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集刊 第8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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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把文学史的一般评价当作贴在非知名作家或边缘作家身上的标签，成为某些文学研究的套路。但通过梳理陈翔鹤的小说创作生涯和文学特质，我们发现无论是书写爱情失落、人生苦闷，还是描述更广阔的现实境遇，他都坚持了抒情的原则和手法，为中国新文学持续创造了一个感伤的内面。这一显著特色，使其在民国时期避免卷入各种文坛争讼，也与同时代文学思潮激进化趋势拉开了距离，并在共和国阶段以执著的伤感情绪营造，凸显了自身独特而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陈翔鹤；抒情传统；感伤文学；浅草-沉钟社
陈翔鹤先生生平简介（图源新浪微博）
一、陈氏感伤小说的创作历程
陈翔鹤与文学结缘，有待走出巴蜀，在京沪与一班文学青年的相遇。1919年中学毕业的陈翔鹤，离家出走；初到北京，因升学不成，又转到上海复旦大学英文系。在这里，他遇到了林如稷、陈炜谟、邓均吾等来自四川的乡友，凭着日益旺盛的文学兴趣彼此砥砺，创立了“浅草社”，而陈翔鹤以戏剧、小说创作成为核心成员。其后，于1923年底，放弃了复旦学籍的陈翔鹤开始了北京大学的旁听生活。[6] “生活上的相同感触和文学上的共同爱好，像一条结实的纽带”[7]，把陈翔鹤同冯至、陈炜谟和杨晦紧密联系在一起。期间，陈翔鹤继续给浅草供稿，并在浅草社成员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文艺旬刊》和《文艺周刊》上发表文章。如根据冯至所说“到《浅草》季刊一卷四期慢腾腾地在1925年2月才印出时，浅草社这个文艺社团已经名存实亡了”的说法[8]，那么陈翔鹤在浅草社阶段的小说创作主要有《茫然》、《幸运》、《断筝》、《遗爱》、《青春》、《乐园》、《婚筵》、《一件怪事》等作品，另有戏剧《狂飙之夜》、《雪宵》、《落花》以及诗歌散文若干。
陈翔鹤浅草社阶段的小说带有很强的习作特征，如篇幅短小、故事简单、人物单薄，模仿名家名篇痕迹明显，其中《一件怪事》和《幸运》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一件怪事》缺少完整故事，但是却通过演讲的方式表达了男性的“爱情失落”感，也预示了陈翔鹤此后一段时间的写作方向。文中人物直露求爱不得的愤怒：“爱情是一株美丽的鲜花，花是需要养料的……简便言之，只不过是名誉，金钱，美貌三者而已，但是能够完备这三种的，有几人呢？”可正如李欧梵所指出的：五四时代许多“爱情抒发与倾泻，是处在反抗社会和攻击传统观念这一特定的背景之下，因而它不能不表现出理论上的贫乏” [9]，因此在陈翔鹤的小说中，爱情作为个人追求自身幸福的直接而具体的目标，但是仅仅以一种流动的情绪方式呈现，这样的“爱情”话语显然既难被说清，也无法为其笔下茫然失路的青年提供心灵救赎。陈翔鹤浅草社阶段的其他小说也鲜明地暴露了这一弱点：《茫然》主人公C君整日游荡在风月游乐场，幻想各种浪漫主义的死亡方式；《婚筵》中的润堇，在“柔软的肢体与鲜红的嘴唇”中满足了欲望，却又遗憾“没有爱情的结合”。《幸运》中的D君从城市到A镇，断绝一切社会来往后得狂病而死，其“高傲冷淡”和自怨自艾，与其说是主动反抗社会的决绝，不如说是从社会退出后的心理扭曲，很难让读者产生同情，也难以达到如《狂人日记》那般对包括自我在内的文化传统黑暗面的揭露和批判。
随着创作的持续，陈翔鹤小说虽抒情依旧，但人生内涵已经大大加强了。从1925年10月《沉钟》周刊发刊，到1934年2月《沉钟》半月刊终刊期间（中间经历杨晦主编的《华北日报副刊》），发表了“约近二十五万字”（见《独身者·序》），包括《市隐》《see！》、《忆》《蜿蜒》《悼》《西风吹到枕边》《眼睛》《《莹子》《姑母》《他》《不安定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秋虫》《早秋》《大姐和大姐圣经的故事》《家庭》《一个偶遇的故事》《鸽的悲哀》《洛迦法师》《转变》《疲乏》《独身者》《写在冬空》等小说。基于这些成绩，有研究者称：《沉钟》周刊、半月刊上的“这些小说作家中，成绩最突出的无疑是陈翔鹤”。[10]
从写作内容来看，一些作品继续围绕青年爱情话题展开，但已经有了新的发展。如果说陈翔鹤浅草阶段的爱情理解，往往被设置成“爱与欲的冲突”，因作者不自觉的男性立场，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面目模糊，也缺少作者足够的尊重。那么《沉钟》阶段的创作中虽然“爱与欲的矛盾”依旧存在，但是作者对女性的态度已经多见温情，比如《西风吹到了枕边》中的“我”身陷包办婚姻旋涡，但小说并未结束于男性主人公的郁郁寡欢，而是被未来妻子无辜的眼神和愿为“我”做任何事情的真诚所打动。此外，女性甚至成了某种无需论证的美好价值的体现：《眼睛》中“我”只是偶然在医院见到一个纯白着装的女子，便为她“流动而含有媚力”的眼睛打动，决定“变成一个伟大的灵魂”；《写在冬空》中，我将社会周遭都看作“庸俗”，却把身患重病的少女“南多”看作生命最重要的寄托。当然，此类设计固然因“自觉地扭曲小说时间”而具有“明显的现代派色彩”[11]，在作者方面想必也不失真诚，但在读者看来毕竟有失突兀。
真正代表陈翔鹤创作成绩的乃是基于个人和同人真实人生体验，以“生的苦闷”为抒情对象的一系列作品。1927年暑假，冯至和陈炜谟北京大学毕业，陈翔鹤也结束了北京大学旁听生的生活，加之，陈翔鹤父亲此时生意失败，家庭经济支援断绝，生计便成了他必须考量的首要问题。陈翔鹤一度为受挫感包围，甚至靠变卖旧书度日，直到开始教书之路后，生活才有所改善。生存的压力和“人到中年”的危机感，成了这一时期沉钟社同人们信件交流的重要话题，也成了陈翔鹤小说反复述说的苦境。他借笔下人物沙宾君感慨到：“在一个曾经饱经忧患的中年人，他才真正的能以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活着，什么才是他生活的一切，甚么才是人类真正的悲苦和欢乐的。”[12]冯至对此总结更为到位：“翔鹤在‘毕业’以前，一般是从书本上或是从客观的观察中体味一些人情冷暖，世路坎坷，如今走到社会中，由于他感情真挚而又胸无城府，对外没有戒心而又易于感触，则亲自遭受到不少工作上的挫折、爱情中的痛苦。”[13]
陈翔鹤先后在北京孔德学院、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吉林省立大学、青岛市第一男中、邢台女子师范等校任教。如此频繁变更工作地点，固有个性突出而人世难处的因素，但多半也与薪资高低以及能否按时发放有关。如其1932年11月30日致信杨晦所说：“最感苦痛的还是经济问题！几乎每月之末，到发薪时（晚发一月）我都所剩无几，而只得去向学校支借当月的了”，遂决定“到明春来就要离开济南了，无论如何都不愿再留在高中，随便甚么地方我都可以去，只要不欠薪就行。”三天之后，他又在信中提到：“闻河南不欠薪，若有法，可以往彼处注意一下。”[14]生活的艰辛挫折，在他的作品中得到更具体的呈现，其对亲情伦理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得到细致观察。小说《他》中主人公就因偶然遇到旧时同学，而被介绍到某私立中学教书，工作内容和待遇介绍甚为详尽：“中英文兼教，每周课程二十小时，每月月薪五十元，说明准不欠薪，但缺课时得照扣”。《家庭》中部门代理主任立亭君在拿了七折薪资——“七十元零几毛”后，因生活困窘而发出“独身时，抱怨孤寂，到结婚后，又苦于担负”的感慨。[15]《转变》中的慕海君受学生攻击而欲往上海另觅职业，但上海的朋友却告知“每月五六十元的收入”只能让一家人喝西北风。拮据的经济条件也扭曲了慕海君的心灵：母亲的爱子之情，被认为可能与“他的每月都能拿回相当的款子来，以作养家之用，不无关系”；妹妹之所以亲热地唤他哥哥，也不过曾经“答应了发薪后，给她缝制两件时样的衣服”。[16]
但这是否如人所言：陈翔鹤的文学人生终于走上了一条从艺术（幼稚）到现实（成熟）的“必然”之路呢？[17]这套关于“文学成熟”的话语，本质上不过是推崇以现实逼真性为文艺价值判断依据的再现说的翻版。事实上，陈翔鹤小说中的人生内容再多，也无法与直接书写工农兵生活或广阔社会内容的作品匹敌，更何况在陈翔鹤等人看来，生活内容的增加不过让个人的内心更加坚强，如其所说：“我心中已经是没有所谓强烈的爱与憎了，和平极了。” [18]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正在走向对自我表现的否定，而只不过是在适当调整手法，对这更平静的内心给与更如实的抒写，如其所说：“在写法上，自己总是日加一日的，打算力向冷静，确切和纯客观的道路上去的。”[19]
于是我们看到那几篇写于1940年代被认为代表着陈翔鹤“成熟”的现实主义作品，其实从未远离心灵表现的熟悉轨迹。比如《刀环梦》作为陈翔鹤最早的一篇演绎真实历史人物的小说，用“男子汉大丈夫，到处都可为家，那能够再去任人随便加以侮辱”[20]，为李陵拒绝归顺汉朝提供了一个极具个人化的心理根源。《丢弃》中，黄松亭科长“因为生活不够”，要将刚生下的第四个小孩送人。“有的人一方穷奢极欲，荒淫无耻，而我们却在丢儿弃女”[21]，这自然是人间悲剧之明证，但黄松亭一番解释却得不到一句妻子的体己话则更添悲凉。《傅校长》中，傅校长自然是一个克扣学校办学经费包养情人的贪官，但傅校长殚精竭虑满足情人物质、精神需要的患得患失、喜忧参半，不正是陈翔鹤着力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结果吗？《一个绅士的长成》固然详述了宋老七爷囤积居奇、为官自肥的恶习，但他与妻子回乡受辱的经历始终未被克服，“那种似酸、似麻、似痛、似苦，想报复，想发泄的种种莫名其妙的复杂情绪”[22]不是极易让人共情，生出参差对照的效果吗？
陈翔鹤与妻子王迪若
二、抒情文艺观的历史缘起和独特性
1980年从陈翔鹤的遗著里选取十二篇小说、六篇散文所出版的选集
三、持续抒情的艺术得失及跨时空意义
陈翔鹤参与的，成立于上世纪20年代的浅草社出版物
结语
陈翔鹤先生晚年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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