化和社会的形构，就这样不可分离地关联在一起（伯格豪斯，2016：170）。我们耳熟能详的“口头社会”、“大众社会”、“网络社会”或“数字社会”之类，在这样的理解中，或许更能绽露出其真意。

我所指的“媒介的媒介化”，大略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媒介与媒介、媒介与人以及现实世界的联结；媒介的特性所形成的不同运作及其沟通机制；媒介造就的现实环境、意义及其理解的变化。也就是说，这里的媒介化，不是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和赫普（Andreas Hepp）所指的新技术带来的社会行动者媒介实践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群体关系和角色意识的不同（库尔德利、赫普，2023），而是媒介丛是如何为现实改变提供了可能；人类社会又是如何在既有的条件下，作出各种改变，主动适应并对接媒介的特性和意向，构建出新的生存环境。这也就自然难以避免产生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凯利，2003），事实上也是在不断纠“偏”中而不断“偏向”。因此，在库尔德利和赫普（2023：51）的媒介技术创新列表上，“机械化”、“电器化”、“数字化”这样的不同历史节点，实现的是不同的“媒介化”，带来的是不同的“媒介环境”；这之中只有各自延伸的时空和关联方式的不同，不存在甚么“深度”或“浅度”的媒介化等级。把本不可度量的媒介联结形态上的差异，扭变成一个同质的线性进化过程，用一杆刻度不明的“标尺”，来作程度上的比较，且不说这不是媒介学的思路，哪怕从一般媒介社会学来看，也需要慎之又慎。不妨想一下：比如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的“共同体与社会”、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有机团结与机械团结”、库利的“首属群体与次属群体”，或者大众社会和网络社会，就社会交往及其构成的关系，何以为深何以为浅？如果真的有必要从“深”或“浅”来讨论问题，机械媒介的“媒介化”和数字媒介的“媒介化”，也应该是各有各的“深”和“浅”，而不是同一个质地的由浅到深的“媒介化”总体进程。这也是媒介学应取的分析眼光和考察路径。总之，它是要研究并展示不同的“媒介”是如何运作，又是如何在众多可能的耦合中突显并实现了某种可能，改变并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和态势。媒介学就是要贴近媒介运作，追踪媒介的“开合卷舒”，考察人与媒介共同人性化的进程，且如何在熵增的地球上创造人的“永生”（弗卢塞尔，2022：2）。

范式转变：关于当前媒介学研究的一些看法

一种“范式”的变更，是学会重新看世界，就是认知的新生，其最终结果是对现实理解的模型或者隐喻的根本性改变，故一定是整体性的变化。比如前面提到的威廉斯的“社会”和休厄尔的“社会”，就是两种不同的范式及其社会隐喻。由此，在媒介学的范式中，第一，传播一定以媒介为基础为依托，不存在媒介之外的传播，也不存在传播之外的媒介；第二，不同媒介生就不同传播形态，并通过形态显现出自己的存在；第三，媒介之间不互相取代，也不互为弥补，而是在不同层面以不同方式各自运转，既不是一个整体，也不共同组成一个整体；第四，传播不能抽象为一个信息流通过程，传播不存在于过程中，而是过程存在于传播 —媒介的延伸之中；第五，人们所知的世界是在与媒介的偶然触连中的存在。我们通过光来看，借助声音来听，人对现实的感知脱离不了媒介的偏向，世界总是“媒－介”了的世界。

依照这样的设想，媒介学范式的核心乃是“媒介”。对于媒介的认识，既规定了整个研究路数的展开，也包含着对于媒介与人和现实的观念。可是其难度也正在于此，媒介偏偏是一个不太好拿捏的概念。因限于篇幅，关于媒介，我将另外具文来讨论。在这里只想指出一点，如何确定媒介，的确是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2020）的这个说法是没有错的，即媒介思想总是与媒介实践有紧密的联系。一方面，我们必须依赖媒介及其实践建立一种思考媒介的方式；另一方面，媒介思维就已经暗示着建立、制造媒介，规范着媒介的实践，二者是互相影响的。媒介思想和媒介实践的互为促发，带来在不同的思维、视角和针对的问题中，就有着不同的媒介意象。比如延森（Klaus Bruhn Jensen；2012：65–111）的“媒介”则分别由“物质”、“意涵”和“制度”构成；在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2013）的媒介史中，只存在两类媒介：文字（包括手稿、印刷）和技术媒介（从模拟－数字）；而在以图像学为业的米切尔（W. J. T. Mitchell；2023：16）看来，“图像、声音、文本，构成了象征世界再无法简化的元素。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类型的媒介”。德布雷（2014：37–38）的“中介”（médium）则更麻烦，包含着“符号表示的整体过程”、“社会交流规范”、“记录和储存的物理载体”，以及“同流通方式相对应的传播设备”四个层面，它们可以相互叠加，却不相互混淆。这样的“中介”自然与他要解决的“传承”有关，也让他的媒介学范式，主要在于如何传承，和麦克卢汉的“人的延伸”不是一路，与米歇尔和汉森所谓媒介是人类根本关系的结构，更不是一回事。

媒介的因人而异，可以让研究丰富多彩，同样也会让研究过于发散，目前很难说已经形成一个媒介学研究的共同范式。研究者们大都是从自己的问题出发，来探索各自的研究路径。探索总是有益，在探索中某些经验的片段就有可能突然以一种新的方式整理并整合起来，这常常是范式革命的一个特征（库恩，2024），但未必就是其必然结果。从国内的研究来看，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聚集在媒介的周围。这是好现象，表明媒介转向因为切中大家的现实感受而激发起研究的兴趣，更不必说是否具有一个学术共同体，的确也是衡量一种范式是否形成的尺度。然而，透过这种热闹的景象，不难看出，目前的这些研究大多还是停留在研究对象本身。也就是说，学术兴趣点的确发生了变移，但范式意义上的研究视野和思维之改变，并不十分明显，似仍处在将变未变之中。揆诸其实际，有两种主要表现值得警惕：一种是“打移动靶”式的研究，即总是伸头向前追，紧盯新技术的最新变化，从微信、短视频、表情包、弹幕、直播间、虚拟现实、元宇宙直到AI大模型、智能机器人等等，“露头即打”，颇似一个“信息时代的猎人和采集者”（梅罗维茨，2002：307）。也有的是转身向后，把历史上的一些手工的或机械的器具一个一个搜寻出来，比如轿子、轮船、镜子、显微镜、望远镜、照相机、打字机、火等等，然后贴上媒介标签杀一个回马枪，就像一个数字时代的“拾穗者”，在漫漫的“器物”田野中，不断探寻并弯腰捡起失落的“麦穗”。这些研究的站立点大多是固定的，以一个实体的“媒介”来对应万变的器物，表明它们均为媒介。另外的一种则反其道而行之，我称之为“移动打靶”式，即跟着最新理论概念走，看见一个新说法，就急不可待地拿来演说一遍，甚么“中介”、“装置”、“联结”、“互嵌”、“可供性”、“调节”等等，走一步打一枪，移步却从不换景，从不同的角度来瞄准击打那个稳如泰山的“媒介”。

从一般性来说，“打靶式”研究与个人的学术训练和领悟有关，但从媒介学的角度，则是缺少如齐林斯基所说的一种思考媒介的方式。概念用了，思维没变；或者对象变了，理论仍旧，无论换穿甚么新鞋，走的都是老路。更加典型的是有关“媒介性”。米歇尔和汉森（2019：4–5）为了理清具体媒介的多样性和媒介概念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为了对媒介研究有所限定，就化繁为简，将“media”推定为一个集体单数名词的“媒介”，作为所有各种具体形式媒介（medium）均不可或缺的“媒介性”—人与技术的互为协商和调节。在他们看来，“具体的技术过程总是与人类感官及人的理解率相结合，总是在对给定的时间、空间中的人类经验进行调节”。“媒介性”一经引入，即受到广泛注意和征引，研究者们兴奋不已，好像手中有了一根点石为金的魔杖，“调节”一词顿时满天飞。无论其所指的是甚么东西，也不论是否真的体现出甚么“调节”，只要按上这两字，就是“媒介”，就自以为在做媒介学研究。

米歇尔和汉森对“media”和“medium”作这样的区分，的确为如何思考具体的媒介（medium），起到了一种思路上的引导。此后凡是谈medium研究，就不能孤立地就物论物，一定需要置于media的抽象意义之下。然而，“媒介性”或“调节”意在为如何看媒介和研究媒介提供一个切入的角度。切入点不是研究，不过是研究的一个开始，而且讨论媒介性问题的并不只是前面的两位，不同学者之间的理解也有不同。更关键的是，既然“媒介性”（media）是对各种媒介的抽象，就必然是落在许多具体的medium之中的。这也就是说，不同的媒介是有着不同的“媒介性”具体表现的。研究需要从具体的媒介中揭示出特定的媒介性，而不是用一个“媒介性”来统括所有。在1964年有一个新编的现代京剧，名为《雪花飘》，说的是一个机车工，退休后在家里申请装了一个公共电话，做起了左邻右舍的电话传呼员，其中就有这样的唱词：“打罢了新春六十七，看了五年电话机”，“又谁知这小小的电话有如此的威力，它把我和全城连在了一起共同呼吸”。这让人想到另一首曾经妇孺皆知的歌曲，即聂耳作曲的《卖报歌》，里面所唱的是：“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报，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电话和报纸，都可以是媒介，都具备“媒介性”，即所谓的“调节”，但“连在了一起共同呼吸”的是电话而不是报纸。电话的传呼是人的直接中转，“今天的新闻”是间接的，是从与“新闻”无关的第三者 —“卖报的小行家”处获取，并为此要从口袋掏出“七个铜板”。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道尔诺（Theodor W. Adorno；2003：136）曾把电话和广播作过类比，结论是：电话和广播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作用，“电话还依然可以使每个人成为一个主体，使每个主体成为自由的主体。而广播则完全是民主的：它使所有的参与者都变成了听众，使所有听众都被迫去收听几乎完全雷同的节目”。在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2021：41）看来，今天的传播又是另一番景象，变成了以技术图像为中心，“它们向四周渗透，所以人们不会拥挤在它们的周围，而是向后退，进入各自的角落。技术图像辐射四周，每条射线的一端都单独坐着一个接收者。就这样，技术图像把社会掰碎，散播到各个角落”。这就很容易让我们想到ChatGPT或者Sora，作为人类心智的外化，它们不是人与世界的中介，而是人所要理解和依赖的世界。当“世界”成为了一个媒介，而不再是被容纳进一个媒介时（延森，2012：86），人的定位就发生变化。人无需借助媒介通达世界，倒是“世界”—技术性影像展示着一个方向，成为一种指引性的程序（弗卢塞尔，2021：33），促迫着人的认知和行动，这或许可称为一种“增强人类”，用一位哲学家的说法，是通过“技术升级”来改进、完善人的存在的功能（赵汀阳，2022：70）。智能媒介的此种特殊性，必定关系到主体的变化，属“跨主体性”的范畴。不同的主体，包括人以及技术可能产生的新主体们，会导致真实世界的概念发生改变，这将使得“跨主体性”问题更为明显、重要和复杂（赵汀阳，2023：ii）。这一切，都提醒我们在“媒介性”的理解和使用上，务须慎之又慎，切莫依样画葫芦而失去了分寸。

由于媒介的问题关涉到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媒介学研究范式的变更，自然不是以原有的学科分类为限度，而是要像媒介一样，伸向四面八方重新整理和整合。显而易见，媒介学研究首先需要大量的新的阅读。“新”既包括最新的研究和理论，也包括从媒介学角度对原有的传播学经典著作的重新梳理和理解，抓取出以往未能体悟到的新意义。举一个例子，凯瑞（James Carey）的《作为文化的传播》（Communication As Culture），观点犀利，洞见丛生，加上文笔优美，没有学术著作惯有的酸腐气，是进入传播研究必读的入门书。就在这本书中，凯瑞对于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杜威的思想交锋有一个非常精彩和独到的分析。凯瑞（2005：56–59）认为，李普曼基于“视觉”的隐喻，传播被理解为是看清事物的一条途径，所以痴迷于“景象”，诸如“视觉、情报、制图、图画”、统计材料之类的可见物；杜威则是从“听觉隐喻”出发，把语言作为一种交流而不是再现的行为装置。因而真理和真相不是看见的而是从听中得来，它只能产生于话语的交流之中。可见李普曼和杜威是活在各自的媒介体验中，看似相同的话语，指向的却是不同的现象。由此给予我们的启示是，讨论真实或虚假，公共与非公共，看起来都是不能脱离具体媒介语境的。媒介即隐喻，不只是存在于普罗大众之中，学者们同样难以避免。波兹曼自己不就是以报纸为隐喻的吗？可是，囿于既有的思维，以往对此关注的人似乎不多，否则，关于数字时代的“后真相”、“公共性”之类的讨论，应该就有不同的想象。

因而，在“媒介学”转向中，一方面要大力倡导敞开眼睛，关注不同学科的优秀论著，另一方面要带着新的问题和思考来读，而不是把一般意义上的文本解读当成了研究。读书或许有助于推动思考，却不会自然解决问题。获得新知的兴奋距离运用新知的研究，还有十万八千里。把纸上得来的东西通过一般逻辑敷衍成篇，不过是读书笔记，为研究之前的一种案头准备。以为思想史研究就是洋洋洒洒罗列文献作解说，其结果会造成既无思想也无历史，充其量是历史学的“思想”文本排列或“思想”文本排列的历史学。抽离了文本的具体前提和语境，把相干和不相干的东西自然化而相互辨认印证，说明“是甚么”或“不是甚么”，最好也不过是知识点的澄清。证实或证伪，都构不成研究，除非背后隐藏着或者牵连出甚么问题。误将读书之乐，掉书袋之趣，当作是一种研究，钻在里面不能自拔，那么，文本阅读的丰富带来的恰是思想的自闭。因为无论阅读多么广博，其终究被约束在文本的意义世界里而与真实世界拉开了距离，文本从思想的来源变成了思想的界限，取代了本源的问题而成为虚空的根据，犹如海德格尔（2004）说的，倾听不到存在之事的声音。当真实问题替换为文本问题，生活空间换位为文本空间，思想就失去了创造性，研究也就成了从文本到文本的编织作业。这样的媒介学研究是不可能有前景的，更不必谈甚么范式的转变和建立。如果“作者”最初的意思是“保证生长的人”，而不是拿来、概述或简写他物的人（塞尔、拉图尔，2024：127），那么，成为这样的“作者”，作出有切实经验基础的研究，说出有自己切实见解的话，以促进媒介学研究的生长，而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就是每个媒介学研究者理应努力的目标。

媒介学是一种认识的新形式，而不是知识的特殊来源（德布雷，2014）。认识的新形式，意味着“而今迈步从头越”，意味着研究思维和视野的根本调整。这绝非轻而易举。“今天，性命攸关的问题不仅仅是学不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再学习的问题，而是重新组织我们的思想体系，重新学会怎样学习”（莫兰，2002：16–17）。这，既是媒介学研究的希望所在，也是媒介学研究者应该具有的意识、追求和努力。

 作者简介 

黄旦，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版权声明]本文章发表于《传播与社会学刊》2024年总第70期。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个人转载不在版权限制之内）。如公开出版机构需转载使用，请联系刊发杂志及作者本人获得授权。

[引用格式]黄旦。传播研究范式的变更：媒介学的兴起，传播与社会学刊，2024年总第7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