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浴洋 | 区域文化研究的推进与省思

2023年4月21日至23日，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区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隆重召开。在开幕式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刘勇教授热情致辞并做了高屋建瓴的主题发言，反响热烈。而在闭幕式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李浴洋博士进行了要言不烦的大会总结，切中肯綮。为了让学界更好地了解该次学术研讨会的盛况，我们在编辑《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集刊》第14辑时，设计了“‘区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特稿”这一栏目，拟特别推出刘先生的致辞与李先生的总结文稿。两位先生得知我们的设想后，分别赐下微调后的稿件《区域文化与文学发展的新态势》与《区域文化研究的推进与省思》以示支持。刘勇、陈蓉玥二位联合署名的大作《区域文化与文学发展的新态势》已于上期推出，本期推出的是李浴洋先生的《区域文化研究的推进与省思》。感谢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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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文化研究的推进与省思

李浴洋

刚才，八位老师对于八场小组发言都进行了很好的总结，会议一首一尾的两场主题报告大家也都一起聆听了，这些都不必由我再做重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想仅在总体层面上谈一下这两天听会的印象，然后再由此发挥，说一点由这次会议生发出来的感想。难免挂一漏万，还请各位老师和同学批评指正。

首先是我对于此次“区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的三点印象。

第一，本次会议体现了区域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无论是对于重庆学界来说，还是就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而言，区域文化研究都不算是新视野与新方法了。经过过去二三十年的经营与积累，区域文化研究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研究非常内在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借用一句大家都熟悉的话说，区域文化研究“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这一领域再想出新实属不易。对于同行众多的现代文学学科而言，“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已是常态，区域文化研究当然也不例外。但此次会议难能可贵的是仍然能够带给我们某种新意。这种“新”既表现为“区域”范围的极大丰富——我们在重庆开会，西南（大后方）研究自然是主体，但大家的选题却不为本地所限：在两天的会议里，可以看到大江南北的几乎所有区域都出现了，从西南到东北，从东南到西北，从内地到香港，从大陆到海外……如果我们在会场悬挂一张中国地图，把每篇论文涉及的区域都用坐标标示出来的话，我想这应当是一幅相当壮丽的画面。与此同时，这次会议的“新”还体现在对于区域文化研究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深入回应。作为学术课题的“区域文化”，内含人文与自然、部分与整体、基层与核心、边缘与中央、特殊与普遍等命题，更不用说空间与时间、区域文学与文学区域。对于这些内在于“区域”议题的重要历史与理论课题，这次会议都有很好的讨论。最后，新意还指向区域文化研究方法的更为多元。围绕区域话题，从理论辨析到文本解读，从史料考证到学术史的清理，既有执着学科本位的探索，也都有跨专业、跨媒介的尝试，十八般武艺都在会上有声有色地操演起来，众声喧哗，异彩纷呈。——这是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也是区域文化研究日益成熟、充满魅力的说明。以上三点是我要讲的第一方面，即此次会议是区域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

第二，本次会议表现了对于区域文化研究的学术自觉。众所周知，区域文化研究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其来有自，但在文学研究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却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区域文化研究从属流派研究。是从1990年代开始，区域文化研究自身的面目才逐渐清晰起来的。经过二三十年的摸索，在对于为何以及如何从事区域文化研究等问题上，学界已经形成了一些认识，也积淀了一些经验。在这些认识与经验的基础上，区域文化研究得以更加自觉地展开。令人欣喜的是，在此次会议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有意识地思考了这些问题。无论具体呈现方式是综论还是个案，基本都贯穿了与既往研究史的对话意识，以及与其他研究思路的区隔意识。外延的廓清有助于内涵的确立，与其他学术范式的比较鉴别有利于区域文化研究明确自己的位置、功能、必要性与可能性。也许我们暂时还没有把这些问题进行充分的回顾、整理、检讨与反思，但在此次会上，已经可以看到大家在各自的研究中都或多或少触及了这样的意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指标：如果日后区域文化研究能够真正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不可取代的分支，甚至某种形式的亚学科/次学科的话，那么我们这次会议也将自有其位置。这是一次区域文化研究走向更高程度的学术自觉的会议。

第三，我想说的是，这次会议让学界看到了重庆区域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与学术群体的力量。尽管这次会议的成功举了全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之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也在其间发挥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但重庆师大以及重庆各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贡献还是第一位的。这样说不仅是为了致谢，而是希望强调，重庆师大这次不仅是在“组织”办会，更是在“学术”办会。也就是说，我们这次会议的底盘是重庆学界的研究成果。让我很感动的是，我们每位会议代表收到的会议材料中都有一本杨华丽老师主编的《区域文化与战时中国文艺：重庆师范大学研究生抗战文史研究论文选集》。这两天利用会议间隙，我翻看了这本文集，感慨良多。一方面，当然是看到了从周晓风老师以来重庆师大的区域文化研究的队伍代有传人；另一方面，更让我体会到重庆师大各位老师把年轻学子推向学术前台的良苦用心。在此次会议上，重庆学界贡献了十分坚实的成果。所以我想说，这次会议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区域文化研究的大有可为，还让我们看到了重庆几代现代文学学者的群像——这是一个踏实勤勉的学术群体，他们的辛勤耕耘正在开花结果。

《区域文化与战时中国文艺：重庆师范大学研究生抗战文史研究论文选集》实体书封面

以上是我这次参会的三点印象。最后，我还想再简单谈一下区域文化研究中值得省思的问题，也是三点。

首先是警惕两种倾向。在当下的区域文化研究中，常有两种趋向：一是走向对于地方特殊性的过分强调，乃至地方主义的立场；一是把题目做成某种全国性以至全球性的运动、潮流、资源在地方的传播史与接受史。在我看来，这两者都有意义，也都有不足。不重视地方性是不对的，但过分强调地方性也可能导致见木不见林。相反，如果只在全局的逻辑中思考问题，而忽略了地方可能存在的相对独特的脉络，那么地方就将只是作为整体中的部分而存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区域”。面对地方，也许我们可行的立场是鲁迅所说的“横站”，或者王国维提倡的既“入乎其内”也“出乎其外”。在这种意义上，区域文化研究的难度其实是不小的。它既是丰富性与复杂性的彰显，也是与全局性的视野的互相校正。区域文化研究应当对于时代的核心议题具有更强的介入能力，同时也成为一种反思性的资源。对于已经行之有年的区域文化研究，我们需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二，对于区域文化研究的学术史，可以“却顾所来径”。我在提交给会议的论文《文学史家视野中的“地方”》中提到，如今从事区域文化研究的学者，大都在学科内部将渊源追溯到严家炎先生在1990年代中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这次到会的李继凯、魏建与李怡三位老师，就都是当年这套丛书的作者。如果我们以这套丛书从1995年开始出版为标志算起的话，现代文学领域的区域文化研究已经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程。三十年来，我们究竟从哪里走来，走了多远，又有可能走向何方，这些都需要认真清理与严肃评判。也是在这篇会议论文中，我说道：“在乡土意识与人情观念十分浓厚的中国，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从来都不外在于文人学者的视野。完全与‘地方’，尤其是自家乡土无涉的学者大概不多。但这是就具体经验而言的。在宏观层面上，‘地方’成为全局性的知识与视野，更不用说方法与情怀，则不是‘常态’。因为在很多时候，关怀故土或者研究乡邦更多仅是一种个体趣味、局部知识乃至业余爱好。”因此，“学术史上的‘地方’何时‘浮出历史地表’，甚至跃升成为中心话题”也就成为一个“问题”。“如果从具体研究中跳脱出来，可以发现‘地方’何时以及因何、如何成为‘显学’不仅是某一时期文学与学术进程的表征，也是此一时代的见证。‘地方’的升降浮沉，本身就是一种症候，构成了认识与理解时代精神、情感结构与文化脉络的入口。”这三十年来学界为何热衷谈区域，论地方，我们通过区域文化研究到底想表达什么，其中的经验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教训……这些完全值得进行专题性的讨论，因为它们都是我们“再出发”的前提。

第三是如何在大时代中定位区域文化研究。在开幕式上，刘勇会长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即区域文化研究与我们这个时代，与我们所处的历史与学术进程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这让我想到上周末学科前辈钱理群先生的一部新编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举行了首发活动。在这本新书的后记中，钱老师写道：“自觉回应时代重大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大特点与优势；其实，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也应该有时代感，跟具体研究与写作的时代环境、氛围、问题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呼应，即所谓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问题意识应该来自研究者所处的时代，有一种‘和当代对话’的意义。”对于这本新编文学史，钱老师坦陈“明显打上了‘疫情和后疫情时代’的烙印”。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特质确如钱老师所言是“和当代对话”的话，那么对于每位致力区域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说，或许都可以不时“三省吾身”：为何“区域”？“区域”何为？区域文化研究与作为研究者的“我”以及这个时代到底有什么关系？大概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够把区域文化研究真正做成“真问题”与“大问题”。

这就是我的总结。祝贺会议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2023年4月23日，重庆大学城富力假日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