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甘谷驿苏家之九 大达：隐蔽战线的英雄和达观通透的人生

      1935年一红，大达就在甘谷驿少先队上做事。1936年后，他已是不脱产的干部，但实际上整天到处跑着办事情，家里事已顾不上了。在那段时间，他在乡上当支部干事，又是个半脱产的游击队员。当时乡政府还是国共两家统一战线的政权结构，与县上一样，各有一个乡政府。大达这个支部干事的主要职责是了解情况，注意国民党政府和其组织的动向。1946年大达到桥儿沟上“地干班”，当年七月解放战争打响，桥儿沟延中成了医院，甘谷驿小学校也成了医院，学生们都成了军事单位上的人，身份自动变为军人。1948年解放后，保安处没让大达回延中，留他搞内线侦察（隐蔽战线）。胡宗南撤退后，暗地里留下一整套组织：党组织、中统、军统都有，工作任务是凝聚人心，提振信心，团结鼓励自己的同志，一定要坚持斗争，等国军打回来恢复政权。大达的工作主要是对付这些人。1950年至1951年，在市场沟口，大达化装成揽工小伙计打入“一贯道”组织，在市场沟河对面的龙湾山上，整天担粪掏地给“一惯道”组织种粮种菜。大达与我拉话时说那个组织的经费很紧缺，连他们这些下属甚至“核心骨干”的基本生活也保障不了，他在山上下苦出力时经常饿得眼前发黑往倒跌。故每有黑地里寻机回到绵土沟公安处偷偷地给领导汇报时（只与处长一人单线联系），处长总是心疼地赶忙让灶房抢时间给做点好吃的，叫饱饱地吃上一顿饭。

       经过“忠心吃苦”的表现，大达升为“一贯道”延安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掌握了“一贯道”的全部机密，想办法拿到了“一贯道”的大印和名单后（大达说他清楚地记得他把名单和大印拿走后，那个“老师母” 急得在瓢泼老雨中从酸枣剌捆子里寻那些东西，手扎的流血），通知组织在“一贯道”密谋暴动前一举破获了这一轰动全省的大案。后组织上担心他暴露后留在延安工作有危险（除几个首脑被处决外，大部分成员教育释放。对于“革命”成功前夕组织被破坏痛心疾首的他们恨死了大达这个“叛徒”和“奸细”。这个案子对大达一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退休回到延安这么多年了，他每次上街或出外都戴着墨镜、戴着草帽，手里攥一把镰刀，走路时随时都在观察前后左右，可见隐蔽战线工作的复杂与危险），派他到宜川县去继续从事他擅长的公安工作。

      1952年4月13日，大达从甘谷驿背一床铺盖走到延安，又走了四天，4月18日到了宜川城。怕对秘密工作造成影响，离延安时不让他穿公安服。到宜川城外，他从铺盖内取出工作服，换上后觉得穿不惯，又脱下换成老百姓衣裳。入城后，这位老资格公安便一直穿着老百姓衣裳工作，几乎没穿过一次标志服，故我在编这期公众号时与四堂弟苏平想了好多办法，居然找不到一张他穿公安服的照片。宜川、黄龙、洛川一带，曾是国民党进攻边区的前哨，驻军多，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苦心经营多年，网线密布，人员众多。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网线并未被破坏，政治案子特别多。黄龙山自古以来又是土匪啸聚之处，全国三分之一的省份都有人在黄龙山居住，大部分有各种政治背景。潜伏的敌特分子伺机暴乱，颠覆政权，经常杀害干部。初去时，大达在侦察部搞政治专案侦查，连着破了几个政治大案后，第二年即任命他为侦查部长。1956年升任副局长，1961年任了局长，后又兼任党委书记。1964年9月至19678年底，任中共宜川县委常委、公安局长、党委书记。“文革”期间被打扩“牛棚”。文革结束后，1978年任公安局党委书记，1980年2月到县纪检委任一年副书记后，于1981年3月被任命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4年8月离休。

         大达说那时敌特案子特别多，哪里一有复杂事，领导就说赶快叫老苏去，说老苏的衣服毛茬茬的，不引人注意，又能吃下苦，又会办案子，其他人去恐怕拿不下来。把身家性命交给这个新生政权的大达，经常一个人潜伏在深山老林里寻线索，查匪踪，有时来不及回去报告怕土匪跑掉，一个人就冲进土匪窝里去了。到宜川不久，他连着破了几个大案，“苏权”这个大名在宜川、黄龙一带百姓中很快传开，以至人人皆知。土匪敌特则对他恨之入骨，这个人办案实在是太厉害了，一听说苏权上了哪个案子，便鞋底抹油，溜之大吉。但这位平生厌恶伪饰，朴素实在，在全省公安系统赫赫有名的破案大王，在省上开会时却常常被挡在人民政府的大门口进不了会场。看来，衣帽取人，还不仅仅是封建衙门的专利。

       大达印象较深的有这么几个案子（时隔多年他竟能一口说出破案的时间和主犯的姓名）。他在宜川破的第一个案子的时间是1953年7月19日晚。当时，他已把这个组织的所有情况摸清，派人去延安汇报并请示下一步的行动。但派去延安送报告的人刚走到临镇，他们便出动破了这个反革命阴谋政治案，八名要犯全部擒获。对敌特案子原则上是要请示上级做决定。突然提前动手是因这些人决定在当月20日开始行动，动手杀宜川城到集义乡一带的干部。这八个人都是河南修武县跑过来的反革命骨干分子，在日伪政权下当过连长、营长和副团长、乡长等。日本投降后他们投了国民党，在国军里又犯下了许多罪恶，带还乡团杀人时一村一村地往过杀，碰到亲戚朋友也不放过，双手都沾满了共产党人和老百姓的鲜血。案子破后河南来人把他们要了回去，除一个叫韩宝荣的排长外，全部杀掉了。第二个案子是1956年破的“替天行道义和军”案，也称“玄义军政委员会”案。此案大达侦破后，因别人对案情不熟审不下来，大达一人完成审问。这个组织已选出主席、副主席，主要在牛家佃、云岩、集义、寿峰一带发展力量，计划是“先攻打古丹州县城，后把队伍拉到黄龙县疙台街抢银行，再发展壮大力量……”还有一个案子大达印象特别深刻，即1958年破的安老神、安老德兄弟俩勾结另外两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的政治案。这四人在合阳县一个乡政府让文书给他们开户口介绍信，文书未给开，他们便连夜摸进乡政府用斧子把文书砍死，又点火把人、枪和房子一同烧成了一把灰疙渣。手段之残忍、性质之恶劣在解放已近十年的共和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给合阳县委书记、县长和公安局长打电话要求限期破案。合阳县着了忙，上了许多力量，逮了很多人，查无证据又把大部分放掉，最后留下四个人押了四年结不了案。大达根据“来历不明”理由查他们时，他们已在宜川的梢沟里给老百姓锯了四年木板。在大达的审问下，他们交代出自己就是做了合阳案子的人。合阳县得到消息，高兴得不得了，当时就上来人把罪犯拉回去，那四个蒙冤四年的人也才得以逃得活命。大达亲手破的政治大案有十几个，刑事案子说他已数不上来了。

       大约是六十年代末，我记得一次大达回甘谷驿看望爷爷和父亲，说他不在宜川干公安了（后来才知道是“靠边”），在“崾险”修铁路。十来岁的我在心里常常为大达担惊受怕。“崾险”在甘谷驿、延长一带指两山之间的一条极窄极险的小道，一二尺宽、数十丈高甚至数百丈高，两边都是刀劈般陡峭的悬崖，甘谷驿延长一带人常在前边加“红崖（nai）（nai字读第二声）”二字，称作“红崖崾险”。我那时想不通，铁路为什么非要修在崾险上？大达长年在崾险上修铁路，那是多危险的事呀！后来长大，才知道当时担心的“崾险”并不是家乡的红崖，而是“耀县”，是距铜川不远的一个县名。父亲和母亲白天在山上刨挖，晚上则不停地唉声叹气说社会光亏好人（像大达那样信仰坚定，纯粹到无一丝杂念的共产党人我还真没见过几个）。母亲说既然有人怀疑大达的“入党”，大达也太老实了，为什么不回甘谷驿叫张家沟的朱三娃和关正新当证明人，大达咋扴入党，咋扴开始参加革命，这些人都是非常清楚的呀。作为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母亲她无法懂得“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只是不停地为大达诉冤、叹气。党性极强，政策性极强的大达，办案水平和工作能力在全省公安战线都是颇有名气的。但由于他老共产党人“呆板固执”的做派，令领导们做些“灵活”“变通”的事都要回避他。自然地，他在公安局长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几年。

       大达一生活的硬气。当公安局长几十年，没有利用职权谋过一丁点私，没有收过人的一丁点钱财。我记得父亲在世时说过这样一件事：某一年，不知是哪个堂弟去大达办公室叫他回家吃饭，偶然不操心带回了一个信封还是几张信纸，在大达家酿成了一场大风暴，险些搁不下。从那以后，几个党兄弟变得非常注意，养成了一个习惯，即没事从不去大达的办公室，有事时偶尔去一次，也从不在大达的办公室拿一丁点甚至单位上不要准备扔掉的小东西。苏平弟说，2018年新疆一个亲戚来延安看望大达，临走时要留下点钱让给大达买点补品。大达执意不收，说心意领了。客人硬放下走了后，大达反复叮咛平弟一定要想办法退还。平弟后来去新疆出差时专门为此事找到亲戚退了钱，再三说明这是大达一生的信条，任何情况下都不收礼金，请务必理解，他也好回去复命。亲戚说理解了，老人家如此刚正确实让人敬佩。1988年苏平弟随宜川县政府组织的考察团去河北、山东考察。到秦皇岛后，该市常务副市长張玉书（曾任宜川县委办公室主任）接待了他们，时任宜川县委组织部长的赵东江介绍他是苏权的儿子时，张玉书非常敬重地对平弟说，噢，我知道，你爸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让我们这些当年一起工作过的年轻干部非常崇敬……

       与政治上的不得志相反的是，婚姻和子女上他的情况特别好。大大到宜川后不久成了家。可能是老天开恩关照这个从小失去母亲、吃了太多苦的人，这次的婚姻给大达带来了一生的幸福。端庄贤淑、持家有方的大妈给大达带来家门的兴旺。大达和大妈生育了四男一女。翠环姐嫁给安塞乔家，夫妻恩爱，光景上好。因大达的革命干部身份和全家的城市户籍，四位堂兄弟均很早即工作，单位也好，现皆在延安。在工商银行延安分行工作的四堂弟苏平人品好，工作出色，善于处人，单位威信很高。不甘平庸的他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年头放弃铁饭碗，应聘担任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延安分公司总经理。因业绩突出，调往西安任太平洋保险公司陕西分公司副总经理。后又被其它保险公司挖去任总经理。苏平心肠好，有孝心，每年过年都来家里看望父亲，让年老的父亲心里高兴，我们兄弟姊妹都很敬重他。大达名苏权，属鸡，民国十年即公元1921年农历九月十七生，今年八十三虚岁，长父亲两岁。

       补记：大达一生活的很通透。苏平弟说，大达临终前几天，就对堂兄弟们说，他该走了，便开始拒绝吃喝，无论怎么劝都咬紧牙关，不配合喂食喂水。他毅然决然要离开深爱的亲人，就是不想让子女们为他受累。他从来不愿意给人添麻烦，包括自己的子女。

      大达1986年就给子女们分了仅有的一点家产。2004年4月19日又写了遗书，把自己的后事安排的清清楚楚，一切从简到不能再简，不给组织和后人添一点麻烦，连上坟祭奠都操心子女后人们山高路远不安全，嘱一年清明去一次即可。

      大达走的那年过年那几天，先是二堂兄和三堂弟回到延安陪大达过年。正月初三四堂弟从西安回到延安接替照顾。因疫情，敬老院仅限一个亲人守在身边。这也是我们兄弟四人多年来唯一的一次没能给他拜成年。大年初一上午，我们去八一敬老院给他拜年时院方不让进大门，没几天后，大达走了，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遗憾，没能最后再见见他，再与他拉拉话。

      大达病逝于2020年正月初七凌晨4时45分。因他已拒食几天，未能吃成年夜饭，四堂弟陪他拉了话并给他洗了脚。翌日凌晨等发现时，他已安祥离去，如熟睡一般，是典型的无疾而终，寿终正寝，是陕北人老年人期望的“好回首”。冬夜天明尚早，平弟给他擦洗了身体，换上老衣，随后通知其他兄弟姐妹和我们两家至亲知。

      大达走了，走的很从容。他一直反对给他过寿。九十大寿时，堂兄弟们一致要给他过寿，大堂兄还写了底蕴深厚的祝寿词。大达提出约法三章：一是仅限直系子孙，二是不磕头，三是不收寿礼。依父之命后堂兄弟们才给大达办了一次简朴的寿宴。在这个事上，其实这几年来，我们兄弟姐妹们心里很不高兴，感觉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但经平弟这么说后，也想开了，他们是尊重老人的意愿。

      三达人有本事，家里光景过得好。他在建国前就当过村干部，建国后又任过村上的支书等职务。在村上，是说大事了小事的乡村能人。他给堂兄弟们每人修下一院地方，打下了较好的生活基础。1995年正月初四半夜，他因患胃癌病逝，刚跨过七十虚岁的门槛。临终人仍很精明，给堂兄弟们交代要过多大的事情，待多少客，备多少软米，压多少糕，把后事全部安排妥。三大叫苏振建。三大身下有世明、世伟、世军三子和世玲、世芳二女，他们的光景过的都好，这一点，可以让三达瞑目了。

      六十年年代的大达和父亲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达和大妈            

大达是我采访最多的老城知情者，他给我讲了很多过去的人和事

与思维敏捷、性格开朗、记忆超强的百岁老人大达的拉话总是让人心情愉悦

  大达在世时，每年正月初一，我们兄弟四人都去给他老人家拜年

前排左二为大达苏权

            二排正中为大达苏权

（搜集、查访于1990年冬至2003年春。2002年冬动笔整理,全文写完于2003年正月二十深夜。编发时有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