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吕仕伟老师
新文学作家的职业化是现代中国文学制度研究值得关注的问题，而在现代中国历史语境中，不断辞职并最终坚守职业作家身份的老舍，是新文学职业作家的典型代表。老舍在抗战期间完成了以专职写作为生命志业的身份追求，诚如其所言：“抗战五年来，我不肯去教书，不肯去另谋高就，并不是因为我的写作生活能够使我饱食暧衣，而是因为我要咬住牙，拿住我的笔不放松。这支笔能替我说话，而且能使别人听见，好，它便是我的生命。”[1]李长之指出，这种以专职写作为生命志业的抉择，标志着“中国新文艺已进入了进步的阶段”。[2]但事实上，老舍的文学创作职业化过程并非坦途，作家何以最终作为老舍赖以生存的职业？老舍这一类职业作家在现代中国的身份意义何在？值得仔细探究。
实际上，老舍从劝学员、教员辞职成为作家的过程，也是从兼职状态逐渐转变为专职状态的过程，作家的职业价值正蕴含在此间的职业经验比对之中。而从创作初期主要作长篇小说，到回国后形成幽默小说文体风格，一直到抗战期间从事小说、鼓词、旧剧、民歌、话剧、新诗等多种文体创作，老舍的职业转换经验又与其文体抉择环境有着紧密的关系。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老舍之子舒乙曾表示，老舍“爱牛，爱骆驼，爱这些吃苦耐劳的大动物，欣赏他们的品德，任他们为朋友，常常骄傲地以它们自喻”。[3]笔者发现，这种自喻现象，实际在老舍不同的职业状态、不同的文体中频繁出现，而牛、骆驼、驴等大动物实际构成了老舍与其职业困境和解的主要表征，“文牛”尤其成为老舍抗战时期作家身份认知的独特形象。又如相关学者指出的，职业作家“不只仅仅是一些崭新的名词”，这一阶层本身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显示着它“独具的意义、价值、特性和职能，亦即它的本体意义”。[4]以此，老舍的牛马自喻不仅内含着作家的职业困境及其和解方式，更显示出现代中国新文学职业作家的伦理意义。本文尝试就此问题作出厘清。
一、职业作家与老舍的牛马隐喻
实际来看，老舍这一类职业作家是从兼职状态中逐渐分化出来的，老舍之为职业作家的牛马自喻的内涵又蕴含在兼职创作状态中。但作家的兼职状态一方面意味着“文学并非职业，非专业，商人工人都可以做文学家”，[39] 另一方面又如叶圣陶所要求的：“凡为文学家，必须有一种维持生计的职业，与文学相近的固然最好，即绝不相近的也是必须，如此才得保持文学的独立性，不致因生计的逼迫而把它商品化了。”[40] 可见，新文学作家的兼职身份发展境况不仅显示着文学创作的非职业、非专业化特征，更意味着要以这种创作特征维持文学的审美非功利性。但正如法国学者布迪厄指出的：“文化生产场每时每刻都是等级化的两条原则之间斗争的场所，两条原则分别是不能自主的原则和自主的原则。”[41] 作家的兼职状态亦是这种文化生产场关系的表征，兼职状态下的作家身份尤其不能自主独立，新文学兼职作家远有着叶圣陶看不到的身份复杂性。
例如在沈从文看来：“凡可以得到实利或产生效果的事，便有人作”，新文学作家的兼职状态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实际是“在商人、作家、票友、贩子、革命者、投机者以及打哈哈者共同支撑下”发展前进的。[42]另外，即使是最相近的教员兼作家状态，实际又是对作家生活、体力、心理的考验。如鲁迅的亲身经历：“现在有几个做文章的人，有时也确去做教授。但这是因为中国创作不值钱，养不活自己的缘故……当然要寻别的事，例如教书，讲文学。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证据，是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做教授的。” [43]此中，老舍的文学创作“一半是为挣钱，一半是因为有瘾”，[44] 被公认为幽默作家的老舍身处的正是“自主原则”和“不能自主原则”交织的，且以“实利效果”为目的，更考验体力、心理的商业兼职写作环境。
具体来说，作家作为职业首先是文学商业化的产物，即如沈从文指出的，“作家与商业结合，产生了一批职业作家”，[45] 而“新文学与商业打成一片，是北伐前一年”。[46]以此，尽管身在国外，1925年发表《老张的哲学》的老舍正在进入这个新文学商业市场。当《老张的哲学》因“讽刺的情调”、“轻松的文笔”成为“新鲜”的文学商品时，[47] 老舍“幽默”风格的商业价值已经显露出来。但新文学职业作家的形成与能否适应商业规则有关。例如郭沫若便坦言：“我这七八年来很少文艺上的创作，政治上的影响自然是主要的外因，而同样主要的是上海滩上的文学饭碗太少，纵横只有那几个碗，而大家都又要吃饭，自然也就难得轮到我名下来。”[48] 只能在上海文学市场中玩票的郭沫若想要指出的是：“商品化了的近代的文艺同样是逃不脱商品流通上的铁则。” [49]市场需求下的职业创作不能再是像写《老张的哲学》《二马》那样“只为写着玩玩”的自主创作过程。[50]
尽管一回国便有作职业作家的想法，但此时的老舍并没有意识到上述这些。受困于批评家对“幽默”的指摘，未经历商业化创作氛围的老舍持续试图以《二马》《小坡的生日》《大明湖》《猫城记》等作品获得“幽默”之外的思想家身份。直至陷入到约稿的写作职业制度中，老舍才看到手握钢笔这一行所蕴含的职业生态：“它的行市是三块钱一千字，得写得好，快，应时当令，而且不激烈，恰好立于革命与不革命之间，政治与三角恋爱之外，还得不马上等着钱用。它得知道怎样小心，得会没墨水也能写出字，而且写得高明伟大；它应会办的事太多了，它的报酬可只是三块钱一千字与比三块钱还多一些的臭骂。” [51] 写得快，写得应时当令，写得满足生活经济需求，写得符合文学批评准则，这些构成了老舍文学创作职业化所要面对的问题。以此，老舍诸种文体不同程度都是这几方面要求相互制约的产品。为了家庭生计，当写作的“应时当令”引发“写得快”的职业要求时，如何写得快？如何写得好？从长篇小说到短篇小说的文体切换中，老舍的小说创作呈现着商业刺激下的不自主写作状态，“幽默”实为此中的应对策略。
具体来说，正如老舍言，“人不为面包而生”，写《猫城记》是因为“吃多了”。[52]尽管写得不错，但老舍并不满意：“我故意的禁止幽默，于是《猫城记》就一无可取了。它毫不留情地揭显出我有块多么平凡的脑子。”[53] 所谓的“吃多了”和不满意其实都表露着老舍主动放弃“幽默”商业性而寻求作品思想价值的职业身份意图。但“不为面包”的追求又受到职业身份的约束，“写到了一半，我就想收兵，可是事实不允许我这样作，硬把它凑完了”， [54]约稿伦理催生了老舍“硬凑”的职业创作状态。而作为“硬着头皮答应下来”的长篇，《离婚》成为《大明湖》与《猫城记》双双失败后不得不“返归幽默”并“求救北平”的产品。[55]正是在“救急”的紧迫中，老舍重回熟悉的北平内容与幽默风格，“在下笔之前，已有了整个计划，写起来又能一气到底，没有间断”，[56] 老舍认识到“拼命与灵感是一样有劲的”，[57] 在《离婚》的创作中感受到写入了迷的幸福，“救急”境况下的技巧与控制体现了老舍作为职业作家的成熟性。又诚如老舍言：“自从沪战后，刊物增多，各处找我写文章；既蒙赏脸，怎好不捧场？同时写几个长篇，自然是作不到的，于是由靠背戏改唱短打。” [58]短篇小说更是因“应时得令”的“硬凑”商业化产物。但兼职状态“忙得没工夫去想”，[59] “幽默”成为熟练的职业写作策略。老舍尤其认识到短篇小说创作“报酬少，少写不如多写；怕得罪朋友，有时候就得硬挤”，[60] 在“赶一篇，要快”的要求下，[61] 老舍的短篇小说发表一方面显示出“少而好不如多而坏”的“批发”态势；[62]另一方面，老舍又“把心中留着的长篇材料拿出来救急”，将“批发而改为零卖”[63]， “挤”出的幽默短篇小说极具经济意味。
就这种创作状况来看，老舍坦言：“经济的压迫使我不敢放弃教书；同时，趣味所在又使我不忍完全放弃写作。”[64] 这种商业兼职状态创作实际是“今天写十来个字，明天再写十来个字”向诗神伸手乞要小钱的过程。[65]而山东时期老舍“挤”出的长短篇小说在文体之间绝非各自独立，照老舍的话来说，“风格的变动”是“生活给予作品的一些颜色，不过我的颜色是由我与我的环境而决定的”。[66]从“硬凑”到“赶快”，老舍以风格的调试不断适应着这种商业兼职状态，商业化环境使文体之间形成“幽默”成分的多寡变动。但就这种商业写作现象的评价来看，鲁迅曾作出过文人“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的“海派”批判，[67] 又如鲁迅在其《关于知识阶级》一文中看到的，“现在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这是知识阶级本身的缺点。”[68] 可以说，现代中国京海官商作家之分的出现正是基于知识阶级思想自由和生存的冲突，但与其说这是现代中国作家的缺点，不如说这是现代中国作家身处的生存境况，比之现代中国作家的思想自由问题，现代中国作家的职业生存问题同样值得重视。就老舍而言，兼做“教书匠”与“写家”使他“既不能专心一志的写作，而又终年无一日休息”，[69] 八年的兼职作家生涯如“八年不歇着”的驴，即使休息时也如骆驼“放青”“等秋后膘肥肉满再干活儿”。[70]身体劳苦且效率底下的“老牛破车”状态实际正是老舍文学创作兼职阶段的形象写照，老舍之为职业作家的牛马伦理在此表现为拉磨劳作的牲畜身体体验。
实际上，在老舍看来，“写文是把自己的思想挤出来”，[71] “玩艺是假的，力气是真的！”[72] “艺术作品贵精而不贵多，可是力气究竟是力气，谁能责备一个黄包车夫走路太多呢？”[73] 可见在老舍这里，鲁迅批判的“近商糊口”的文人职业实际是与拉车等同的劳力工作。如果说《离婚》是老舍对官员教员这一类体制职业的价值探讨，那么《骆驼祥子》实际正是老舍对小工人小贩子乃至于“写家”这一类个体职业的生存境况讨论。祥子觉得“有自己的力气与洋车，睁开眼就可以有饭吃”，[74] “用力拉车去挣口饭吃，是天下最有骨气的事”，[75] 但又诚如《骆驼祥子》中的总结：“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里去。” [76]梦想着以个人身体劳动求得一种独立自主生活的骆驼祥子的末路处境，正是老舍“老牛破车”的兼职作家困境。
但老舍的作家职业身份又有异于沦为个人主义野兽的祥子。结合此一阶段老舍的散文自道来看：“恍忽之间，仿佛看见一狗，一马，或一驴，其身段神情颇似我自己；人兽不分，忙之罪也！” [77]这种“人兽不分”的生命体验正类似于意大利美学家阿甘本指出的“赤裸生命”悖论：“既不是动物生命也不是人类生命，而仅仅是一种悖论性地生活于两者之中但又不属于这两者的生命———赤裸生命。赤裸生命即非人在现实社会中的具象表征。” [78]但老舍并未以激进态度与其“非人”的劳力职业境遇决裂。就老舍的自我身份认知来看，“既是个写家，当然得写了。‘风格即人’—还是‘风格即驴’？—我是怎个人自然写怎样的文章了。于是有人管我叫幽默的写家。” [79]老舍实际将这种“风格即人”或“风格即驴”的生命体验表现为人性自嘲式的“幽默写家”身份认同。可以说，“幽默”不仅是老舍的商业兼职文体技巧，“幽默的写家”身份同时构成其与牛马人生的和解方式。老舍不仅以动物性生存经验展现人类为己身制造的非人生存处境，更以个人独有的“幽默”文学创作不断将人性与动物性交织的非人职业境遇进行调解，因为在老舍这里，幽默首要是一种心态：“他自己看出人间的缺欠，也愿使别人看到。不但仅是看到，他还承认人类的缺欠；于是人人有可笑之处，他自己也非例外。” [80]
三、老舍的职业伦理困境与“文牛”的作家主体限度
实际上，老舍对自己的兼职写作状态有着清醒认识，在《樱海集》序言中就认为“自己的不高明，与那些使我更不高明的东西，至少要各担一半责任”。[81]兼职状态下的作品质量问题成为老舍对职业作家身份的考量。就文学家的生存来说，郭沫若就指出过：“文学家之生存竞争，文艺家把力量少用于创作而多用于把持，因而戴帽子的战略便盛行一世。作家间彼此的摩擦愈生热，外压的反映也就不得不愈加淡薄。其在未成名的作家呢，与其说‘伟大的作品在字篓里’，无宁说还没进字篓便流产了。” [82]这意味着，成为职业作家不仅依靠商业化催生的创作数量，更有赖于行业内批评家“戴帽子”的声名评价，以代表作成名构成了其中的关键。以此，1936年老舍辞去教职，试图通过专职方式以《骆驼祥子》“一炮放响”文学声名，[83] 以这部“给行家看的”重头戏获得文学职业的连续性。[84]1944年老舍在《火葬》序言中言及这一专职作家计划的可行性及其中断：“在七七抗战那一年的前半年，我同时写两篇长篇小说。这两篇是两家刊物的‘长篇连载’的特约稿，约定：每月各登万字，稿酬十元千字。这样，我每月就能有二百元的固定收人，可以作职业写家矣。两篇各得三万余字，暴敌即诡袭芦沟桥，遂不续写。” [85]可见，比之兼职环境的窘迫，老舍的文学创作职业化诉求在民族国家的危亡面前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如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所写的：“谁都有吃与喝那样的迫切的问题，谁都感到冤屈与耻辱。”[86] 基于家庭生计、个人旨趣形成的职业选择显示出身份限度，个人的职业作家追求在抗日战争境遇中何以可能？这成为现代中国职业作家们所要面对的问题。
在“抗战第一”原则下，个体作家投身国家机构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办法。例如在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看来，要“把文艺的基础建立得合理，应该是使作家与行政机构合而为一”，“假使全国文艺家做了中宣部政治部的编辑员、撰稿人，而中宣部政治部做了作家的发行部，则所有困难均可克服，而力量也必大”。[87]但正如老舍看到的，这种作家与行政机构合一的状况使得“职业的写家在中国还很少，十之八九都是作事而兼写文章的。既然作事，就身不由己，机关里教他们到哪里去，他们就得去”，战时“文人既不能专靠卖稿子吃饭，所以就另有职业，当供职机关迁移的时候，当然也随着走”。[88]这种方式的背后，其实是作家这一职业对国家行政机构的附属，而这种方式在抗战时期尤其招致“文人从政”的质疑。但郭沫若认为，“假使是在军阀统治时代，一个作家要以蝇营狗苟地态度，运动做官，运动当议员，那当然是值得反对的事”，抗战期间的这种职业选择是“作家以他的文笔活动来动员大众，努力实际工作”的做法，[89] 战时作家尤其需要“靠着个人的或者个人以上的力量”克服困难[90]。但实际上，老舍与郭沫若对这里“个人以上的力量”的认同有着根本的不同。
《冯玉祥日记》载：老舍“以学校停课，人心摇摇，既无事业可作，复无文章出卖，乃由济南只身来汉”。[91]在武汉暂时没有家庭生计负担的老舍在武汉迅速调整了山东时期的职业作家状态。老舍相继发表《大时代与写家》《是的，抗到底！》《写家们联合起来》等文章，认识到“抗战期间已无个人可言，个人写作的荣誉应当改作服从”，“我们现在是用文艺作品作一种抗战的武器，不是为拿稿费与版税。大家同意的去牺牲，才能增厚我们的战斗力量。工作是不能稍缓的，我们不能为保护私人的利益而有碍于工作的急进”，[92] 以“勤苦”小卒身份加入到“文协”的筹备创办之中。
具体就抗战职能来看，“文协”团体意欲将战时作家作为“政府与民众间的桥梁”，文艺工作者需要“遵从团体的命令”，“必须沿着抗战到底的国策，把抗敌除暴的决心普遍的打入民间；同时，把民间的实况转达给当局”。[93]尽管作为“行业的彻底团结”而筹备起来的民间作家抗敌团体，但“文协”成员包含了国共两党的党派作家，经费主要来源又是国民党宣传部、教育部，主要承担着供给国民党政治部与中宣部通俗读物的任务，“文协”与国家机关有着紧密联系。而以“文协”的出版部的前线报告来看，“前方将士精神粮食的缺乏，已经成了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同时就后方民众读物而言，也依然到处都是那些充满毒素的旧有的小唱本，和七侠五义，彭公案一类的说部，很明白，这些东西是无法提高一般民众的抗战情绪的。”[94] “战时精神粮食”的生产是“文协”团体面临的紧迫工作。以此，服从于“抗战第一”原则的老舍，需要在抗战初期迅速建立以“文协”抗战工作为中心的职业化写作状态。正如老舍在武汉的表态：“人家要什么，我写什么。我只求尽力，而不考虑自己应当写什么，假若写大鼓书词有用，好，就写大鼓书词。艺术么？自己的文名么？都在其次。抗战第一。我的力量都在一枝笔上，这枝笔须服从抗战的命令。”[95] 在“文协”并无薪俸可拿的老舍有着公认“最卖力气”的抗战文艺工作者状态。
实际上，尽管因无党派作家影响力被推向“文协”总务领导者的角色，但老舍眼中的“文协”并非政府下设的国家机构，在武汉投身“文协”时的独身、无党派、无职业状态是老舍职业作家身份的重要标识。“文协”之于老舍“是个合法的民众团体”，[96] 老舍将加入“文协”视作人生三大痛快之一，脱离家庭重担全身心投入抗战工作的老舍欣喜于“把个人的一切都放在团体里去”的行业身份归属。将写作等同于拉车的老舍在《骆驼祥子》提出过城市工人如蚂蚱“打成阵”的行业群体生存方式，而老舍眼里“文协”内作家之间的关系“正像工友”。[97]应该说，这种战时行业“分工不仅能够展现出我们所确定的道德特征，也可以逐渐成为社会团结的本质条件”，[98] “文协”这一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并使之沟通的战时民间团体的成立，使得老舍看到了战时作家行业“打成阵”的可能。
进一步来看，尽管抗日战争使老舍又一次站在官员教员与职业作家的选择之间，但抗战期间不做官不教书的老舍实际在依托“文协”坚守他的职业作家志趣。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指出：“任何人要想生存，就必须成为国家的公民。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有一类规范却是多样化的；它们共同组成了职业伦理。” [99]老舍在致陶亢德的信中也正说明着的这一立场：“我个人所以不愿入衙门者，只是因为才薄学浅，担不起重任而已。不作官，而在‘文协’帮忙，亦是在朝在野，各自努力救国之意，并没有什么清高不清高的界判。”[100] 老舍认为战时作家改行是毁了作家，[101] 老舍眼中的“全面抗战”不仅包括“军事战争”“经济战争”，更包括“文艺战争”，[102] 战时拒绝教书、从政的老舍所坚守的正是区别于均一公民道德规范的作家职业伦理。可以说，通过以“文协”的行业集体方式发动作家访问团，发动增加稿费保障版税的运动，老舍将职业伦理与公民爱国道德有效结合起来，老舍意图在“文协”这一“在朝在野”的民间爱国行业组织中维护作家战时团结、保护个体作家权利，以此在“抗战建国”进程中建立社会层面的作家职业伦理。
但事实上，抗战初期的文化应激性与抗战的持久性使得作家职业与其工作之间的关系并不具有同构性，而战时作家职业伦理的发生又往往“诉诸一种集体的权威，而这种权威也不可归为个人的特殊意志，只能来自于功能性的职业规范的要求，以及共同生活的集体情感和价值基础”。[103]以此，老舍原有的文学创作内容在抗战时期出现分化重组，战时文艺工作尤其使坚守作家职业志趣的老舍陷入了职业伦理困境。即如老舍在事后看到的，“大概因为是在抗战初期，大家既不甚明白抗战的实际，而又不肯不努力于抗战宣传，于是就抬起旧的形式，空洞的，而不无相当效果的，做出些救急的宣传品。” [104]“抗战第一”要求下“遵从团体命令”的战时行旅、“文协”事务、通俗形式创作不仅催生了老舍身体与职业志趣层面的双重痛苦，抗战初期的应激创作为职业作家老舍带来了文艺创作的战时“听命”焦虑，战时应急的鼓词，旧剧，民歌，话剧，新诗创作事后实际被老舍认为是“作品的凌迟”。[105]而这种焦虑更表现抗日战争持久性为文艺带来的与广度中。如郭沫若看到的：“随着北平和天津，上海和南京乃至广州和武汉的相继沦陷，作家们自动地或被动地散布到了四方，近代都市的文化设备也多向后方移动，后方的若干据点便迅速地受到近代化的洗礼，印刷技巧的普及是惊人的事。大后方的城市如重庆、桂林、成都、昆明等地，都很迅速地骎骎乎达到抗战前某些大城市的水准。这文艺工作者地四布和后方市镇地近代化，便促进了文艺活动的飞跃的发展。”[106] 可以说，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加快了文艺发展的广度，但这种抗战文艺的广度在老舍身上则表现为“不是我作文章，而是文章作我”。[107]
抗战时期老舍的职业认知依然持续地以牲畜面目出现，牛喻话语尤其频现于老舍的各类文学创作中，文学之“牛”成为老舍的职业诉求表征。一方面，在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中，老舍多以牛喻话语表达对职业精神的推崇。如在短篇小说《一封家信》中，老舍塑造了一月只挣二百元钱的老范，但“他自己可并不小看自己，不，他觉得自己很有点硬劲。他绝对不为自己发愁，凭他的本事，到哪里也挣得出二百元钱来，而且永远对得起那些钱。维持住这个生活费用，他就不便多想什么向前发展的方法与计划。他永远不去相面算命。他不求走运，而只管尽心尽力。他不为任何事情任何主义去宣传，他只把自己的生命放在正当的工作上。有时候他自认为牛，正因为牛有相当的伟大。”[108] 又如在《不成问题的问题》中，老舍塑造了一个务实的尤主任形象：“他聪明，强健，肯吃苦。作起‘试验’来,他的大手就像绣花的姑娘的那么轻巧，准确，敏捷。作起用力的工作来，他又像一头牛那样强壮，耐劳。他喜欢在美国，因为他不善应酬，办事认真，准知道回到祖国必被他所痛恨的虚伪与无聊给毁了。”[109] 这种把“生命放在正当的工作上”的“硬劲”强调了职业伦理的重要性，“强壮”、“耐劳”的“牛”的形象成为老舍的职业价值认同所在，“自认为牛”、“牛有相当的伟大”等话语暗示着，如牛一般实干的职业性是老舍想要建构作家主体性乃至于文学存在方式的基本维度。但另一方面，“牛”又成为老舍表达生存需求、职业焦虑的形象话语。例如在话剧《王老虎》中，即有陈先生为王老虎以“牛”测字算命的情节。“牛”字第一解为谋生，第二解与钱财相关，第三解与婚姻相关，[110] 可见在老舍的文学创作经验中，“牛”是人生的重要隐喻形象，人生需求统摄于“牛”这一汉字形象之中。牛喻话语更频繁出现在老舍的散文中。在老舍的自白中，抗战时期成绩欠佳、收入欠佳的原因在于：“写作家应当在大街上活着，可是不能在大街上写作。他像一条牛，吃了草以后，须静静的去反刍细嚼，而后草才能变成乳。我，可是，找不到个清静地方。”[111] 在战时“听用”的写作状态下，老舍感受到“‘听用’是没有自己的”，[112] “给东家五百字，西家一千字，有话也说，没话也得说。于是五牛分尸，一块像样的肉也没剩下，还说什么文艺不文艺呢”。[113]无论是“吃草”、“反刍”、“产乳”还是被“五牛分尸”，老舍以“牛”的习性及其社会功能呈现出作家的职业特性及其面临的困境，频现的牛喻成为老舍表达战时职业焦虑的主要形象表征。1944年，老舍更明确发表《文牛》一文，以“文牛”之问提出有关战时作家的身份伦理问题：第一，“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可是，文人的身体并不和牛一样壮，怎办呢？”[114] 第二，“假使你健壮如牛，也还要细想一想再决定吧，即在此处，牛恐怕是永远没有希望的动物。”[115] “牛”的身体与希望暗示着一种身份焦虑，这表明现代中国社会中的职业作家处于一种双重性的关系中，作家既具体地处于人类职业生活中，又在“听用”的职业体制中，在身体、精神层面陷入了动物性的生存绝境。
总之，正如老舍抗战时期的述志：“从一九三〇年我就想作个职业的写家，经过抗战，我想连‘职业的’三个宇也取消，而干脆的说我要永远作个‘写家’，因为‘职业的’一词含有挣钱吃饱饭之意，而我今天是身无长物，连妻小已都快饿死了。多咱我自己也饿死,我就不能不放下笔；但是在饿死之前，我总要不停的写作，因为我要作个‘写家’。” [116]尽管身陷贫病的绝境，老舍实际在抗战时期完成了从谋生职业到生命志业的作家观念转变。而就这一阶段老舍的文学创作来看，牛喻话语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认识老舍之为职业作家的深层内涵：从“牛有相当的伟大”到“文人的身体并不和牛一样壮”再到“牛恐怕是永远没有希望的动物”，以牛为喻实为老舍战时职业作家身份认知的独特表达方式，这些牛喻话语的复杂性正显示着现代中国作家的职业主体诉求及其困境。
应该说，上述老舍的“职业作家”观念与“五四”以来文学发展依托大学存在的“象牙塔”作家观念有着根本的不同。抗战时期就职于西南联大的沈从文认为：“发扬五四精神，使文运重造与重建，是关心它的前途或从事写作的人一件庄严的义务。我们必需努力的第一件事，是重新建设一个观念，一种态度，使作者从‘商场’与‘官场’拘束中走出，依然由学校培养，学校奠基，学校着手。作品不当作商品与官场的点缀品，所谓真正的时代精神与历史得失，方有机会表现。”[117] 但有过官场、商场、教育等职业经历并坚守职业作家志趣的老舍，显然更看重文学职业伦理建立之于“五四”启蒙理性重建的优先性。在老舍那里，职业作家的社会存在实为作家最广阔也是最终的存在根据。然而又正像是老舍好友罗常培所了解的：“老舍很懂得作家应该由社会养活而不该由大学养活的道理，所以七八年来无论哪个大学请他教书，他都婉言谢绝，宁愿忍饥耐寒，却不愿旅进伴食，可是眼前的社会怎能养得活作家!” [118]老舍意欲成为专职文学创作的独立作家，又遭遇着自然生命和职业生命两方面的难题。
总的来说，正像是美国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指出的：“我们的价值观念并不是独立存在，而必须形成一个与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概念相一致的系统。”[119] 就被认为是“自由作家”的老舍而言，无论是职业价值中的“非牛即马”观念，还是兼职创作状态中“老牛破车”式的身体劳苦，乃至于战时“听用”状态下被“五牛分尸”的身心绝境，老舍表现出“职业作家”这一身份的困境及其存在方式，而正是牛马自喻这种老舍赖以生存的职业经验中，我们才能看到老舍这一类现代中国职业作家的主体性内涵及其限度。
注释
[1]老舍：《述志》，《老舍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5页。
[2]李长之：《送老舍和曹禺》，《大公报》文艺副刊1946年3月3日。
[3]舒乙：《小星星》，《散记老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19页。
[4]栾梅健：《稿费制度的确立与职业作家的出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2期。
[5]邵洵美：《文人无行》，《十日谈》1933年第2期。
[6]郁达夫：《弄弄文笔并不是职业》，《郁达夫全集》第八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页。
[7]沈从文：《白话文问题——过去当前和未来检视》，《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8]茅盾：《致文学青年》，《茅盾全集》第十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1页。
[9]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10]茅盾：《致文学青年》，《茅盾全集》第十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1页。
[11]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郁达夫全集》第十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1页。
[12]沈从文：《在湖南吉首大学的讲演》，《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96页。
[13]老舍：《习作二十年》，《老舍全集》第十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7页。
[14]邵洵美：《文人无行》，《十日谈》1933年第2期。
[15]老舍：《答客问》，《老舍全集》第十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页。
[16]老舍：《在青岛青年会的演讲》，《老舍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2页。
[17]老舍：《小型的复活》，《老舍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5页。
[18]同上书，第355页。
[19]老舍：《老张的哲学》，《老舍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页。
[20]《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号1921年1月10日。
[21]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4页。
[22]老舍不喜欢在齐鲁大学教书的原因之一在于“教员们大都是洁身自好，不问外事，除了教书之外，别无其他活动。整个学校，死气沉沉，连一点学术空气也没有。”参见张桂兴编：《老舍年谱》（上），第12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从山东大学辞职的原因则如萧涤非的回忆：“1936年，‘山大’换校长，赵太侔下台，由齐鲁大学校长林某接允，中文系解聘的解聘，几乎全走光了。林某为了要老舍给他撑门面，利用是‘齐大’老同事的关系曾三顾茅庐，都遭到老舍的拒绝。明摆着每月300元的教授薪金不要，宁可单靠写稿过活，也要和朋友们共进退，真是好样的！”参见张桂兴编：《老舍年谱》（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页。
[23]老舍：《猫城记》，《老舍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8页。
[24]参见张桂兴编：《老舍年谱》（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63页。
[25]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孙非，张黎勤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15页。
[26]老舍：《离婚》，《老舍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3页。
[27]同上书，第455页
[28]同上书，第459页
[29]同上书，第425页。
[30]同上书，第423页。
[31]长之：《离婚》，《文学季刊》1934年1月创刊号。
[32]沈从文：《在湖南吉首大学的讲演》，《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97页。
[33]沈从文：《小说作者与读者》，《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34]同上书，第71页
[35]老舍：《文学概论讲义》，《老舍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
[36]老舍：《婆婆话》，《老舍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0页。
[37]同上书，第310页。
[38]参见孙向晨：《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33-334页。
[39]茅盾：《什么是文学——我对于现文坛的感想》，《茅盾全集》第十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90页。
[40]叶圣陶：《文艺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61页。
[41]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页。
[42]沈从文：《白话文问题——过去当前和未来检视》，《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43]鲁迅：《读书杂谈》，《鲁迅全集（编年版）》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页。
[44]老舍：《歇夏（也可以叫作“放青”）》，《老舍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页。
[45]沈从文：《编者言》，《沈从文全集》第十六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48页。
[46]沈从文：《“文艺政策”检讨》，《沈从文全集》第十七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页。
[47]参见朱自清：《〈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下），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619页。
[48]郭沫若：《我对于国防文学的意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6页。
[49]同上书，第236页
[50]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老舍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页。
[51]老舍：《钢笔与粉笔》，《老舍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4-295页。
[52]老舍：《自序》，《老舍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页。
[53]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老舍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页。
[54]同上书，第184页。
[55]老舍：《我怎样写〈离婚〉》，《老舍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
[56]同上书，第189页。
[57]同上书，第188页。
[58]老舍：《序》，《老舍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59]老舍：《〈牛天赐传〉广告》，《老舍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9页。
[60]老舍：《我怎样写短篇小说》，《老舍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
[61]老舍：《序》，《老舍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62]老舍：《我怎样写短篇小说》，《老舍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
[63]老舍：《我怎样写短篇小说》，《老舍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4页。
[64]老舍：《我的暑假》，《老舍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8页。
[65]老舍：《我怎样写〈牛天赐传〉》，《老舍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页。
[66]老舍：《序》，《老舍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页。
[67]鲁迅：《“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编年版）》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
[68]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编年版）》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5页。
[69]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全集》第十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4页。
[70]老舍：《歇夏（也可以叫作“放青”）》，《老舍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8页。
[71]老舍：《这几个月的生活》，《老舍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7页。
[72]老舍：《我的创作经验（讲演稿）》，《老舍全集》第十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
[73]老舍：《成绩欠佳，收入更欠佳》，《老舍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5页。
[74]老舍：《骆驼祥子》，《老舍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75]老舍：同上书，第13页。
[76]老舍：同上书，第203页。
[77]老舍：《忙》，《老舍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2页。
[78]参见王馨曼、王凤才：《终止“人类学机制”的生命本体论——阿甘本对人与动物关系的形而上学-政治哲学解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79]老舍：《又是一年芳草绿》，《老舍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7页。
[80]老舍：《谈幽默》，《老舍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页。
[81]老舍：《序》，《老舍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页。
[82]郭沫若：《我对于国防文学的意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7页。
[83]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全集》第十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4-465页。
[84]参见亢德：《本刊一年》，《宇宙风》1936年第25期。
[85]老舍：《序》，《老舍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5页。
[86]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
[87]罗衣寒：《记“文协”第一届年会》，《抗战文艺》1939年第4卷第2期。
[88]老舍：《答客问（文艺作家与抗战）》，《老舍全集》第十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203页。
[89]郭沫若：《新文艺的使命——纪念文协五周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8页。
[90]同上书，第384页。
[9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五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98页。
[92]老舍：《写家们联合起来！》，《老舍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103页。
[93]《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文艺月刊》1938年第9期。
[94]参见“文协”《出版状况报告》，《抗战文艺》1939年第4卷第1期。
[95]老舍：《这一年的笔》，《老舍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
[96]老舍：《五年来的“文协”》，《老舍全集》第十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6页。
[97]老舍：《“文协”第二年》，《老舍全集》第十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9页。
[98]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敬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58页。
[99]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渠敬东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5页。
[100]老舍：《致陶亢德》，《老舍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7页。
[101]参见蜀道首次座谈会：《如何保障作家战时生活》，文天行、王大明、廖全京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资料汇编》，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295页。
[102]老舍：《“五四”之夜》，《老舍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218页。
[103]渠敬东：《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涂尔干对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新构建》，《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4期。
[104]参见老舍在会报座谈会《一九四一年文学趋向的展望》中的讲话，《抗战文艺》1941年第7卷第1期。
[105]老舍：《致陶亢德》，《老舍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03页。
[106]郭沫若：《新文艺的使命——纪念文协五周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7页。
[107]老舍：《多鼠斋杂谈》，《老舍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3页。
[108]老舍：《一封家信》，《老舍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80页。
[109]老舍：《不成问题的问题》，《老舍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110]老舍：《王老虎》，《老舍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2页。
[111]老舍：《成绩欠佳，收入更欠佳》，《老舍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5页。
[112]老舍：《我是“听用”》，《老舍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2页。
[113]老舍：同上书，第383页。
[114]老舍：《文牛》，《老舍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3页。
[115]同上书，第413页。
[116]老舍：《述志》，《老舍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5页。
[117]沈从文：《文运的重建》，《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
[118]罗常培：《我与老舍——为老舍创作二十周年作》，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227页。
[119]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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