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洪利 | 当代“南京作家群”：概念、流变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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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李徽昭发表了一篇题为《当代“南京作家群”：命名及意义》[1]的文章，最早明确提出当代“南京作家群”这一概念，此后又有几篇文章涉及这一问题。[2]然而从他们的研究来看，皆因其论题涉及南京作家的某一群体才有所阐述，并没有对当代“南京作家群”展开深入、具体的研究，因而我们只能从中窥“一斑”，而不能视其全貌。从当代文坛创作生态来看，南京的文学创作不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且名家辈出，南京作家群体也成为中国文坛上不容忽视的一支劲旅。从南京文学自身发展状况来说，南京不仅有着源远流长的区域文化传统与审美精神，而且气质鲜明、内蕴完整、自成体系。每个受金陵文化浸染的作家都洗不掉自身的南京印记。然而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地域文学变得复杂与不稳定，文化的多样性开始被重新提及并给予肯定。在此背景下，研究如何定义、怎样指认当代“南京作家群”就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这也是本文拟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 当代“南京作家群”的概念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作家群体的形成有着包括社会文化在内的多方面的因素，有的因共同地域形成作家群体，有的因共同的旨趣、风格形成作家群体，有的因开办同人刊物形成作家群体，因而从总体来说，作家群以及作家群的概念本身就显得较为松散而随意。时值当代，我们也很难再通过一定的文学社团、文学刊物去指认某一文学团体或流派，因此，关于作家群的概念就需要一个更符合当下社会环境的界定方式。在笔者看来，“作家群”这一概念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它的非封闭性/开放性，命名本身便带有共时与历时的属性，这也使得在使用这一概念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加以限定。为求力避这一含混性，笔者更愿意用“群落”这一概念来指认某一作家群体。“群落”最初是个生物学的概念，指的是在一定时间内居住在一定空间内的生物种群的集合。1955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首次将这一概念引入到“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当中。在他看来，“文化群落”指的是在一起生存的不同层次的文化所形成的，具有相对独立的特征的文化群体。它们是与一定的文化环境相适应的，且在特定的文化群落中具有特定的文化生态气候。在各个文化群落中，不同层次上的文化具有某种相似的特征，而且它们的文化意义主要在于为其所处的文化群落的特殊文化功能服务。[3]“文学群落”作为“文化群落”的一个子系统，具有与“文化群落”相类似的特征，即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学群体。但在具体指认哪些作家属于南京作家群落的时候，还需要考虑以下几点因素。

      一、南京的地域文学空间。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这里所说的地域文学空间又可称之为文学区。所谓的文学区，就是根据不同地区呈现的文学特征的差异而划分的一种空间单位。[4]就其类型而言，主要分为形式文学区、功能文学区和乡土文学区。[5]由于功能文学区常常是按照行政职能划分出来的，人为操作的痕迹明显，文学区内部的文学特征也是异质的，因而很难反映该地区文学的地域特征，而感觉文学区只是人们对于地域文学的一种感性认识或心理认同，其内部的含混性比功能文学区更强，所以当我们指认某一地域为文学区时，则是从形式文学区的层面上来说的。就南京而言，它貌似是以行政职能划分出来的单位，实则是一文学区的缩影，关于这一文学区，曾大兴将其称之为吴越文学区。然而吴越文化区指的是江苏、安徽两省的淮河以南地区以及上海市和浙江省的文学，范围相对较大，不足以概括南京文学传统的精髓和实质。相对而言，金陵文学区这一概念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它是指以今南京为中心，辐射周边地区所形成的文学地域。

      南京地处长江下游，连接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属于三面环山、一面临江的丘陵地带，集山、水、城、林于一体，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南京也因其南北交界的战略位置和优越的地理、经济条件，颇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更有不少统治者选择建都于此。南京据此形成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对各地文人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无数文人墨客于此逗留或长期居住于此。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北方氏族的大规模南迁，南京原先拥有的吴越文化的民风、民俗不断与从北方迁移过来的中原文化相互碰撞、彼此激荡，使得厚重、质朴的伦理文化与灵动、自然的诗性文化交融一体，形成了南京开放的文化格局与兼容并包的城市性格。多中心的城市特点也使得这座城市的士大夫阶层与市民阶层长期并存，上层贵族的金陵怀古、秦淮情节与下层市民的风月想象、里巷心理相互连接，形成了南京雅俗并存的文化特点，而这一文化特点也随着历代文士的文学建构不断延伸，深深嵌入金陵文化之中，成为难以磨灭的印记，并伴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历史的风云，增添进新旧杂糅的特质。

      二、作家的气质和精神。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的水土既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也包括人文环境。关于地理环境对作家气质的影响，古往今来论者众多，近代学者刘师培也曾在其《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言：“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二体。”[6]地处南北交界之地的南京，既有“厚土”也有“深水”，因而生于此间的南京作家大都能文能武，刚柔并济，既具有关切现实的士人气又具有赏花弄月的文人气。然而我们在推重自然地理对于文学家气质塑造的意义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人文气候”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所谓“人文气候”，指的是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域的文化状况的多年特点，是一种可以感知的精神氛围。它一方面由人们的文化事件与文化观念长期积淀而形成，一方面又能对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构成持久而深刻的影响。[7]受南京特殊地理位置的影响，无论在古代还是近现代，南京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京城也屡遭战火的洗礼。历代文人在见到金陵的繁华易逝与物是人非之后，多有感于南京循环不已的悲剧性命运与文化断裂，常发思古之幽情，叹沧桑之巨变，感伤之余，这些作家也关切现实人生的坎坷，久而久之，南京就形成了许多诸如“六朝烟雨”“南朝旧事”“金陵春梦”等悲情意象，并进而形成了南京独有的“悲情文化”。与这种怀古伤今的悲剧美学相伴随的则是南京文人的隐逸心态，这是因为南京作家与其他地域的作家相比往往更容易感到历史与命运的无常，因而多有脱离政治漩涡的隐逸心态，“因此古往今来生于斯的骚人墨客大多以审美诗性作为自己的生命色调与毕生追求。”[8]现代以来的作家，大多接续了这种怀古伤今的创作路数和隐逸悲情的精神取向，在对南京地理、景观、文化、风物的描摹中建立起与历史、现实之间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此种联系的建立意图以边缘的姿态、非主流的心态为出发点构建新的文学图景。可以说，这一文学脉动业已成为南京作家所特有的精神印记。

      三、文学的实践及其内在精神。不得不说，对一个文学社群而言，“最本质的内核还是其文学的共同目的及其创作实践”[9]。就文学创作来说，其内部地理空间的构成要素包括隐性要素和显性要素两个部分，[10]两者通过富有个性的语言和相应的结构方式形成不同的文学空间并指向不同的审美场域。许多作家在深受南京自然、人文地理以及文化传统的浸染下，经过多年的积累和不断地探索，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世界和文学系列，而这些或新或旧、或长或短的文学作品也汇入到南京文学的整体场域中，持续丰富着南京文学的精神与内涵。

      综上所述，唯有地域文学空间相同，作家的气质和精神相通，文学的实践及其内在精神相近的作家才能将其纳入一个作家群落之中。据此，我们可以将当代“南京作家群落”（以下简称“南京作家群”）定义为：1949年以来在南京地界生活与写作的写作者，包括出生在南京本土的作家和长期生活在南京的作家，此外还涉及一些出生（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工作）在南京，后来在南京以外的地方生活和写作，但题材风格、精神气质又有着浓重的南京印记，南京作家身份鲜明的写作者。

二、当代“南京作家群”的流变

      当我们明确了当代“南京作家群”的概念，阐明了这一群体的统计口径，就可以对此进行断代统计。就当代“南京作家群”的生成与演变来说，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生成发展期（1949年到1976年）、深化发展期（1976年到1990年）和多元发展期（1990年至今）。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之后，南京就于11月20至21日召开了南京市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南京分会。1951年6月，南京召开第二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南京分会”更名为“南京市文学艺术者联合会”。1962年，南京市第三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期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召开会议，“南京市文学工作者协会”正式成立。就此，南京有了居于核心的文艺领导机构，这为作家的生活和创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也引领了南京文学的发展方向。作家们开始以真挚的情怀描写社会主义的建设图景，关注以工人、农民、士兵等为主体的革命群众的生活与情感。歌颂党的领导、新社会的建设成就、人民的精神面貌和社会主义美好未来成为此一时期南京文学创作的主题。以艾煊、曾华、季冠武、啸平、胡石言等为代表的小说家，以赵瑞蕻、丁汉稼、鲍明路为代表的诗人，以曾如清、夏阳、袁飞、魏毓庆等为代表的散文家，以沈西蒙、白文、所云平、刘川、王啸平、顾宝璋、石汉等为代表的剧作家，怀揣着饱满的热情和真挚的情怀书写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以王德安、朱光第、渠天流、张正、仇相彬为代表的工农诗人群也开始走向文坛，正面描写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与此同时，南京文坛还出现了许多描写现实生活和劳动、斗争场面的散文作家，如锦路、陆九如、陆文夫、黎汝倩、沈亚威等。除此之外，十七年时期还出现了希求在表达政治意识形态主题之外，关注社会人生、干预生活、揭露社会弊病的“探求者”群体。这一群体包括陆文夫、方之、高晓声、叶志诚、陈椿年、黄清江等小说创作者，王染野、肖亦五、高加索、孙席珍、曾宪洛、陆续、孙望等诗歌创作者，吴盛、刘金、以铮等杂文创作者和以沈西蒙为代表的剧作者。他们以更加敏锐的眼光、更加犀利的批判精神发现现实社会中潜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及诸种社会陋习，大胆揭露，意欲“引起疗救的注意”。

      1962年2月，整个文坛的形势骤变，“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极“左”文艺路线统治着南京文坛。南京各高校的红卫兵组织、《新华日报》等报刊开始了大规模的文艺路线斗争的批评活动。1967年6月，南京市文联及作协等机构停止工作，大批文艺界的领导与文学工作者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的帽子，南京文坛自此进入一个黑暗期。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文艺界的气氛稍显宽松。同年6月，《新华日报》开辟《工农兵文艺》专栏。1975年，《江苏文艺》先后开辟“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小说专号以及“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专号。但此一口号下的文艺创作主要是服务于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作品结构简单、内容空洞、人物形象苍白。仅有黎汝倩的《海岛女民兵》《万山红遍》、海笑的《春潮》等少数作品可读。

      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以及思想界的“拨乱反正”，文艺空气渐渐摆脱沉滞凝重。一方面，国家新的文艺方向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的多元发展。经过两年的犹豫徘徊，1979年，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批判了文艺工具论，重新确立文艺的“双百方针”和“两为”方向，很大程度上解除了政治枷锁给作家的束缚，作家也重新获得了较大的文学创作空间。与全国的形势同步，1980年11月，南京市第四次文代会召开，落实全国文代会的精神。1985年5月，南京市作家协会召开成立大会，各种文学机构、组织、协会相继成立，《钟山》《雨花》《青春》《译林》《扬子江诗刊》等杂志也相继恢复或创刊。另一方面，相对于北京，南京具有相对边缘化的地位。相对于上海，南京又多了些保守、少了些先锋。南京这种既有江南文化的典雅、温润，又有中原文化古朴、厚重的杂交型文化特质，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南京先锋与保守并存、精致与世俗相交织的文化风格以及多元的文化气质。新的文学环境也催生了一大批文学创作者，他们如雨后春笋一般，在经历了长久的沉潜之后爆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此一时期的作家往往能够敏锐地感知文艺的新潮并积极开拓自身的文学世界，从而在短时间内于文坛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就小说创作而言，1980年代以来的南京小说经历了恢复发展与探索创新两个阶段。其中，1976-1985年为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小说写作者大多追随全国伤痕、反思、改革文学的潮流，在诉说伤痛、寻求改革的同时，力图塑造性格丰富的典型人物，借以展现历史的重大变迁以及此一过程中对国民文化性格的塑造。1985-1990年是第二个阶段，作家开始积极探寻多样的文学表现形式以及言说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试图展现对历史与现实的个人化理解，作品更加注重对日常生活与普通人的悲欢离合的描写，艺术创造力和感染力更趋于富足与完善。高晓声这一时期的突出贡献是塑造了极具时代内涵和文化价值的“陈奂生”形象，延续了鲁迅式的国民性问题的探究。方之的《阁楼上》《内奸》等作品则体现了作者对文革所导致的扭曲的人性以及国民政治文化心理的深入剖析。艾煊、胡石言、海笑、梅汝恺等其他几位老作家则更多地驻足于现实和历史题材，延续着前一时期的创作方向。相较于老作家的创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显示出更多的可能性。赵本夫创作的初期就尝试摆脱时代与政治的限制，创作出了以《涸辙》《绝药》为代表的展现传统文化机制和价值观念渗透下的乡民生活图景的小说。苏童早期的创作多追随时代潮流，后采取回望的姿态，创作了许多以苏州街为载体展现少年青春际遇的作品。叶兆言一登文坛，便以先锋作家的身份发表了一系列极具实验性的小说。除此之外，叶兆言还是当代少有的持续书写南京地域生活与地域文化的作家，他在作品中往往以回望的姿态，写南京往昔的繁华与今日的颓败，始终凝聚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悲伤感。朱苏进的作品往往以和平年代的军营为核心，将军人置于军营与社会、战争与生活、现实与梦想的多重坐标中，挖掘当代军人的复杂人性。范小青初期致力于知青和大学生的生活描写，80年代中期后将目光投向外面的世界，致力于民间生活与地域文化的开掘。黄蓓佳初期的作品多关注儿童，进入80年代中期后将目光转向成人世界，创作了一批表现青年群体追求爱情、理想以及在此过程中遭受挫折的作品。周梅森在这一时期创作了许多反映煤矿生活的作品，薛冰也将作品的视角对准城市、工厂和农村生活，创作了诸如《天长地久》《青铜梦》等一批关注现实人生的力作。储福金在此一时期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文笔质朴，形式多变，追求一种哲理趣味。

      与小说创作的境况相似，南京此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是名家辈出，异彩纷呈。诗歌创作的第一阶段主要是高加索、丁芒、化铁、赵瑞蕻、唐圭璋、贺东久、沙白、文丙、孙友田、臧云远、邓海南、杨苡、叶庆瑞等“归来诗人”的诗歌写作。他们在经过短暂的控诉文革、揭露伤痛后，逐渐摆脱集体化的写作潮流，开始寻找自我的诗意栖居地，创作出了许多出色的山水诗、田园诗、儿童诗、军旅诗、工矿诗，极大地丰富了南京诗坛。1984年以后，老一辈作家继续贡献自己的文学力量的同时，第三代诗潮蓬勃而起，掀起了一股诗歌写作的浪潮。除了以韩东、于坚、朱文、小海、丁当、刘立杆、小君、于小玮、吕德安、王寅为代表的“他们”诗群，南京还出现了以海波、叶辉、祝龙、林中立、亦兵、海涛、马亦军为代表的“日常主义”诗群，以常征、王一民、樊迅、陈飙、马巧令、姚永宁、张启龙为代表的“超感觉诗”团体，以糜志强、邢国富、王玉炳、祁冠宇、杨云宁为代表的“阐释主义”诗群，以赵刚、朱春鹤为代表的“新口语”诗群，以程军为代表的“新自然主义”诗群，以盲人、贝贝、月斧、岸海、南岛为代表的“呼吸诗”团体，以王彬彬、张晓梅、王全红、蔡飞、静静为代表的“色彩诗”团体，以柯江、闲梦、也耕、林林、晓阳为代表的“东方人”诗群。[11]这群青年诗人眼光向下，以抵抗的姿态坚守民间立场，以平实、质朴、纯情的语言书写生活的本来面目，坚持“诗到语言为止”，坚持回到诗歌本身，极大地突破了朦胧诗以来的英雄主义、启蒙主义的诗歌走向，形成了日常化、口语化、民间化、个人化、反英雄、反崇高的独特审美指向。

      此一时期的南京散文延续了此前直面现实、关注人生、展示个性、抒发性灵的传统，散文作者在审视历史与现实时，心态较为平和舒缓，因而文章的火气不太盛，多为结合自身经验的内向型写作。这是与南京平和中庸的文化氛围相一致的。就文章创作而言，回忆散文、乡土田园散文昂首阔步之时，报告文学和杂文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蒋元椿、魏玉翠、陈白尘、艾煊、海笑、丁芒、姜滇、高峰、章品镇等老作家创作了许多控诉文革、回顾个人心酸经历的作品，与此同时，陈白尘、叶志诚、魏毓庆、忆明珠等人还写作了许多悼念、追怀之作，表达对文革中逝去的亲友的痛惜与怀念。追怀往昔、诉说伤痛之余，赵瑞蕻、丁家桐、黄蓓佳、薛冰、冯亦同、黄裳、王德安、凤章、赵翼如等人还将南京的自然景物与个人情怀相结合创作了许多表现山水田园、乡土风物的游记散文。江广生、姜莉敏、任斌武、杨旭、凤章、李克因、庞根瑞等人的报告文学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新面貌以及在革命建设期间涌现的英雄人物与模范事迹，揭露了政治与社会生活领域的阴暗面。就后一方面来说，陶白、乐秀良、姚北桦、赵力田、李克因的杂文创作更显功力，文章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对人性的剖析更加敏锐而深刻。

      相对于小说、诗歌、散文的创作图景，戏剧的创作稍显薄弱，但此一时期的剧作家也深切感受着时代的脉搏，真诚地直面社会人生，挖掘不同的题材，尝试不同的戏剧创作方法，陈白尘、姚远、李龙云、赵耀民、赵家捷、刘川、冠潮、李培健、王承钢、邹安和、方洪友等新老作家共同发力，在南京剧坛形成了政治剧、历史剧、社会剧、生活剧、军旅剧等不同类型的戏剧并存的局面。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文学生产机制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便是大众文学的兴起，使文坛呈现“三足鼎立”的态势。在此背景下，南京文坛一方面迎接市场化的冲击，积极融入大众文化体系之中；另一方面，南京作家又始终坚守自身的文学传统，与文学的商业化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在文坛上树起了一面醒目的旗帜。不得不说，时代与文化环境的变更，使得作家有了更多创作的自由与寻找新的话语资源的空间，南京作家在此一时期消化传统文脉的同时，锐意探索，从而形成了一种个人化、多元化的文学创作图景。

      从文学类型上来说，此一时期的南京小说成就最大，产生了一批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品。从总体上看，这些作品关注人和人的生活本身，注重人性的审思、灵魂的剖析与自我生存意义的象征性呈现，注重心理描写与氛围铺陈，注重意象的营造与细节的把握，从而形成了内向性呈现与个人化表达的特点。就作家而言，每个作家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小说世界。苏童执着于展示残酷青春和人性阴暗。赵本夫持续关注着黄河故道土地上的生命变迁。叶兆言仍以南京为叙事载体，写人的命运与历史的多重面向。鲁敏继续探索人生与人性的复杂。黄蓓佳的写作聚焦于知识群体与儿童两个对象上，将个人生命体验融入到叙事之中。范小青在90年代后期从地域文化的开掘转向对现实生活的热情叙述。毕飞宇以其敏锐地眼光和充满韵味的文字，书写人性的幽微、个体的命运。韩东也在此时将笔触伸向小说世界，以民间立场和日常化叙事铺陈人与人、人与历史的纠葛。此外，鲁羊、庞根瑞、储福金、黄孝羊、汪明明、黄梵等人的作品也独具特色，丰富着南京小说的创作。

      进入90年代，除“他们”诗群外，其他诗群大都解散，大规模的诗群组织不复存在，个人化写作成为南京诗歌的基本存在状态。然而南京诗人仍坚持此前的民间立场与日常化叙事传统，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诗歌偏向暗示和修辞性的隐喻，讲求结构的完整性。这一特征在韩东、叶辉、鲁羊、育邦、代薇等诗人的作品中较为鲜明。吴其盛、雪丰谷、雷默、胡弦、黄梵、愚木、江雪、蔡宁、古筝、洪烛等诗人多从外部视角出发，创作了许多景物诗、历史讽喻诗。在形式上，南京诗人也积极开拓，较有代表性的包括马玉波、朱朱、沙白、车前子、古筝、半岛、胡弦，此外，方政、屠海燕、王青海、季川、屏子、俞可淼等诗人的作品也各有特色，成为南京诗坛不可缺少的亮色。

      这一时期的南京散文也异彩纷呈。首先，傅宁军、范小青、梁晴、储福金、冯亦同、陈健、王德安、魏微、田琳、张群、傅长胜、朱金梅、毕飞宇、曹寇、郑敏、姚永福、杨一星、季洪波等人创作了大量的山水游记性散文。其次，叶兆言、王彬彬、诸荣会、薛冰、丁帆等学者、批评家创作了许多文化散文。再次，乐朋、金陵客、邵建、景凯旋、施京吾、柳再义等人创作了许多直面社会问题、揭露或批判社会现状的杂文和报告文学。戏剧因受到电影、电视等新媒体的挤压，生存日益艰难，仅有姚远、王承刚、蔡伟、邵钧林、嵇道青、王立信、赵家捷、杨智、沙叶新等实力派作家坚持创作，新生代剧作家较少，略显后劲不足。

三、当代“南京作家群”的意义

      不得不说，传统生物学的“样方”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空间（地方）或者说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观察某一时段“生物多样性”的极佳视角。这种视角得以让我们在横向上观察某一时段内的作家在数量、创作领域、创作特点等方面的形态，而当我们将这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样方”纵向联结起来时，又可以借此窥探在一个较长时段里发生在这一空间中的作家创作生态。

      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来说，当代“南京作家群”的出现既是南京文化催生的结果，也是南京文化的鲜明表征，通过对这一群体的指认，将有助于理解南京的文化传统，理解南京文学发展与变化的整个过程，也有助于保持和维护南京文化的独特性。在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地域文学不断遭受侵蚀与冲击而变得越发复杂与不稳定。“文学地域主义”与文化多样性重新被提及并被赋予积极意义，这主要是因为，“地域决定着人的存在，地域给人们一种身份认同感、集体归宿感、时空确定感以及内心宁静感。文学地域主义从地域出发，但又超越了地域。它从地域中获得素材和启示，将其沉淀成思想，传达的是终极的人文关怀。它虽然是时代的产物，但它超越时代，它在全球化时代的复兴见证了其永久的意义”[12]。这也就是说，通过对当代“南京作家群”的指认，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南京文学创作整体面貌，还可以在更深层次上理解南京的在地性文化，并进而从“当地人”的认知结构中寻求社会现象的有关解释，追寻更高意义上的普世价值。

      从作家自身的创作来看，当代“南京作家群”的命名与指认有助于作家形成价值认同，推动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自觉吸收南京文化资源，高扬南京文学精神的内涵，深化当下的文学创作。正如格尔茨所说，“人不是一个本身拥有明确界限的、被单独命名的精神实体，他不能脱逸于其背景之外浮游于人间”[13]。当代南京作家亦很难脱离南京文化的精神轨迹成为一个自足的个体，而它所要求的效果类似于中东地区长存的所谓“马赛克式的社会组织体系”，即不同形状与色彩的瓷砖不规则地挤成一堆，形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整体图像，但无论如何各单位仍能在其中保持特殊性。[14]即是说，当代南京作家既可以以南京文学传统为底色，又可在此基础上自由寻找各自的文学创作路径，进而形成一种多元而又统一的创作格局。

      在以上的论述中，我们似乎过分夸大了“地方知识”对作家的作用而忽视了作家的本体价值，然而我们必须清楚的是，作家在某一地域文学的形成与形塑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作家对文学景观[15]的塑造上。正如迈克·克朗在讲文学地理景观时所谈到的那样，“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16]。事实上，文学的形象性很容易唤起一个人对某个地方的向往，而文学的思想性或内蕴其中的文化内涵，也会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现实、自然和人生的感悟与思考，甚至是追寻。

      其实，当跳出某一装置所带来的视野局限时，我们可以发现文学地理、文学家与文学作品之间形成了一个前后勾连的环状结构。在这里，“优良的人文环境可以产生优秀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优秀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又可以对人文环境构成重要影响，进而成为优良的人文环境的一部分。”[17]2019年，南京入选世界文学之都，这既是南京文化繁荣的见证，也是当代南京作家不断用自身实践助力南京文学创作的结果。法国学者帕斯卡尔·卡萨瓦诺在谈到巴黎这一世界“文学之都”时曾指出，“文学之都，也就是同时汇集文学的最高威望和最高信仰的地方，它在全球的建立与认可，是产生和带来这一信仰的具体效果的反映。”[18]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南京“文学之都”的建立将重新整合南京的文学资源，从而开启南京文学创造的新态势。

注释

[1] 李徽昭：《当代“南京作家群”：命名及意义》，《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2] 这几篇文章分别是：李小杰的《九十年代南京青年作家群》（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0年）、袁桃桃的《南京女作家群落研究（1990年代至今）》（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4年）、朱君秋的《从“夜泊秦淮”系列谈开去——浅析南京文化对叶兆言等南京作家群创作的影响》（《文教资料》2014年第24期），以及王华、周根红的《文学场域与20世纪80-90年代南京青年作家群的形成——以“他们”为中心的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3] 袁桃桃：《南京女作家群落研究（1990年代至今）》，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4年，第8页。

[4]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57页。

[5] 形式文学区，是以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为背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和文学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功能文学区，是按照行政职能划分出来的。感觉文学区，或者称为乡土文学区，是人们的一种感性认识。（参见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58-262页。）

[6]劳舒编：《刘师培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

[7]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65页。

[8] 张光芒：《文化认同与江苏小说的审美选择》，《小说评论》2007年第3期。

[9] 杨洪承：《文学社群文化形态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10] 隐性要素主要包括情感、思想等，显性要素主要包括景观、实物、人物、事件等。生于不同文学地域的作家在选择显性要素时各不相同（这种选择主要受文化传统与在地经验的影响），在运用于语言与结构展现某种思想时，也因作家自身经验结构的差异而显示出差别。然而对于同一文学地域的作家来说，这些经验结构大多相同或相近，因而即便其文学创作形式多样，其内在审美品质与价值指向也趋于相近。

[11] 参见徐敬亚等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2]刘英：《文学地域主义》，《外国文学》2010年第4期。

[13]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杨德睿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1页。

[14] 同上。

[15] 这里的文学景观既有像苏童笔下的“香椿树街”一类的虚拟景观，也有像叶兆言笔下的“秦淮河”、“夫子庙”等实体景观。

[16]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17]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3页。

[18] [法]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文学世界共和国》，罗国祥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