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甘谷驿苏家（十）
文摘
文化
2024-09-18 15:20
陕西
爷爷是那种典型的乡村好人，诚实、厚道、正直、爽快，从生到死始终解不下（haibuha)个哄人骗人是怎回事。但是他理不了家，西河子沟有几垧好地，地里有一眼甜水泉，因官家收的粮太重，他连卖带送给了顺义子，但却几年未把过粮手续办好，还是自家扛着粮，常常让延长县上来收粮税的一个黑脸老汉把拉人的铁链子在炕栏上掼得咣咣地响。给人家揽工常是工头，因他不会偷懒，不会耍奸，舍得下苦，更不亏下人，所以，哪家掌柜都喜欢用他，揽工人也一群群地撵他。只要说对事，怎价都行，又仁义又能吃下苦，安排活路有条有理。但一句说不对，就大吵起来，顶死牛不让人。大达和父亲十几岁时，姓史的老爷让爷爷把家领起来，他领不了，一下就吵开了，脾气老大，在炕上跳得把炕板石都踩烂了，谁也不敢说他。与刘家沟大老姑夫伙种地，苗高穗壮，丰收在望时，与大老姑夫吵了一架，便拂袖而去，一棵粮食也莫要。爷爷一气之下领着老奶奶和父亲兄弟三人离开史姓老爷的家门，搬到与下财沟（读音hacaigou)距离不远、现在已连为一村的宋家庄找口破窑扎了家。史姓老爷把前后沟里的土地、囤里的粮食、所有的家产和两眼窑都给了为儿（过继为子）的一家人，即从乌羊川逃荒要饭过来的姓魏的一家人，给自己什么也没留。时隔不久，得了家产的那家人便见不得他了，他两手空空，孑然一身到甘谷驿大河对岸的张家沟寻其兄弟去了。在兄弟家，史姓老爷没命地下苦，一冬天直干得手和胳膊都冻裂了，或是兄弟间长大成人后各有家庭感情自然地淡了还是长大后兄弟间自然分门另户不能在一个家里生活，这位从童年到青年与兄长感情非常深的兄弟，对上门投靠的兄长，仍然还是冷冷淡淡。老奶奶到刘家沟去看女儿即我们的大老姑，大老姑苦口婆心劝说了几天，硬是把老两口又劝说到一块儿。从此，老奶奶和爷爷带着大达和父亲，在张家沟开始了与史姓老爷的艰苦创业。1931年全家搬到张家沟，两年后大达出门给人家扛长工，爷爷也领着父亲给人家当长工。1935年5月30日刘志丹、高岗带红军打开甘谷驿时，光景还是过不起来。再后到1938年，大达18岁、父亲16岁，兄弟两人憋住气一天把一架山的荒地往完掏，撒种、锄耧、收打，农活里头样样行行已都是行家里手。三达有时过沟来砍柴，饿了时跑上硷畔到窑里拿一疙瘩馍馍已不缺。遇上收麦子，也过来帮忙。在史姓老爷的领料下，光景终于过起来了，不愁吃穿了。1940年腊月二十四那天，区政府拔下父亲当兵，大达怕下苦过光景的父亲走了刚刚翻起来的光景再垮下去，便想出个办法让爷爷去顶。他找地方政府说好后让爷爷去顶父亲，但拔下的兵已经走了。父亲说他背着铺盖，走到乌羊区政府，住了一晚上后，第二天又走到川口县政府，那里已聚下好几百人。吃过早饭后在川口县政府院子外开大会，详细内容他已记不清了。散会后，宣布叫新兵换衣裳。一个领导讲话动员后，两个当兵的把一个年轻人拉到崖畔上一枪打死从崖上推下去，会场上的人宣布这是一个开小差跑回家的逃兵。这是还未来及换衣裳的父亲们受到的第一场新兵教育。这时，照见谭家湾的杨生昌领着爷爷从上院子下来了。杨干部走到队伍跟前，一把把父亲从队伍里拉出来，又一把把爷爷推进去。父亲说，他当时站着不走，心想怎能叫快五十的老人顶替十几岁的年轻人去呢？再说父亲当时已算是有文化的人了，也想出去在队伍上闯一闯。爷爷在队伍里朝他做手势让他站远一点儿。转眼，爷爷身上的老百姓衣裳换成了八路军衣裳。这时，延安城里下来一群由十三四岁娃娃组成的秧歌队来迎，新兵们跟在秧歌队后面走了。父亲刚刚开始的军人生涯就这样奇迹般地结束了。当时他身上没钱，又从未出过门认不得路，便跟在新兵队伍的后面走。走到二十里铺稍上一点，碰上一群赶着牲灵的吆脚人，爷爷问那些吆脚的去哪里？脚队说走甘谷驿哩，爷爷把父亲推了一把说，你就跟上他们走。父亲跟上这些吆牲灵的，当晚走到李家渠下边拐弯处几眼烂窑开办的饭馆里住了一黑了，第二天一个人走回甘谷驿张家沟。 第二次从军的爷爷连夜赶到了枣园。爷爷说头一年很苦，白天吃点儿小米糊糊，黑了打土窑，因当时日本飞机轰炸得很厉害，机关都撤离市区到山沟里去住窑洞。同时，爷爷还给小灶上帮忙。粗手笨脚、长年上山受苦、没有讲卫生习惯的爷爷之所以较长时间在小灶上干，当时管事的看中的就是他的老实、赣直和可靠。爷爷说，他听见首长们拉话说他“政治上可靠”。大达说，那时，爷爷在中央警卫团的连长排长们还常到张家沟家里来转，又吃又住，又帮做活，从不嫌咱穷家的饭菜不好，也不嫌家里莫好铺盖不干净；说他还曾到枣园和安塞茄子沟去看爷爷。我小时候，爷爷一人太孤独，每到天黑便不让我跟小伙伴们在官路上跑和串院子藏猫猫，常撵上硬拉回去跟他盛。我拗不过他，便在那黑洞洞的老窑里缠着他讲故事，拙嘴笨舌，不会讲故事的爷爷便说些什么“朱总司令爱兵如子”，到伤兵医院把医生护士训得喀嚓嚓的，说把我的兵误下了我饶不了你们;说朱总司令见他爱吃烟有时碰见还给他吃烟哩；说他拉着马从南关交际处往枣园驮洋面时不想走路，常骑在面袋上，江青碰见常说他：哎呀，你这个老苏，这么脏，这面还再能吃吗？爷爷说故事那时，文化革命还莫开始闹，一般人还都不晓得江青是个什么人。爷爷唯一给我讲的成篇的故事是杨家将驻守甘谷驿、杨六郎雁门关上射箭定疆界的传说。上师范时，我将其整理成散文《历史名镇甘谷驿》，《延安报》编辑侯成先生删去“月子婆姨河边洗血布致箭受辱落地”一段编在杨家岭副刊上发表。这是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军人对这块土地的文化贡献。为了完善这个传说，我问遍了当时甘谷驿的老年人们。除他之外莫有第二个人晓得这个传说。随着我的文章的发表，甘谷驿雁门关之来历渐为人知。这一方土地和雁门关若有灵，应该感谢我的莫有文化的爷爷。某一年，此文被本市某县一位君子从《延安报》剪切复印下来删去作者姓名打乱段落顺序收入其“编著”的《名镇的传说》一书中，用模糊手法窃走并对外宣告是他“搜集整理的东西”。 小时候，我没有搜集整理爷爷参加革命事迹的想法，故其实从他那儿知道的事情很少，留下了太多的遗憾。爷爷去世三十多年后，我听了关于爷爷的两个故事。一个是刘家沟姑舅兄弟刘旭东说的。他说六几年他一家人陪其父即刘华叔在我家住着请张振华老先生看病时，因我家地方小，太拥挤，他晚上与他舅爷即我的爷爷一个窑里睡觉，与我一样，也是黑了睡不着缠着爷爷让讲故事。爷爷给他说了这么个故事，说是那一年，中央机关已搬到杨家岭，他在小灶上帮忙的同时也轮值站岗。有一天黑地，他和一个江西上来的战士一搭里站岗（双岗），或许是漫漫长夜没情况也无聊，那江西兵不停地拉枪拴，把枪拴拉得“咔啦咔啦”响，他嫌麻烦，说你把那逼骨殖拉得咔啦咔啦响，麻烦死人了，操心走火了惹（don)乱子。那江西兵，其实也是个老红军了，不在意地说，莫事，他耍枪多少年了，从来莫走过火。没料想，不说还罢，一说真来事了，那江西战士的枪“呯”一声响了，怕得他俩个都愣住了。这时，四面八方的哨兵都扑了过来，骑兵连的也眨眼冲了过来，当即把他俩下了枪关起来。查清事情后，把那江西老红军调到抗日前线去了，他还留在警卫团。第二个故事是2004年夏天，我在军事博物馆负责“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展览时，通过多种渠道，联系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村插队的十几名北京知青聚了一次。饮酒中，知青们给我说了当年在村上受苦时他们与爷爷相处的情况，在山上受苦时，也是缠着爷爷给讲那时候的事。爷爷给他们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是在枣园时，有一天，他正在大院子子里站岗，主席在院子里散步，枣园乡政府的乡长在一个负责人的引领下走进院子，对主席说，前两天下大雨发洪水，泥糊子把河滩里的井子灌死了，老百姓吃不上水，能不能把后墙挖开，让乡亲们进来担水。毛主席说，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快与慢的问题，要快，尽快让群众进来担水。还说我毛泽东从江西上来，不带一颗米，不拿一碗水，来这里吃的延安人的米，喝的是延安人的水，应该感谢延安人民呐！…… 在幸福与痛苦的回忆中，爷爷经常念叨的三句话我永远记着。一句是“人睡小死，黑了关好门户”；一句是“年年防天旱，夜夜防贼汉”；还有一句是“早起三消停”。我以为，这是一位老军人、老农人用一生的经验总结出的人生格言，语言虽没有那些文化语言的高雅，但包含的道理同样深刻。老实赣性子的爷爷在中央警卫团一干就是七年，直到老奶奶去世后把他叫回。安葬了老奶奶后，胡宗南已攻上来，他所在的机关已远走。那时的爷爷对他单位的感情已很深，跑出去寻了几回都没寻上，碰到别的队伍要跟，人家不要，都劝他回去，说你奔花甲的人了还撵什么队伍，形势这么紧，你跟上还是些拖累。爷爷回家睡下生了几天闷气，从此再没出去撵队伍，扛起老镢头开始种地。爷爷1936年在瓦窑堡当了一年红军，因身体害病一下又治不好部队上派人送回来。大达和父亲说回来时拿着盖有瓦窑堡省政府大印的《退役证》，那印可红哩，可好看哩，他弟兄俩山上受苦回来没个做上的，常常拿出来看。当年秋里张学良的一个营进驻甘谷驿，时不时地到张家沟来买鸡买小瓜吃（大达和父亲说他们不抢劫，掏钱买），老奶奶怕出事，把那退役证放在一个跌碎后用面糊糊粘起来的小瓦罐子里，埋到坡底下的南瓜地里。两个月后东北军撤离了，但埋在南瓜地里的东西却怎么也寻不上。等秋里把南瓜收了他弟兄俩驾起牛揭（耕），揭了几个来回后，只听“嘭”的一声，罐罐碎成一堆，终于揭出了爷爷拿回的那张盖大红印的退役证。那证还整整的，只是那年秋里雨水多，纸潮成了个湿片子，上面沾满了土。老奶奶拿在手里对着太阳使劲往下抖湿片子上沾着的土，一会儿抖成了一把碎片片，说：“唉，咋烂了，咋没用了。”一家人谁也再没往起拾那个东西。爷爷一年红军、七年八路军，竟未能享受他为之流血流汗浇铸起的这座新江山的一丝毫的待遇，而一些根本就没当过红军，甚至历史上做过见不得人的事的人却通过各种关系各种手段“办”了手续，像模像样地当起了“老红军”。爷爷在世时对这些人很是不齿，但这对那些“办来的老红军”产生不了丝毫的影响。这就是现实，无论在什么年月。史姓老爷病逝于1942年农历九月，享年六十多岁。他的病甘谷驿人叫“痨病”，其实就是现在医学上称的“气管炎”或“肺气肿”。因赵廷瑞兄弟开的中药铺子的药太贵，穷家都吃不起，所以就没有治疗。老爷病逝后，大达和父亲与雇来的两个人从张家沟翻山到王良寺，再翻一架山到杜家沟，黑根老舅帮忙给买了一副土槐枋子，他们一天没吃一顿饭，饿着肚子，转老墓子原当天背回，给老爷套了一副上好棺材（在陕北这是与柏木同规格的上好寿材），把他送回下财沟，回了史家的老陵。 在“农业学大寨”、全民饿肚子的六七十年代，年已古稀的爷爷受了好多罪。我记得，因缺钱，他竟以惊人的毅力将抽了一辈子的旱烟锅扔了。1976年我去新疆当兵后，将攒下的二十元津贴（当时每月七八元）寄给时在甘谷驿供销社工作的同学赵志斌，嘱他过年时想办法给爷爷买些烟、酒、糖、肉等（当时物资紧缺，一般百姓买东西甚为困难），志斌办好后回信给我做了交代。大达说爷爷逝世后他回老家去埋葬时，在爷爷的炕席底下翻出了我寄给爷爷的钱和信，令他非常感动。说实话，我从心里理解、原谅了大达，还是在我工作和成家后。这时，我才理解了“挣钱人没钱花”这句话的深刻和沉重。在全国一片赤贫的年代，干部比农民的日子也好过不了多少——区区一点儿工资要养活妻子儿女一群人，缺少油水的年月人均二十多斤粮食更是充饥也不易。父亲每与我谈起，始终心疼他的兄长，说为了给饥饿的堂兄弟们省下一点儿口粮，身为公安局长的大达每个月还要从三十斤的口粮中省出六斤来。那日子，也是非常的不易。前年，大达在北桥沟工行家属楼四堂弟苏平的房子住时我去看他，父子俩整整拉了一夜话。大达不停地感叹老奶奶没明没夜地做活，是累死的。大达说他那些年在宜川时常想回家看爷爷，看父亲和三达，但因经济条件不行，不敢回，回去看不起人。父亲说，唉，你大达那个人太讲究这些莫用的东西了，回来能见上一面就高兴了嘛，为什么因为给亲人们拿不起礼物就不回来，我们从小莫了娘，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相依为命长大，那感情岂是一点儿东西能影响了的。去年夏天（1999年）父亲从西安做大手术回来，已经七十九岁的大达赶来我家看父亲，手里还提一串香蕉。我设了酒席，他们老弟兄俩边喝边拉，整整说了一天话，大大喝了有五六两酒。过后，见父亲一口牙已快掉光，但残余的几个牙根又因有心脏病不敢拔，延安地区人民医院说配不成，他领父亲去嘉岭桥旁找到一个曾在宜川配过牙的河南牙医给父亲配了牙。 在爷爷最孤独、最困苦的日子里，我曾以微小的力量给他以安慰。夜晚，在黑洞洞的老窑里，我陪他拉话解心焦。白天，我给他上山砍一捆柴，下沟挑一担水。对于一个孤单的老人，自然地，我成了与爷爷感情最亲近的孙子。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家境太贫困（因为人口多，口粮少，我家的饭比爷爷的更差），除此之外，我给爷爷再帮不上任何的忙。为此，我在很长的时间里感到痛苦。我给爷爷的帮忙主要是精神上的。而这一点，我后来回想爷爷时才明白，这其实是他最需要的。到我1979年夏天从新疆部队探亲回甘谷驿时，爷爷的陵上已长出了青草。那天，我与姐妹兄弟们还有儿时的伙伴延平上山去给爷爷烧纸，三弟和小妹满山跑着采来几束野山花递给我，我将它恭敬地献在爷爷的陵前，又给他敬上各种各样的供品，奠上从新疆带回来的酒。但这位钢骨了一生的老人，在临终前望眼欲穿盼他的孙子从遥远的西北前线回来的老人，却再也不能睁开眼看一眼他的孙子，再也不能吃一口他的孙子敬献给他的东西了，叫人悲从心生，泪湿戎装。祭奠毕，我们在爷爷的墓地前合影留为纪念。爷爷逝于1977年农历三月初八日，享年七十九虚岁。据父亲回忆，爷爷的生日是腊月二十六。据此推算，他应是1898年出生。爷爷名苏继瑞。| https://weidian.com/item.html?itemID=568450719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