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卉川 | 爱情悲剧·浪漫抒情·心理分析——陈白尘1920年代小说创作论

文摘   2023-07-05 12:00   湖南  

作者简介



董卉川(1986—),男,博士,青岛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剧、散文诗研究。




本文原载于《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集刊 第8辑》

感谢作者授权






内容提要:江苏籍戏剧家陈白尘的文学生涯发轫于小说而非戏剧,在1920年代,围绕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问题,陈白尘创作了多部小说。陈白尘以浪漫主义的笔调描绘现实世界中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描写青年女性的悲惨命运,在暴露丑恶的人性与黑暗的世相的同时,尤为注重心理分析。


关键词:陈白尘;1920年代小说;爱情悲剧;浪漫抒情;心理分析



引言


著名戏剧家陈白尘,一生创作了五十余部戏剧,他的文学活动与文学之都南京有着紧密联系:人生的最后十六年(1978-1994)均在南京大学度过,晚年在南京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对戏剧以至整个文艺事业有着卓越的贡献。陈白尘以戏剧创作和戏剧理论研究驰名学界,但其实,“在小说、散文和电影文学等方面都奉献出了一批佳作”[1],其文学生涯以撰写小说而滥觞。不过,研究界对陈白尘的小说创作少有关注[2]。陈白尘的小说创作主要分为两个阶段——1920年代与1930年代,两个阶段呈现出完全相异的艺术特质与审美风格。陈白尘1920年代的短篇小说包括以陈增鸿之名发表于1925年3月《小说世界》第9卷第12期的《另一世界》、以陈征鸿之名发表于1927年9月《小说世界》第16卷第13期的《林间》、以黄叶之名发表于1928年6月《小说世界》第17卷第2期的《微笑》。1929年4月在大东书局以陈白尘之名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风雨之夜》,内收《默》《报仇》《援救》《一夜》《真的自杀》《风雨之夜》《孤寂的楼上》七篇作品。中篇小说有1929年5月在芳草书店出版的《歧路》,长篇小说包括1928年10月在金屋书店出版的《漩涡》、1929年1月在芳草书店出版的《一个狂浪的女子》、1929年4月在芳草书店出版的《罪恶的花》、1929年11月在泰东书局出版的《归来》。
陈白尘的第一部小说《另一世界》是模仿《镜花缘》创作而成,“我在1924年写的第一篇习作《另一世界》明明白白是模仿的《镜花缘》……其中确实既无鸳鸯,也无蝴蝶的”[3]。陈白尘通过描写主人公凌云生来到“另一世界”——“双言国”“别署国”“奇冤国”“立而国”“君子国”的奇遇,以讽刺、反语的技法,对现实社会中的种种问题、世相进行了讽喻和批判。陈白尘1920年代的其它小说,则是围绕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问题展开叙述,以浪漫主义的笔调描绘了现实世界中青年男女的一幕幕爱情悲剧和青年女性的种种悲惨命运,从而揭示了纯美的爱情、柔弱的女性终将被污浊、黑暗的社会所吞噬的创作主旨。通过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青年女性的悲惨命运,呈现与暴露了丑恶的人性与黑暗的世相。在创作过程中,陈白尘尤为注重心理描写与梦境呈现,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挖掘现代人感伤悲哀的精神状态,呈现现代人苦痛矛盾的个人灵魂。陈白尘1920年代的小说,既具有问题小说的风范,又富有浪漫抒情的气质,还表现出心理小说的特性。


图源自文章《父亲陈白尘先生在渝的抗战往事》


一、爱情悲剧的谱写



陈白尘1920年代的小说围绕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问题展开叙述。《林间》是陈白尘恋爱、婚姻小说的肇始,彼时的陈白尘还在探索其爱情小说的写作方向。《林间》以“由最纯洁最真挚的爱情所结合,是澈底了解爱情真谛而结合”[4]的青年男女程紫波和董眠柳的离婚开篇,逐步揭示相爱的男女主人公的离婚只是不愿受世俗无形牢笼的枷锁,希冀追求“自然的真爱”[5]的真相,呈现出陈白尘对青年男女恋爱、婚姻问题的深刻哲理思考。在《林间》后,陈白尘1920年代的小说就确立了以“悲剧”为内核建构文本的写作模式,谱写了青年男女的一幕幕爱情悲剧。在谱写爱情悲剧的过程中,呈现了青年女性的种种悲惨命运、暴露了丑恶的人性、批判了黑暗的社会世相。
《漩涡》描写了男女主人公黎梦梅与龚梅村的爱情悲剧,展现了龚梅村悲惨的一生。龚梅村的初恋柳永籌是一个有妇之夫,父母竭力反对二人相恋,梅村却被他骗去了贞操,只能委身于他。婚后,柳永筹的妻子对梅村百般刁难、非打即骂,梅村打算逃回家乡。在返乡途中,却被军阀唐遵孝强掳为姨太太。逃离唐的魔掌后来到上海,在胡芝瑛的帮助下进了大学,与黎梦梅相恋,引起了胡芝瑛的嫉妒。胡芝瑛与梦梅发生冲突,梦梅与梅村只得退学,艰难度日。胡芝瑛为了得到梅村,勾结唐遵孝,心狠手辣的唐遵孝则要置二人于死地。最终,梦梅与梅村在逃亡中坠海而亡。短篇小说《风雨之夜》则是长篇小说《漩涡》的一部分,截取了梅村和梦梅退学后的一个片段——在某个风雨之夜的窘迫生活展开叙述。陈白尘十分注重展现青年男女在相恋或结合后窘迫的生活状态,《孤寂的楼上》描写了男主人公雪结识失足女子素霞后,将她救出魔窟,却因此与父母断绝了关系。二人只能靠典当、变卖素霞的衣物、首饰度日。素霞为了不再连累雪,在雪外出变卖衣物时,悄然离去,上演了一出凄惨的爱情悲剧。在黑暗的社会中,即使梦梅和梅村摆脱掉了胡芝瑛、唐遵孝的追杀,他们最终的命运也会同雪和素霞那样。窘迫压抑的生活状态、或分离或死亡的人生苦旅成为了青年男女的命运写照。雪和素霞、梦梅与梅村的爱情悲剧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悲剧,青年男女被强大的黑恶势力——军阀与金钱所迫,尤其是金钱,成为爱情悲剧的根源。
在《一个狂浪的女子》《罪恶的花》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淑贞与洁如的悲惨命运极其相似。女学生淑贞被学长志清欺骗占有,怀孕生子惨遭抛弃。孩子夭折后,淑贞为了谋生,做起了交际花,变换各种姓名,成了一个狂浪的女子。淑贞的好友露莎与雨珍真心相爱,家人却竭力反对她与穷困的雨珍来往,逼迫她嫁给一个富商。露莎为了爱情逃婚,淑贞也深爱着雨珍,但为了成全二人,也为了彻底摆脱这种放荡的生活,最终自杀身亡。洁如嫁给泽民前怀了他人的孩子,生下明儿后,终日被泽民和泽民的家人欺侮虐待。洁如带着明儿回到家乡,父母早已去世,洁如便将明儿托付给弟弟清如。她像淑贞一样,变换姓名,在大城市做起了高级妓女。在被官僚黄世侯包养后,又结识了青年学生吴虹,与他产生了真挚的情感,被黄发现后,吴虹被黄派来的流氓殴打驱逐。洁如万念俱灰,逃回家乡接回明儿,偶遇吴虹。悲惨的命运和黑暗的社会不会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饱受婶婶虐待的明儿早早夭折,泽民又寻来逼迫洁如做回自己的妻子。最终,心力交瘁、痛失爱儿的洁如逝去了。金钱逼迫淑贞和露莎向现实低头,造成了二人的歹命,以及露莎与雨珍、洁如与吴虹的爱情悲剧。
《默》《报仇》描写了封建大家庭中季森与二嫂、“他”与庶母之间朦胧纯洁又注定是悲剧结局的不伦之恋。二嫂和庶母有着悲惨的命运,季森的二哥终日花天酒地,二嫂独守空房,最后抑郁患病而死。庶母是一个青年学生,被“他”做军阀的父亲霸占,想要报仇却无能为力。季森和“他”均对二嫂和庶母充满同情,彼此之间产生了纯洁的爱情,但这朵纯恋之花注定还未开放就要衰败,黑暗强大的封建势力注定将其扼杀摧毁,这又是典型的社会悲剧。在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青年女性的悲惨命运的同时,陈白尘或直接或间接地暴露了人性的丑恶、批判了黑暗的世相。《漩涡》《罪恶的花》揭示了金钱对人性的腐蚀,亲情荡然无存。梅村被唐遵孝强占后,屡次试图脱逃,一次偶遇远房姊妹吕競民,便求助于她。吕競民的人性却早已被金钱腐蚀,无情地出卖了梅村,让梅村从希望陷入绝望。清如的妻子有着一副伪善的面孔,洁如将明儿托付给清如夫妻后,她便暴露出了丑恶的人性,苛虐明儿,她是造成明儿早逝的凶手之一。陈白尘1920年代的小说多次涉及军阀强掳女学生的黑暗世相,如《漩涡》中,唐遵孝霸占梅村;《报仇》中,“他”的庶母也是做军阀的父亲强掳来的女学生;《归来》中,军阀姜谷岩妄图掳夺沈雪莎。陈白尘还着重描写了失足女性这一沉重的社会问题。《援救》中,富有正义感的沧鸥试图援救他所偶遇的一个高级妓女和一个暗娼。《一夜》中,荷妹先是在家乡被吸食鸦片的父母强迫出卖肉体来养家,后来到城市又做了高级妓女。《真的自杀》中,曾是妓女的新太太,被志伟买回家后,不堪冷落而自杀。《孤寂的楼上》中,妓女素霞从良后,窘迫的现实逼迫她忍痛离开雪,虽未正面描写她离开后的生活,但为了生计很有可能重操旧业。《一个狂浪的女子》《罪恶的花》中的淑贞与洁如为了生计都无奈做了高级妓女。
《微笑》《归来》则是新文学伊始少有的描写青年男性在恋爱、婚姻中悲惨经历的小说。《微笑》的主人公“他”因所爱之人秦家二小姐嫁给了自己的好友裴君而心性大变,终日陷入睡眠的状态。在睡眠中,才能感到甜适,一旦苏醒,则烦躁无比。最终,“他”为了能够永远的逃避现实,选择服食安神水自杀,死亡使他进入了永久的睡眠之中,得到了解脱,在死后露出了“很沉静的很优美的微笑”[6]。《归来》的主人公蒲又筠虽然冲破重重阻力与爱人沈雪莎结合,但婚后平淡、琐碎的生活令不安现状的雪莎背叛了又筠,与表哥江淑偷情。又筠发现后,选择投江自尽,后被一渔夫所救,却不敢再与雪莎相见,最终漂泊异乡。“他”与蒲又筠的爱情悲剧并非社会悲剧,而是一种典型的性格悲剧。“他”和蒲又筠对无法掌控的爱情的执着追求,分别构成了“他”与秦家二小姐、又筠与雪莎的戏剧冲突,冲突与悲剧的根源在于二人懦弱的性格。“他”以睡眠逃避现实,以死亡摆脱痛苦。又筠面对婚后日益冷淡的雪莎,终日以泪洗面,在发现雪莎与江淑的奸情后,先是买了短刀准备割腕,后决定投江。《归来》是陈白尘1920年代的最后一部小说,在作品中,陈白尘对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问题有了更深层次的思索。《归来》中,虽涉及到了军阀对女学生的觊觎、封建家庭包办婚姻等社会问题,但又筠和雪莎还是冲破了社会的阻力相结合,他们的爱情却依旧以悲剧收场,悲剧产生的原因与社会、时代无关,而是自身性格——又筠的软弱、雪莎的滥情所致。
陈白尘1920年代的最后两部小说《歧路》和《归来》,均描写的是性格悲剧,与《微笑》相呼应。在陈白尘1920年代的小说中,社会时代因素是导致青年男女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而青年男女自身的性格问题也是造成爱情悲剧的重要因素。陈白尘对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理性思索,《归来》亦是新文学较早呈现男性在婚姻关系中精神困境的创作。


1949年电影《乌鸦与麻雀》(陈白尘编剧)


二、感伤的浪漫抒情



陈白尘是在郁达夫的启蒙下开启了小说创作生涯的,“为了崇拜这位大作家,在1927年,曾多次跳上三路有轨电车在新闸路酱园弄那一站上等候他,以瞻仰风采,甚至向他请教。因为我知道他是每天必须去酱园弄会见王映霞女士的。因此,我那些描写恋爱的小说,其实是在模仿达夫先生的作品”[7]。陈白尘承继了“达夫那样的忧郁”[8]气质,“他的作品是充满了感伤的情调。当别人在叫唤群众或笑骂世俗的时候,作者就开始了他的诉苦愁申不平的低调”[9],其1920年代的小说呈现出了一种典型的忧郁、感伤的浪漫抒情气质。
陈白尘1920年代每部作品的主人公们,几乎均处于悲哀(“顿觉到一些空幻的悲哀”[10])、疑惧(“心在疑惧里碎了”[11])、痛苦(“她痛苦地望着杯里”[12])的精神状态之中,使陈白尘1920年代的小说弥漫着忧郁、感伤的气质。这一方面与内容、情节——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青年女性的悲惨命运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则是对郁达夫小说浪漫抒情风格的承继。在艺术技法上,陈白尘首先使用了大量的比喻、象征,如《归来》中,作者将女主人公沈雪莎比喻为男主人公蒲又筠的鸦片,“这个使他兴奋的雅片,就是他的新生命般的雪莎”[13]。“雅片”既是比喻,又是一种象征。鸦片是现实社会中一种具体的物象——“象”,对应着文中陈白尘的思想、情感——“意”,从而升华为“意象”,具有了隐喻、象征的特质。作为意象的鸦片,暗示、象征了沈雪莎,以及蒲又筠的悲剧命运。现实中的鸦片会使人感到精神的愉悦与舒畅,却伴随着极大的伤害,让人成瘾并最终丧命,是毒药更是催命符。陈白尘将雪莎比喻象征为鸦片,意味着雪莎对于又筠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使苦苦追寻爱情的男主人公收获梦寐以求的真爱,得到暂时的甜蜜与兴奋,又预示着又筠不幸的未来。婚后,雪莎对又筠的爱越来越淡,与寄宿自己家中的表哥江淑偷情。又筠美好的梦想被雪莎的背叛击得粉碎,最终跳江自尽,虽被救却远走他乡。
郁达夫的小说富有浪漫的诗意,“作者的主观的抒情的态度,当然使他的作品,带有多量的诗的情调来。我常对人讲,达夫的作品,差不多篇篇都是散文诗,每一翻读他的作品,我的这自信越发觉得确实”[14]。主要体现在言语表述和遣词造句方面,“句法都非常适宜于抒情的;他用流丽而紆徐的文字,追怀过去的青春,发抒现在的悲苦……他描写自然,描写情绪的才能,也是现代有数的”[15]。陈白尘1920年代的小说,在语言上承继了此种特质,以近似于散文诗般的行文进行浪漫抒情。“秋风吻着静寂的窗棂,秋虫歌着哀宛地死曲,秋月浴着愁人的心脾。我们在这境中,谁也要滴些心底泪点,梅村索性熄了油灯,引那被灯光拒绝了的月色透进明窗,射到地上淡淡如霜,勾起人渺茫里悲哀的过去。”[16]开头三句是典型的主谓宾结构的排比句,“静寂的窗棂”“哀婉地死曲”“愁人的心脾”则是典型的偏正结构短语。形式齐整、表述押韵、饱含诗意。“秋风”“秋虫”“秋月”这些客观物象,寄寓了陈白尘的思想情感,升华为意象,“意象是诗歌艺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17]。意象的应用使小说也具有了散文诗般暗示、幽婉的特性。在有限的字里行间,渗透着深刻的寓意,营造出浓郁的意境。隐喻了女主人公龚梅村悲哀、忧愁的心境,暗示着她漂泊无依、孤苦伶仃的命运。“可怜她的爱情,像湍急的瀑布,被断中流,洋溢的情呀,无处奔放!/她哭天,她诉地,她无计可求!她寻他,他如黄鹤悠悠;她要回家,有家难投!/悔不该呀,违背了老父的意志,漂流远走!/悔不该呀,放任了自己的爱情,不知束收!”[18]洁如看到明儿饱受虐待、感到泽民的冷酷无情后,对这地狱般的生活充满了悲哀、恐惧与绝望,陈白尘将洁如的内在情绪转化为具体可感的激情唱诗——外在节奏,用外在节奏传递内在情绪。借助长短句、复沓、排比、对称、反复、并列等手法,使外在节奏形式参差错落、跌宕起伏,“节奏之于诗是它的外形,也是它的生命,我们可以说没有诗是没有节奏的,没有节奏的便不是诗”[19]。在陈白尘1920年代的小说中,幽婉含蓄的诗意表述、直抒胸臆的激情唱诗俯拾即是。
陈白尘忧郁、感伤的浪漫主义不是狭隘的个人言说,而是与社会、时代紧密相连,这也是对郁达夫小说浪漫抒情风格的承继,“我们也有可以注意的一点。作者的主观,既然由狭隘的自我,扩张到自己的身边,自己的周围,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时代;因而,当然的结果,他的感伤的情绪,也由个人,逐渐扩大到社会人类。在‘沉沦’的时代,他的苦痛,是自己对于自己生活的不满和不安,在这部《寒灰集》中,每篇都可以寻出他对自己周围的同情”[20]。除《微笑》《归来》描写的是性格悲剧,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源于爱或不爱,感伤的根源在于个人心理世界的悲苦与生理世界的伤痛,与社会、时代无关,以个人情绪淡化了外部冲突,以个人性的爱情悲剧代替了社会性的爱情悲剧。在其它作品中,陈白尘均是以社会悲剧为主旨建构文本,男女主人公的悲哀、痛苦、疑惧的情感并非源自个人的忧郁、感伤,而是受社会、时代的影响。《漩涡》《报仇》中梅村和庶母的悲哀,源自军阀对女学生的无耻强掳与霸占。《真的自杀》《罪恶的花》中,新太太和洁如的悲哀,源自权贵和官僚将妓女纳为妾侍后的极端冷落或变态控制。《一夜》《孤寂的楼上》《漩涡》中荷妹与鸥、素霞与雪、梦梅与梅村的悲哀,源自金钱与阶级的压迫。《漩涡》《罪恶的花》中,梅村、明儿的悲哀,源自人性的丑恶。每一部作品的悲哀均是相通相连的,由一个人物扩展到所有人物之上,并延伸到他们所处的社会和时代之中。
陈白尘1920年代小说的创作深受郁达夫的影响,在艺术技法、审美风格、创作主旨方面,表现出了一种典型的感伤、忧郁的浪漫抒情气质。其感伤、忧郁的浪漫抒情气质与社会问题、时代潮流紧密相连,渗透着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升官图》剧照(图源重庆市话剧院)


三、精细的心理分析



陈白尘在创作小说时,注重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刻画人物的心理状态,描写人物的梦境,从而使其1920年代的小说具有了心理小说的特性。陈白尘1920年代小说的主题是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分为社会悲剧与性格悲剧两类,在对人物的精神世界进行探索与挖掘之时,分别对应了社会心理分析与个人心灵探索。长篇小说《罪恶的花》《一个狂浪的女子》《漩涡》以及短篇小说集《风雨之夜》是典型的社会心理分析小说,人物的精神世界——心理状态、梦境与社会、时代紧密相连,从而书写、绘制了1920年代青年女性的时代精神史。长篇小说《归来》、中篇小说《歧路》、短篇小说《微笑》则是典型的个人心灵探索小说,人物的精神世界——心理状态、梦境与社会、时代的联系不是十分紧密,甚至毫无关系,从而书写、绘制了1920年代青年男性的个人精神史。
陈白尘以人的“心理状态”为切入,“心理活动的那种在一定期间内能够表明各种心理过程的独特性的一般特征,这种特征既决定于所反映的现实的对象和现象,也决定于个性的过去的状态和个别的心理特性”[21],呈现青年男女的心理状态,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陈白尘笔下女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均处于悲哀痛苦、疑惧矛盾之中,通过对女主人公心理活动的详细描写,可以发现上述的心理状态具有持久性、稳定性的特点。无论何时何地,她们均无法摆脱此种心理状态,这是由外部压力导致的。以《罪恶的花》的女主人公洁如为例,她的人生大致可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与一男子未婚先孕,同父亲断绝关系;第二阶段:怀有身孕走投无路,委身嫁给泽民作妾;第三阶段:无法忍受泽民正室对自己特别是明儿的侮辱欺凌而离家出走;第四阶段:回到家乡寻求父亲庇护,发现父亲早已去世,将明儿托付给弟弟和弟媳,自己去上海谋生;第五阶段:在上海被官僚黄世侯包养控制的同时与青年学生吴虹相恋;第六个阶段:逃离上海,返乡接回明儿后打算奔赴异地,明儿早逝,再遇泽民的追捕。她的悲哀、痛苦,持续并贯通于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一个狂浪的女子》的女主人公淑贞、《漩涡》的女主人公梅村、《默》的女主人公二嫂、《报仇》的女主人公庶母、《一夜》的女主人公荷妹、《真的自杀》的女主人公新太太、《孤寂的楼上》的女主人公素霞,上述女性的命运与洁如何其相似。悲哀、痛苦、疑惧的心理状态烙印在人生的每个阶段,这是由女性所处的社会和时代所决定的。
在创作过程中,陈白尘除了注重描写青年女性的心理活动,呈现她们的心理状态之外,还着重描写了她们的梦境。《漩涡》中,唐遵孝霸占梅村后,将她带回自己家乡,陈白尘详细描写了梅村来到唐家后的梦境:唐遵孝在深夜回家数次让梅村倒茶,她兀自不动,惹得唐遵孝大骂,梅村旋即与之对骂,并且手举茶壶朝他掷去,唐遵孝大怒拔枪射击梅村,梅村遂从这个噩梦中惊醒。人类的梦的本质是“不加掩饰的欲望满足”[22],梅村的梦境与现实中她的欲望息息相关。梦中的唐遵孝比现实中要凶恶百倍,“满面佈着怒容,凶恶的目光,深刻的皱纹,浓黑的眉毛,阔大的鼻孔,都在不住的活动”[23]。面对如此凶恶的唐遵孝和他所提的“倒茶”之要求,梦中的梅村默然不动、回头冷笑、与之对骂、举起茶壶掷他,这是现实中的梅村所不敢且极度渴望的欲望。梅村痛恨与惧怕唐遵孝,想要反抗他的欲望被压抑,“它可以在白天产生但又被排斥,在这种情况下,被留到夜晚的欲望是未被处理但也是被压抑的”[24]。在白天被压抑的欲望得以入梦,生成梦境,这也是为何梦中的梅村投掷茶壶时手“战栗着”、最后在梦中被枪杀的原因所在。《一个狂浪的女子》中,淑贞见到梦中情人——学长韩雨珍后,陈白尘详细描写了她回到家中的梦境:身处地狱的她再次来到学校,看见了露莎,看见了自己中学里礼堂上五排靠墙的那个暗恋之人韩雨珍,她与梦中情人同赴天堂,恍若一对神仙眷侣。淑贞的梦境与现实中她的欲望息息相关,她上学期间对学校礼堂中“坐在第五排靠墙的”[25]那个男学生——韩雨珍一见钟情,却被另一学长志清骗得未婚先孕,从此沦落风尘,变得狂浪放荡。现实中的她再次见到梦中情人后,深感处在地狱之中的自己配不上雨珍,内心深处却又苦恋着对方。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充满羞耻的她,十分渴望怀念原本纯洁的校园生活以及同好友露莎的友谊,这些极度压抑的欲望使她生成了此梦境。
通过对以洁如、梅村、淑贞为代表的青年女性的心理状态、心理活动与梦境的描写,陈白尘揭示出她们试图改变自己悲惨命运的强烈愿望,但这愿望面对着强大黑暗、凶恶狠辣的唐遵孝、黄世侯、泽民等军阀权贵、官僚富绅等封建势力的代表,只能以失败告终。身处时代洪流中的青年女性的灵魂必然是矛盾的,想要反抗却只能无力挣扎。陈白尘通过对青年女性心理世界的挖掘与剖析,试图思考造成这种苦痛、矛盾灵魂的时代根源所在,试图书写、绘制1920年代青年女性的时代精神史。
《归来》《歧路》《微笑》三部作品的主人公均为青年男性,他们的心理状态也是疑惧、悲哀、痛苦,但他们的心理状态的形成与社会时代无关,而是由自身性格所决定的。在《归来》中,陈白尘深入男主人公蒲又筠的精神世界,对他心理活动进行了完整、详细的描写。他的人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孤身一人的他极度渴望爱情,心灵状态十分悲哀与痛苦。第二阶段:与沈雪莎确立关系后,面对雪莎与表哥江淑的暧昧、面对军阀姜谷岩对雪莎的觊觎、尤其是面对雪莎不能时刻陪伴自己左右的相处模式,使又筠更加的悲哀与疑惧。第三阶段:为了躲避姜谷岩的骚扰,他与雪莎完婚,但繁杂琐碎的婚姻生活消磨掉了雪莎对又筠的爱,她甚至与寄住在自己家中的表哥江淑偷情,这使又筠痛苦、悲哀到了极点。在陈白尘小说中常见的恐怖黑暗势力对又筠与雪莎的爱情实则没有造成任何的破坏,二人的相恋、结合十分顺利。因此,虽然蒲又筠的心理状态同身处时代漩涡中的青年女性一样的悲哀、痛苦与疑惧,但他苦痛的灵魂与社会、时代无关,而是由自身性格、个人心灵所导致的。《歧路》的男主人公朱良玉、《微笑》的男主人公“他”的精神世界亦是如此,上述男主人公的性格共性是懦弱——逃避现实,不敢正视自身或爱人的性格问题。
他们梦境的生成也是由自身性格和个人心境所决定的,这是一种内部的力而非外部的力。《歧路》中,朱良玉曾梦到自己来到一个园子中,园子里有三处宫殿似的房子,Miss许则在里面哭泣,他喜出望外,想要上前安慰,却被室友惊醒。朱良玉中意的Miss许被男友邹有宾压迫、欺侮,逼迫她退学同去日本。朱良玉虽然想要安慰与保护Miss许,却因懦弱的性格始终不敢在现实中付诸实践。另一方面,朱良玉有着强烈的性欲,但懦弱的性格使他每日流连于学校、住宅区、电车中,变态的盯着每一个女人,苦苦等候需要他“拯救”的女性,而不敢去主动追求心仪的女子。现实中想要保护、安慰、占有Miss许的欲望以及现实中极端压抑的性欲——力比多,“除了性部位造成的性兴奋,全身各器官也都是性兴奋的源泉……我们可以建立起一种原欲量子的概——‘自我原欲’(ego-libido)”[26],转变为他的梦境。朱良玉的美梦假若不是被室友惊醒,梦中的朱良玉必然会去安慰意中人Miss许,甚至与意中人发生性关系,这是在现实生活中朱良玉极度渴望却又不敢实践的。《归来》伊始,单身时的蒲又筠曾梦到自己病入膏肓,学校中的几大美女周洁秋、黄曼华、沈雪莎、马静如齐聚病房安慰自己。与朱良玉类似,蒲又筠也十分渴望爱情的滋润,但现实中的他性格懦弱,能与沈雪莎恋爱、结合也是由于女方主动表明心意。现实中没有爱情滋润的他十分悲哀、痛苦,使他在梦境中变成了一个将死之人,现实中对美丽女性极度渴望的欲望,又使梦中的蒲又筠在将死之时得以群芳环绕。
陈白尘通过对蒲又筠、朱良玉以及“他”的心理状态、心理活动、梦境的详细剖析与描述,展现了现代社会中的青年男性的精神面貌,反映了他们脆弱的心灵世界,呈现了时代青年男性的隐秘性心理。他们渴望女性、渴望爱情,却因自身性格的缺陷而怯于表白、追求,因此,他们的灵魂处于矛盾、苦痛之中。由此,陈白尘书写、绘制了1920年代青年男性的个人精神史。


陈白尘先生在南京大学


结语




陈白尘1920年代的小说,以忧郁感伤的浪漫主义笔触勾勒了现实世界中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揭示青年女性的悲惨命运,以心理描写与梦境深入人物复杂幽暗的内心世界,呈现了迷醉又清醒、疼痛又无奈的人生本相与人世百态。陈白尘的现代小说,特别是1920年代的小说,技法前卫、风格独特,紧跟时代、社会潮流,实属有待开掘的一座文学富矿。通过对陈白尘1920年代小说创作的阐释与论述,一方面能够使陈白尘早期的小说作品重新回归学界与大众的视野,另一方面则能够建构陈白尘文学创作的完整风貌,从而使学界重新审视陈白尘小说创作的重要实绩,重新界定其历史地位。
 


注释



[1]胡文谦:《陈白尘及其文学创作新论》,《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2]参见高国藩:《陈白尘二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陆炜,董健:《论陈白尘的小说创作》,胡星亮,胡文谦编《陈白尘研究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8-228页。

[3]陈白尘:《〈陈白尘选集·小说选〉编后记》,胡星亮,胡文谦编《陈白尘研究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34-435页。

[4]陈征鸿:《林间》,《小说世界》,1927年第16卷第13期。

[5]陈征鸿:《林间》,《小说世界》,1927年第16卷第13期。

[6]黄叶:《微笑》,《小说世界》,1928年第17卷第2期。

[7]陈白尘:《〈陈白尘选集·小说选〉编后记》,胡星亮,胡文谦编《陈白尘研究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35页。

[8]郑伯奇:《导言》,郑伯奇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1917-1927),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7页。

[9]郑伯奇:《<寒灰集>批评》,《洪水》,1927年第3卷第33期。

[10]陈白尘:《漩涡》,金屋书店1928年版,第1页。

[11]同上书,第9页。

[12]陈白尘:《真的自杀》,《风雨之夜》,大东书局1929年版,第75页。

[13]陈白尘:《归来》,泰东书局1929年版,第47页。

[14]郑伯奇:《<寒灰集>批评》,《洪水》,1927年第3卷第33期。

[15]郑伯奇:《<寒灰集>批评》,《洪水》,1927年第3卷第33期。

[16]陈白尘:《漩涡》,金屋书店1928年版,第17页。

[17]陈植锷:《诗歌意象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18]陈白尘:《罪恶的花》,芳草书店1929年版,第12页。

[19]郭沫若:《论节奏》,《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53页。

[20]郑伯奇:《<寒灰集>批评》,《洪水》,1927年第3卷第33期。

[21][苏]列维托夫:《性格心理学问题》,佘增寿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94页。

[22][奥]弗洛伊德:《释梦》,孙名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0页。

[23]陈白尘:《漩涡》,金屋书店1928年版,第14页。

[24][奥]弗洛伊德:《释梦》,孙名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45页。

[25]陈白尘:《一个狂浪的女子》,芳草书店1929年版,第23页。

[26][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性学三论》,贾宁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9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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