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亮、张桃英 | 论端午节俗文化的地域性——以中国古代小说为中心

端午是中华民族重要传统节日之一。因其缘起复杂，有端阳节、浴兰节、天中节、龙节、重阳节等诸多异称。端午从诞生之日至今，已历经千年，《后汉书》《新唐书》《旧唐书》《清史稿》《台湾通志》《招远县志》《大唐新语》《开元天宝遗事》等经史子集文献多有载录。这一文化现象，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和思考。目前，学界主要以诗文、史志等为考察对象，探讨端午节庆典活动划龙舟的由来及其意义、端午节俗的历时性演变、宫廷端午节俗与民间的差异、端午节命名与苗族文化的关系、端午节日的渊源流变等。中国古代小说作为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关涉此节日的作品甚多，如南朝祖冲之《述异记》、南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李亢《独异志》、戴孚《广异记》、刘肃《大唐新语》、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冯贽《云仙杂记》、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洪迈《容斋随笔》、乐史《杨太真外传》、陈元靓《事林广记》、谢肇淛《五杂俎》、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张潮《幽梦影》、曹雪芹《红楼梦》等。且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端午节俗各有不同。本文以此为中心，融合文学地理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方法与理论，梳理端午节俗的地域性特征及其文学意义。

提及端午，在大多数人心中“五月五日”无疑为节日的具体时间。据现存文献记载，“端午”一词最先出现于晋周处《风土记》：“仲夏端午，谓五月五日也，俗重此日也，与夏至同。”[1]“端”通作“耑”，古汉语寓意开始、最初。《说文解字》云:“耑，物初生之题也。”[2]《风土记》亦解释说:“仲夏端五，端，初也。”[3]“端午”意为仲夏的第五天。《岁时广记》有录：“京师市尘人，以五月初一为端一，初二为端二，数以至五谓之端五。”[4]古人喜欢将五月初的那几天以端来称呼，按此理，“五月五日”应称之为“端五”，何以有“端午”之说？一说为，取此日阳气上升之意。《说文解字》释为:“五，五行也，从二，侌易在天地间交午也。”[5]段玉裁注曰：“水火木金土相克相生，阴阳交午也。”[6]而“午”之义为：“午，啎也,五月侌气啎逆易，冒地而出也。”[7]五为阳数,端五又可称之为端午、端阳。另一说为，八月五日是唐玄宗生辰，大臣为讨好皇帝，将“端五”改为“端午”以避“五”字的讳。显然，端午命名受日期、节气、避讳文化等的影响。而“端午”成为正式节日，据《事物纪原》记载，始于齐景公。此后，各地举行了区域特征明显的庆典活动，其时间起讫不尽相同。

杭州等东南沿海地区、汴梁等中原核心城市群，庆祝活动从五月一日持续至五月五日，与其繁华的商业、富庶的经济交相辉映。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三：“杭都风俗，自初一日至端午日，家家买桃、柳、葵、榴、蒲叶、伏道……自隔宿及五更，沿门唱卖声，满街不绝。”[8]南宋故都杭州，自古以来就极为繁华。柳永《望海潮》对其地形地势的便利、百姓生活的富足，城市的美丽细致摹绘，以致金主完颜亮读后竟激起了南下入侵的野心。虽有夸饰的成分，杭州的人杰地灵、风物华美由此可见一斑。东京素有八朝古都之称，孕育了被世人赞叹的“宋文化”，其经济发达自不待言。老百姓生活富裕，家中银两颇有盈余，商贩趁机推销节日用品。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与粽子、五色水团、茶酒供养，又钉艾人于门上，士庶递相宴赏。”[9]端午节的前四天，百姓就开始为节日筹备，集市笼罩在浓浓的节日气氛之中。过节的前一天，所需基本准备齐全，买卖活动也暂告一段落。

属吴越文化的“宜兴”，端午节从五月四日开始，五月五日落下帷幕。周处《风土记》曰：“仲夏端五……先节一日，又以菰叶裹黏米，以栗枣灰汁煮令熟，节日啖。”[10]“宜兴”又名“阳羡”“荆邑”，盛产陶器、茶叶、竹子，风景优秀，以“陶的古都，洞的世界，茶的绿洲，竹的海洋”享誉海内外。苏轼等大文豪多次游赏此地，并挥洒笔墨，写下动人诗篇。但历史上的阳羡毕竟只是郡县、州府，从经济层面来说，不能与杭州等古都相比，端午节的商业气息与之相较远为逊色。文献记载突出了节日本身的形式和意义，节日延续的时间相对较短。

闽中为避开闵王王审知的祭日，端午日期更改为五月四日。明谢肇淛《五杂俎·天部二》：“闽中以五月四日作节，谓闽王审知以五月五日死，故避之。考《五代史》年谱，审知则以十二月死，非五月也。”[11]谢肇淛由《五代史》推断，王审知逝世应为十二月，闽中为何将五月四日作为端午以避讳，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长江中上游，尤其是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有大端午、小端午的说法。五月初五为小端午，五月十五为大端午。大端午的起源，史料文献没有明确记载。《隋书》卷三一《地理下》“荆州条”:“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云……因而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12]南宋朱辅《溪蛮丛笑》“大十五”条亦载:“蛮乡最重重午，不论生熟界，出观竞渡,三日而归，既望复出,谓之‘大十五’。”[13]溪蛮即五溪蛮。东汉至宋，湘西及黔﹑川﹑鄂三省交界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雄溪﹑樠溪﹑酉溪﹑无溪﹑辰溪等五溪故称。溪蛮地区对端午的重视超过其他民族，举行龙舟赛的时间共三天，到十五又开展节俗活动。节日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由纪念屈原演化为驱除瘟疫。《汉口丛谈》卷二载:“楚俗以五月望日为大端阳节……士人云:‘将以驱瘟疫也。’”[14]关于大端午，还有一个悲壮的传说故事。相传东汉光武元年，伏波将军马援端午时节征剿当地居民，为犒劳士兵，下令于五月十五补过端午,“大端午”由此诞生。

北方等少数民族，如新疆锡伯族节前半个月就开始筹备，甘肃与四川交界的藏族从五月初五开始，节期两天。各民族端午节的持续时间，经济是重要因素之一。杭州等东南沿海城市，交通便利，商业贸易活动频繁，形成了独有的商业文化。受此浸染，时人表现出商业的敏感。他们抓住节俗市场的需求，节前就早早兜售相关产品，无疑延长了节日的感受时值。民间传说亦影响了端午节俗。荆楚是爱国诗人屈原的故里，也是其沉江之处。当地采取了赛龙舟、包粽子等纪念仪式。由于长江中上游流传马援等历史传说，此地在十五补过端午，称为大端午。端午不仅仅是为了纪念屈原，也是感恩带领他们取得胜利、脱离蛮族统治的英雄，节日的蕴义更加丰富。闽中为了怀念贤王王审知，避开其祭日，提前一天过节。引发端午节日的事件出于民众文化心理的共通性，孕育的土壤却各有不同。各民族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受本地民间传说，经济发展状况等影响，形成地域特色鲜明的端午文化。

第一，竞渡。

“竞渡”亦作“竞度”。竞渡源自何处，历史典籍载录虽颇有分歧，但一定是河渠众多、水源充沛之地。川流交错的吴越等江南地区，被认为是端午龙舟赛的发源地。《事物原始》引《越地传》:“竞渡之事，起于越王勾践，今龙舟是也。”[15]武陵辖内有沅水、醴水两大水系，“左包洞庭之险，右扼五溪之要”[16]，是连接湘、鄂、渝、黔的重要水运枢纽，亦成为竞渡的起始地。“竞渡始于武陵，至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义。事见《图经》。”[17]由吴越、荆楚等于端午节竞渡发酵，成为风行于世的普遍习俗。中国古代小说对此有生动书写。

南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是一部专门记载荆楚地区风物、民俗的笔记体专书。关于端午，此书交代了节日的起因及其盛况：“五月五日，四民并蹋百草……是日，竞渡，采杂药。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18]竞渡之时，不分男女老少、高低贵贱，人们争相到水边观看。唐刘竦《隋唐嘉话》卷下也描绘了荆襄以赛舟欢度节日的喜庆场面:“俗五月五日为竞渡戏。自襄州以南,所向传云：屈原初沉江之时,其乡人乘舟求之，意急而争前，后因为戏。”[19]明安遇时等编《包公案  百家公案》第五十三回“义妇为前夫报仇”，讲述了岳州恶人害死好友，谋取其妻，后恶行败露，被官府绳之以法，两个儿子也命丧端午的故事：“后来黄贵二子已长，因端阳竞渡，俱被溺死。”[20]岳州即岳阳，历史上的古三苗国，楚文化的重地。“义妇为前夫报仇”虽宣扬了善恶果报观念，端午竞渡时的凶险让人震撼。

岭南等全年雨量充足、水资源丰富的地区，端午也盛行竞渡之戏。特别是南越，宫廷、官府、民间皆在此日通过竞渡欢度佳节，如清李调元《南越笔记》卷十“南汉所为明月峡玉液池。旧有含珠亭、紫云阁，每端午令官人竞渡其间”[21]，“粤中五月采莲竞渡，至五日乃止”[22]。先秦古籍中“越”“粤”通用，涵盖长江以南沿海一带。《吕氏春秋》称“粤”称为“百越”，广东属百越之中的南越。《史记》对此加以沿袭，称广东为“南越”，《汉书》则称之为“南粤”。同属岭南的闽地，端午也深得百姓的喜爱。明代谢肇淛《五杂俎》卷二《天部》云：“古人岁时之事，行于今者，独端午为多……至于竞渡，楚、蜀为甚，吾闽亦喜为之，云以驱疫，有司禁之不能也。”[23]

小说中载录的端午竞渡习俗，各地稍有差别。如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十一：“五月五日，吴越有斗龙舟之戏……有童坐板上，颠倒滚跌，作诸巧剧。下临江水，险危欲堕，故其购是童也，先以金啖其父母，预调驯之，堕水而死勿悔也。吴门则载美姬，较不同耳。”[24]竞渡时，为吸引观众，越地有小童在船上表演，而吴地则是美丽的女子。竞渡习俗从荆楚辐射至赣、粤、蜀、黔等地区，集中在长江、淮河、珠江等水系。“无水不可渡”，端午竞渡习俗对地理条件有一定的要求。长期干旱、雨水稀少的北方地区，是不可能竞渡的。小说的记载与史书可相应证。《隋书·地理志》站在史家客观记事的立场，认为端午节俗源自屈原沉江之处：“屈原以五月五日赴汨罗，土人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迅楫齐驰，權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25]从洋溢着喜庆的龙舟竞渡，可以感受到百姓生活的安定、富足。战乱、百姓贫困、国家动荡之际，端午龙舟竞渡就名存实亡。《崇祯记闻录》卷七就记载了清丁亥年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节日形同摆设的史实：“端午，龙舟竞渡，顺冶一、二年尚有之。丁亥至绝响，因湖寇未靖，珠桂愈腾，人不聊生，自不暇也。”[26]老百姓生存都难以为继，更谈不上过节了。

第二，养蛊、下蛊。

养蛊、下蛊流传于闽、广、蜀、滇等气候湿热、地势险峻地区，是古巫文化的遗留。蛊之为毒，“医书所载虽有数种，而中土少见之。今古相传,多是闽广深山之人,于端午日以蛇虺、蜈蚣、虾蟆三物同器贮之，听其互相食啖，俟一物独存者则谓之蛊。”[27]中原地区很少见到巫蛊害人。闽广等深山，人们在端午节豢养蛇虺、蜈蚣、虾蟆制成蛊。岭南山川峻茂，毒虫甚多，为蛊毒提供了绝佳材料，如《岭表录异》卷上“岭表山川……俗传有萃百虫为蛊以毒人。盖湿热之地，毒虫生之”[28]，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广西蛊毒有二种”。四川、闽地风俗颇有相似之处，都喜好养蛊，如《尘史》卷下“风俗”：“世言闽蜀同风。孙光宪作《北梦琐言》……孙盖蜀人也，故主其乡风……至于亲在堂兄弟异爨，民间好蛊毒者，此其所同者。”[29]仲夏时节，百毒具生，尤其是端午五毒汇聚。小说传达了在此日收集毒虫，制蛊毒害人的观念。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之十一“物部三”详细记载了蛊毒盛行的地区、养蛊的方法、中蛊的惨状，以及解蛊之法：“蛊虫，北地所无，独西南方有之，闽、广、滇、贵、关中、延、绥、临、洮皆有之……以端午日取蛇、蜈蚣、蜥蜴、蜘蛛之属，聚为一器，听其自咬，其他尽死，独留其一，则毒之尤矣，以时祭之，俾其行毒。”[30]养蛊北方极为少见，主要盛行于西南地区，闽广等岭南地区，延绥、临洮等关中地区亦偶然可见。养蛊颇为不易，每年端午节捕捉蛇、蜈蚣、蜥蜴等有毒之物，使其聚集在一个器皿中，相互残杀，活下来的即为蛊。蛊虫养成，还得时时祭祀，虔诚供奉。清随缘下士《林兰香》第四十一回“遇蛊毒萧推采艾　觅邪术观唆童蒙”具体叙写了端午节采艾误被下蛊后上吐下泻、奄奄一息的痛苦：“自从端午日在九皋亭吃粽子之后，便觉心内发闷，欲吐不吐，欲泻不泻光景。”[31]五月五日，蛊毒效果佳，加之人们必将食用粽子等节日食品，下蛊更容易成功。果不其然，采艾就中招了。通过下蛊可以害人，还可以谋利。清曾衍东《小豆棚》卷十五“物类”讲述了云南人养蛊为了谋求功名利禄的思想：“滇中有养蛊家，杀人渔利，利得亦自杀，名曰‘金蚕’。大约以端午日，取蛇蝎蟆诸毒物，聚于一器，听其自咬。将尽死，独一物生，则毒之尤者矣。……夫而后祈求粮米银钱，无不如意。然按月必蛊一人以为飨蛊者。盖以其粪纳饮食中云。”[32]蛊毒的养成，其方法大同小异，都是端午节这天将毒物聚集在一个器皿，相互残杀后活下来的才能做蛊。明邝露《赤雅》卷上“獞妇畜蛊”条有载：“五月五日，聚诸虫豸之毒者，并置器内，自相吞食，最后独存者曰蛊。”[33]蛊可以买卖。养蛊之人，通过售卖蛊毒，通过满足买家害人的意愿而获利。蛊还可以当做神灵供奉。向蛊虫祈祷，可实现对财富的追求。这是一种不劳而获，却又企图过上富贵生活的懒惰心理。

从蛊虫制作、放蛊的整个过程来看，巫风色彩浓郁。放蛊虽神秘莫测，也有解蛊的方法。《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34]，仲夏来临之际，为驱除蛊毒，可用荤菜的气味避开。此俗相沿至今。蛊的分布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开阔、平坦的中原地区，尤其是汉族，很少有人养蛊。蛊毒大多盛行于人迹罕至的深山，苗族等少数民族最为擅长。蛊毒的产生，与巫术息息相关。关于蛊毒与巫术的关系，前人已有深入研究，兹不赘论。古代的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居住环境比较险恶的山区，气候潮湿，毒蛇猛兽出入。外人一旦进入，就感觉极不适应。《岭表录异》就说:“岚雾作瘴。人感之多病,腹胪胀成蛊。……盖湿热之地，毒虫生之，非第岭表之家性惨害也。”[35]岭南人并不是恶意害人，这里本来就毒虫出没，不是生活在本地的居民，很容易生病。加之少数民族重淫祀，巫术迷信思想盛行，有不同于汉族的信仰，造成了这些地方养蛊的文化观念。

第三，取蛇胆。

蛇胆治病的医学思想由来已久，古今语怪之祖的《山海经》就有不少记录。医学类书籍更是将蛇胆作为祛毒的良方。《本草纲目》卷四五说，蚺虼胆“疗大风”[36]。有些还特意指出五月五日取的蛇胆疗效最佳。《证类本草》卷二二《虫部下品》说蚺蛇胆“主皮肤风毒”,“五月五日、十五日取之，良”[37]。从《证类本草》等古医书可知，取蛇胆的时间一般都在端午。蛇胆治病的医术在小说中演绎成治病救人的故事。

首屈一指者，当属张鷟《朝野佥载》，卷一云：“泉州有客卢元钦染大疯，惟鼻根未倒。属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胆欲进，或言肉可治疯，遂取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顿渐可，百日平复。”[38]福建泉州有位异乡人卢元钦身染疯疾，听闻五月五日官府取蚺蛇胆进献，便食用剩下的蛇肉，不久很快痊愈。蛇胆是呈贡珍品，常人难以有机会获取，蛇肉相对容易。蛇肉的功效尚且如此迅疾，蛇胆可想而知。蚺蛇体型较大，鹿都可直接吞下，捕捉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就会命丧蛇口。《岭表录异》卷下“蚺蛇”条对其食性、体型有载：“蚺蛇，大者五六丈，围四五尺。以次者亦不下三四丈,围亦称是。……等鹿过则衔之,自尾而吞,惟头角碍于囗中,则于树间阁其首。”[39]官府只顾自己私利，置百姓安危于不顾。端午佳节，达官贵人阖家团圆；老百姓却为生计涉险，说不定就在此日家破人亡。故事寥寥数语，痛斥不合理的徭役赋税制度。该书“补辑”部分，则从另一层面铺叙了取蛇胆的残忍。“泉建州进蚺蛇胆，五月五日取。时胆两柱相去五六尺，击蛇头尾，以杖于腹下来去扣之，胆即聚。以刀刲取，药封放之。不死复更取，看肋下有痕即放。”[40]为让蛇胆聚集，取蛇胆之人反复击打其头尾，用棍棒在蛇肚下来回收拢。取胆后，伤口敷药放生，以待来年五月五日再次取胆。唐段公路《北户录》卷一“蚺蛇牙”条言，南粤地区每年端午取蛇胆进贡宫廷：“广州南海县每年端午日，常取其胆供进。”[41]官府的刚性需求，一种新的职业应运而生。川渝地区出现了以养蛇为生的农户。《岭表录异》卷下“蚺蛇”条谓，粤东地区普宁的养蛇人于端午节将蚺蛇送入官府取胆：“普安州有养蛇户，每年五月五日，即担蚺蛇入府，祗候取胆。”[42]北宋钱易《南部新书》卷五“蚺蛇胆”条亦交代了粤西养蛇人于五月五日送蚺蛇至官府取胆：“雷罗州有养蛇户，每年五月五日，即檐舁蚺蛇入府，祗应取胆。”  [43]

蚺蛇主要生活在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等地。根据历代小说记载，端午取蛇胆的风俗故事也集中盛产蚺蛇的粤、闽地区。蚺蛇胆的独特功效，催生了养蛇人的特殊职业。端午佳节，捕蛇人捉蛇、养蛇人取蛇胆的故事，使原本喜庆热闹的节日，竟有几许悲伤。

除此之外，地域特色鲜明的端午节俗形式还有苏州、扬州的看灯船。明张岱《陶庵梦忆》“秦淮河房”条描绘了秦淮河男女老少看灯船的盛景：“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竞看灯船。”[44]明清时期燕京的女儿节。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云：“五月朔，家家悬朱符，插蒲龙艾虎，窗牖贴红纸吉祥葫芦……饰小女尽态极妍，已嫁之女亦各归宁，呼是日为女儿节。”[45]瑶族等少数民族欲婚嫁的男女，家族父母接受聘礼后，约定端午节于山上携手而归，称之为“拕亲”，如《溪蛮丛笑》“山猺婚娶,聘物以铜与盐。至端午,约于山上相携而归”[46]。吴越地区衍生了拐卖孩子献祭的恶俗。清吴炽昌《续客窗闲话》卷八：“乾隆初年，有浙江乌程县人富子文，及妻富沈氏、子富大者，合陈大、俞九龄、鲍二、谢世荣、富大金，每年五月五日，共驾冒头小艇，远拐幼孩，赴太湖杀之以祭邪神。”[47]

中国古代小说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由于孕育其生成的独特土壤，可充当“拾遗补阙”的工具。葛洪《西京杂记序》谓:“洪家世有刘子骏《汉书》百卷，无首尾题目，但以甲乙丙丁纪其卷数。……洪家具有其书，试以此记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有小异同耳。并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今钞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裨《汉书》之阙。”[48]葛洪撰写《西京杂记》的目的是为了“补《汉书》之阙”。郭宪《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序》亦谓:“宪家世述道书，推求先圣往哲之所撰集，不可穷尽，千室不能藏，万乘不能载，犹有漏逸。或言浮诞，非政教所同，经文史官记事，故略而不取……今籍旧史之所不载者，聊以闻见，撰《洞冥记》四卷，成一家之书，庶明博君子，该而异焉。”[49]郭宪认为《洞冥记》所载为经文史官记事所遗漏者，可补之不足。齐东野人《隋炀帝艳史》“凡例”称“历代明君贤相，与夫昏主佞臣，皆有小史。或扬其芳，或播其秽，以劝惩后世。如《列国》、《三国》、《东西晋》、《水浒》、《西游》诸书，与二十一史并传不朽，可谓备矣。独隋炀帝繁华一世，所行皆可惊可喜之事，反未有传述，殊为缺典。故爰集其详，汇成是帙，庶使吊古者得快睹其全云”[50]。《列国》《三国》等小说，可与二十一史相提并论。隋炀帝史实未有人传述，《隋炀帝艳史》可弥补其缺憾。中国古代小说对端午节俗地域性特征的强调，具有与之相同的意义。

经史等官方文学，提及端午节俗之时，或站在普通大众视角，简略提及吃粽子、划龙舟、插菖蒲、采药等普泛化习俗，或将视点聚焦于宫廷。如史书对端午习俗的记载。皇亲国戚、高官显宦等于此日在宫内观看水上游戏活动。《宋史·乐十七》，“每上元观灯，上巳、端午观水嬉，皆命作乐于宫中”[51]。端午也是各州府向朝廷进贡的重要时刻。《唐会要》卷二十九“代宗时，每岁端午及降诞日四方贡献者数千”[52]，《旧五代史·明宗纪四》“丁酉，伪吴杨溥遣移署右威卫将军雷现贡端午礼币”[53]。帝王也要赏赐臣子节礼。《辽史》卷四·本纪第四·太宗下：“癸亥，晋遣使贺端午，以所进节物赐群臣。”[54]皇室成员之间互赠礼物，《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四“后因端午，王、公、妃、主各献服玩”[55]。皇帝、达官贵人等之间所过的端午节，更多的体现臣子之间的礼仪、君臣上下尊卑的关系，以及臣子对国君的臣服、国君对臣子的笼络。节日本身的文化被皇家威仪、宫廷礼仪所冲淡。并且，宫廷即使遵循了民间端午节俗，意义也有很大改变。《唐会要》卷二十九“节日”条，龙朔元年五月五日，唐高宗由民间端午以五色丝续命，结合民间“刀子辟兵的风俗”，引申为端午佳节御赐物品，让出门在外的人躲避兵器的伤害：“许敬宗对曰……五色丝可以续命，刀子可以辟兵。此言未知真虚，然亦俗行其事。今之所赐，住者使续命，行者使辟兵也。”[56]高宗出于保卫国家、爱护士卒的意图，有意淡化节日的民俗色彩。源远流长的民俗节日，一旦到官方等正式场合，往往变成供统治者利用的政治工具。又如集部文献。《全唐文》卷四百八十三“伤驯鸟赋”记载了端午节剪去鹦鹉舌头，鹦鹉能学说人话的习俗，“在端午之司晨，翦其舌而能言”[57]。《苏东坡全集》“浣溪沙（端午）”词描绘了洗浴习俗，“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58]。《全宋词》郭应祥“传言玉女”于五月四日与孙佥判昆稽古堂观竞渡有作，渲染了龙舟竞渡时击鼓齐鸣的紧张气氛，以及江水烟雨迷蒙的意境，“稽古堂前，恰见四番端午又来江上，听鸣鼍急鼓。棹歌才发，漠漠一川烟雨。轻舟摇扬，浪心掀舞。”[59]杜甫端午节获得赏赐的宫衣，《杜甫诗全集》卷四“端午日赐衣”，“宫衣亦有名，端午被恩荣。”[60]诗文等涉及端午节俗，节日习俗只是引发文人抒发某种情感、表达某种志向的自在之物，节日本身不是重笔描绘之处。这也是由诗文居于正统的文学地位以及言志、抒情的需要所决定的。

对端午节俗自身不吝笔墨加以铺叙的是中国古代小说。“求新”“好奇”的文学特质，不被大众所知的奇闻异俗纷纷涌入小说家的笔端。既可以弥补史未载之缺憾、开阔世人的视野，又可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以之娱乐。具有地域特色的端午节俗，经过小说生花妙笔地描摹，文学意义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第一，深化作品主题。

同写向朝廷进贡，小说中端午节俗的表现方式，与其他文献截然不同。宋乐史《杨太真外传》：“岭南节度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以端午进贵妃珍玩衣服，异于他郡，九章加银青光禄大夫，翼擢为户部侍郎。”[61]杨贵妃是唐明皇最宠爱的妃子。岭南节度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等抓住此时机，投其所好，向杨贵妃贡献各种古玩华服。果然，两人平步青云，官职马上升迁。广陵历来为歌舞繁盛之地，岭南则偏僻、落后。作品特意强调岭南、广陵的地方官员向杨贵妃进献，耐人寻味。张九章想调离穷乡僻壤、王翼欲进一步升迁的心思，通过端午节送礼重过其他州县、府道由此尽显。蔡东藩《唐史演义》第四十七回“梅悴杨荣撒娇絮阁  罗钳吉网党恶滥刑”亦借端午进贡的史实，斥责唐玄宗宠爱贵妃误国，“器服珍玩，均呈入贵妃……岭南经略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因所献精美，得贵妃欢心”[62] 。小说借端午献节礼一事，用“微言大义”使作品主题升华，以此影射朝政的腐败，表达心忧天下的爱国情怀。

第二，营造真实感。

端午节因所产生地域文化的差异，有源自屈原、介子推、曹娥、伍子胥等多种说法，其中伍子胥之说主要流行于江浙地区。《记纂渊海》载:“至今为竞渡之戏。又越地云‘起于勾践’。”[63]汉赵晔《吴越春秋》也认为，龙舟赛“起于勾践，盖悯子胥之忠作”[64]。明代天然痴叟拟话本集《石点头》第十一回“江都市孝妇屠身”真实还原了扬州端午习俗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原来钱塘江上风俗，每年端午，轻薄弟子，都去习水弄潮，迎伍子胥神道。”[65]试想，如果作者不尊重、了解此地风俗，说扬州端午是为祭祀屈原，读者就认为此故事纯属胡诌，不值得一读。记得裴启《语林》曾被世人追捧，所记谢安之事经本人指出不符合事实后，马上身价大减就传达了人们对小说真实性的要求。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所载亦然：“屈原五月五曰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曰，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依其言。’今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及五色丝，皆汨罗水之遗风。”汉建武年间，长沙一个叫区曲的人，遇上了自称为三闾大夫的士人。士人讲述自己在江中的苦楚，要求百姓将祭品用楝叶包裹，并以彩丝缠绕。据史料记载，屈原在汨罗投江。汨罗为湘江支流，西流到湘阴县后向北注入洞庭湖。洞庭湖与流经长沙的湘江等相接。从地理角度考虑，屈原投江后在长沙显形完全可能。屈原在长沙显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为，屈原是长沙人。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十六“宗庙考”云，“楚三闾大夫屈原（长沙郡）”[66]。屈原现身前，小说以真实的笔触交代了楚地端午节粽子制作的由来及方法。接下来，让屈原在他的故乡显形，以他为故事讲述的主体，教给百姓制作粽子的新方法。故事人物、背景及情节设置，与历史基本一致，合乎情理。真实的节俗传说与神秘的鬼神故事相结合，塑造了一个真幻交织的故事，很好地诠释了粽子由先秦到汉代的演变。

第三，勾连情节。

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已经讲究情节的起承转合及内在衔接，每一笔墨都为有意营构，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赘文。如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端阳”开篇，就突出京师及附近边镇对端午节的重视，及射柳、走骠骑习俗：“京师及边镇最重午节，至今各边，是日俱射柳较胜。……内廷自龙舟之外，则修射柳故事，其名曰‘走骠骑’”[67]。豪门、宦官热衷观看此表演。下文所叙选太监操练，以取悦代宗等统治者就顺理成章。此时，作者笔锋突转：京师端午“走骠骑”习俗本为训练士兵，增添节日气氛。演练的太监们为赢得帝王欢心，却让节日开始变味：“然是日酷热，当值候操诸珰，擐甲操兵，伺令于赤日中，因而喝死者数人。”[68]端午节前后，天气酷热难当，太监们冒着酷暑训练，不少人中暑死去。皇帝观看走骠骑、封赏表演者，太监烈日下训练，太监因中暑丧命等事件，皆因京师流行走骠骑的端午节俗引发。又如清佚名《桃花扇》第四回“端阳节社友闹榭  灯船会阮奸避踪”篇首即介绍南京端午有驾船游玩、唱歌弹奏的习俗：“适值五月端阳佳节，南京风俗到得此日，无论绅士商贾俱各驾船游玩，吹弹歌唱。”[69]因此习俗，引出陈定生、次尾与丁继之灯船相遇，陈定生、次尾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等人畅饮、聚会，以及此行人与阮大铖相冲突等情节。此类故事，有共同的叙事模式。首先，作者于篇首铺陈故事发生地的端午习俗，接下来，以此习俗串联发生的各事件，各事件因这一习俗而形成首尾相应、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情节链。

深化主题、营造真实感和勾连情节，是具有地域性特征的端午习俗融入中国古代小说后的主要文学功能。此外，还可为情节的发展埋下伏笔，刻画当地的民风，以及推动情节的进展等。故事文本因作者情节结撰、文体布局谋篇的需要，选择与之相关的端午节俗文化。“语言决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是文学活动的起点和归宿。它的着眼点在于以文本语言特征为轴心的向心式阐释，即作者、文本和读者相互作用的语境潜能、文本自身的语言释放、读者自我语言模式的规范和阅读能力等,它们构成了一条文学功能存在于其中的语言链，对文本语言的不断阐释正意味着文学功能的生成。”[70]中国古代小说中具有地域特征的端午习俗，民俗特征鲜明，在小说文本中作为情节链的重要一环，对整个小说故事的前后始末加以影射和诠释，赋予文本丰富多彩的文学意味。

端午节强烈的地域特色，诗文、历史等典籍，并未将其完整的呈现。小说形式自由，不拘一格，较少受到限制。诗文、历史等所不载的端午习俗，小说以生动、活泼的形式表现，是了解古时民俗的宝贵资料。端午节俗的地域性特征融入小说，是小说家有意为之。小说家利用其本身的民俗文化特点，以之深化作品主体、营造作品的真实感，及将相关事件衔接为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情节链，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考察中国古代小说中端午节俗的地域性特征，可促进端午节俗本身及小说的文学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