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第一组第一场讨论会由云南大学段从学教授主持，重庆师范大学李祖徳教授评议。
陕西师范大学程国君教授详细阐述了延安“鲁艺”在现代音乐文学诗学实践方面的重要举措和成果，强调在现代诗歌史的叙述中，应突破重文轻艺、诗圣高雅、雅俗分离的观念，以更宏阔的整体性历史视野来重建学科意义上的现代诗歌叙事格局。
中山大学陈希教授就新诗选本与经典化建构的话题展开，探讨了《分类白话诗选》的价值。他认为《分类白话诗选》的编选理念和范式意义在既往被忽视和误解，理应得到如实评价。
上海交通大学文学武教授深入介绍了象征主义契合论在中国跨文化传播的过程，认为契合论的中国化打破了东方与西方、古典和现代的二元对立认知模式，对中国文化精神具有重要价值。
中央民族大学冷霜教授细致分析了废名《谈新诗》中有关诗的内容和写法的论述，揭示了其观念结构和“传统”诠释的二重性。
华中师范大学王雪松教授深入探讨了早期新诗的“自由”诗学观的内涵和发展，认为新月派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具备了文体自觉，对现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华中科技大学王书婷教授阐述了博物学与新诗文体在时间、空间和核心价值观层面的密切关系。
重庆师范大学高博涵副教授分析了卞之琳1935年在日本听到尺八吹奏时的感受和联想，及这种体验对其诗歌创作中的转变。
第一组第二场研讨会由北京师范大学黄开发教授主持，河北师范大学胡景敏教授评议。
云南大学段从学教授论述了晚清到五四社会重心转移、语言变革等问题与“新文学”发生之间的关系。
南开大学耿传明教授以《创造》为对象，揭示了茅盾小说中自我与他者意识的互动。
安徽师范大学方维保教授探讨了茅盾的文学史地位崛起的过程，表明了新中国文学史也受到意识形态、苏联文学史等影响。
新疆大学安凌教授以茅盾的新疆行论述了茅盾对新疆民众的汉语写作运动的重要意义。
南昌大学常彬教授以胡风对《山灵》命名的“误用之用”来探讨了隐藏在背后的左翼文学传统与抗日诉求的现实因素，并充分肯定了胡风的误用之用。
四川大学妥佳宁研究员通过《子夜》探讨了茅盾内外双重反抗的主张，既要对外抗日也要继续反抗国民党的压迫。
重庆师范大学廖海杰副教授以《走上岗位》为例去论析了茅盾的去中心化的民族主义书写。
重庆师范大学杨华丽教授以《拿破仑与隋那》为引，探讨了鲁迅与《文艺日记》背后兼具民众启蒙、商业利益的多重意义。
第二组第一场讨论会由《文艺争鸣》杂志社孟春蕊编审主持，浙江财经大学周保欣教授评议。
河北大学阎浩岗教授指出“文学经典”类指称的弊端，建议文学理论批评界慎用“文学经典”指称作品，而恢复以往以“文学名作”“文学名著”指称文学上的传世之作的做法。
河南大学袁盛勇指出延安文学是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并非中断了现代性，而是宣告了一种新的文学现代性，包含了对于中国文学传统的传承和创作。
中山大学刘卫国教授从文本特征、生产过程、传播过程几方面细致比较了《白毛女》和《赤叶河》，阐释了二者发表后境遇差别甚大的文学现象及其原因。
四川大学周维东教授指出对延安文艺是“革命根据地内”和“战时文艺”的理解的不当之处，并对延安文学的“世界面向”特征作出解释，提出“域外延安文学”相关问题研究的紧迫性。
中南财经大学罗晓静教授详细阐释了晚清至五四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世界意识如何产生，并诉诸于文本表达。
南开大学李锡龙教授关注到曹禺在四川江安时期文化立场、政治取向和审美趣味的重大变化，认为这为其1949年后的创作转型埋下了伏笔。
《南方文坛》杂志社编辑部主任李北京注意到中国旅行社团公演《雷雨》虽遭到左右两翼的夹击式批评，但仍得到各地观众的强烈支持的现象，他认为这源于群众将国土沦丧的不安之感寄托在了《雷雨》的演出当中。
北京师范大学刘一昕博士通过对曹禺译剧活动的历史梳理与现存译本的详析，探究了曹禺翻译行为背后的诗学理念与文化品格。
北京师范大学陶梦真博士从传统的“因果报应”叙事结构角度观照曹禺的戏剧创作，认为其戏剧作品超越了“报复”的层面，具有“读不尽”的诗意。
第二组第二场研讨会由南开大学李锡龙教授主持，河南大学袁盛勇教授评议。
西南民族大学李光荣教授考述了汪曾祺在昆明文林街东段的生活情况，认为文林街是汪曾祺文学创作的发祥地和精神境界突破的赛道，不可忽视。
山东师范大学李宗刚教授提出在孙犁对莫言的认同与疏离的背后，隐含着的更为深刻的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海南师范大学王学振教授以具体的小说文本《无名英雄传》《茅山下》为例，深入分析了抗战时期形式质朴、情感真挚的小说创作中所反映出的新四军形象。
江西师范大学江腊生教授从城市伦理对乡村日常生活的影响与渗透、寓居者向后看的视角、隐形与显性相互背反的文本结构等方面对沈从文城乡书写中多重维度的交织的张力美学进行了分析。
广西师范大学蓝善康副教授分析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语境下，文工会运用座谈会展开文艺界的统战与斗争，其中值得深味的话语策略。
重庆师范大学吕仕伟博士认为《小二黑结婚》的流变不仅持续以地方化的存在方式彰显着戏曲文化传统形式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中国戏剧现代化发展路径，更体现着中国戏曲传统如何在表现社会主义新生活过程中不失民族艺术特性的发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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