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说我们这一门头。据大达说，我们这一门头，也曾有过好过的时光，在甘谷驿街上房产地产都占上风。因连着几代的先人吃洋烟，不做事，把“坐吃山空”这个哲学命题演绎得淋漓尽致。父亲的爷爷和老爷的主要工作是躺在炕上吃洋烟，吃不开时爬起来走到街上卖地方。上世纪初洋人来修的洋堂院及甘谷驿下城大片的宅基地就是早先从他们手上卖出去的。到老爷手上，大概能拿出去卖的东西已不多了，他从炕上爬起来卖的，已是从窑里和院里撬起的砖。大达说，老爷卖的最后一件东西是灶台上拔起的一口铁锅，那铁锅底子上钉满了补漏的铜钉。他拿着铁锅大步流星往街上走，快到街上时碰到家门里一个叫苏栓的把他拦住狠狠地砸了一砖，说：“你这个莫志气的！连那些娘母子一口煎水（开水）也不叫喝了！”满脸羞惭的老爷手一软，铁锅掉在了地上。大达说六七十年代，他回甘谷驿时，那个铁锅爷爷还在用着。爷爷逝世后，那被岁月磨得薄得不能再薄的小铁锅被人们丢弃了。我从新疆戍边归乡后，曾费了许多力气寻找，但怎么也找不回当年以一口热汤挽救了老奶奶和爷爷、老姑的生命以及在漫长的岁月里给父亲兄弟三人以生命滋养的这件传家宝了。
老爷（苏久？）和他的父亲一样，都是年轻早亡。老爷三十二岁便一病不起，撒手而去，丢下二十多岁的老奶奶带着九岁的爷爷和七岁的大老姑苦熬日月。街上人见孤儿寡母日子太难，便介绍老奶奶带着爷爷和老姑“后走”（改嫁）到距甘谷驿街五里路的下财沟，与姓史的一单身男子成了家。 在下财沟，老奶奶和爷爷、老姑过了十几年安稳的日子。史姓老爷人勤快，苦水好，有田产，有宅院，不缺粮，一家人过上了较为殷实的光景。 老奶奶到下财沟后生了一个女儿，即我们称为二老姑的。二老姑的出生，给史姓老爷和老奶奶的生活带来了光亮和幸福。爷爷和大老姑有了相伴的妹妹，更是高兴。大达说他还依稀记得二老姑个子高高的，常撵着爷爷“哥！哥”地喊，对他特别亲。不幸的是二老姑很年轻便夭亡了。二老姑十六岁上出嫁到甘谷驿前川向东北延川方向拐进一里路的西沟门村，十九岁上小产后因病亡故，撂下了她放不下心的三岁的儿子“过关儿”，把无尽的痛苦和伤心留给了视她如命的两个老人和亲她爱她疼她的哥哥姐姐。大达说他还清楚地记得二老姑病后坐在炕上眼窝扑腾扑腾地看他。二老姑病逝后埋在西沟门靠寺原山的一条窄沟渠里。乡俗小口（年小者夭折的）去世后不能埋在明亮高阔的好风水处。 唯一亲生女儿的突然死别，给史姓老爷的打击是非常惨重的，老奶奶也如同被揪走了心。大达说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二老姑长叶叶地停在地下，两个老人把他和父亲推到门外，在窑里放声痛哭的情景。埋葬了心爱的女儿后，他们把对女儿的思念和爱全放在对外孙子的亲上，要命地疼爱他。老奶奶用眼泪和着无数个昼夜抚育起来的“过关儿”长大后并未如人意，在走向成人的生命关卡上终未能过了关。听大达说，因老奶奶对他格外疼爱，这位我们的姑舅阿叔缺了严格的管教和受苦的历练，长到十几岁后，他不好好受苦，爱外头跑，爱买的吃，甚至参与街上年轻人们的小耍赌，常常在甘谷驿街上赊下饭账或欠下赌债，食堂的人和赌钱的人撵来时，他便躲得跑了。他的这种表现与勤快、下苦，发愤要振兴家业的大达和父亲显然已过不到一起了。父亲说，为了促他警醒，给他分了些米，住一个窑里另灶吃。但他米缸里的米永远也吃不完，老奶奶每隔几天揭开缸盖看一回，每见米不多了，便把这边的米给他匀些过去。1946年春，十八虚岁的他懂事了，说要收心务正争气，不跟街上的年轻人们耍了，决定跟西街的张汉年去甘泉劳山梢沟里掏荒地伙种地。当苦受了一整个春夏，种下的庄稼果实累累待收割时，苦命的少年在异乡荒沟患上了乡人最害怕的人人要患一回的恶疾（乡人谓之“出花儿”，现在医学上好像称“水痘”还是“麻疹”），无人照料，又只能接触这种病最害怕最忌讳的凉水（老人们说发烧时要睡在热炕上吃喝热汤热水，让在发烧中把“花儿”散出来。而凉水一击或受一受凉，还未出来的“花儿”便缩回去了，人也基本上就完了），更谈不上治疗，年轻轻的生命葬送在那荒凉的孤沟里。收了丰收果实的张汉年将他放在一孔烂窑里掏下窑面子上的土草草封了窑口，便算将他埋葬了。从三岁把他拉扯大的老奶奶痛碎了心，哭干了泪，要张汉年把过关叔的遗体拉回来，但张家推着不管。他的四处游逛的父亲许多时日后来老奶奶家得知后赶到甘泉梢林里去把垒尸体的山窑扒开照了一眼，一场揪心的哭号后，弃孩子于那荒山野沟，从此阴阳两隔，不再提起。 二老姑夫本是个莫本事人，在二老姑病逝和过关叔离世后更是变得一蹶不振，莫了个人的光景，成了不务正业之人，长年在外边跑，或给亲戚做活，或给旁人揽工。常跑到老奶奶家住下吃。这位不争气的老姑夫我依稀能记得他，常来我们家，心地善良的父母尽可能地招呼他吃住。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文革”“武斗”时，他在甘谷驿街上刮碱土熬硝，卖给石匠造火药，常年笼着个脏毛巾，脸颊肿囊囊的，那个时期稍后外出失踪。 其实，这位二老姑夫也是个命苦到家的可怜人。他本是山东一家人的宝贝蛋蛋，三岁上被人贩子千里路上拐卖到陕西省延长县甘谷驿乡西沟门村，做了罗家的儿子。他一辈子不知道家在何方，生身父母为何人，又青年丧妻，中年丧子，老年穷困无依，四处流落，终至不归。现在，谁也不知道他倒在了哪里。他名叫罗宁桂。 大老姑的命运要比二老姑好得多。她嫁到离下财沟十里路的刘家沟后生下了刘华叔和正英姑。刘华叔高大英俊，言语斯文，也是一个老革命，他曾用名刘正贵。由于光景尚可，他在幼年受到了文化教育，成了稀有的文化人。他1939年在甘谷驿史家沟红军小学加入了共青团和共产党，1943年在史家沟乡政府做文书，两年后到乌羊区政府丈量土地。1946年胡宗南军队进犯时，他在甘谷驿转移粮食，被进攻延长县的胡军赶到东河畔，次年胡军退下去后回到乌羊区任团委书记。1950年调延安县委组织部，1951年调县工会，1961年任延安地区工会副主席。1964年去北京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学习毛泽东思想训练班”受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接见。家中悬挂的与毛主席等的合影好叫幼时的我们羡慕。七十年代初患很严重的肝硬化腹水病住在我家治疗，经老城老中医张振华先生治疗后彻底痊愈。因我那时狂热地迷上了国际政治（当时并不懂这个词），常常跑到小学校长那儿偷看《参考消息》，自以为对当时的国际形势还算了解，看得也得较透，有自己的思想，也会分析一点，不苟同同学们喊叫的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必打无疑，马上就打，一开战即为核战争等无知言论，耐心地给他们讲大国间相互存在核威慑，无人敢轻易发动战争，而大国之间不开战，所谓的“世界大战”便不可能打起来的道理，被理屈词穷但汉大力强的高年级后生们和穿得好吃得好的同学们讥讽挖苦。但刘华叔认同我，我与他在许多问题上有共同语言，故叔侄俩拉话较多，算作亲戚中的忘年之交吧。他1971年恢复工作后先在蟠龙地段医院任院长，后在“八一”敬老院院长兼书记职位上退休，享受正县级待遇。2023年10月4日（农历八月二十）凌晨4时26分因病逝世于延安家中，享年101岁。逝前身体健康，思维敏捷，生活能自理，在几个孩子的精心照顾下，过得很幸福）。其妻即我们的阿婶叫李桂民，记得很利索，能干，做红烧肉更是一绝，绝到再肥的肉经她做出，肯定香而不腻，油脂都跑掉了。医生们说这种红烧肉吃多少都没事，对身体不但无害而且有益。有了桂民阿婶的这一本事，刘华叔吃了一辈子红烧肉，每天吃一碗大片子烧肉，一天没有都不行。她的娘家在甘谷驿大河对岸的代家沟。她病逝于2004年农历四月初七，享年82岁。 刘华叔身下有延玲一女和旭峰、旭东二子。延玲姐在延安地区人民医院药房工作，已退休。旭峰两口子皆在长庆油田工作，也已退休。旭东弟在宝塔区人民医院工作，人品好，威信高，尤待人热情，对城乡来求医的亲戚们跑前跑后，费心费力，无微不至。亲戚家有红白事总要赶去帮忙，在亲戚中拥有一份好乡信。2015年冬，父亲逝世后，旭东陪我们兄弟守灵七天七夜，让我非常感动，心里常记着他，平时与他交流多，共同语言多，是能拉在一起的好兄弟。我们都是一般人，于这个世界，没什么大的贡献，但我们可以无愧地说，在老人面前，我们都是让他们满意的孝子。2023年7月4日（农历五月十七）他因患胰腺炎去世，享年63岁，走的太早了，让人非常痛心。他生于1960年。 正英姑嫁到刘家沟村后沟红眼疙筒翻山过去的乌羊川胡家河。姑父名胡千，生有世海世民二子并牡莲一女。正英姑于1993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晨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因当时不知，未能前往扶她上山，心中甚是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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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右一为刘华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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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右一为刘华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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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7月23日，时任延安地区工会副主席的刘华叔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县工会主席训练班培训，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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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社教”时的刘华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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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甘谷驿照相馆合影。中间站立者为大老姑苏氏，左边立者为刘正英姑，右边立者为阿婶李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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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五一节，101岁的刘华叔在延安新城吾悦广场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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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家历二月十三，百岁大寿的刘华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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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弟刘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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