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固然对淳朴的父亲是精神上的痛苦，但最让父亲伤痛的，还是他的植树。
截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整个陕北除南部因同治年间的回汉战争造成的无人区长起几片可怜的次生林外，几乎是单一色的荒山秃岭，俗称“和尚头”。共和国成立几十年来，造林上不知劳了多少民，伤了多少财，据说效果比零还是强了那么一米粒儿。各级政府的统计数字显示这些山岭已被绿化覆盖若干遍了。这时，不知哪一位有识领导提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计划：号召农民在四荒地上（荒山、荒沟、荒坡、荒滩）植树造林，产权归造林者所有，责权利落实到个人，以换取可能出现的绿色植被。当时，我们队上把一些距离远，路又陡，不好送粪担庄稼的山洼地（比之不增长的土地，那个时候，村上人口已增长了很多，所有的崖塌陡洼，都是队上的在耕地）分给社员让栽树。队上几十家人分到地后除父亲外全都抢种了麻子和黑豆。人们对父亲的栽树极尽讽刺讥笑，说谁要真的栽树谁就是真的老憨了，说那树太难栽活，而即便就是栽活，也根本就不可能落住，且不说政府的政策变不变，仅那拦羊的就能把你欺负死。他们套用流行的一句话劝父亲：“念书不如学吹手，种树不如种黑豆。”1946年加入地下党、一辈子对党的话深信不疑的父亲没有理睬那些人的讥讽和嘲笑，默默地开始了他的造林工程，先带着我们在分来的小寺沟后梁骆驼脖子西洼的退耕地栽上了洋槐树。第二年，又把他年轻时就栽树种芋子（苇子）的芋子沟一道沟两面坡近百亩庄稼地承包过来（后国家出面卖给了他），用三四年的拼命，全部退耕，栽了几万钵（棵）树。紧接着，又购买了郭家沟西湾和寺原山安峁后梁，又花了几年功夫，栽种了杏树、枣树、榆树、泡桐树和白杨树、洋槐树等，并领着我们修剪、培植起许多的酸枣、木瓜、椿树等野生树木（将灌木培育成乔木）。
起初，我们都是支持父亲的，一到放假或节假日，都是赶回村去帮他种树、剪树、给树喷药。用了十来年时间，将200来亩的这几块地全部绿化了。小树在风中摇摆着细嫩的枝梢罩住了黄色的地面，各种小鸟也叽叽喳喳互相招呼着往父亲的林子里搬家，父亲的脸上满是笑容。但事实很快证明那些劝阻父亲植树的人是对的，事实终于证明父亲的行动换来的只能是无限的投入和无尽的烦恼。从小树成活之日始，甘谷驿一带十多个放羊人就嬉笑起了：这下又有一块好草地了。父亲在前边栽树，他们在后边放牧，全不管刚成活的小树苗根本抵御不住山羊的啃咬。一片一片的小树栽下地，一片一片的小树被啃死。为此，父亲找当时的人民公社，找后来的乡政府，都没人管。那个很有水平更有气派的书记胳膊一拃，风度很硬力度更硬地训斥父亲：就你老汉的事多！这种烂怂事还来给政府添麻烦！不管！树是你自己栽下的，要管你自己管！你为什么不天天住在树林里照好！无奈，父亲只有一家一家地上门给放羊人说好话，求告他们不要去树林地放牧，仿佛是犯了罪的人去求法官开恩。但这一切全都不起任何作用。放羊的就靠这一块“点心”救他们的命。那些年，不管是陡坡还是窄渠，几乎所有的土地都被生产队挖的种了，后来落实责任制时又分给了各家各户，在商品经济还没有活跃到如今这个程度的年代，没有谁家舍得把土地扔掉，故可供放牧的草地极少。在天旱缺草的年头，他们拿镰刀把树脑子砍下来，有的嫌麻烦，干脆用斧头把树拦腰砍断，让羊啃食仆地的枝叶。人们，包括一些乡镇领导和法院干部，他们认为庄稼地是不能放牧，庄稼地产粮食，但树林地就不同了，哪怕啃死一万钵树也不是个啥。一茬子啃死，父亲再补栽上一茬子。今年的啃完了，只要不是在夏天啃得黑茬了，翌年再憋出一茬嫩枝梢来。如此，二十年过去了，父亲的造林地里，同年栽的地里，有小盆粗的，有碗口粗的，有镰把粗的，还有毛梢子丛，即人们说的“爷爷孙子一搭里长”。山羊对嫩苗和幼树的伤害是毁灭性的，所以国家在后来制定退耕还林政策时首先考虑的就是禁牧，政策最硬的一条就是“封山绿化”。国家的这一条政策是绝对正确的，没有封山，就不可能有后来这么好的绿化效果。
最让父亲想不通的是，1990年，因牲畜违法闯进林地啃死几千钵小树，两家打官司，法庭辩论中，在辩得对方当事人和对方的律师亦不得不认输的情况下，延安市（现宝塔区）人民法院姚店人民法庭在放了很长时间后捎来的判决结果竟然是造林者输毁林者赢。公社那位令人尊敬的书记讥笑父亲，说：老汉，你服不服？你以为国家出来个《森林保护法》你就有了依靠了？就有了保护了？实话给你说，你就是依靠那个什么树林保护法把官司打赢了，我们公社也有办法让你输！其内究竟是什么因素让这位书记和法官如此做，父亲说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其实，我们也都想不通。那盖着红章大印的神圣的《判决书》是在法庭辩论结束进入庭审程序几个月后让一个走路的顺路捎来的。当时，看到为造林绿化付出那么多心血，几乎把老命送在那道沟里的父亲痛苦成那个样子，实在想不通的我曾斗胆去找过时任延安市（后来的宝塔区）市委书记马福雄和市长周万龙，陈述了情况后问他们造起的这片林子是该继续保护还是撂下不要管了？抑或是如老百姓们气不过说的一把火烧了算了？两位领导的政策意识很强，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对延安市法院姚店法庭判决的不解和愤慨。尤其周市长，非常气愤，当即拍案而起，说为什么咱们多年栽树没有树，多年造林不见林，这就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木已成舟，他们也没办法挽回局面。对着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得意扬扬的法官，父亲哭笑不得，不得不承认那些不栽树人的先见之明和自己的愚笨轻信。再后来，甘谷驿发展起了大棚菜，种菜人拉着架子车，一车一车地把拇指粗的小树茬根砍断，拉回去给豆角、黄瓜和西红柿当支架，父亲挡在树林地里甚至拉到公社院子也无人理踩，更无人处理。无奈，七八十岁，本来就有严重的腰腿痛的父亲只得拖着病体一天天地步行去十里外的林地里照树，饿了咬一口冷干粮，渴了，喝一口冷河水。有时天黑了，或盗伐严重的季节，就带着铺盖在树林里凑合过夜。如此多年，父亲落下了肠胃病，后来发展成癌症，不得不到西安去做了大手术。
种树几十年的老父亲
乘凉
（ 搜集、查访于1990年冬至2003年春。2002年冬动笔整理,全文写完于2003年正月二十深夜。编发时有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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