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由王本朝教授主持，邹建军教授评议。刘勇、陈福民、李怡、刘川鄂、张光芒、周晓风六位教授进行了精彩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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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勇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用三个主题词——区域协同、文脉互通、精神纽带——来回应当下区域发展中文学、文化应该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在当今新的区域发展态势中，文化的精神纽带作用愈发凸显。这需要我们形成新的文化观和大文学观，打破封闭状态，不断沟通创新，促进多种学科资源的交通互动。![]()
陈福民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题为《区域文学研究与跨体系问题》的发言中谈到，当下整体性语境的变化为区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前提，这既是困难也是机遇。只有了解这个前提，区域研究才不会沦为过去的省界研究或者地区研究，拥有广阔的视域。另外，跨体系问题要连结整体的、深刻广泛的文化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不同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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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教授（四川大学文新学院）对“地方文学”“区域文学”“地方路径”三个概念进行了辨析，指出它们并非是同一问题的随机表达。他认为，“地方文学”是一种立足于确定的局部的文学现象的概括、总结；“区域文学”潜在地需要回答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问题，但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整体的意义却取代了局部的独立性；“地方路径”立足于“地方”的独特性，但并非对“地方”的“打捞性”展示，“路径”是一种运动的状态，指向一种重要的对话关系，更接近历史发展的事实。![]()
刘川鄂教授（湖北大学文学院）指出，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文学与地理关系的相关研究经历了文化观照、当代总结、学理深化、方法更新几个阶段，包括八九十年代地域文学的文化阐释、新世纪初中国当代区域文学的研讨总结、新世纪尤其是近十年来对文学地理学的学理化探讨和近年来部分学者尤其是四川重庆学者对“地方路径”的提法。最后他指出区域、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要防止贴标签和打捞式的文化形象解读，而应有学理审视。![]()
张光芒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指出，从理论的角度思考，从“地方路径”出发进行的研究有诸多优势。首先，区域文学和地域文学不一样，但在区域文学研究中却常常沿用地域文学研究的方法，这种问题用“地方路径”就可以解决。其次，“地方路径”这一种说法更接近文学生产本身。因为个人进行创作时，最初是经由地方文化来感受世界。最后，“地方路径”是对直接抵达人的存在本身的路径的强调，更加接近文学、文学史的本身。它启示我们从根本的史学思维上进行反思，进行深层结构上的文学史重写。![]()
周晓风教授（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指出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不断深化，并且日益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门显学，这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国家化程度日益加深密切相关。国家的体制、机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应是文学研究的重要维度。同时，他认为区域文学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学理化，而李怡老师提出的“地方路径”怎样在国家视角基础上继续深化，也值得期待。![]()
评议人邹建军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指出，发言的六位教授可以分为两组。在第一组里，刘勇教授讲了文脉互通，区域协同发展的精神纽带的问题；陈福民研究员讲了区域文学研究与文化体系的问题；刘川鄂教授考察了新时期以来的现当代文学学者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他们都关注学术前沿，关注中国的现实发展以及未来的命运，并从理论上审视他们所发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很有意义和价值。在第二组里，李怡教授讲了“地方路径”如何促进区域文学研究走向纵深的问题；张光芒教授从文学史的角度讨论了“地方路径”相关的理论问题；周晓风教授讲了区域文学研究里的国家视角和地方路径的问题，是一个新的思考。另外邹建军教授提出应有更多的对原始材料的发掘，加强论证，使个案成为一种力量。第二场主题发言由蒋登科教授主持，贾玮教授评议。王本朝、曾大兴、逄增玉、邹建军、张全之、杨早六位老师进行了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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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本朝教授（西南大学文学院）的发言题目为《“在此”而非“此在”：吴宓晚年为何不离开重庆》。他指出，人的“在地性”是在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之中，由生命时间与区域空间的交换互动而生成的日常生活、情感经验和身份认知。首都政治空气太浓，不愿成为“职业改造家”，对成为无用之人的担忧，习惯了川地生活等原因，成就了吴宓晚年留在重庆的偶然和必然。在吴宓身上，没有体现出存在主义哲学中“此在”的超越和反抗，而是流露出对“在此”的种种忍从和对生命日常的重视之情。![]()
曾大兴教授（广州大学人文学院）通过借鉴“人地关系”理论，指出文学地理学在建立新的分支学科、找到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机制、界定“文学景观”等方面对地理学有着重要贡献。而“文学景观”概念的明晰不仅为传统的文学研究开辟了新领域，也为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拓展了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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逄增玉教授（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认为，在地方路径和区域文学的视野下，东北地区的文化、文学研究将打开新的空间。他还看到，历史的复杂性赋予了东北地区特殊的文化背景，沦陷区的文化与文学和当地的区域文化的内在关联值得重视，考察东北区域的戏剧活动将打开地域路径和文化研究的新视野，地方的、区域的文化文学对中心区域的文化文学的丰富和拓展值得深入研究。![]()
邹建军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试图在地方文学、地域文学、区域文学与世界文学中找到相互的关联性。他认为世界文学是一个过程，还没有完成，而20世纪的很多学者将世界文学限定为经典阶层的文学或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学，是欠妥当的；同时在世界文学与区域、地域文学的认识中，地方是一个更为基本的概念，只有充分研究地方文学才能研究民族、世界文学。文学研究也要体现地理视角与文化视角。![]()
张全之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指出，“气象文学”和“气象美学”的目的都是研究气象在人类精神活动中的美学价值。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与气象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在现代文学中，气象的功能更加丰富，更多地作为情节、隐喻出现。现代作家摆脱对气象的迷信，走出“天人感应”的叙事模式，形成新的审美机制，这是值得重视的现象，也是现代文学之“现代”的重要表征。 ![]()
杨早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指出，网络小说《韩四当官》继承了近代漫游小说的传统，通过旅行者的眼光来旁见社会文化的状况，将特定时期、特定地点的风俗呈现出来。相比于此前作品中探讨区域文学或区域文化时纯粹的文学表达，《韩四当官》更集中于社会性的文学书写和地域性特色的呈现。这启迪作家创作时要注意进行跨学科资源整合，更好地书写中国故事。![]()
评议人贾玮教授（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指出，王本朝教授形容吴宓留在重庆的原因达到“理解之同情”的程度，进而引发另一个“同情之理解”。曾大兴教授阐释的人地关系问题，引发我们关注地理环境对文学作品中生命意识的影响，借助文学景观继续重写文学史。逄增玉教授提出的文学具有民族性，给我们一种重构世界的契机，对文学认识有重要价值。邹建军教授提到的世界是“此在”引发的问题或是与“此在”密切相关的观念，对于我们认识世界文学、更新世界观念有重要意义。张全之教授关注现代叙事的问题，引发我们思考在新的现代性、新的叙事及区域性问题与中国文学传统抒情性的对比下，气象会有怎样的写作问题。杨早研究员谈到的人物的跨区域流动、风土人情描摹对客观性知识的依赖等问题，对我们思考区域和地域的关系有较强的启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