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进武|论百年来南京作家的区域流动与审美倾向

（本文原刊于《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集刊》第6辑）

（本文作者陈进武副教授）

陈进武

从历史地域和文化积淀来说，被称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南京在中国众多城市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和能级。这座江南城市既具有曾为都城的金陵王气，又有着“江左风流”的六朝气息。一方面，文人名士的结社雅集、秦淮风月共同形成了独具南京特质的文化现象；另一方面，南京在拥有才情与繁华的同时却也遮蔽不了内里的创伤与沧桑。从中国新文学的视野来看，南京作家们在百年来创作了诸多极具影响力的作品，建构起了南京这座城市的文学形象。实际上，所谓南京作家包括南京籍作家、非南京籍但又成长或生活工作在南京的作家。不过，不论是南京籍的作家，还是非南京籍的作家，他们在文化地理与精神境遇层面却又有着共同身份：南京作家。虽然审美趣味和写作观念不尽相同，但南京作家们不仅精细地勾勒出了他们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动脉络，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与丰富了具有腔调和韵味的南京文学世界。同时，南京作家们在一种“流动”话语的包围之中用个体生命体验传达了百年南京文学的审美特质。

既然引出了“南京作家”的概念，我们就有必要对百年来南京作家的情况作出简要盘点和梳理。自20世纪初以来，就有一大批生长或活跃于南京文坛的现代作家，或者是出生或者谋生于南京，曾经短暂或者相当长一段时期在南京勤恳创作。这些作家最早的主要有陈三立、丘逢甲、鲁迅、胡适、汪东等，晚近的如范小青、叶兆言、苏童、毕飞宇、魏微、韩东、朱文、育邦、张羊羊、庞羽等。事实上，除了从事文学创作的南京作家，还有相当数量的南京批评家或学者与南京作家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这批学者主要有王伯沆、陈师曾、顾实、柳诒徵、吴梅、黄侃、汪辟疆、胡小石、陈中凡、唐圭璋、程千帆、叶子铭、陈辽、董健，等等。正如李徽昭总结的，南京批评家对南京作家群体的形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他们共同构成了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中有重要影响的南京作家群。

为了充分发掘百年来南京文学的写作资源和发展面貌，我们尽可能全面搜集了具有代表性的南京作家（包括部分写南京的代表作家），整理了他们从不同区域流入南京的大体情况。如此，我们不仅能够较为直观地看到南京文学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贡献，而且还可以观察到南京的文化积淀与文学气质在南京文学中的体现与彰显。基于对于南京作家内涵的界定，我们重点选取了259位最具典型性的南京作家进行分析和考察。稍加观察不难发现，一方面，若从作家在不同时期的影响来区分，活跃在20世纪上半叶的南京作家（包括部分学者）主要有145位，而自1949年以来至今活跃在当代文坛的南京作家有114位。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作家体量均衡的现象实则表明了百年来南京作家群体的蓬勃壮大与强劲发展，而且还体现出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旺盛创造力和持续影响力。另一方面，从省内外作家流向南京的情况来说，这一迁徙与流动的作家群体以南京周边省份或城市为主。在地理空间的流动上（暂且忽略区域的变动），1949年前主要表现为从内陆省份（除浙江外）流向南京的态势，而在1949年后则呈现出从小区域走向大区域的特点（见表1，表2）。

从上示图表可以明显看到，南京作家的流动区域是纷繁复杂的。首先，从省内外流动的人数来讲，江苏省内城市往南京流动的作家（简称省内作家）为75位，而省外流向南京的作家（简称省外作家）为128位。如果将南京本地56位作家相加，省内作家共131位与省外作家在总人数上大体相当，但省外作家流入人数（占总量的49.4%）要远高于省内作家流动人数（仅占总人数的28.9%）。从根本上来说，作家在不同区域之间流动有“被动”与“主动”之分。“被动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主动的流动”则是政治、经济、自然、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更应当是作家对价值取向、生活习惯、城市文化等方面所做考量后的主动选择。从这一层面而言，省内外作家选择南京既有“被动的流动”，也有“主动的流动”，而后者显然是占主导的。

其次，从省内城市流入南京的情况来看（见表1），前两位的是苏州（15人）、泰州（10人），扬州、南通、无锡、常州均为8人。随后是徐州（6人）、盐城（5人），包括赵本夫、周梅森、胡弦、张晓风、梅汝恺、郭枫、陈中凡、鲁羊、黄蓓佳、鲁敏等代表作家。其后是宿迁为1位作家，即魏微，而淮安、镇江、连云港等均有两位典型作家。其中，柳诒徵、陈白尘、鲁羊、育邦、马铃薯兄弟等都是百年中国文学不同时期引领社会和时代风尚的学者或作家。不难发现，来自包括南京在内的苏南城市的南京作家占省内作家的66.4%，连云港、宿迁、淮安等苏北城市流向南京的作家较少。这一点与江南文化的重心所在相契合。

最后，从其他省份流入南京的情况来说（见表2），位居前三位的省份是浙江（29人）、安徽（19人）、湖南（10人）。显而易见，因区域和地缘的关系，从浙江到南京的作家最多，占省外作家总数的22.6%。来自湖南、安徽、湖北（8人）、江西（7人）、河南（6人）、山西（1人）等中部六省的作家占省外作家总数的比例则将近40%。其他作家人数较多的省市还有上海（6人）、山东（6人）、四川（6人）、广东（5人）、福建（4人）、河北（3人）等。除浙徽湘三省外，其他外省作家主要有胡先骕、吴宓、陈师曾、沈西蒙、张爱玲、朱文颖、臧克家、黎汝清、郭沫若、巴金、曹禺、艾芜、张资平、潘向黎、朱文、李龙云、姚鄂梅、黄梵、黄孝阳、向迅、孙频，等等。这些作家从各地奔向南京，在人生走向上显出远离家乡故土的流动轨迹。从作家的身份来看，相当一部分作家在地理区域归属和地域文化认同上具有多重身份。一种情况如朱自清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在江苏扬州，但曾多次游览南京并留下作品；另一种情况如宗白华祖籍江苏常熟，出生于安徽安庆，但又曾在南京大学任教并写有相关作品等。可以见到，在从外地到南京的流动中，大多数外省作家的行动轨迹构成了地理或区域上的流动圈。这种流动很大程度上架构起了南京百年文学的时空坐标，既描绘了凸显南京作家身份与流动轨迹的时空地图，又揭示了南京百年文学流动的经纬和血脉。

如果说区域流动是考察百年来南京作家群形成及流动的外在维度，那么文化身份认同与文学观念更新等则是进一步考察南京作家群的内在观照。换句话说，不论是前文所说的省内作家，还是省外作家，他们从区域流动到文化融合的转变中展现出文化或文学表达的新内容与新方式，带动了南京文学和文化的活跃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南京作家和省内外作家的融合也是文化传统和文学观念在历史和空间的流动和交融。自20世纪初以来，南京作家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独立从事文学创作，“他们的作品在每一个时间段之中，都成为中国文学关注的焦点和热点。”[2]其实，除了文学作品的高关注度与广泛影响力，南京作家在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的建构上同样起到了引领时代风潮和写作时尚的作用。

时间可以上溯到五四时期与二三十年代、40年代末与70年代末、80年代和90年代到新世纪等四个时间段。在五四新文化的浪潮之中，南京作家们更多秉持着文化守成主义的传统，既有对传统文化的固守，又受到西方守成主义思想影响。这样的观念在“学衡派”那里得到最为深刻和精准的体现。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于1922年在东南大学创办《学衡》，倡导“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3]这批兼容中西新文化的学人还包括马承堃、邵祖平、萧纯锦等。学衡学人坚持创造性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文学无新旧之异”“文学体裁之增加，实非完全变迁，尤非革命也”[4]等文学主张。不可否认，文化守成主义思想与五四新文化启蒙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恰是一种互补关系。还需要意识到，他们所倡导的学术规范和倡扬传统思想精粹等同样积极，其贡献亦值得肯定。从长远的影响来讲，一方面，柳诒徵等在1932年创办的《国风》延续了《学衡》的民族文化本位精神，[5]其宗旨为“一、发扬中国固有之文化，二、昌明世界最新之学术。”[6]另一方面，“学衡派”的不少主张不同程度得到冯友兰、何麟、张荫麟、张其昀、郭斌禾、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学人的响应和阐发，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有着独特价值。

实际上，这种独特的启蒙意识始终是南京作家所坚守和秉持的。20世纪50年代，以高晓声、陆文夫、方之等为代表的“探求者”作家勇立时代潮头。他们试图成立“‘探求者’文学月刊社”，计划出版刊物《探求者》，明确宣告：“我们将在杂志上鲜明地表现出我们自己的艺术风貌。”他们还提出了“不发表粉饰现实的作品。大胆干预生活”“不崇拜权威，不赶浪头”[7]的文学主张。可以说，“探求者”作家群体干预生活与关注人生的主张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当时概念化的文学话语体系，体现出对文学自主和独立价值的启蒙诉求。自70年代末以来，方之的《内奸》、高晓声的《“漏斗户”主》等作品引领了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等创作潮流。在文学获奖方面来说，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陆文夫的《小贩世家》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赵本夫的《卖驴》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等，显示了南京作家已成为当代文坛的重要创作力量。这一时期，《雨花》（1978）、《钟山》（1978）、《青春》（1979）、《译林》（1979）等一批文学刊物复刊或创刊，为南京文学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平台。以这些文学刊物为主要阵地，倡导的“新写实主义小说联展”（1989）、“新状态文学特辑”（1994-1995）等引领了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文坛的创作趋势。此外，苏童、叶兆言等作家的先锋写作无疑是先锋小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南京的“他们”诗群及其诗歌理论无疑是“第三代诗歌”的典型代表。韩东、朱文、吴晨骏、吕德安、于小韦、陆忆敏、杨克等，成为这一时期南京文学的代言人。这一诗歌群体明确提出“诗到语言为止”的文学理念，主张“回到诗歌本身是《他们》的一致倾向。‘形式主义’和‘诗到语言为止’是这一主张的不同提法。”“回到个人。”“回到为自己或为艺术为上帝的写作。”[8]可见，韩东等人倡导诗歌回到真实本身，形成了南京质朴、自然而内含深意的日常化、市民性与口语化的诗歌生态。到20世纪末，韩东、朱文等发起的“断裂问卷”调查事件，无疑又是南京文坛试图重构当代文学图景的又一个重要行动。韩东旗帜鲜明地指出：“断裂，不仅是时间延续上的，更重要的在于空间，我们必须从现有的文学秩序之上断裂开”，“文学的本质——创造、自由、美和真实规定它是广大而无垠的事物，在此意义上我们反对因循守旧、作茧自缚，反对隔绝、逃避、冷漠和自卑的姿态。”[9]可以说，“断裂”作家决绝的启蒙姿态不仅引起了文坛的强烈反响，而且还造成了轰动效应，成为20世纪末的重要文学现象。

南京作家与批评家共同将南京打造成了中国启蒙文学研究的重镇。以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省市作协、省市社科联等为中心，形成了具有南京品格和精神特质的批评家群体。除前文提及的学者外，改革开放40年来还有一群活跃于理论批评界、富有强烈启蒙意识的南京批评家，如丁帆、王彬彬、张光芒、吴俊、沈卫威、刘俊、朱晓进、杨洪承、谭桂林、何平、秦林芳、汪政、晓华、贺仲明、何言宏、李静、傅元峰、何同彬、方岩、韩松刚，等等。他们致力于对文学史观的重新认定、致力于对经典名著的再解读、对文坛旧事的新关照、对乡土创作的总体概括、对启蒙思潮与百年文学的关系研究、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辨析、对现代文学社群的阐述、对文学与宗教互渗的透视、对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互动的考察、对当下创作的及时跟踪等。进一步来说，他们对南京和江苏文学的艺术价值的深层挖掘，使得南京文学地域性文学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同时也显示出了南京文坛对当代文学的敏锐把握能力与理论批评的总体性格局。

不论是“学衡派”的文化守成，或“探求者”的干预生活，还是“新写实小说”“新状态文学”以及“断裂”等，都是首先被南京文坛倡导与总结。从表面看，梅光迪、胡先骕等的保守姿态与韩东、朱文等表现的“断裂”决绝应当是处在价值指向的两个极端之上。然而，需要清醒意识到的是，“断裂”作家并非意在建立文坛权力的新格局，而是以“被伤害者”姿态来反抗主流话语与文学秩序。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化守成的“学衡派”和视点向下的“断裂”作家都是南京特有的深沉内敛和启蒙精神的人文传统的某种延续。尽管南京作家在时代大潮中能够屡得风气之先，但他们并没有在解构、反叛与创新等思潮中走太远，而在文学价值指向与艺术追求上仍然沿着地域文化影响下的艺术理路前行。

从文学传统和地域文化来讲，一方面，南京既有地域文化的坚守，又有多元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南京不仅有江南文化的温润典雅，而且还有中原文化的朴实厚重。恰是如此，南京作家在精神取向、审美表现、传统坚守等方面有着很大的趋同性。在作家赵玫看来：“我一直认为城市对一个人的塑造无比重要，觉得我身上流动的其实就是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对我来说，故乡的文化已经深深渗透到我的血液里，镌刻在灵魂中，成为了我们生命中永远都不会丢失的一部分。”时下，即便是来自省外的南京作家都没有固守“故乡的文化”，而是将其与南京文化多元融合，形成了多元文化并存的独特气质。不论是省外作家，还是省内作家，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南京的文化传统与个体创作融会贯通，在他们不同类型的文本深处，还呈示出共同书写南京“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的审美倾向。

若从南京文学整体情况来说，南京作家群中体量最大的还是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但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来看，南京作家在小说、古诗词和散文创作上的成就同样举足轻重。就小说创作而言，卢前的《三弦》、张恨水的《丹凤街》《大江东去》《秦淮世家》、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丁玲的《意外集》、赛珍珠的《大地》、倪贻德的《玄武湖之秋》、陈瘦竹的《春雷》《奈何天》、阿垅的《南京》（《南京血祭》）、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无名氏的《塔里的女人》等，或以南京为背景，或将南京作为中心，真切描绘了20世纪上半叶南京的生活景象和社会图景。在古诗词创作方面，代表作品有陈三立的《散原精舍诗》、丘逢甲的《谒明孝陵》《登扫叶楼》《雪中游莫愁湖》、曹经沅的《借槐庐诗集》等。值得关注的是，结社是这一时期最为典型的文学现象，如汪东、吴梅、陈匪石、林铁尊、乔大壮、唐圭璋等组织的“如社”，仇埰与石凌汉、孙睿源、王孝煃结“蓼辛社”，曾昭燏与王嘉懿、尉素秋、曾昭燏、龙芷芬和沈祖棻等中央大学女同学自组的词社“梅社”等。在散文创作方面，袁昌英的《游新都后的感想》《再游新都后的感想》、巴金的《从南京到上海》、张恨水的《白门十记》《两都赋》、陈西滢的《南京》、方令孺的《琅琊山游记》《家》《南京的骨董迷》、曹聚仁的《南京印象》、王鲁彦的《我们的太平洋》、钟敬文的《金陵记游》、朱自清的《背影》《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南京》、俞平伯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郭沫若的《南京印象》等，均为现代散文名篇，堪称经典之作。

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来说，南京作家在小说创作上的成绩要明显高于诗歌、散文和戏剧等方面。从小说的题材领域来讲，南京作家在写作题材上表现出了题材数量的丰富与题材类型的多样。对于当下文学题材领域的书写情况，我曾撰文指出，世纪之交以来，最为集中且能够代表当下文艺成就的还是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的作品明显偏少。“要么偏爱写底层人物及其生活状态，要么表现都市的疲惫和压抑，要么揭露官场和职场的‘厚黑’，要么探寻知识分子的生存和人性等，其终极指向还是力求呈现原汁原味的社会现实和日常生活。”[10]然而，从当下南京文学的整体创作来讲，南京作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张恨水、路翎、陈瘦竹等现代作家的写作传统，在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上呈现出了比翼齐飞的写作态势。拿获茅盾文学奖情况来说，毕飞宇的《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苏童的《黄雀记》（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很显然分别代表了现实和历史两个题材领域。

在历史题材领域，主要有黄清江的《死亡》、白先勇的《台北人》、艾煊的《战斗在长江三角洲》《大江风雷》、胡石言的《柳堡的故事》、茹志鹃的《百合花》、王啸平的《马少清和他的连长》、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方之的《内奸》、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妻妾成群》、叶兆言的《追月楼》《半边营》、黎汝清的《皖南事变》《湘江之战》、黄蓓佳的《新乱世佳人》、范小青的《裤档巷风流记》、黄梵的《浮色》、修白的《金川河》、葛亮的《北鸢》，等等。这些小说反复叙述的时间段是近现代的历史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90年代的历史，写出了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命运，以及南京人对历史与人生的体悟。在现实题材领域，代表作品有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在泉边》、方之的《浪头与石头》、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赵本夫的《卖驴》、朱苏进的《射天狼》、范小青的《城乡简史》《赤脚医生万泉和》、毕飞宇的《青衣》、周梅森的《绝对权力》《人民的名义》、储福金的《黑白·白之篇》、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韩东的《美元爱上人民币》、姚鄂梅的《一面是金，一面是铜》、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鲁敏的《奔月》、曹寇的《十七年表》、孙频的《同体》、娜彧的《秦淮》、丹羽的《水岸》、崔曼莉的《琉璃时代》等。这些小说或聚焦乡村的变革，或关注当下都市人的生存与情感困境，或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写出了社会的转型和人心的冷暖。

在文化同质化与全球化的背景下，探讨和研究地域（或区域）文化视域下的作家群及其写作特质，似乎早已不是新鲜的话题。然而，我们不能否认地域作家群体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视域中又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地域作家群的形成更是百年中国文学的独特景观。自20世纪初以来，南京作家群深耕于江南文化的沃土，展现出了富有区域差异的多样性的文学经验，无疑具有独特的标杆意义。

正是如此，我们需要从更加辩证的角度理解南京作家的区域流动及其创作特质。进而言之，对于南京作家群的研究，既有利于在对全球化语境的对话与反拨中凸显本土性与区域性的差异与个性，又有助于展现百年中国文学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并进一步深化和推动南京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和研究。

（作者单位：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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