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蒙特·鲍曼：面向异质大众的自我表演

罗德：不久前，你提到了一个重要话题：社会环境与自我的关系。它涉及社会环境如何凸显自我的某些方面，弱化自我的其他方面。在这个语境下，我们或许应该谈一谈社会表演（social performance），而不是自我表达，即如何把内在性尽量原原本本地展现给外界这类议题。自欧文·戈夫曼1959年的开创性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发表以来，社会性的“我”（I）的涌现便被人断断续续地分析为一个类似于表演的过程。而最近，在杰弗里·亚历山大（2006年）的影响下，这一观点再次获得了更多人的支持。的确，将与观众的互动纳入我们看待自我的视角中，也许会更富有成效。

事实上，任何自我都是在内在性的边界上产生并不断被重塑的，它每时每刻都纠缠于多重关系之中——其中有些关系已成过去，有些依然存在；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有些是敌对的，而有些则相互依存；有些是至高无上的，而有些只是顺势形成与消解的。所谓自我的多重关系，指的是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准确而言，指的是自我与他人言行的关系；再确切一点，指的是自我与自我对他人言行含义的理解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的自我表达是面向他者的，自我的产生必然涉及与所有重要他者的协商；每当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他就会不断纠正自己的行为。战略、博弈、进攻、演习。有时候，这个游戏似乎比它所包含的内容更真实。

鲍曼：曾有人写过这样的话：当A和B两人交谈时，有六个人参与其中：除了A和B，还有A对B的印象、B对A的印象，以及A对B对A的印象之印象、B对A对B的印象之印象。哎，我忘记这是谁写的了，但很多年前，我就觉得这个观点非常准确中肯。你给这幅令人震惊又简单明了的自我“基本粒子”图，合理地增添了不少复杂性。自我的“基本粒子”已经包含了独立自主的主体之间的相遇，而你在二元关系中引入了第三个主体，使自我的内涵变得更加复杂。观众这个“第三者”的出现，削弱并污染了列维纳斯笔下的“自我与他者的道德结构”的原始纯真；在齐美尔笔下，这个“第三者”因其“无私性”而造成的“客体化”影响，“剥夺了主体之间相互冲突的诉求背后的情感维度”，同时也为规范、法律、伦理规则和法庭扫清了障碍。另外，你始终认为，自我形成（和再形成！）的自然栖息地是“与观众的互动”；自我的形成不是无人伴奏的独奏表演，更不是精神上的自我解剖。

然而，“观众”由什么构成，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乔治·赫伯特·米德曾写道，“重要他者”在“我”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提供了“我”（觉得自己）必须考虑的模式——“我”要么屈服于这种模式，要么与之发生冲突和搏斗。这是自我与他者进行互动的另一种“基本细胞”（elementary cell）模式。作为自我形成的互动模式，它试图掌控自我的动力机制，其所存在的社会在形态上明显有别于当代常见的人类团结形式：它是一个以社区社会而非网络社会为基准、以生活在“线性”时间而非“点状”时间中的个人为基准而建立的模式，它面向的是物理位置临近的独立区域，而非如今的电子“信息高速公路”；另外，它是一个以自我的“本真性”而非灵活性为目标的社会化模式。总而言之，这种模式无法解释你所说的自我“每时每刻都纠缠于多重关系之中”（容我补充一句：这其中的大多数关系都处于流动的、短暂的、可撤销的、“直至另行通知”的状态，因此分外惹人注目）。在当今这个多中心、解除管制、支离破碎、流动的生活世界里，我们要想对自我的动力机制进行研究，应该把“自我被卷入多重关系”这一事实置于中心位置。

除了生活环境在形态上的改变，还有另一种类似的新现象，即新的媒介是一种新的讯息（援引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观点）。如今，我们清醒的时间被划分为线上和线下，前者所占的比例稳步上升，而后者所占的比例则有所下降。这两个世界差别很大，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对自我形成和自我改造过程的影响也会大不相同。它们所发出的信号和所诱发的策略并不完全一致，在某些方面甚至是相互对立的。

两个世界最显著的区别，在于自我与观众互动的舒适度和便利性，而这可能也是网上交流成功取代面对面交流，并获得急剧扩张的最主要原因。米德所说的在宾格的“我”（me）与主格的“我”（I）之间的协商，以及自我为了获得其所渴求的社会认可而付出的劳动，已在网络上被简化、便利化到面目全非的程度。这是因为，它们在线下世界中少不了妥协和屈服，而在线上世界，这些妥协和屈服即使不能完全避免，也会被尽可能地减少——毕竟，人们可以快速、便捷、轻松地接入和退出网络。在线上世界，如果协商过于困难，附加条件过于苛刻，以致超出了自我的喜好或承受能力，那么自我还可以申请加入许多其他“网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线下流程旷日持久、烦琐棘手。

此外，还有一种选择，即同时维系你所指向的“多重关系”。现实中，这样的选择越来越流行，人们普遍处于多重关系之中。每一重关系都需要一个不太一样的，有时甚至是完全不同的自我，至少是完全不同的自我呈现。其结果是，自我不再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而这一假设曾是自我形成所提出的最严格、最难应对的要求。互联网用户面对的不再是“当众（in public）展示自我”的问题，而是“在异质的大众面前（in publics）展示自我”的问题。这一重大变化使网民的任务变得更加繁复，同时也为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网络上，自我形塑、自我展示和自我协商的过程，没有了那些最令人不安的风险。网民的赌注是可以对冲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即使结果好坏参半。

简而言之，自我的动力机制问题，似乎正在从认知和道德领域，转向审美界域。

罗德：关于观众的构成问题，你提得很好，说得也很对：大多数时候，观众都是异质的。学生在听完教授的讲座后举手提问，他既意识到教授的存在，同时也一定意识到了同学的存在，对这两种观众有着同等程度的觉察。在一些国家，无人提问是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看起来像个傻瓜；而在另一些国家则有很多人提问，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不提问，才会使自己看起来像个傻瓜。不过，在这两种情形下，重要的不是同学们的实际期望，而是行动的自我（或表演的自我）对这些期望的想法——正如你所说的，A对B对A的印象的印象。这并不是说A不想挑战、操纵这一印象，事实恰恰相反。这就好比舞台或银幕演出，演员表演的精彩之处主要来自他所带给我们的出乎意料的感受。我想说的是，成功而令人信服的自我展示，既能符合受众所期待的印象，又能对这些印象进行挑战，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曾将所有的文本分为三种：形式上具有创造性的古典文本、思想上具有创新性的原创文本、同时兼具这两种特性的天才文本。大多数文本属于前两类，因为它们更具功能性，为其读者提供了清晰而含蓄的阅读指南。显然，这也是天才通常容易被误解的原因。但是，自我展示不也同样如此吗？它们要么符合某种可预期的行为模式，以便使人易于接受其欲表达的内容；要么不符合这种模式，这就迫使观众寻找一把钥匙，一个解读这种另类的自我展示的密码。

然而，在当代社会，这种难以捉摸的自我呈现行为大都已经被分类和编码。例如，当一位艺术家穿着华丽，或者一位诗人在公共场合酩酊大醉时，他们不仅没有挑战公认的规范，而是在确认这一规范。用施莱尔马赫的话说，你可以是古典文本，也可以是原创文本，但你无法成为天才文本，这里没有天才的空间。长久以来，那些想要“与众不同”的人不得不在连锁店购买衣服。很大程度上，个体性已沦为在不同品牌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品牌（brand）一词很有意思，它的本义是牛身上的烙印，用以区分不同主人的牲畜。现在，穿戴品牌令人自豪，且花费不菲，同时也让穿戴者在同侪面前变得“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