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集刊》第6辑）
本文作者金安利老师
大后方抗战文学中涌现了大量针对各种日本侵略者形象的描写。为了抗战的需要，中国抗战作家对日本人这一异国形象的集体阐释普遍持否定态度，日本侵略者绝大多数被塑造成如同魔鬼一般的“撒旦”。或许正是大后方抗战文学中对“日本鬼子”形象过于强势的书写，遮蔽了后人对这一时期日本女性形象的关注视线。被人们所忽视的她们，也就只能藏匿在历史的记忆中孤芳自赏。事实上，大后方抗战文学中的日本女性形象，尽管显得有些薄弱，但依然呈现出一种多元的色彩。这些沉睡在历史记忆里的东瀛女子形象，是值得我们深入发掘的。
本文拟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角度来探讨大后方抗战文学中的日本女性形象。形象学关于异国形象的类型学划分有以下总原则：“我们可以设想建立起一种异国形象的类型学，其总原则是区别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凡按本社会模式、完全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的异国形象就是意识形态的；而用离心的、符合一个作者（或一个群体）对相异性独特看法的话语塑造出的异国形象则是乌托邦的。”[1]
大后方抗战文学中的日本女性形象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类型：一是投身反战的日本女性形象，二是双重身份的日本贤妻形象，三是温顺服从的日本女子形象，四是阴险诡秘的日本女间谍形象。以此理论来分析这四大类型的日本女性形象，可见其前两种类型属于乌托邦型的异国形象，而后两种类型的则属于意识形态型的异国形象。
一、投身反战的日本女性形象
在大后方抗战文学中，出现投身反战的日本女性形象实属罕见。其中，又以谢冰莹短篇小说《梅子姑娘》中的主人公梅子姑娘和老舍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中的日本老太婆为典型代表。这类日本女性对战争的觉悟普遍超越了日本男性，并且具备了日本女性诸多美好的品质——温柔、善良而富有正义感，等等。
谢冰莹写于1941年的《梅子姑娘》塑造出一位反战的异国形象——梅子姑娘。作品在绢枝子、美田子等日本慰安妇和松本、中条知义、横漱等日本军人组成的群体人物背景上，凸显出了梅子姑娘的正直、善良和执着的反战勇气。
梅子姑娘是日本鹿儿岛人。父亲于“九·一八”事变后被征调入伍，半个月后便葬身在异国他乡——中国东北。母亲悲痛欲绝，不久后便与世长辞，只剩下梅子与祖母相依为命。她刚与藤田结婚，丈夫就被征调到中国上海作战。她效仿孟姜女万里寻夫，随慰劳队来到中国前线，初到汉口就得到了藤田战死的消息，而她也被骗入营妓的火坑，供那些野蛮的日本官兵发泄兽欲。
小说让梅子姑娘承受了种种苦难，也让她的心灵在煎熬中觉醒：“梅子啊，你不应该消极，你应该更勇敢地活下去！谁杀死你的父亲和祖母的？谁杀死你的爱人的？”[2]这里，作者已悄然把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种子埋在了梅子的心间，并慢慢地让其生根发芽。梅子隐忍着要为父母亲人复仇，目睹着日军在华暴行，自己也备受着酗酒日军官兵的摧残和蹂躏。大学生出身的上等兵松本也早已厌恶了战争，共同的反战之心让他与梅子结为知己。两人以中国古诗“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来表达厌战反战的情绪。
当梅子奉命从汉口转到沙市后，空军驾驶员中条知义受朋友松本嘱托，专程前来看望梅子姑娘，结果两人初次会面就一见钟情。初恋的种子播种在梅子姑娘的心田。中条也有厌战情绪，他每次驾机参战时总把炸弹扔到旷野或江中，不伤中国人，并谎称生病不去轰炸重庆。后来，乘中国军队进攻沙市之机，两人逃出城向中国军队投诚，从此抗日队伍里又增加了两名英勇的日本反战人士。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的眼光带有国际主义的色彩。虽然作品也写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但是它却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描写，写这种残酷暴行首先加害于日本下层人民，并从这个日本受害者的眼中看到了被侵略的中国人民受到了更为惨烈的荼毒。她亲眼看到“皇军”是怎样任意强奸中国的妇女，活埋中国的壮丁，屠杀中国的老人和孩子，焚毁中国人的房屋，抢掠中国人的财产。
梅子恨透了！为什么地球上要有一个日本，而日本又产生这么多兽性的军阀；自己又为什么偏偏生在日本，而且赶上他们屠杀中国人的时代。
做一个日本军阀统治下的日本人是多么耻辱啊！口口声声高唱着“亲善”“提携”的高调，其实骨子里每一个细胞都是毒汁，都是炸弹，都是毁灭文明、毁灭真理正义的火焰。[3]
梅子姑娘的这些想法，早已涂上了作家自己浓郁的心理色彩。先前埋在梅子心间的那颗种子，现在已经生根发芽，梅子慢慢成长为一位反战的勇士。对梅子姑娘反战形象的刻画主要体现在两个情景之中，一是梅子刺探松本反战之心的时候，二是梅子规劝中条装病并设法逃脱去投诚的时候。
梅子姑娘曾询问过松本“皇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行为是否正当？松本苦闷地表示这是迫于无奈，因为必须接受长官的命令。紧接着梅子姑娘一连串的追问使她俨然成了一个斗志激昂的反战人士：“你想象你的家如果被中国军队烧毁，你的财产被他们抢去，你的妻子和母亲被他们奸淫，你的儿子被他们捉去给中国伤兵输血，你该是如何地伤心没有？”……“中国军队不会打到日本去吗？你根据什么？他在目前虽然被日本军阀压迫，但他总有翻身的一天，他们的国家受到这样的奇耻大辱，难道还能忍受吗？打到日本去，是绝对有可能的，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活不成，有什么要紧！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我早就不想活了，不过我不愿自杀，我倒想看看究竟你们还能威风到几时？”[4]
当中条向梅子透露部队又要轰炸重庆的消息时，善良的梅子马上劝自己的恋人装病并设法一起逃脱日军部队。这样的建议让中条有所顾虑，因为他担心自己当了俘虏就要被枪毙。这时，作者就动用了叙述者的策略，借梅子之口向中条宣传了中国优待俘虏的政策，打消了中条对投诚的顾虑。梅子姑娘用她深明大义的心迹在柔情中感动了中条，两人决心一起去投诚：“到了中国军队里，我们就会过着和平博爱的生活，我们要参加他们的抗战工作……”[5]
后来，两人趁着游击队夜袭沙市时，冲出城外加入了战斗的行列，把枪口对准了日军。中条在这次战斗中受了伤，经过中国军队里的医治痊愈了。梅子悉心地照料他，使他精神得到了莫大的安慰：“梅子，真感谢你给我的勇气。一年来，我每天都做着投降到中国军队来工作的梦，但是总被那怕死的念头征服了；现在我才了解中华民族的确是伟大的，爱好和平的。梅子，我们将来就在中国结婚吧！”“那好极了……我们永远不要回日本了吧！”[6]
谢冰莹为我们呈现的梅子姑娘，显然是中国人眼中的日本女性形象。梅子姑娘这一形象，寄托着作家的深深期望，作家把想象中的一些特征附加到她身上。从异国形象的塑造角度看，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读。在塑造梅子姑娘这一异国形象时，因作者个人情感因素的影响及时代需求，导致形象最终在谢冰莹笔下凝结为乌托邦幻象——一位美丽、善良、富有正义感的日本反战女性形象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这乌托邦型异国形象的出现，显然与谢冰莹两次东渡扶桑的求学经历有着紧密的联系。
1931年谢冰莹首次东渡日本，在东京求学。这年正是日本军阀侵占中国东北的时候，“每个留学生都在痛苦不安中过日子。每天我们去上课时总要遇到一些日本流氓向我们侮辱，什么‘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占领了中国啊！’‘中国人太不行，要我们去统治呀！’‘可怜的亡国奴呀……’种种叫人听了又气愤又心痛的话，每次传到我的耳鼓时，我的心几乎要爆裂了。”[7]她为抗议“九·一八”事变而四处奔走，后来毅然放弃学业回国参加淞沪抗战。
1936年谢冰莹二次东渡扶桑，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院。因拒绝欢迎朝日的“满洲国”皇帝，她饱尝异国的铁窗滋味。《在日本狱中》真实地记录了她在狱中三个星期的非人遭遇和心路历程。她被用筷子夹手指，多次受到严刑拷打。她用笔控诉了日本法西斯的罪行，并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准备。当看到狱中地上留着的革命志士的鲜血时，她写道：“这些血迹在太阳的光线下，似乎变成了一座血的火山，一条血的河流，它们在燃烧，在爆裂，在汹涌，在奔流；火山会埋葬日本帝国主义的尸身，河流会淹没日本帝国主义的巢穴。于是我对着这些宝贵的血迹微笑了。”[8]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从此我更认识了日本军阀的真面目，我发誓只要生命存在一天，一定要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奋斗一天，我要为自己复仇，更要为国家民族雪耻！”[9]回国后，卢沟桥的炮声把谢冰莹再次拉到了前线。她投入到抗日战争的大后方，积极为战地服务，大量报告文学先后出版。这一时期她的小说创作也佳作频出，其中以《梅子姑娘》最为典型。
谢冰莹以自己对日本的特殊理解，将日本军阀和日本民众区别对待，把自己反对日本军阀的思想寄托到了主人公梅子姑娘身上。“在炮火迷漫的火线上，在日本军阀屠杀善良的中国人民的土地上，我们应该以全副精神来从事反战的工作。”[10]这可以说是作者借梅子之心来表达自己对日本军阀的痛恨和抵抗。在日本被捕入狱的那段经历，犹如梦魇般地缠绕着谢冰莹，她忘不了自己在日本遭到的屈辱，心头的愤恨也久久难以消除。尝试着去理解日本民众在战争中的感受，从人类的良知上去寻求制止侵略战争力量，这无疑是战时中国作家民族命运体验的拓展和深化。“无论你的思想如何反动，只要你是人，绝不能饶恕‘皇军’这种违背天理、毫无人性的残暴行为。”[11]于是，梅子姑娘这一形象超越了民族的界限，从人类的良知和人性的角度扛起了反对日本军阀的大旗。所以，与其说她是一位普通的日本女子，不如说她是一名站在中国立场上的日本反战勇士。
谢冰莹在梅子姑娘这一“他者”形象上寄托的憧憬，是属于中日两国人民的。作品写于1941年，中国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者却能深切理解日本民族为自己国家所发动的侵略战争承受着苦难，这种视野无疑有着历史的深远意味。大后方抗战文学中出现这样的乌托邦式的他者形象，无疑是谢冰莹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的国际主义理想的文学化尝试，是战时中国人一种美好的憧憬。
大后方抗战文学中投身反战的日本女性形象，还有老舍《四世同堂》中的日本老太婆。老舍在该长篇巨著中对日本及日本文化有诸多贬抑，他以全盘否定日本文化的方式来表达个人对日本的仇恨。但是在魔鬼兽兵的日军群像和意识形态型的日本平民形象之间，他点缀出了一个良知的闪光点，塑造出了一个乌托邦型的日本老太婆形象。
这位日本老太婆住在北京小羊圈胡同里。她的两个侄子被征调去战场当炮灰。孤儿寡母送家里的男人出征，老太婆最后出来。她弯着腰向自己的侄子鞠躬，向胡同里的中国邻居瑞宣鞠躬，甚至为日本民族在侵略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向瑞宣道歉。
对于这位有着超越视野的日本老太婆，作者反复强调她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日本人：“她走路的样子改了，不像个日本妇人了。她挺着身，扬着脸，不再像平日那么团团着了。”“她的英语很流利正确，不像是由一个日本人口中说出来。”“她的口气与动作都像个西洋人，特别是她的指法，不用食指，而用大指。”[12]“她是看过全世界的，而日本，在她心中，不过是世界的一小部分。”[13]老太婆自己也说：“我不是平常的日本人。我生在坎拿大，长在美国，后来随着我的父亲在伦敦为商。我看见过世界，知道日本人的错误。”“我是日本人，可是当我用日本语讲话的时候，我永远不能说我的心腹话。我的话，一千个日本人里大概只有一个能听得懂。”[14]
紧接着，日本老妇人对瑞宣道出了她的心腹话：“我只须告诉你一句老实话：日本人必败！没有另一个日本人敢说这句话。我——从一个意义来说——并不是日本人。我不能因为我的国籍，而忘了人类与世界。自然，我凭良心说，我也不能希望日本人因为他们的罪恶而被别人杀尽。杀戮与横暴是日本人的罪恶，我不愿别人以杀戮惩罚杀戮。对于你，我只愿说出：日本必败。对于日本人，我只愿他们因失败而悔悟，把他们的聪明与努力都换个方向，用到造福于人类的事情上去。我不是对你说预言，我的判断是由我对世界的认识与日本的认识提取出来的。……不要忧虑，不要悲观；你的敌人早晚必失败！……”[15]
老舍塑造了日本老太婆这个异国形象作为理想，但她并不能作为这一民族和国家的代表，而是全人类都应朝之努力奋斗的方向。作者消解了日本老太婆的民族身份认同感，进而将其塑造成一位有着全人类宏大视野的理想形象。这位超越了民族中心主义的日本老太婆形象，寄托着老舍心目中的理想和乌托邦想象。老舍将自身对于战争的仇恨、对于和平的憧憬及对于美好人性的追求都体现在了这样一个异国形象身上。
这种抛开自身民族意识的狭隘偏见、携手为全人类谋福利的理想型人格，正是同时期其他抗战文学作品中所罕见的。有学者曾经对老舍所塑造的这个日本老太婆形象做过很高的评论：“这一笔，价值无穷。《四世同堂》是一本揭露和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书，但是，这一笔，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划分得清清楚楚。”[16]
综上所述，在大后方抗战文学中，这类投身反战的日本女性形象几乎都背叛了自己的国家选择了正义。形塑者对这类异国女性形象普遍持高度赞扬的态度，其所塑造的异国形象无疑是乌托邦型的想象。抗战时期塑造日本女性形象的文学作品都极少，因此像谢冰莹《梅子姑娘》这类专门从他者——一个普通日本女性视角来塑造异国女性形象的作品更显得难能可贵。这也是为什么这类日本女性形象一出现就显得极为亮眼，在艺术造诣上超越了诸多类型化、模式化的日本军人形象。
二、双重身份的日本贤妻形象
在战时状态下，有些中国作家把关注的焦点落在了一些中国人娶的日本妻子身上。在战争状态下，这些由中日民族组成的家庭关系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这种尴尬处境下的诺亚方舟，究竟该何去何从呢？夏衍的戏剧《法西斯细菌》和金满成的小说《中日关系的另一角》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文本，分别塑造了两位具有双重身份的日本贤妻形象——静子和有岛芳子。作为中国人之妻的她们，在战时中日关系交恶的情况下最终放弃了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转而站在了中国的立场上来。
《法西斯细菌》是夏衍抗战时期的一部力作。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背景下，剧中主人公俞实夫和日本妻子静子以及女儿寿美子度过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二年这段离乱的岁月。他们经历了一次次的迁徙，从东京到上海，又转走香港，最后逃难至桂林。
静子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女子。她温文静婉，恭顺安忍，对丈夫无比的信赖和支持。在日本东京时，夫妇俩安于清贫，协力同心地建立起一个温馨的小家庭。中日交恶之后，俞实夫带着妻女接受了日本人办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聘请，举家回到上海。战争让静子处在了一个难堪的境地中。她爱丈夫，把丈夫的祖国视为第二祖国，但她也爱日本，更有作为一个日本人的民族尊严感。在这位东瀛女子的心中，她希望中日人民能够世代友好，但现实却是两国处在血与火的仇恨中。那每天传来的对日本法西斯的诅咒、控诉，使她的民族自尊感不断地受到伤害，她像一个默默地为自己祖国背着十字架的圣母一样，她的心灵每天在受到有形、无形的冲击。静子，只因为她是日本人，她受到中国普通百姓的仇视，就连家里的保姆张妈也因为女主人是日本人而多次要求辞职。这甚至拖累到她的女儿寿美子。当寿美子因被邻居小朋友们唤作“小东洋”而生气时，她并没有谅解母亲，而是余怒未息地推开了母亲。这时，静子再也抑制不住自己那激动的感情，流下了茫然而痛苦的眼泪。
俞实夫夫妇再次迁徙，来到了尚未卷入战火的香港。“静子三十一岁，穿着贫素的旗袍。已经完全是一个中年的中国主妇了，眉目隐现出清贫与劳苦所累积起来的苍老。”[17]香港时的静子，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可她仍然未能摆脱良心的重负。朋友安慰她说在香港并没有人知道她是日本人，但静子本人仍然感觉不安心。尽管她自我感觉“已经是个中国人了”，但“听人讲起中国和日本，讲到日本人的残暴”时，她总觉得非常的难受。[18]人们诅咒日本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声音，在已经中国化了的静子耳朵里依然是那么的刺耳，令她心神不宁。两难抉择中的静子犹豫不定，不知自己究竟该归属何方。
太平洋战争的炮火，使香港陷于一片火海之中。一群日本匪徒冲进俞实夫的实验室，不但毒打了俞实夫，侮辱了静子，而且还抢走了显微镜。为此，俞实夫的忘年交钱裕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此时的静子突然凄厉地哭诉道：“他们侮辱了你，打死了他，那已经够惨了，可是，更使我痛苦的是，我亲自看见了我的同胞，日本人，公然的抢劫，奸淫，屠杀，做一切非人的事情……我听得很多了，可是，我总希望那不是事实，现在，我看见了……”[19]法西斯的暴行使得静子完全站到中国人民的立场上。
《法西斯细菌》中描述的中日家庭关系，在中国大后方抗战文学中并非少数。那些娶日本女性为妻的中国人，他们在中日交恶的状态下究竟该何去何从呢？是像俞实夫那样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家庭的关系，不去触及那撕心裂肺的伤疤呢？还是选择抛家弃子，与日本人划清一切界限呢？
金满成的小说《中日关系的另一角》为读者提供了后一种模式。中日关系的交恶，让中国男人章知和原本和睦的家庭最终支离破碎，妻离子散。尽管文体和叙述的方式不同，但这部小说所揭示出来的问题，与夏衍的《法西斯细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小说所塑造的日本女性形象——有岛芳子，是一个比静子更彻底中国化的东瀛女子。她放弃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喊出了“我是中国女人”的呼声。
《中日关系的另一角》的主人公章知和，因为娶了一个日本妻子和会说日语而备受旁人的歧视和侮辱，被人蒙上了汉奸的嫌疑。这对于并不是汉奸且有一腔爱国热情的章知和来说，无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窝了一肚子的火。他想把自己受的气转移到妻子的身上，却又被妻子的柔媚征服了。重压让他喘不过气来，他只好给妻子留下一封休书后离家出去，希望这样能逼迫妻子跟随其他侨民回日本去。然而，有岛芳子却选择了留在中国，陪伴在丈夫身边。
丈夫的休书深深地伤害了有岛芳子的内心，所以等到第二天上午丈夫回家后，她的情感爆发了：“……我虽是一个日本女人，但我留在中国于中国有什么妨害，我是你妻，你深知道日本女人的性格，我嫁了一个中国人，我的生命就由这一个中国人支配，难道我还有什么想谋害中国的么？假如你怕我再同日本人往来，我可以同他们断绝关系，除了死，我断不能分开，你不要当我是日本女人，我是中国女人了，我今后不再回我们的国土、我永远跟你在中国任何地方。[20]有岛芳子说这番话时楚楚动人，惹人可怜，这不禁让章知和的心一时软了下来。
但是，章知和随后还是决意抛妻弃子，彻底解散这个家庭，于是便以失踪的方式离开了这一切。他原本准备隐姓埋名到北方参加抗战，但临时改变主意，加入了上海的抗日宣传工作。他亲笔写了很多反战的日文标语，还在深夜冒险闯入日本防线区域内贴标语，结果惨死在敌人的枪口之下。
在章知和离家出走的第二天，有岛芳子碰到了日本兵大检查。她以自己是日本人的身份请求他们免检查，但日本兵得知了她是章知和之妻的身份后，便开始百般盘问起她丈夫的去向。当芳子无法说出丈夫的具体行踪后，日本兵以为她在撒谎，就四处搜查并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打砸坏了。还是无法找到章知和，日本兵开始辱骂有岛芳子，并准备把母子俩都带走。日本兵的辱骂引起了芳子情绪的失控，悲剧也随之发生。一个和睦的家庭自此支离破碎，唯独活下来的孤儿也不知去向！
章知和因娶了日本妻子有岛芳子而蒙上了汉奸的嫌疑，外界的压力迫使他抛妻弃子。走上抗日救国之路的章知和，最终如愿地死在了战场上。但他却未曾知道，正当他四处奔走贴反战的标语时，他的日本妻子——有岛芳子，却因为他是抗敌后援委员会的委员被日本士兵怀疑为奸细，惨死在自己同胞的枪下。
如果说，在《法西斯细菌》中，俞实夫和静子这家庭的成员，尚能决定自己选择未来的方向；那么，《中日关系的另一角》中的这个家庭悲剧，则完全不是其家庭成员所能选择的，他们被战争无情地卷入到中日关系的纷争之中，结果却因为对方而彼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当战时的中日关系融入到一个家庭时，就宛如一叶孤舟漂浮在狂风大作的海面上。那么对于这孤舟上的人们来说，风雨何时才是个尽头？路又究竟在何方呢？《法西斯细菌》和《中日关系的另一角》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空间，也为我们塑造了两位具有双重身份的日本贤妻形象。在战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她们都把丈夫的祖国——中国，当成了自己的故乡。静子在两难的抉择之中最终站到了中国的立场上；而有岛芳子则从她嫁给中国人的那刻起，就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中国女人。在关键的时刻，她们都选择了留在丈夫的故土上，永远也不再回日本国去。像这样能够真正皈依到另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日本女子，毕竟在现实中太少见。这类异国形象洋溢着浓郁的乌托邦色彩。
三、温顺服从的日本女子形象
小羊圈里的两个日本女人就属于这类异国形象。即使在自己的儿子面前，她们也只能永远保持微笑。就算儿子在外面打架打得头破血流，也只能客气地安慰而不敢加以丝毫的斥责。在送丈夫出征时，“她们的眼是干的，她们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们的全身上都表示出服从与由服从中产生的骄傲。……她们服从，为是由服从而得到光荣。她们不言不语的向那毒恶的战神深深的鞠躬，鼓励她们的男人去横杀乱砍。”[22]在迎接丈夫骨灰的时候，两个女人各自捧着一个骨灰盒，面无表情地走进了家门。
老舍眼中的“磁娃娃”是可怜的，她们的命运永远掌握在别人手中，任人摆布。一方面，作家认识到“磁娃娃”是异域文化的产物:“她们不过是日本的教育与文化制成的磁娃娃，不能不服从，不忍受。她们自幼吃了教育的药，不会出声，而只会微笑。”[23]但另一方面，他痛恨她们以默许的姿态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与侵略战争的残酷。“正是因为她们吃了那种哑药，所以便正好与日本的全盘机构相配备。她们的沉默与绝对服从正好完成了她们男人的侵略与屠杀。从这个事实——这的确是事实——来看，她们就是她们男人的帮凶。假如他不能原谅日本男人，他也不便轻易地饶恕她们。”[24]于是，在男人阵亡后不久，两个“磁娃娃”都被军队调去充当了营妓，同样成了战争的受害者。
日本女人对男人的绝对服从，源于日本文化的影响。日本是一个绝对的男权社会，女子无任何地位。三从四德贤妻良母之类的道德标准在日本严格行使着，女子对于丈夫绝对服从，绝对恭顺。女子对男子绝对服从的条件与回报是男子对于女子的绝对保护。爱护弱者是武士道精神的具体体现之一，在男女之间尤其显得亲切。因此，日本女人的温柔和顺从实际上是对男人绝对爱护的一种感恩，一种爱的交换，“具备威严的保护爱和具备同情的体谅爱在很巧妙的组织下面调和着”[25]，而非老舍所想象的那样，是男人永远的“奴隶”。
只是在怀着国仇家恨的中国人眼中，既然日本男人是侵略中国领土，杀害中国百姓的魔鬼，那么日本女人对日本男人的绝对服从就是助纣为虐，是帮凶，都是不可饶恕的对象。因而老舍笔下这类温顺服从的日本女人形象，无疑是意识形态型的异国形象。
谢冰莹在《梅子姑娘》中也塑造了两位温顺服从的日本女子形象——绢枝子和美田子。与梅子同住一室的绢枝子，虽然她也抱怨非人的营妓生活，但是为了取悦男人她还是不得不涂脂抹粉。她对中条知义一片痴情，却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中条和梅子的热恋引起了她极强的妒忌心。当她无意间偷听到这对幸福情侣的反战密语后，她赶紧报告了犬养队长，并奉命担任起了监视梅子的任务。中条和梅子投诚以后，他们突然失踪的消息传遍了附近一带的“皇军”。同样奉命负责监视中条的横漱，因不小心泄露了两人的失踪实际是向中国军队投诚的秘密后，便被犬养队长杀人灭了口。同样知道实情的绢枝子也未能逃脱犬养的魔掌，她被当成谋杀横漱的嫌疑犯送进了拘留所。
而美田子，作者对其着墨并不多，只有寥寥数笔。当她听到梅子和绢枝子的抱怨之后，便在隔壁责怪起来了：“随‘皇军’做慰劳队，是何等光荣的事，难道精神上还有什么不愉快吗？”[26]这个非常风骚的妓女说这话时，怀里还躺着一个鼾声如雷的像笨猪的小队长。
绢枝子、美田子这类形象，可以说是战时日本成千上万慰安妇的缩影。她们被作家置于否定的地位，从形象学的角度来分析，这类形象属于意识形态型的异国形象。事实上，这些随军的日本慰安妇并非都是被强迫而走上战场的，更多的是出于对“天皇”的忠心而自愿加入了慰安妇行列。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鼓动下，她们把效忠天皇、献身战场作为一种荣耀，男人既能在战争上牺牲性命，她们就有义务奉献肉体，她们甚至认为这是一种神圣的义务。因此，几乎有日军驻扎的地方就可以看见日本慰安妇的身影。
四、阴险诡秘的日本女间谍形象
大后方抗战文学中不乏阴险诡秘的日本女间谍身影，其中又以徐訏《风萧萧》中的宫间美子为代表。1943年风靡大后方的长篇小说《风萧萧》是一部爱情与间谍、舞姿与乐韵融汇的力作。小说以青年哲学研究者“我”与多位女性的交往为主线，展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间谍战，塑造了几位栩栩如生的女间谍形象——国民党间谍白苹、美国间谍梅瀛子和日本间谍宫间美子。
相对于大后方抗战文学中大多数作品对日本侵略者描述的概念化、脸谱化甚至“鬼化”，《风萧萧》显然比较具体地描写了日本女间谍宫间美子。然而它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鬼化”的泥淖。“鬼化”使日本侵略者变成了跟鬼一样的东西，它们的存在是虚幻的，面目是不清晰的。所有的鬼都是诡秘的，没有真实的面容，更不用说人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尽管作品描述了宫间美子的容貌和性格，但这位女间谍的阴险诡秘却如同女鬼一般，最后被美国间谍梅瀛子毒杀而身亡。
宫间美子的首次登场是在小说的第四十六章。当“我”应邀前往日本巨商本佐次郎家吃饭的时候，碰巧遇到了静娴幽秀、沉默寡言的宫间美子姑娘。女主人对宫间美子小姐的格外恭敬引起了“我”对她的特别关注：“宫间小姐个子不矮，坐在那里更不比我低多少，我从她衣领看上去，觉得正是图画中所见的日本美人，可是脸庞完全是属于孩子的活泼的典型，古典气氛并不浓厚。这样的脸庞应当有谈笑嫣然的风韵，可是她竟是始终沉静庄严，当她去夹在左面的菜时，我注意她的眼睛，睫毛很长，但眼睛永远像俯视似的下垂着，这印象，正如有许多照相师把人像的眼珠反光修去了的照相所给我的一样，是一种肃穆，也可以说是有点神秘。”[27]这位初次会面的东瀛美女，给“我”留下了肃穆和神秘的感觉。这也为下文叙述她的神秘行动埋下了伏笔。
她的第二次出场犹如幽灵鬼魂般飘逸而诡异，故事发生在日本军官梅武少将的密室里。正当“我”溜进密室准备下手窃取保险柜里的军事密件时，突然听见有人在推门，于是“我”灵机一动，赶紧躲到了房中的圆桌下面。透过台布的缝隙，“我”在暗中默默地注视着从密室门口滑进来的神秘女子。这位女子身穿白色晚礼服，戴着银色的面具，手中还拿着一包白色的东西。她持着手电筒向密室四周一照，很快就照到了保险箱。“她缓步过来，于是像下弦月一样，她身躯慢慢地被台布吞蚀，最后我只能看到她白色的衣裙在我桌前驶过……”[28]“我”看见她用钥匙打开了保险箱的门，转动里面的密码取出了箱内的密件后放在写字台上，又从自己带来的白包内取出一件黑物放进保险箱。随后她就关好保险箱门，拿起写字台上的密件悄然离去。
“我”直觉地感受到神秘女子安放进去的是炸弹，于是在她准备离开密室时竭尽所能地在其身上留下了特殊的印记。“她轻步过来，我看她的衣裙慢慢地驶近了我所蛰居的桌子，我拿出我身上的墨水笔，那是一支旧式的派克，我旋转笔套与笔尾，把两个盖套纳入袋内，就在她驶过我的面前时，我放足了勇气伸手出去，把我笔管的墨水射在她曳在地上的衣裙上面。……她旋开弹簧锁又旋开门钮，拉开门，轻盈婀娜的身躯就在那门隐处出去,……”[29]在这一连串的描述中，黑暗中突然出现的神秘女子完全具备了“鬼”的一些特性：带着银色面具，穿着白色礼服，走路毫无声息，动作轻盈飘逸等等，这些都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幽灵和鬼魂。似乎也只有这样的“鬼化”才能消解国人对于日本人的憎恨和厌恶。这位幽灵般的神秘女子，让“我”窃取军事密件的行动无功而返。
“我”的失手而归让美国间谍梅瀛子大失所望。当“我”担心花园中的那些人会发现我们时，梅瀛子笑着说：“伊甸园中，亚当与夏娃外，自然都是天使。” 但是“我”却有一种凄凉不祥的预感，意识中冒出了可怕的阴影，不禁打了个寒颤：“但是天使以外还有魔鬼。”梅瀛子低声告诉我那魔鬼便是蛇——“就是沾着你的墨水的那位。”[30]在这段对话中，作者以《圣经》典故为叙事模型，借梅瀛子之口把那位沾着墨水的神秘女子喻为蛇，一种类似魔鬼撒旦般的邪恶形象。在《圣经》里，正是因为蛇的引诱，亚当和夏娃被上帝逐出伊甸园，开始了人间的苦难历程。由伊甸园的这一幕所引发的对蛇的邪恶象征的界定,是这一形象最基本的象征。
“我”留在神秘女子身上的那串墨渍成为揭开谜底的唯一线索。那墨渍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没有隔多少时候．就看到左首一个女子衣裙上的墨渍，很小，七八点像虚线似的，像……一条小蛇，不知怎么，我打了一个寒噤；……我注意她的面部，在银色面具下，她所透露的下颐似乎是属于很温柔的一类脸型，怎么她在干这一个勾当？我几乎不相信刚才在房内所见的女子就是她了。”[31]这位神秘女子被幻化为蛇意象，这样的“兽化”意味着她有蛇的阴险歹毒、邪恶善变等种种特性。
当“我”逮到这位神秘女子并特意邀请她跳舞时，她自称朝村登水子，来上海前曾在满洲呆过十年。随后“我”多次与其共舞，希望能打探到更多的信息，但她却始终忍耐与缄默，不露丝毫的情感与声色。作者竭力想看清楚“鬼”的真实面目，“我借着较亮的灯光，从面具的眼孔，看她乌黑的眼睛，再从面具的下面，望她温柔的下颐，我觉得她一定是很美的女子”[32]，此时她却又变回到了人的形象。
当假面舞会的所有人都撤掉面具后，“我”迫不及待地在舞池里寻找着神秘女子的踪迹。“我立刻在她衣裙上看到蓝色的墨渍，我急于细看她的脸。我挤过去，啊，果然是一个温柔的脸庞，嘴角似乎始终有悲悯的表情，下颐有可掬的和蔼，但是我忽然与她的视线接触了，我顿悟到我曾在什么地方见过她，我在思想中探索，但怎么也想不出来。”[33]打听到她就是宫间美子时，我大吃一惊：“宫间美子！简直不能相信，她怎么会说上好的国语，又改叫朝村登水子。是那样一个古典闺秀般羞涩的姑娘，会就是房中干这样可怕勾当的女子，而又是具有这样温柔的脸庞与悲悯的嘴角的朝村登水子？但是这毋庸我怀疑，蓝色的墨渍明明在她的衣裙上，而她操着纯熟的国语，告诉我她是朝村登水子的声音，也明明在我的耳畔，人间真是这样的可怕与不可测么？我整个的心灵在那上面战栗起来。”[34]
从舞会回家后的“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我发现我在圆桌底下隐伏，好像是月光从窗口照射进来，我忽然看见一条蓝色的蛇在桌边游过。”这蛇突然把头伸进桌下对“我”说：“我知道你在那里躲着，我都看见。”[35]“我”在密室里的那段梦魇般的经历，最大的担心莫过于被人发现，而关键时刻这神秘女子突然像蛇一般的溜进来。尽管现实中“我”躲在桌子下并没有被发现，但这种担心和恐慌已经进入到个体的潜意识中，在梦境中以被发现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出色的梦境描写，充分地挖掘了人物的潜意识心理。
为了打探到宫间美子更多的信息，“我”前去找日本巨商本佐次郎，不料在他家里与宫间美子不期而遇。“我”自然是格外地注意起她来：
在我第一个印象，她有一颗孩子气活泼的面庞；后来我发觉她有柔和的下颐与悲悯的嘴角；现在我觉得这两种观察完全没有错，只因为她始终保持着沉静与庄严，使她的面庞，竟调和了两种不同的美点。这就是说这样的脸庞如果太多嫣笑与表情，一定失之于轻佻；如果不是这样的脸庞，那么她的沉静与庄严就会失之于死板。我现在觉得我意料中她的年龄是很正确的，因为从这脸庞来猜，我可以少猜几岁，但从她这沉静与庄严来猜，我可以多猜几岁，而我现在所猜的只正是二者的调和，我猜她是二十二岁，今天她又穿和服，我觉得比穿晚礼服要年轻。
就在我们随便谈话之中，我同她的视线接触。她避开了我的视线，我发现她面部的特点还是在眼睛，她的眼睛瘦长，似乎嫌小，但她睫毛很浓，而又略略上斜，因此我觉得所有她具有的神秘，就在那里面无疑，而这也凭空增加了她脸庞的高贵成分。昨夜在饭桌上所见到她面上的漪涟，今天一点也不曾透露，而我所发现她嘴角悲悯的意味，则似乎在首肯一种意见时常常浮起。[36]
在大后方抗战文学里，如此具体细腻地描写日本人形象的作品实属罕见。这样一位东瀛美女蛇，究竟是何方神圣呢？作者刻意地探到了她零星的信息：她从东京来了才几月，她只是来游历的，其伯父是报道的部长，就住在她伯父的地方，在愚园路等等。“我”在送她回家后的归途中,“始终想不出宫间美子给我的印象里的异常之点。她今天在车上的谈话，还是用不很纯粹的国语，处处把话说得缓慢或者省略，以掩盖她对于中国话的拙劣。假如她有朝村登水子的国语修养，这样伪作的确是奇迹，她如果将纯粹‘会’装作纯粹‘不会’，可以不难，而装作半会半不会，则的确使我很惊奇，除此以外，我并不觉得她有特殊的魔力。我似乎很有把握来对待这个敌手，所以在自恃中得到了宽慰。”[37]
看来这日本女间谍的确有很强的迷惑性，她竟然让主人公反省起自己对她的判断是个可怕的误会。正当我自信满满地认为很有把握对付这个敌人时，她那神秘的面纱却在美方谍报人员的密信中揭开了。这“鬼”背后的真实面目竟然吓得美国间谍梅瀛子花容失色，一副萎靡颓唐的样子。宫间美子即郎第仪，正如梅瀛子所判断，她绝非一个无能的敌人。在随后的谍报大战中，急于获取密件的国民党间谍白萍中了宫间美子的埋伏而命丧九泉。仗义的梅瀛子替白萍报了仇，她设计用毒酒害死了宫间美子后便埋名隐姓。“我”也踏上了去大后方的旅途，去从事“属于战争的、民族的”工作。
由此可见，《风萧萧》作为为数不多的直接描写日本人的小说，徐訏算是非常具体地刻画了东瀛女间谍形象——宫间美子的容貌和性格。比起那些概念化、脸谱化和“鬼化”的日本侵略者形象，宫间美子的形象显得要生动得多，但却是个半人半鬼。她终究逃脱不了被“鬼化”“兽化”的泥淖，是大后方抗战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日本女间谍形象。
在日本军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年代，中国作家创作了大量与“社会集体想象物”相适应的文学作品，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位阴险诡秘的日本女间谍形象是作者在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下，按照本社会模式、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来的异国间谍形象。它符合了当时中国人对日本间谍的集体想象，无疑是一个意识形态型的异国形象。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1]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2]谢冰莹：《梅子姑娘》，新中国文化出版社1941年版，第113页。
[3]同上书，第114页。
[4]同上书，第114—115页。
[5]谢冰莹：《梅子姑娘》，新中国文化出版社1941年版，第127页。
[6]同上书，第129-130页。
[7]谢冰莹：《平凡的半生》，欧阳湜编《独白：中国名人自画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2-423页。
[8]谢冰莹：《铁窗外的阳光》，《谢冰莹作品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139页。
[9]谢冰莹：《平凡的半生》，欧阳湜编《独白：中国名人自画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4页。
[10]谢冰莹：《梅子姑娘》，新中国文化出版社1941年版，第116页。
[11]同上书，第113-114页。
[12]老舍：《四世同堂·偷生》，《老舍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43—444页。
[13]老舍：《四世同堂·饥荒》，《老舍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2页。
[14]老舍：《四世同堂·偷生》，《老舍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44页。
[15]同上书，第444—445页。
[16]胡絜青、舒乙：《破镜重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17]夏衍：《法西斯细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7页。
[18]同上书，第85-86页。
[19]同上书，第133-134页。
[20]金满成：《中日关系的另一角》，《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三编·小说》，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855页。
[21]老舍：《四世同堂·偷生》，《老舍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7页。
[22]同上书，第442页。
[23]同上书，第442—443页。
[24]同上书，第443页。
[25]戴季陶：《日本论》，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
[26]谢冰莹：《梅子姑娘》，新中国文化出版社1941年版，第107页。
[27]徐訏：《风萧萧》，花城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页。
[28]徐訏：《风萧萧》，花城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
[29]同上书，第375页。
[30]同上书，第378页。
[31]同上书，第381页。
[32]同上书，第383—384页。
[33]同上书，第385页。
[34]徐訏：《风萧萧》，花城出版社1996年版，第385-386页。
[35]同上书，第388页。
[36]同上书，第395页。
[37]同上书，第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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