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学民｜从“宣传思想”到“宣传思想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塑造新闻传播新品貌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宣传工作”的。宣传工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复兴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在党的制度和规制中，每几年就要召开一次“宣传工作”会议。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1951年开始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之后是1954年、1957年、1959年、1962年、1976年、1983年、1985年，除特殊年代，基本上是三年一次。

1994年1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话语的表达从过去的“宣传工作”加上了“思想”，成为“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在改革开放的火红年代，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出席并讲话，他提出了著名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宣传思想理论。这次会议还有一个特别情况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朱镕基同时发表了讲话。而且，其后的《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江泽民的讲话，摘要报道李鹏和朱镕基的讲话，足显中央对宣传思想工作空前的重视。

到2003年12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胡锦涛出席并讲话；2008年1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胡锦涛出席并讲话。这两次会议，传续了“宣传思想工作”这样的表达。值得注意的是，胡锦涛在200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的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宣传思想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和强大舆论力量”，而到了2008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他则强调：“扎扎实实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思想文化保证。”从“提供舆论力量”到“提供思想文化保证”，深刻地意味着中央已经从更为广阔的“文化”角度来考量“宣传思想”，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理论进路的“节点”。

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出席并讲话。他的讲话，虽然还没有直接使用“文化”一词，但强调要从“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着力抓宣传思想工作，已经具有“文化”的大视野；2018年8月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习近平再次出席并讲话。这次讲话，他直接提出了“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他着力强调，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下功夫，在关键处、要害处下功夫，在工作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促进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为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更大贡献。

到了2023年10月召开的这次会议，就直接命名为“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习近平作重要指示。10月9日的《人民日报》以《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为题，在头版头条进行报道，并以前所未有的形式，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核心精神，以“红体题头”的醒目标示展现在报道之前。可以看出，这一报道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概括，远远超出了“宣传思想”的涵盖范畴，与“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相匹配、相呼应。

这篇重要指示，浓缩凝练了从之前的“宣传思想”到“宣传思想文化”的深刻内涵。习近平在指示中用“七个着力”进行了直接表达：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所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公告，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篇指示也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政治文献标识。

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宣传”思想的理论认知和实践应用的进程中，在“宣传思想”之上加“文化”一词，绝不是简单的文辞变化或话语变化，而是深刻地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进程中，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文化”的战略地位和战略意义。

何为文化？学术界的界定可谓繁芜复杂、千姿百态。比如，胡适认为：“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梁漱溟在其著作《中国文化要义》中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张岱年则认为：“狭义的文化指文学艺术；广义的文化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等等。”在西方思想界，泰勒(E. B. Tylor)于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给出这样的界定：“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认为：“文化是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在学术界影响很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Francesco)的“文化霸权”理论中，他把文化直接视为意识形态。我们这里不争论文化的定义，而是把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文化”的内蕴，置放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血脉和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承、创新和发展中来考量。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并没有对文化问题做过系统的专门论述。纵观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从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文化”一词多次出现，但他们并未对文化给出自己的概念界定，而是在多重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其内涵比较宽泛，更多的是通过精神生产、意识形态、文明、文学、艺术、观念、思想等概念来阐释他们对文化的基本观点，认为文化是人的创造性行为及成果，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文化的实质、意义和终极目的就在于人的发展，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深刻长久地指导和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和认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中的精神系统。马克思在其所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指出：“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按照一般学术界的理解，这段话中的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就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

第二，文化对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具有反作用。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

第三，在阶级社会中，文化是具有一定阶级性的，并且，“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归纳上述，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文化”的基本内涵大体表达如下：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精神系统，它与“经济”、“政治”一起构成社会的“三元结构”。文化与经济、政治的相辅相成关系，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运动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提出的决定论、能动论、阶级论等，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看待和认知文化的本质与功能的理论基础。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深地传承着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魂脉”，他把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置放于中国丰沃的实践土壤中，紧紧结合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来提炼总结和表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可以说，习近平是改革开放以来讲“文化”频率最高、篇幅最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从世界文明、全球视野和中国历史“长时段”审视文化，是对时代发展中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赋予鲜明的时代内涵和根本地位的思想家。因为，在他看来：“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迁，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进步。”因而，“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作为一个政治家，习近平对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历史幽思和文化情怀，而是内含着深刻的社会与政治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习近平不断地总结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不断地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地提升和坚定文化自信，引领我们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辉煌。

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个时候还是“三个自信”。到了2014年，习近平把“文化自信”提升到了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并列的位置。因为在他看来，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是“文化自信”和“三个自信”首次被放到一起论述，并被置于更“根本”位置上。在2016年召开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更加深刻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并谓：“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三个自信，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四个自信，不仅是“量”的增加，而是展现着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比“道路、理论、制度”更加深刻、更加根本、更加核心、更加高层的自信，这就是“文化自信”。习近平说得很明确：“增加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文化自信”中的“文化”，并不是没有特定内涵的、泛泛的“文化”，而是特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讲话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是“两个结合”重大论断首次正式提出。此后，“两个结合”先后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

之后，习近平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两个结合”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因此，“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伟大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正在呼唤和要求与之相应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百年历史进程中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党的“宣传工作”到“宣传思想工作”，再到“宣传思想文化”的跃迁，以更加包容、浑厚、深刻的形态，热切地回应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正因如此，习近平在重要指示中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扛在肩上，确保党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各级宣传文化部门要强化政治担当，勇于改革创新，敢于善于斗争，不断开创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显而易见，包括“宣传思想文化”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度蕴涵着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它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展现出了强大伟力，是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候，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作为新时代的与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并列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比之于过去单系列的相对具体的“重要论述”，一个重要的特质和标志是，其已经形成了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包含深刻思想进程和理论创新逻辑的立体层次结构。

在2018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曾用“九个坚持”高度概括了我们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这次重要指示，又用了“七个着力”更为具体地表达了其文化思想的运行机制，“九个坚持”与“七个着力”，基本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整体框架。

实践是理论之母。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理论，均来源于伟大的实践。作为一种具有深刻理论内涵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并不是来自个人的空想和思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广泛考察了新时代的文化建设成就，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文化”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了一系列文化专题会议乃至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一系列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改革发展方面的规划和方案；习近平在多个重大国际场合阐明了对全球文化、文明发展和交流互鉴的一系列中国立场、中国方案，等等。这一切深入具体社会实践的实际行动，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的根基。

基于实践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实践层面广阔地覆盖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文艺工作、文化传承发展等领域。作为一种思想理论，其层次结构大体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巩固壮大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加强正面宣传，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这一点本来就是我党的“宣传”、“宣传思想”的原始基点，因而也是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轴心。在这一层面，其中一个“触点”需要我们深度关注，这就是“加强正面宣传”。习近平强调道：“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如何做好正面宣传？“正面宣传要用心用情做，让群众爱听爱看，不能搞假大空式的宣传，不能停留在不断重复喊空洞政治口号的套话上，不能用一个模式服务不同类型的受众，那样的宣传只能适得其反。”

第二，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创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比之主流思想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更晚一些，是“宣传思想”走向社会更深处、走向社会更广阔领域的必然逻辑和理论布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在宣传领域高度重视构建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向更深入的高潮状态。

第三，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从“宣传思想”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再到“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从理论到实践的铺展和升华过程。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法律、法规、政策，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一片欣欣向荣。

第四，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增强中华文明的全球传播力和影响力。这一层次，深刻彰显着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全球视野”、“世界眼光”和“国际维度”。习近平指出：“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021年5月3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习近平发表了关于国际传播的重要讲话，他明确要求：“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视角进行深入研究，为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提供学理支撑。”从文化建设角度看，我国的国际传播近几年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第五，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敢于亮剑、敢于斗争。这一层次的核心思想，首先是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习近平曾深切地说道：“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要放到这个大背景下来认识。”这一层次的核心思想更重要的落点，还在于强调“敢于亮剑、敢于斗争”。这是针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的着力点，是中央在文化工作方面“底线思维”的根本态度。

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科学系统的思想体系，必将随着实践深入而不断丰富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呼唤，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而来的，也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它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等根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我们深入学习和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着力于我党从“宣传”到“宣传思想”再到“宣传思想文化”的理论升华与跃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思考和探索。

前面我们提到，习近平文化思想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步和发展理论的支撑，有着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魂脉”。这里，我们不妨再从学术上往深处追索一下。

马克思在其所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在说完“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句话之后，马上就强调道：“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马克思刻意用了“必须时刻”这样的词来强调“两者区别”的重大意义。这段经典的论述在学术界一般是用来解读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机制的，因为它提出了一般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基本关系的思想。但是，同样重要的“两者区别”即“意识形式”和“意识形态”的区别却往往被我们忽略了。这两个概念及其区别，对于我们深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具有重要的“渊源性”的意义。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只是唯物主义的一般前提，一旦深入到具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进步”的机制之中，那么，“社会意识”便有“社会意识形式”和“社会意识形态”之别。马克思主要以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为根据来界定意识形态的本质，即以是否反映经济、是否受经济基础决定的角度，把社会意识区分为“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式”（不属于上层建筑）。

我们需要从哲学深度理解和把握马克思这种区别对于我们理解“文化”的重大意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不是一种独立于社会存在的“实体”，而是一种附着于“经济基础”的“属性”。从逻辑关系上看，“意识形式”是对“社会意识”的进一步“规定”，“意识形态”又是对“意识形式”的进一步的规定，它们是逻辑递进关系，而不是同时并列的关系。形成它们之间区别的条件是：“意识形式”对“社会意识”来说，是社会意识经过专门的“劳动”，使之在“形式”上理论化和系统化，没有这个条件，“社会意识”就只是散乱的思想意识而已，不能成为“社会意识形式”，比如，哲学、宗教、道德等等；而“意识形态”对“社会意识形式”来说，是社会意识形式是否受“占统治地位”的特定经济基础的决定并为其服务，没有这个条件，社会意识形式就不是意识形态。

从逻辑上讲，社会意识、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形式、意识形态，它们都不是“体”，只有“社会存在”才是它们的“体”。但是相对来说，社会意识是社会意识形式的“体”，社会意识形式是意识形态的“体”。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形式”在获得了某种功能——上层建筑的功能——以后的表现形态或称谓形态。它本质上还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意识形态性”只是它的属性或功能。“意识形态性”并不能“套”在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式上，离开“意识形态性”，并不影响社会意识形式作为“社会意识形式”而存在，比如，逻辑学、语言学等，如果全部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意识形式都具有这种功能或属性，那么就可以把它们都视为“意识形态”，但社会生活的实际却不是这样，社会生活的实际是：在“意识形态”之外，尚有庞大的精神生活的“文化”！

我们需要再历史地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处追问，意识形态之外，为什么还要文化？的确，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他们为了突出唯物史观，更多地使用了意识形态概念，更多地运用意识形态模式来分析社会精神生活、观念形态的各个方面，而较少地使用文化概念与文化模式。这是因为，意识形态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不仅是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政治文化，而且是政治文化核心观念的思想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就完全可以取代这个社会的文化。当人们认定意识形态是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意志与利益诉求的观念形态表现时，自然就会接着追问：在阶级产生之前和阶级灭亡之后，人的观念形态和精神生活是什么？答案是：文化！文化是先于和久于意识形态笼罩着全部社会生活的人类经验的符号表征。

事实上，深入考察相关文献可知，文化是“高于”意识形态的。马克思指出，在人类改造世界的生产活动中，“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磨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这些“新的品质”、“新的力量”、“新的观念”、“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新的语言”等，就是“文化”。在马克思看来，比之于物质生产活动及附着于其的意识形态而言，“文化”不仅是“新的”的东西，而且在人类整个精神生活中居于“最高地位”。他在《剩余价值理论》文章中，对精神生产内部进行划分，确认“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之外的更能反映精神“自由特征”的精神生产即“文化”，是“最高的精神生产”。恩格斯晚年也将宗教、哲学等等从被捆绑于特定政治意识形态中“抽离提升”，称为“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凸显了社会中非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存在及其地位。

以上这种思想史的梳理和思辨的哲学解析，要着力说明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三元结构中，“社会意识形式”和“社会意识形态”均属“文化”范畴。从社会的进步机制看，经济是基础，政治是轴心，文化是引领方向。“意识形态”之于一个社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我们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意义重大，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提供了根本的政治思想保证。

但同时，“文化”比之于“意识形态”具有更为广阔的涵盖域，是居于更高位置的、具有更强综合性的（历史、现实、未来）社会进步引领者。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亟需“文化”引领的全新时代背景下出场的。

据此引申到我们长期以来的“新闻传播”，曾几何时，我们说到“新闻传播”而会想到“文化”？说到“宣传”而会想到“文化”？说到“意识形态”而会想到“文化”？说到“舆论引导”而会想到文化？说到“核心价值观传播”而会想到文化？

我们“新闻传播”是时候从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宣传思想”、“舆论引导”、“思想教育”层面走向“文化”了。我们所长期执念的“新闻传播”，应深度溶解于新时代的文化之中，用新的形象和品质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使命。

党的二十大报告以政治宣言的方式向世界宣告：“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一论断的重心在于强调：我们应有与“物质文明”相匹配、相协调的“精神文明”，着力点在于“精神文明”建设。因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物质文明”，即我们中国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已经处于世界的先进行列，我们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是“世所罕见”的奇迹。相对来说，精神文明建设还在路上。

所谓精神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思想、道德、教育、科学、理论等等，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但是，精神文明的载体、呈现、进步和动力驱动者，是文化。虽然在一般的理论话语表达上，文明也划分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政治文明等等，但实质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涵盖和表达了一个社会的整体文明。所以，精神文明在一个社会的文明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也因此，作为精神文明的载体、呈现、进步和动力驱动者的“文化”，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发挥着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如果说，人类社会的各民族各国家都在追求现代化，都努力行进在迈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那么从前进的历史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经验看，对这种发展影响最大、最深的还是文化。无论是西方古希腊文明，还是古老的中华文明，传承并影响至今的，还是作为精神文明的文化。就国家发展的维度看，一个国家的强盛，首先是经济实力的强大，接着是军事实力的壮大，但最后还是文化力的持续。一个雄辩的事实是，可以比经济，可以比军事，可以比科技，但最终“比拼”的，还是文化实力和影响力。历来对人类认知影响很大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对此都有着清醒的认识。比如，丹尼尔·帕特里特·莫伊尼汗（Daniel Patrick “Pat” Moynihan）就指出：“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哈贝马斯（Habermas）也说道：“每一个政治共同体都必须依靠一种的政治文化的整合力量，否则它就会分崩离析。”中国已经是一个阔步前进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大道上的伟大国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是一个需要用宏阔的视野审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时代，中国有资格、有实力以“人类命运”和全球视野谋划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中国人民不仅将为人类贡献新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而且将把自己在文化创新创造中取得的成果奉献给世界。”

从横向对比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着力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其意涵也有很明确的比较指向。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在搞现代化，恰恰相反，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就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和历史长度而论，我们只是“后发国家”。纵观全球各个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和现状，其中，经济、科技、军事乃至政治等，都有可考量的“客观指标”，都属于“不变量”要件，而唯有“文化”是没有客观指标的“常变量”。但是，单纯的经济、科技、军事乃至政治，并不能决定其“现代化”的性质和质量，而唯有文化才决定着“现代化”的性质和质量。

就此而言，我们曾长期向往并视为“榜样”的“西方现代化”，只是徒有所谓“物质文明”的畸形的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话，意味深长，意义悠远。在破解了“西方现代化迷思”，揭露出“西方现代化”的丑恶本质之后，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我们要着力建设的是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与物质文明相协调的精神文明，其着力根基、主要途径、实现路径和根本抓手，就是深度蕴涵着“新文明形态”的文化建设。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中，我们需要从这个特殊的维度，深刻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重大作用和伟大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是关于一般的、泛泛的“文化”的思想，而是具有厚重涵容度和清晰层次感的思想体系，既有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入新时代与其“物质文明”相协调的文化建设的面向，也有横向的与“西方文化”对应比较的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的面向，更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赓续传承和发扬光大的面向。

习近平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传承和发扬光大”的重要性，也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的。客观地说，自从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一路走来，我们基本是以“西方现代化”为师的，不仅在经济、科技、军事等“不变量”要件上向“西方现代化”看齐，而且在文化上也曾经一度轻视了中国几千年优秀文化的传承。一个没有与之匹配的文化进而没有相应“精神文明”支撑的“现代化”是难以想象的。

回顾党的历史，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乃民族之“根脉”的地位和作用，不能说没有认识，但并未突出言说和强调。我们更多的时候，突出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突出了政治的“挂帅”作用。从理论认知层面看，是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中审视和言说民族与国家的发展。这当然是对的，因为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当时的革命、建设的实践的需要。但是，仅仅如此却是不够的，也是不全面的，因为它或多或少忽略或弱化了“文化”对于革命、建设实践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一直以来的重心，仍然是放在从政治中心到经济建设中心的转变上。期间，固然有把“文化”放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精神家园”乃至“以人为本”地位的积极的调整，但是，总体上对文化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知，仍然与时代实践的需求尚有距离。

“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进一步从国家与民族的悠久历史传承与文明根基、从兴国强国之魂的高度来认识文化。在他看来，“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经过多年的实践需求与理论认知高度统一的过程，到了党的十九大，中国共产党以大会报告的形式，庄严地向世人宣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的性质、地位和作用。

从学理上讲，对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进步发展而言，特定的意识形态与普适的社会文化，二者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张力”，二者的作用也是相辅相成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二者关系的“张力”程度也有所不同。一般而论，意识形态更着力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内部”，着力于其内部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信仰的凝聚，着力于其政治秩序的建构和稳定；而社会文化在满足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内部”的精神生产和美好精神生活需求的基础上，则更着力其“外部”的交往交流与人类精神文明共享。

新时代的中国，已然走出“独惠于己”、“独善其身”的境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是“人类新文明”。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地蕴涵着双重巨大意义：一是我们正在全力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更具有“人类新文明”的国际文化传播意义和价值；二是在新时代的国际社会和全球舞台，中国应从文化文明的包容度和广阔度与世界各国各民族交往交流，共享人类文明和美好生活。这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赋予“文化”以“人类命运”高度新使命的重点所在。

在2023年10月18日举办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的主旨演讲中又特别强调了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他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不搞意识形态对立，不搞地缘政治博弈，也不搞集团政治对抗，反对单边制裁，反对经济胁迫，也反对“脱钩断链”。

“不搞意识形态对立，不搞地缘政治博弈，也不搞集团政治对抗”，深刻地反映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对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在国内政治和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合理、更有利作用的辩证思想。这意味着，从文化视野审视，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中国看世界”与“以世界看中国”的统一，它既不从虚妄的世界把中国看扁成世界的“边缘”，也不从狂妄的中国把世界缩小成中国的“天下”，而是立足人类，胸怀天下。

文化的形成需要传播，文化的传承需要传播，文化与传播同频共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正式提出，对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提出了最新的前进方向，赋予了新闻传播事业以新的时代使命。它要求我们把新闻传播事业深度融入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之中，走出过去相对比较单一的境界，重塑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相适应的新品貌。这种新品貌，在时间维度上，要求我们深度勾连融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现实-未来之轴，注重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空间维度上，要求我们找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人类文化文明体系中的坐标位置，打破过去长期以来对西方文化的崇拜与迷思，在“人类命运”的高度上发现、挖掘、借鉴、传播人类文明，通过新闻传播的伟大事业，型塑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并通过这种伟大的文化，把中国式现代化推向更加辉煌、更加璀璨的文明大道。

荆学民：《从“宣传思想”到“宣传思想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塑造新闻传播新品貌》，《新闻与传播研究》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