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乔 | 文学中的空间与动物

文摘 2023-06-21 13:15 湖南

作者简介

李元乔（1986—）女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叙事伦理与动物研究

本文原载于《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集刊第8辑》

感谢作者授权

内容提要：现代之后人们认识到空间和社会形态密切相关。威廉斯、赛义德和詹姆逊分别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得出共同结论，即小说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一部分。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张，人的空间被占据，动物的空间自然也被占领了。吉卜林的《丛林故事》和凯赛尔的《狮王》体现了权力是如何通过空间扩张并向动物进行渗透，从而在空间中重新产生和继续流通的。然而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简单的权力压迫，海明威、福克纳等人的的小说中除了表现人对于动物的影响之外，也呈现了动物对人的影响。在面对动物时，人类从人的领域“逃逸”出来，“生成”了动物，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关键词：空间；动物；权力；生成-动物

吉卜林《丛林故事》

空间并非先于物质而存在的实体，而是一种产品或关系，进入现代之后这种观念才成为理论家的共识。现代之前，理论家们持相反看法，如笛卡尔将空间视作客观存在，物质占据空间而心灵则不；康德认为空间是认识主体的先天直观形式之一，是知识和经验产生的先决条件，没有空间，人就无法感知和理解。这些传统而又根深蒂固的理论使得空间的客体化、他者化观念在数百年间深入人心。现代以后，人们开始重新理解空间的意义，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这使得我们可以重新看待和阐释一些涉及各类空间的文本，也将文学中空间的意义大大扩展开来。

一

雷蒙德•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一书中，通过对乡村和城市变迁的叙述，探讨了英国田园诗和小说中的道德变化是如何形成的。威廉斯分析了当今乡村和城市所代表的两种基本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对立：前者往往代表着落后愚昧的生活方式，后者则代表着先进和知识；前者往往象征宁静和纯洁的美德，后者则是喧闹俗气的象征。威廉斯进一步追溯了这两种对立观念产生的源头。古典时期的田园诗中，对于乡村的描写更为写实。诗歌不仅描写了乡村生活的秀丽风景，同时也不加掩饰地将劳作中的损失及其造成的痛苦呈现出来。但文艺复兴时期的田园诗却悄然发生了变化，诗人开始赞颂佃农的快乐生活，而负面的损失和痛苦则不再提及。18世纪之后，这种对乡村隐居生活的美化，已经逐渐让位于对乡村失落的怀旧。威廉斯分析了这一变化中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诗人将城市宫廷中的野心和钻营同乡村中的谦卑和朴实作对比，凸显后者的高尚道德；而第二个阶段中，在城市的挤压和侵占下，乡村的高尚道德已成为了消逝的旧日遗物，诗人们则深切缅怀它。威廉斯最后精辟地提出了这一道德变化的原因：“造成变化的真正缘由则是发展中的农业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制度以一种极其有效的方式成功地改变了它的环境，把人和自然都变成了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目的的工具，而这也正是资本主义贯穿其发展历史所表现出的特点。” [1]通过这一分析，威廉斯一方面向我们呈现了文学如何反映权力制度主导下空间的现实变化，另一方面又指出了空间的现实变化也引起着道德和观念的变迁。这也是列斐伏尔、詹姆逊、戴维•哈维等人的共识，社会形态的变化必然引起空间的变化，反过来也是一样。

尽管赛义德批评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将空间变化归因于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过于偏狭，但这并不代表赛义德认为威廉斯的思路是错误的。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赛义德多少借鉴了威廉斯的做法。他分析了以欧洲现实主义小说为主的众多文学文本，其中包括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吉姆爷》、简•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加缪的《局外人》以及威尔第的歌剧《阿依达》，提及作品无数。赛义德尽可能多地覆盖一些作品，是为了说明它们都是文化和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一部分。他比威廉斯走得更远，没有止步于英国资本主义，而是把眼光投向帝国主义和全球化。他提出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几乎无人觉察地维持了社会对向海外扩张的赞同” ，[2]这使得小说体现出一种权威叙述的模式；但同时，这些小说也呈现了殖民地人民在帝国主义领土扩张中所坚持的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尽管作家本人可能倾向于帝国主义。威廉斯认为小说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文学形式，赛义德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小说发展的过程就体现了19世纪英国帝国政策的连续性，“小说从根本上是与资产阶级社会联系在一起的”[3]，“帝国主义与小说相互扶持” [4]。这些东西通过土地以及空间复杂而实际地交织在一起，文化的竞争由帝国的争斗带来，而帝国争斗的根本是土地的问题。最终，权力通过空间得以运作。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同威廉斯和赛义德有相似之处，但又更为复杂。他在《政治无意识》中讨论了文类问题，提出“文类基本上是文学的‘机制’，或作家与特定公众之间的社会契约，其功能是具体说明一种特殊文化制品的适当运用。”[5] 这一看法超出了将文类视为简单化分类和独立于文学外因素的看法，将文类同历史联系起来。他认为小说是文类的终结，因为它将各种文类熔于一炉。而小说的兴起同英国的帝国主义的兴起具有同时性——正如威廉斯和赛义德对小说的看法——因此小说的文类包容并举正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隐喻。他举康拉德的《吉姆爷》为例，康拉德将现实主义小说、传奇、冒险小说、侦探小说、印象主义等多种文类风格熔于《吉姆爷》中，给小说营造了复杂又神秘的氛围。同时又将主人公吉姆的活动范围安排在多个空间，从英国出发，穿过孟买、加尔各答、仰光、平壤、巴达维亚，直到苏门答腊岛帕图桑部落。吉姆的整个旅程，从他在英国轮船上的失败，到在帕图桑成为“吉姆爷”，最后又因自己同胞的到来而再次失败，正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中权力与矛盾的呈现。小说文类的多变同故事情节一起，呈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现实，以及其中显现的意识形态、矛盾与失落。虽然詹姆逊并未把空间作为他分析这部小说的重点，但他也没有忽略这一关键问题。吉姆所到之处贯穿亚洲，他通过大海得以抵达。大海具有双重意义，既是吉姆工作和生活的具体领域，同时也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借以将其分散的立足点和前哨聚集在一起的因素，通过这些立足点和前哨，它能慢慢地实现有时狂暴有时安静而恶毒地向地球上前资本主义外围地带的渗透” [6]。意识形态伴随着空间的扩张而扩张。詹姆逊在讨论后现代问题时也提到这一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共有三次全球性大扩张，第一次是促进国家市场的确立，第二次是建立帝国主义系统亦即上面赛义德所探讨的问题，第三次就是他自己所要探讨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扩张所带来的现代与后现代问题。他提出，这三次全球性扩张（尤其是第三次）并非仅仅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上的扩张，而是包含着实实在在的、现实中的空间变化的，这种空间的变化是全球化的核心。[7] “第三世界”的产生首先是由于“第一世界”的空间扩张和领土扩张，然后是文化意识形态的扩张；之所以“第三世界”的文学让“第一世界”的读者读起来觉得陈旧过时，正是“第三世界”的作家抵御“第一世界”文化意识形态扩张乃至空间扩张的方式，即“民族寓言”。[8]

威廉斯、赛义德和詹姆逊，他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将小说看作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一部分，它与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相互映照。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它们有的直接表现了资本主义海外领土扩张的内容，有的将殖民作为背景，有的只是在小说中提及，但无论是小说的人物塑造、情节安排还是结构模式，都体现了这一点。但在此之上我们还应意识到，帝国占领的空间中不仅仅只有人。当帝国占据人的空间的时候，动物的空间自然也被占领了；对人造成影响的同时，给动物同样造成了重大影响。有时，在动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扩张和权力流通更为赤裸和深刻，这些同样通过小说呈现出来。

雷蒙德•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

二

英国作家吉卜林写作了一系列以英国对印度殖民为背景的小说，包括著名的《丛林故事》。《丛林故事》是部以动物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集，其中有系列故事，有单独成篇的故事。莫格里系列故事中，主人公莫格里是个被狼抚养的人类婴孩，作为一个外来者，被丛林中的动物所接纳。作为一个人类，他没有生活在人类空间，而是进入了动物空间——丛林。吉卜林为了弱化英国帝国主义的殖民，没有让莫格里入侵丛林，而是作为一个被捕捉的婴孩，被迫“抛入”了丛林。但这个婴孩随后便被吉卜林塑造成了一个传奇英雄，赋予了他传奇的成长经历和超凡的能力。弗莱这样定义传奇英雄：“传奇的主人公进入这样一种世界里：日常的自然规律多少被搁置一边，对我们常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超凡的勇气和忍耐力，对传奇英雄来说却是自然的，而那些具有魔力的武器，会说话的动物，吓人的妖魔和巫婆，具有奇特力量的护身符等，一旦传奇的种种假设确定下来，它们就不会违反任何可能性的规律。”[9] 莫格里正是这样一个传奇英雄，他的超凡能力是使用火。虽然使用火对人类来说只是件寻常事，但对动物来说，火是最具威慑力的武器。莫格里的传奇能力不是相对于人而言的，而是相对于动物而言的。莫格里在本属于动物的空间丛林，靠着人本有的寻常能力，成为了传奇英雄。这同康拉德的《吉姆爷》如出一辙，吉姆在英国只是个普通的大副，但在苏门答腊岛上就成了“吉姆爷”。在本来世界中的普通人，换个地方就成了传奇英雄。然而，英国和苏门答腊岛处于世界两端，怎么才能变更空间呢？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航海技术，吉姆爷一辈子也无法达到苏门答腊。通过轮船，以及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和对亚洲其他地区的半殖民渗透，旅行的速度大大加快，原本遥不可及的距离被缩短了。这就是戴维•哈维所说的“时空压缩”：“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10] 同样，莫格里的传奇色彩也是时空压缩的结果。莫格里本生活在村庄里，动物生活在丛林里。这两个地方虽然相距不远，但彼此并不相交，人和动物对彼此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人和动物之间虽然没有实际的距离，但有着想象的距离。人和动物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是语言。莫格里的师傅棕熊巴鲁懂得丛林中所有的语言，但唯独不懂人的语言；而村庄里的人类也同样不懂动物的语言。没有语言，人与动物的空间界限就无法真正消弭。莫格里在狼群中长大，学会了丛林中各种动物的语言，但不懂人的语言。等他到村庄中生活时，第一件事就是学习人的语言。对于一个在狼群中长大的人来说，学习语言本应是一件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力气的事情，但小说只用一句话就将此带过：“只要米苏阿说出一个字，莫格里就马上学着说，说得一点也不走样。不到天黑，他已经学会了小屋里许多东西的名称。”[11] 吉卜林大大缩减了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消除了两个空间之间的关联障碍。只有经过空间障碍的消除，莫格里才能更好地在丛林里狩猎。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动物式隐喻，“通过向新领域的地理扩张以及建构全新的空间关系来吸收剩余资本（有时是剩余劳动力）可以说是很显著的。如列斐伏尔敏锐地指出的那样，空间关系以及全球空间体制的建构和重构是资本主义残存到20世纪的主要手段之一。” [12]

小说中还有一些矛盾之处也十分耐人寻味。吉卜林将莫格里塑造成了一个传奇英雄，但他并未使用传统传奇故事过度渲染的手法，而是采用了写实的现实主义小说叙述方式。小说对于动物的描写极尽精细和准确，建立在充分的现实观察之上。因此，《丛林之书》具有明显的杂糅风格。它有着小说的外壳，但其实是讲述了一个传奇故事；它塑造了一个传奇人物，但使用的却是现实主义小说手法。这一矛盾正是小说所代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传奇代表的农业传统意识形态之间矛盾的表现。最后莫格里离开丛林，回到人类社会，这个结局为许多人所不喜。但或许这正体现着吉卜林的悲观倾向：尽管资本主义拥有财富和武器，但最终还是要离开别人的领土，回到自己的家园。

除此之外，外来者对于动物空间的占领，也改变了当地人和动物本来的相处模式。法国作家凯赛尔的《狮王》中，写到英国人在非洲肯尼亚建立了皇家动物园供白人玩乐。当地的土著居民黑人原本与动物生存在一起，他们捕杀动物，动物也捕杀他们。但当白人到来之后，白人建立了保护区，把他们认为具有保护价值的珍稀动物保护起来，隔开了黑人与动物。野生动物园建成后，看动物的权力属于白人，属于从文明世界来到非洲的游客，属于叙述者“我”这样热衷冒险、雇当地人做导游、想在纯朴的原始世界里寻找“天堂”的人。“他向我讲述了那些因为茅屋里没有冰箱而牢骚满腹的人；还有那些因为冒险强迫症坚持把床搬到户外的家伙们；以及那些想在保护区的树上找到一块平台以便在晚上一边喝香槟，一边在探照灯下观察动物的人们，就像著名的尼耶里树顶酒店一样……” [13]这些人不远千里乘坐飞机来看动物，并不是因为他们喜爱动物，而是因为他们享受他们能够从遥远的文明国度来到落后的原始世界，一边喝香槟一边在探照灯下观察动物的权力。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边沁的全景敞式监狱，并阐述了权力是如何运作的。每个犯人住在一个单独的囚室内，他们看不到别人，但中间暸望塔里的狱警可以监控到每一个人。“全景敞式建筑是一种分解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在环形边缘，人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在中心暸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14] 这种观看/被观看的模式是如何实现的呢？通过对空间的划分。在环形建筑这个有限的空间里，被划分成了中心和四周两部分，四周又被划分成一个个更小的空间。而通过对空间的分配，监视者分配到中心空间，被监视者分配到四周的隔离小空间，监视者监视被监视者这一权力模式才可能形成。福柯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规训性空间”，人类通过空间进行统治和管理他人，空间是统治的工具。人们通过空间来实现权力，空间是现代社会权力运作的方式。福柯的理论是针对于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但对于人与动物之间也同样适用。在谈到边沁的全景敞式监狱时，福柯指出它和凡尔赛动物园的相似性：凡尔赛动物园“其中心是一个八角亭，第一层只有一个房间，是国王的沙龙。八角亭的一面是入口，其它各面开着大窗户，正对着七个关各种动物的铁笼。”[15] 白人不仅入侵了当地人的空间，也入侵了当地动物的空间。他们通过对空间的规划和使用，打破了原有人和动物之间的平衡，用新的权力关系代替了它。权力通过空间扩张进行渗透，并在空间中重新产生和继续流通。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书中描述的全景敞式监狱

三

然而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简单的“人对动物的压迫”。人固然通过对空间的扩张和管理控制动物，但动物也不是全然被动承受。在同一个空间中，动物和人相互影响。赛义德认为我们在阅读时，必须将帝国主义和对它的抵抗两方面都考虑到，并将其称为“对位阅读法”；同样地，在阅读动物文学时，除了人对于动物的影响之外，动物对人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尽管这可能是“被它的作者排除在外的东西” 。[16]

小说本身既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反映，又是创造性文学；这二者在空间层面上有着不同意义。列斐伏尔将空间分为三类，分别是空间实践、空间表达和表达空间。在《空间的生产》中，他对这三类空间分别予以了解释。“空间实践包括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以及每个社会构成的特定位置和空间集合的特征。空间实践确保了连续性和一定程度的凝聚力。……空间表达与生产关系及其所强加的“秩序”紧密相连，从而与知识、符号、代码和“正面”向结合。表达空间包含复杂的象征，有时包含代码而有时不含，同隐蔽的地下社会生活向关联，还包含艺术（最终可能被定义为表达空间代码而不是空间代码）。”[17] 第一个层面空间实践是物质的，人们能够在现实中体验得到的。土地资源的利用、建筑、基础设施生产、国家和政府的空间划分、运输和交通、商品和人的流动，这些都属于空间实践。第二个层面空间表达包含大量符号、知识、代码，人们虽然无法体验但可以感知，物质空间实践也因此被理解。诸多理论和专业术语属于这一层面，同时这一层面也形成了民族主义、地域文化、私人空间以及地图的绘制。第三个层面表达空间是想象的、是人们创造出来的。这一层面的空间往往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表现，如小说创造的空间、绘画建构的空间、人们构想的乌托邦等。

如果说小说一方面反映了空间实践，那么另一方面，小说也创造了表达空间。前文第二部分中讨论了作家在小说中呈现空间实践的状态和结果，但作家同时也随之创造了表达空间。吉卜林的“丛林”，凯赛尔的“皇家动物园”，海明威的“非洲草原”，杰克•伦敦的“西部荒野”，扬•马特尔的“太平洋上的小船”，索尔•贝娄的“瓦里里部落”，这些都是作家们在小说中创造的空间，人不得不与动物共享。这些空间与其他空间具有同样的特质：政治性、生产权力和意识形态。想象空间与现实空间相一致，人占据了动物的空间，用权力控制着动物，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不同之处在于，由于想象空间中动物无法逃离，导致人进入动物空间后，发生了“解域”，对生命产生了新的认识和理解。

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一书中谈到“逃逸”。他们用三种线划分人的生活：“僵化的、节段性的线或被明确划分的线；分子性的、节段化的线；接下来就是抽象线，逃逸线——和其他的线一样，它既是死气沉沉的、但又同样是生机勃勃的。”[18] 第一条“明确线”勾勒我们生活确定的重要宏观变化节段，如换工作、结婚、家庭成员的出生和离去等等。第二条“分子线”勾勒我们生活中更微观、更细腻的变化，虽然不如“明确线”那么明确，但也引发着生活中的重要转变。第三条“逃逸线”是一条断裂之线，它引发的变化一旦发生，就和之前的生活发生了断裂，它无法回头、彻底改变了生活。大多数生活中的变化都是由“明确线”和“分子线”勾勒的，但在“与动物相遇”这一特别事件中，“逃逸线”产生了。

现实中的海明威

海明威在《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麦康伯是一位模样漂亮、风度翩翩的美国富翁，有一位美丽的妻子。他带着妻子去非洲打猎，雇佣了一位经验丰富的硬汉猎手威尔逊。麦康伯同妻子结婚、去非洲打猎，这些变化都由“明确线”勾勒，是构成现在麦康伯人生的主要事件和因素。麦康伯在打猎中第一次碰上了狮子，他由于胆怯而逃跑了。这虽然是一个小事件，但却是一条“分子线”，它引发了麦康伯生命中的一个重要变化：他的妻子半夜偷跑出去和威尔逊偷情；他不但失去了女人对他的爱，也失去了男人对他的尊重。然而第二天打猎中，巨大的变化发生了：他突然迸发出勇气，毫不畏惧，一口气干掉了三条野牛。尽管他因此而丧命，但他最终得到了尊重。为何麦康伯第一次怯懦而第二次勇猛？第一次面对狮子，他是以自己的经验感知狮子。我们的感知有缺陷，感知会缩减差异性，它会将差异性抹平，将对象感知为一个整体。麦康伯感受到了生命的威胁，从而产生了自然的恐惧。第二次面对野牛，妻子的偷情和威尔逊的轻蔑激发了麦康伯的“逃逸”，麦康伯一下子参破了死亡，认识到了生命的本来面目。正如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中的表述：“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在乎；人只能死一回；都欠上帝一条命……不管怎么样，反正今年死了，明年就不会再死。”[19] 麦康伯的恐惧断裂般地消失了。“现在变成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斗士啦。……害怕一下子消失了，像动手术般被切除了。另外一种东西长了出来，代替了它。这是做一个男子汉的主要东西。使他变成了一个男子汉。”[20] 麦康伯的“逃逸”让他从人的领域“逃逸”到动物领域，引发“绝对的解域”，从人进入到“生成-动物”之中。

何谓“生成-动物”？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在人类未将生命体进行划分之前，所有生命体都作为“前个体”在内在性平面上存在。随后人类对生命体进行了划分，但并不是按照动物的种属之间的差异性进行划分，而是以人类为主体，比照与人的关系进行划分，“一匹赛马和一匹驮马之间的差异要大过一匹驮马与一头牛之间的差异” [21]。这是一种模仿，是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划分。而“生成-动物”突破了这一看待动物的传统观念，生成不是模仿，也不是主体/客体之间的对立，而是在差异化的前提下，将对方的潜能生成在主体中，使彼此既成为生成了对方的主体，又成为对方生成的媒介。“生成-动物”使人类突破经验感知，人在“生成-动物”的过程中，会向潜在敞开感知，激发出一种特异性，从而感知到经验之外的事物，德勒兹称其为“生成-不可感知物”。我们无法感知死亡，死亡到来之际我们也会死去；无法感知死亡，我们也就无法感知生命。但我们可以通过“生成-动物”来感知死亡和生命：“生成动物是这样一种权力，它不是去征服那有别于其自身的东西，而是在感知差异中去转变自身。”[22] 生成-动物不是成为动物，也不是用人的经验方式去感知动物。在这个时刻，人既不再是人，也不是动物，而是这两者以外的东西，是“僭越”。

福克纳的小说《熊》中，有一只庞大凶猛的老熊，猎人们每年都去捕猎，但从未捕捉到它。有一个男孩，他是猎人的儿子，从小就听着老熊的传说，想象着它的样子，甚至多次梦到它。男孩11岁时，终于第一次见到了老熊。他没有带枪，老熊也没有攻击他。14岁时，男孩再一次见到了老熊，但他没有开枪，他父亲也没有。并非是因为在长久的追逐中，他们对老熊产生了情感；而是因为老熊让他们感知到了“不可感知物”。他们透过老熊，感知到了真理。那只老熊由于其传奇性，在人们心中已经成为超脱生死的存在，而在面对老熊时，他们通过老熊的潜能，同老熊达到了共生，超脱了生死。“那只摆脱了死亡的羁绊的老熊和他自己，而他也居然分享了老熊的一些灵气。”[23] 他们“生成”了老熊。德勒兹和迦塔列谈到卡夫卡小说中的“生成-动物”方式时，形容了这种感受：“这不是一种怜悯的情感，更不是一种同一化，而是在完全差异的个体之间所形成的速度和情状的某种复合，是共生，……老鼠和人根本不是一回事，然而，存在以同一种意义来表达这二者，通过一种（不再由词语所构成的）语言，一种（不再从属于形式的）质料，以及一种（不再归属于人的）感受性。”[24]

这是人们最终从动物中得到的：人们进入了想象的动物，让人类直面动物，也让动物直面人类。人突破了原有的空间和界限，尝试同动物的真正力量和潜能结合。“脱离了领土的动物的力量也促进和加剧了使其脱离领土的人类力量的脱离领土的进程。”[25] 人影响了动物，动物也影响了人类。人作为主体进入了动物，最终却“生成”了动物。由于动物，人类的感知拓展了，脱离了原本的人类领域的局限，但也没有停留在动物领域，而是进入了生命领域——人与动物共享的生命。

福克纳《熊》里的插图

注释

[1] [英] 雷蒙德•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19页。

[2] [美]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4页。

[3] 同上书，第95页。

[4] 同上书，第96页。

[5]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

[6]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

[7] 参见[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8] 参见[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9] [加] 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10] [美] 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闫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00页。

[11] [英] 吉卜林：《外国中短篇小说藏本：吉卜林》，文美惠、任吉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0页。

[12] [美] 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74页。

[13] [法] 凯赛尔：《狮王》，何珊译，接力出版社2011年版，第55页。

[14] [法]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26页。

[15] 同上书，第228页。

[16] [美]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91页。

[17]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Cambridge: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33.

[18] [法] 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76页。

[19] [美] 海明威：《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上卷，陈良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

[20] 同上书，第38页。

[21] [法] 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57页。

[22] 同上书，第243页。

[23] [美] 福克纳：《去吧，摩西》，李文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

[24] 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363页。

[25] [法] 德勒兹、伽塔利：《什么是哲学：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张祖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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