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此生爱歌，已是无可改悔的宿命了。但对于歌坛，我却无些许贡献。尽管，天赋的乐感和中学时校乐队的自学，使我可以把第一次观看的电影电视上的插曲或主题音乐基本无误地记录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延安师范读书时我所参加的延安地区文艺汇演男声四重唱曾获演唱一等奖，但却未尝试着去做一首歌，因为我总觉得那是专家们才能做成的事；尽管上学时作的歌词就曾在《上海青年报》发表,被许多艺术家看好并获当时延安地区民歌创作大奖赛歌词一等奖，但经我们当地的作曲家谱曲、歌唱家演唱后，竟然连十里路外也没传出去。从此，便断了我想在歌坛有所作为的想法。上世纪的九十年代中，当我陪《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朋友在延安采访，一次偶然的联欢中，他们听了我被逼无奈唱的《三套车》《小路》及一首歌唱故乡春天和父兄、初恋的歌后，几个人拥过来握着我的手说，如此好的条件，特别是对歌词的理解和感情的处理能达到这么高的程度，为什么从小不学音乐呢？为什么不在这上面好好用功呢

        对他们夸张般的话语，我苦笑一下，未作回答。他们哪里知道，当他们穿着干净的少先队服在北京少年文化宫伴着风琴和黑管演唱时，我黑瘦弱小的身躯正背着一捆比我大得多的柴在陕北的悬崖畔上一步一挪地往山下走。

    还有，饥饿的肚子；

    还有，布满道道血痕的手臂……

  但是歌曲，对我，她的确是魅力无穷的。印象最早最深的一首歌，是在故乡的田野上听的一首歌。那天，一位高年级同学在家乡的小路上边走走边唱道

        在物质、文化生活都陷入饥饿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正在姚店中学上高中。我与胡向东等几个爱好文学、音乐的学校乐队的同学，拿着好不容易才借到的一本《外国民歌三百首》，每天下晚自习后，关紧教室门窗，点着蜡烛，神秘、紧张，又十分感动、幸福地低声哼唱俄罗斯民歌。记得当时唱得最多的是《三套车》《白桦林》《灯光》《小路》《喀秋莎》《山楂树》《红梅花儿开》和《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等，优美的歌曲给我们这些整天衣衫褴褛、饥肠轱辘的农家孩子开启了一扇偷窥世界的神奇的窗口。透过这扇窗口，我们望到世界竟是那样的多姿多彩，那样的美好迷人！通过这扇窗口，我们望到，在冰雪覆盖的伏尔加河上，一个赶车的青年正在忧伤地唱着他那将要被财主买去的老马，为今后苦难在等着它的凄凉命运而伤心悲叹；望见在梨花开遍天涯的时候，一位美丽的姑娘望着远方，深情地歌唱她的爱情；望见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有位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他们黑夜里告别，在那台阶前。透过淡淡的薄雾，青年看见，在那姑娘的窗前，还闪亮着灯光……”；第一次发现，歌曲，竟然把残酷的战争和温柔的爱情表现得如此和谐，如此美好！……

        中学毕业借到渴盼多年的《静静的顿河》后，厚厚四卷本的书，我几个晚上就读完还给了主人，但第一卷扉页上的“哥萨克古歌”却盘踞在我心中几十年不去。我怎么也想不通，世界上竟然会有这么好的歌词！它把酷爱自由，靠骏马和刀剑、用生命和鲜血生存的哥萨克人对土地和顿河的浓烈感情表现得那样的震撼人心！不知有多少日子，在干完繁重的农活后，十七岁的我一人坐在无人的河边默默地吟诵、品味着这首歌（无曲谱）：

 阿哥，

        还有一首歌，在我心灵中占据的位置也很重要，它就是歌唱造反起义的英雄的颂歌《嘎达梅林》。八十年代中，刚从延安师范毕业分到枣园职业高中任团委书记的我同时兼办公室主任，其实是学校行政杂务。当前任抱来一摞旧唱片交接时，我一眼就盯在了这张唱片上，尽管这是一盘交响乐，不是歌曲，但我神往它已多年了，因为童年时读一部反映草原人民斗争的小说时，那歌词已刻印在我的心灵深处：

    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啊，

     不落长江不呀不起飞; 

     造反起义的嘎达梅林啊，

     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那时的我，根本就不可能买得起录音机之类的奢侈品。于是，每天下午放学之后，我便在大喇叭上反复播放这首曲子。常常是把唱针搭在唱片上后，我走到校门外的原野上一个人站着听。好在对别人，那只是一个单位活力的象征，是当时一种普遍要求的必做的事，除我之外，没有谁会去认真听那些乐曲，故也没人提出意见。乐曲的那种苍凉雄浑，那种慷慨悲壮，那种惋惜慨叹，叫人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而这种难受又是一种极为难得的高尚的享受。我历来认为，文学艺术，它就应该是崇高的，是美好的，是培养一个正义的生命、塑造一颗正直的灵魂的最重要的精神营养之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文艺的复苏，密林群鸟欢鸣般的歌儿仿佛一夜间便飞满了世界。应该说，在那个文艺的春天，我们压抑了多年、积蓄了太多的情感的艺术家们或出于对经历过的苦难的倾诉，或出于对走出阴暗世界的庆幸，或出于对洒满阳光的新时代的热爱，或出于对久蓄的能量的宣泄，一下子创作出了那么多的优秀的歌曲。那个时候，好像走到哪里人们都在唱歌，都在倾诉，而且都是那样的真挚、真诚。那个时期，好的歌曲的确是太多了。作为在山沟里劳作的农人，我所能接触到的，肯定是比城里人少多了。但由于对艺术的热爱和对国家文艺复兴的关心，真正的好歌我觉得我没有错过几首。印象较深的有《在我童年的时候》《乡恋》《月亮之歌》等。写到此，我又要提一句影视。我以为，歌曲和影视，是一对不可分离的孪生姊妹。在举办大型商业晚会尚未形成高潮之前,歌曲的这块土地上,歌曲为影视增加了感染力,使它更具有打动人的力量；影视为歌曲提供了翅膀，使它可以在一夜间飞遍大江南北。《在我童年的时候》把电影《小街》中一对年轻人在那个年代的苍凉辛酸的遭遇，及他们进入新生活后的迷惘失落渲染得令每个观者怅惘不已。通过纯洁透明美好爱情的破灭来表现现实，编者是够残忍的了。它的旋律伤感哀郁，它的歌词与现实形成巨大反差。在红色运动中遭受苦难的一对恋人,丢失了用生命相爱的女友的主人公心内充满忧伤和哀痛，但那唱过来唱过去的歌词却是相反：

    它的旋律，它的歌词，在那个年代，是一度流行的青春通行证。我觉得它是对整整一代在荒谬的年代丢失了青春和爱情的年轻生命的哀婉咏叹，是一个时代的挽歌。唱歌的人都是用眼泪和心灵在唱。进入九十年代的《渴望》和《好人一生平安》这两首歌，现如今人们可能已听烦了，更不新潮了，但它们在当时的那种轰动效应却是破纪录的。那些优美如诉的旋律，那些优美如诉的词语，加上歌者那纯朴、宽厚、温柔的女中音，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为饱经创伤的一代人安抚灵魂的作用。

   八十年代初中越反击战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有一首歌曲非常感人。歌词纯朴如小儿在睡梦中对母亲发出的呓语，曲谱优美如远方孩儿对母亲的诉说。但由于它的背景是激战后静下来的战场，是一弯黄色的月亮映衬着的经过战火洗礼的山峰，是抱着吉他给母亲唱歌的年轻的战士和聆听的战友，以及卧在战士身边，同样静静地聆听的战场上的一只狗，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冲击力，打动了无数颗关心着南疆风云的心灵。我记得，第一段歌词是：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能打动灵魂，能使心灵为之颤动的好歌，我听到的很少。这当然不是说没有“引起轰动的歌”，君不见在那些转播或直播的商业演出中,场面居然是那样的狂热，但我怎么也找不到他们为之疯狂的原因之所在。那几个被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老学生们捧为“星”的老眉茬眼的“天王”和“天后”们过来过去地贩卖着那几首被他们唱了几十年，赚取了青年们无数眼泪和钞票的陈旧的歌子，在台上忸怩做作，丑态百出。尽管在利益面前丧失了良知的媒体不惜版面不顾脸面地与经纪人一同阴谋着阳谋着煽情的手段，但我从他们的歌中还真是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感觉。我闲下来时也想，原因可能有两种。一种是说，真正的好歌，真正的好歌手确实已很难找了，山中无老虎时，猴子也总得找几只来凑数；另一种是说，也可能是我自己真的落伍了，听不懂歌了。但在这个荒凉寂寞的年月，一首关于国人在海外谋生丢失了爱情的歌蓦地扑入了人们的心怀！出于为剧中制造特定的情境，这首歌的曲子尽可能地想表现些“异域风格”，但它的词却一下子打动了那么多人的心灵：

         九十年代歌界最令人痛心的是李娜的离去。读者朋友大概也已注意到在我的文章里，是第一次提到一个歌手的名字 。我不是一个慕“星”者，更不是一个“追星族”。我所从事的工作，曾无数次地接待和安排那些“大腕”和“星”们的活动，他们与我相处得也很好。我没感到他们有与常人不同的地方。当人们趋之若鹜地与他们合影时，我都走开了。我尊重这世界上任何一个生命，但要我去“崇拜”一个人，恐怕是一件非常难的事。至今，我说不出任何一个歌手的有关情况。留在心底的记忆全是歌曲本身。至于哪首歌是谁做的词，谁谱的曲，是哪一位歌者唱的，则根本没用过心思。之所以记住了李娜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首歌唱出了一种境界，一种属于西藏和佛教的境界，一种属于崇高和庄严的境界，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超凡脱俗的境界。它具有一种净化心灵和再造灵魂的力量。透过声音，你眼前出现的是空旷、辽远、巍峨、大气；你心内感受到的是纯净、虔诚、庄严、崇高；你听到的不是歌声，是天籁之音。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很大一部分来自歌手的再创作，来自歌手本身,来自她的生命感悟和情感倾诉。是歌手的心灵告白和情感剖露。其他的歌，风格相近的歌手们都能去唱。但这首歌不能。除李娜之外，谁也唱不出它的境界,谁也唱不出它的灵魂。我始终认为，是那个远离了红尘，给被她感动了的无数双眼睛留下一个飘逸的背影的圣者成全了这首歌。在用心灵和生命把这首歌唱出后，歌者她，永远地走入了她自已也被征服了的那个境界，那个庄严、圣洁的《青藏高原》。她不会再走出来了。红尘的功名利禄对她已没有了任何的诱惑力。她本身已化成了那座巍峨庄严的青藏高原。现在，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不再听这首歌了（到藏区也是这样）。尽管出于各种目的，八方的组织者们常常安排人唱这首歌，尽管我们那些可怜的“新秀”们一直在不停地声嘶力竭地模仿她。每听一次，我的心灵上都有一种被侵犯的感觉。我没有资格阻止他们唱，但有权力心痛。我心痛的是，那歌声，它永远不可能再回来了。因为那不是歌，是我刚才说过的“天籁之音”。而天籁之声是不会常有的。这首歌是幸运的，它因李娜而成为圣歌。李娜是幸运的，她因这首歌而成为“圣女”。仅就这首歌，李娜在人们心中获得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称号。我以为，她受之无愧。

  大家可能都还记得1999年澳门临回归时的那些日子吧，大概还都没忘记那个小女孩唱出的带有浓郁的潮汕腔调的《七子之歌·澳门》吧?当时，那稚嫩的童声唱出多少国人和海内外同胞的眼泪啊。七十年前，面对被列强们切割分食的香港、澳门、台湾、威海卫等七处领土，即被闻一多先生喻作祖国母亲的七个孩子，先生蘸着泪水写出了《七子之歌》。在七十年之后，即在澳门回归之前夜，由我们一位作曲家流着泪一夜间谱写了曲子，揪心的词，裂肺的曲，它是那样有力地洞穿了国人的心脏，令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心为之痛，泪为之倾。十几年后，我还能清晰地听到那被强盗掳走的孩子哀伤的哭泣和悲切的呼唤：

   写到这里，我无法平息胸腔的起伏，不惧文长惹人嫌讥，我还要给朋友们说说另一首歌对一个生命的终身征服。这就是用全民族血肉和灵魂谱写的《义勇军之歌》。时至今日，我已记不起我是在几岁时接触这首歌的，只记得那个清冷的早晨，小学低年级读书的我跟着高年级同学站在乡村小学简陋的院子第一次参加升国旗仪式时，如聚然卷起狂风暴雪，那当时听来那么奇怪的旋律和那么吓人的歌词猛地扑入破烂的衣衫，冲撞着瘦小孱弱的身体，冰冷和强力使生命本能地产生了力量。“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初时是真的不理解，怎么好好的中华民族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怎么我们唱歌的人就成了“不愿做奴隶的人”，我们是奴隶吗？为什么要用血肉去筑长城？是战争还没结束，要我们这些孩子“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吗？只记得当时，心灵受到的冲击是非常的强烈。那个早晨的记忆，几十年来，一直没有淡忘。我怎么也想不通，对于记性特别差的我，它究竟是用什么实行了永久的占领。

   它们永远回响在我的心灵深处。

（图片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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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12月5日深夜于延安高家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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