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在市委副书记忽培元同志的领导下（包村领导），我正在北方大山里一个偏远的山村扶贫攻坚，带着上百号村民修路拉电打坝栽树修梯田挖水窖。某一天，大姐来电话告诉我79岁的父亲身体表现出明显的不适。正好我在油灯下翻阅村民们从乡政府捎回来的一摞子两月前的《陕西日报》，偶然读到一篇文章《癌症的十大前兆》，我估计有了问题。因当时村上要做的活太多，好容易费尽力气把劳力从子州榆林子长延安动员回来一部分（义务劳动，无工资），确实不敢松动，不敢离开，便电话嘱三弟和三妹夫陪父亲去西安大医院检查。如我的担心，查出的结果就是患上了直肠癌。其后，我们兄弟姊妹陪他到西安交大一附院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恢复得也很好。化疗结束后，在延安养病的日子里，一辈子在山里忙受苦几乎没出过几回门的父亲，未让我们知道，以到楼下和桥头公园散步的名义，一个人步行走遍了延安城，看遍了延安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巷子甚至城周围的每一道山沟，包括市场沟通西沟的隧道和新道路等。父亲每天自己换药，白天坚持锻炼，晚上跟着电视研究彩票，生活得非常规律，精神一直很好。可叹后来又查出了青光眼，在延安市人民医院眼科做手术后没多少时间视力急剧下降。过了两三年，几乎完全看不见了，便没法锻炼了，甚至一般的活动都成了问题，身体，自然也跨了。
父亲生命最后的五六年，是在病床上度过的。每天晚上，父亲卧室的灯一直亮着，不是他还能看见，是他受不了没停歇的黑暗，需要有光的感觉。
那几年，兄弟姐妹们都竭心尽力去照顾父亲，故父亲没受罪，我们的心里没留下遗憾，算是陕北人念叨的“顺情老人”了。那几年，退休的大姐和不上班的二弟媳承担了主要的照顾任务，她们尽心尽力，照顾的非常好，替我们其他上班或在商场上打拼的姊妹们减轻了负担。父亲在病床上躺了五六年，身体和衣服、房间都很干净，闻不到一点病房的味道，翻身困难的他未得过褥疮。2015年12月15日（农历十一月初五）晚8时10分，父亲因感冒引起的肺炎逝于延安大学心血管医院重症监护室（其实是瘫痪数年无法下床活动，也无力气咳嗽，感冒时肺里的痰喀不出来。寻常人的一个普通感冒，在他身上便很严重，直至把人拿倒），享年93岁。当时，除了在西安的三弟，我们兄弟姊妹七个都在延安，但父亲的最后时刻我们却都不在身边。当天16时——16时30分，在允许看望的半个小时内我进重症监护室看了父亲，看见他呼吸较平稳，心里很高兴，宽慰父亲不要着急，好好接受治疗，病很快就会好了。因喉咙插着吸痰的肺管没法说话，父亲使劲地眨着眼睛，但我当时就没能理解这是父亲感觉要走了有话要说，这也成了我多年心中的痛。在这里给朋友们说一句心里话：对有风险的高龄病人，最好不要让进重症监护室，因进去就意味着可能永别了。不，很大的可能连个最后行孝和道别的机会也没有了。当医院通知家属时，十有八九，人已经走了。
父亲逝世后，对这位70年党龄的老党员，甘谷驿镇党委和东镇村党支部给予了高度重视。镇村两级党组织在延安陵园广场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对父亲的革命历史做了详尽的介绍和极高的评价。闻讯后，社会各界和那么多的亲戚朋友从远路赶来给这位老党员和平凡的老人敬献花圈、花篮和挽联表达敬意（延安风俗是白事不请）。先后有一千多人吊唁了父亲。扶父亲上山的那天凌晨，天还不亮，就有很多朋友赶来送父亲最后一程。我村的北京知青们集体发来唁电，对父亲的品格和为人做了极高的评价。父亲的丧事办得庄严隆重。作为一个农民，父亲极尽哀荣。
父亲是一个胸怀很大、韧性很强的人。仅凭承包四座山梁和河沟坚持三十多年植树近十万株，仅凭在政策明确后明知无限度投入却不会有回报仍然拖着病体坚持不懈补栽保护树林，他就是一个值得我们仰望的存在。父亲是一个大情怀、大格局、大气魄的人。我对父亲的崇拜是发自内心的。故在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作为长子的我代表家族致答谢辞时说：父亲是一个拥有大情怀和大境界的人。在这一点上，我们永远达不到他的高度。
与父亲的长寿相比，母亲走得太早了！她走时，才仅仅七十五虚岁。母亲逝于2003年11月17日（农历十月二十四）凌晨一时多。
母亲走的时候，来的亲戚朋友也很多。当时，父亲给我说，怕来的人太多，你想办法控制一下，尤其你母亲的娘家那边，估计要来的人会很多，早点做个限制，给他们说明只请你舅舅那辈的，你们姑舅和以下辈份的就要不请了（乡俗娘家人必须由孝子上门磕头请到）。但未料到，尽管提前给他们说了，但我们这辈和下一辈的都来了。在过去那个艰难的岁月，母亲用她的慷慨大度和热忱热心尽最大可能地帮助了几乎每一个来我们家寻求帮助的人，故她在娘家外家那边，拥有很高的威信。主动来戴孝（hao)的人突破了百人。山下村子的人都说：这个老婆婆好福气，戴孝的孝子白花花跪了半架山。母亲名高风兰。
遵父母的遗愿，我在邻近延安城的大山里给他们寻了一处吉壤，修了陵，让他们长眠在距延安城较近的地方。每年过年、清明、八月十五和十月一这几个陕北传统祭祀日子，我们这些做儿女的都要带着孩子们去山上烧纸（祭祀）。这几个日子对我们这个家族，就是庄严隆重的节日。只要在延安的，人人都争着抢着去山上烧纸。我想，这也许是他们嘱咐想歇息在近点地方的愿望所在吧。
在民俗可以动土的清明节，每年祭祀后，上坟烧纸的成员们全部参加劳动。男的栽树，除草，给树下挖积雨坑，修补上山小路；女的烧茶，烤馍馍，做服务。在不能动土的其它节令，烧完纸后，只要不是很忙，祭祀结束后，我们也不急着下山，也是在山上煮茶烤馍吃喝拉话。我之所以和妻子给山上扛了一块大瓷砖支了一个简易茶桌，心思就是在山上烧纸时多陪他们一会儿。在那个时候，我宁愿相信，灵魂是不灭的。我相信他们的在天之灵能看见儿孙们来祭奠他们，能看见儿孙们来给他们的陵前栽树；相信他们会看到孩子们聚在他们身边喝茶吃馍拉话，相信他们会为之高兴。
与长寿的父亲相比，我们给母亲尽的孝太少了。2000年代初，读了《陕北1947》书的父亲提出想去看看那里。抽了一个星期日，我陪他乘车从安塞县镰刀湾乡攀上高山，路过靖边县天赐湾乡，转好几十公里的山梁去看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在转战时期带领“昆仑纵队”住了一段时间的王家湾。虽然山路狭窄陡峭，急弯多，车速低，400来里路来回走了差不多一天，但父亲一点也不累，一直兴致勃勃地观看着车窗外逶迤而过的山峁沟梁。在该村革命旧居，更是看得非常认真。2004年秋天，我请假陪84岁的父亲走了黄陵、西安、上海、南京等地，陪他瞻仰了黄帝陵，看了高楼林立，街市繁荣的几个省市县城市，乘了动车、飞机、轮船，登了东方明珠塔，俯瞰了繁华的上海，尽可能地让他多看看祖国河山，尽可能地让他多享受一些现代文明的成果。一路上和回来，他的心情非常好。我感觉，父亲的愿望基本上得到了满足。故在父亲的身上，我觉得没留下太多的遗憾。唯一的遗憾是他后来多次提出想去看故宫，但那时候，不仅他已无法走路，眼睛也几乎看不见了。
母亲走得太早，没给我们留下多尽孝的时光，没留下机会让我们陪她出去走走。只记得三妹陪她去过一次佳县白云山。母亲其实是一个很渴望看看外边世界的老人。她性格开朗，为人善良，待人厚道，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与人处好。几次病重住院，与同病房的病友们便处成了很好的亲戚般的关系，与她们多年保持着往来。身体好的那些年，只要进城，她总要去看看那些病友。作为城里人的她们，也到村上来看望母亲。母亲身体好的时候，一是她没明没黑地操磨光景。为了给孩子们减轻负担，她和父亲在甘谷驿教堂对面二弟的窑洞前盖了一间大房子，经营着一个小商店，还种着村上分下的所有土地，而且还给山上背粪，我们根本阻拦不住，她其实忙得哪里也去不了。二是我那些年仿佛从早到晚忙工作，真的是感觉一点空闲时间也没有。三是那时的工资太低，负担又重，区区几十块薪水，还真的是出不起远门。故在母亲身上，留下的遗憾太多了。每每想起，心里就特别难受。母亲走了两年的忌日，我写纪念母亲的文章《母亲逝世二周年祭》时，数次因泪水涌流无法写下去。
母亲走了的那几年，经常在梦中见到母亲，醒来后泪湿衾枕，心里疼痛，唯一的办法是披衣起来走到阳台上去抽烟。好些个星期天和大小长假，我独自一人驾车到周边的山谷和密林里去，在远离人迹的地方，把车停下，长时间地倾听偶然在一个场合听到的一首唱给母亲的歌，那是蒙古族歌手呼斯楞唱的《风中的额吉》。我觉得，那些歌词，就是写给我的母亲的；那些如泣如诉的旋律，就是我的心灵哭泣。多次，在孤寂无人的深山里，坐在车上，数遍数十遍地听着这首歌，泪水在我的脸上无声地流着，伴着这首唱给母亲的歌：
秋风萧瑟荒野漫漫，
成群大雁结伴向南。
我心思念北方草原，
风中的母亲身影孤单。
路途遥远万水千山，
隔离不断我的思念。
相聚时难别离亦难，
我用深情将你呼唤。
额吉，风中的额吉，
在时光中慢慢老去。
时常在梦里我看到您，
眼中思念的泪滴。
路途遥远万水千山，
隔离不断我的思念。
相聚时难别离亦难，
我用深情将您呼唤。
额吉，风中的额吉，
在时光中漫漫老去。
时常在梦里我看到您，
眼中思念的泪滴。
额吉，风中的额吉，
让我擦去您的泪滴。
时常在梦里我看见您，
像从前一样的美丽，
像从前一样的美丽，
像从前一样的美丽……
（全文终）
搜集、查访于1990年冬至2003年春。2002年冬动笔整理,全文写完于2003年正月二十深夜。编发时有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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