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余龙 | 论王余杞《我的故乡》对故乡与抗战的异形同构

内容提要：从1938年8月至1940年3月，王余杞在《新运日报》上连载系列散文《我的故乡》，每篇大约千字，总共四百篇。《我的故乡》跟当地抗战形势有着紧密联系，以宣传抗战救亡、推动社会进步为创作宗旨，可谓向四川自贡“吹进来一股抗战的新风”。为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我的故乡》以故乡书写与抗战宣传相结合的方式向自贡民众传递抗战建国理念，其对故乡与抗战的异形同构，包含着王余杞对四川自贡的抗战形势和社会状况的多重思考。

关键词：王余杞；《我的故乡》；故乡书写；抗战宣传

 1938年7月，回到自贡的王余杞在于去疾的推荐下成为《新运日报》的“主笔”，1939年4月16日，王余杞正式卸去《新运日报》的副刊编务。从1938年8月至1940年3月，王余杞按日撰写散文，每篇大约千字，总共四百篇[2]，“内容坚持抗战，迎接新生事物。”[3]这系列散文，就是他抗战时期的名作《我的故乡》。

“爱国，爱故乡，提倡社会进步和抗日救国是作者文中始终的情怀”[4]，这是亲人对王余杞的评价，此种评价同样适用于《我的故乡》。《我的故乡》以故乡书写为外壳，以抗战宣传为内核，无意于表现乡愁情愫，着重于散布战时政策，帮助广大民众认识到抗战建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而动员他们积极参与战争。不同于现代乡土小说的普遍创作模式，《我的故乡》的部分篇目虽然也揭露故乡落后状况、倡导文明进步，但是这种社会改造跟抗战建国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并非源自一种相对纯粹的社会建设理念，因此《我的故乡》应该被视为战争语境下的一种特殊产物。“故乡”与“抗战”这两个有着不同形态的社会概念之所以在《我的故乡》里被同时建构，根本上说是由当时战争形势所决定的，具体来说是由王余杞长期进行抗战宣传活动所决定的。

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起，王余杞就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抗战宣传工作，不仅以文学活动传播抗战理念，而且深入人民群众中间进行战时动员。他编辑《当代文学》《嘘》《海风》等文学杂志或文艺副刊，创作《急湍》《将军》《海河汩汩流》等以反侵略为题旨的小说作品，先后加入北方左联以及由北方左联改组而成的北平作家协会，在呼吁建立中国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名，诸如此类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抗战理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余杞、邵冠祥、曹镇华等人为了顺应下乡运动的浪潮，对《海风》杂志进行改组，将之变成以诗歌为主、兼收散文的综合性刊物，由王余杞负责发稿[5]。当时王余杞身处天津，抗战局势十分恶劣，“像天津这样一个世界，实在太需要匕首、投枪、尖刀、响箭、暴雨、狂飙、惊雷、闪电……摧枯拉朽，把这样一个世界打个稀巴烂。”[6]1937年7月27日夜晚，天津保安队跟日本军队正式开战，天津在第二天遭到日本飞机的肆意轰炸，王余杞只能“挈妇将离”、乘船南逃。虽然深受其苦，但是王余杞依旧热切期盼这次战事的到来：“我一直在兴奋着；我祈求战争！只要中国兵肯端起枪射向敌人，我的家，一任毁之于炮火而无憾。”[7]王余杞后来在《人我之间》里结合自己逃出天津躲避战火的经历，谈到人民在抗战里的重要性，指出动员民众尤为迫切，“一切依赖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人民和军队打成了一片，不但不逃避，而且并肩作战。”[8]

离开天津以后，王余杞随同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四处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国仇》《八百壮士》等戏剧，向普通民众宣传抗日救亡理念。1938年，王余杞跟刘白羽一起前往武汉，并且合著《八路军七将领》。交出该书稿后，刘白羽奔赴延安，王余杞则前往重庆。他原本打算先回自贡看望病中的妻子，而后赶去解放区，继续从事抗战宣传工作，孰不知他这次在自贡停留了一年半有余。

1938年7月，王余杞成为《新运日报》的“主笔”。希望能够为抗战做点实事的于去疾对他说：“你是主笔，主笔就是耍笔杆，只要你不给盐务局捅娄子，招来祸事，你要上天入地都行。巴望你打破这里的乱七八糟、乌烟瘴气，吹进来一股抗战的新风！”[9]可见他给了王余杞巨大的发展空间，也寄予了殷切的期望。王余杞不负众望，立即着手从多个方面进行改革，试图将之跟抗战时局紧密联系起来，并且尽可能多地吸引本地读者的关注。增加评点时事政治和社会现象的“短论”、以“此时此地”为原则加强新闻报道的地方色彩、开辟连载《我的故乡》的随笔专栏，是他变革《新运日报》旧格局[10]的三种举措。“先时报纸逐日无《短论》，我则以为报纸为言论机关，言论表现，端赖论文，遂规定每日专刊《短论》，阐明报纸立场。又以为成渝两地，一车可达，紧要新闻，难与竞争，莫若转注本地风光，概以‘此时此地’为原则，进谋充实本市新闻，除了提高技巧、多刊特写之外，我又自告奋勇，连载《我的故乡》。”[11]事实上，居于“短论”专栏旁侧的随笔专栏《我的故乡》，与“短论”专栏互为补充，共同致力于把抗战风气吹进四川盆地：“《我的故乡》一以补短论之不足，一以充实报纸言论篇幅，一则本‘此时此地’之义，期以现实题材报道于读者之前。”[12]随写随发《我的故乡》，以“此时此地”的自贡风光散播抗战建国的星星之火，用情真意切的故乡书写承载动员民众的时代使命。

在王余杞的认知里，《我的故乡》比《新运日报》更具影响力、更有研究价值：“我在这一段时间的活动，与其说集中于新运日报，不如说集中于《我的故乡》。”[13]而他关注《我的故乡》的方式，又特别注重其与四川自贡的抗战形势的关联。在得知陈青生有意搜集、整理和评介《我的故乡》以后，他就提醒陈青生“要介绍形势……”[14]即是说，今日的我们要重新进入该文，最应该关注的，就是该文对故乡与抗战的异形同构。

从成为《新运日报》“主笔”到担任自贡市歌咏话剧团团长，王余杞此期的系列文学活动跟自贡抗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在《我的故乡》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换言之，四川自贡的抗战形势对《我的故乡》的生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八路军七将领》被查禁以后，重回自贡并非王余杞的唯一选择，解放区看起来是一个更好的去处，至少《八路军七将领》的另外一位作者刘白羽便是这般抉择的。即便后来前往自贡，王余杞也没有打算在那里停留多长时间，他的主要目的是看望妻小。王余杞留在自贡从事抗战宣传工作的选择看似充满了偶然性，实则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长期的抗战宣传经历让王余杞对抗战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相比已经燃起抗战烽火的地区，王余杞更愿意去那些抗战宣传尚未普及的地区，他认为自己在那里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1938年春天，已经在西线流转了半年多的王余杞一行人感到了疲乏，于是有人提出寻觅一个“归宿的地方”，王余杞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认为他们不能向困难和疲劳做出妥协，而是应该继续努力开展抗战宣传活动：“我以为‘归宿’的地方诚然是一个理想的地方，但我们打算去休息么？那就等于逃避，我想大家不会如此。打算去工作吗？那里已有许多人在工作着，并不十分需要我们。需要我们的地方乃是更宽广的，非理想的地方，那才迫切地需要我们前去播种。”[15]这种看法对王余杞重返自贡的志业抉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让他心甘情愿地在西南盐城停留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一九三九年一整年我都在老家办报。我认真是在那里播种，居然跟着生了根，发了芽”[16]，这里所说的“办报”自然是指担任《新运日报》“主笔”，而作为编辑《新运日报》的一项主要成果，《我的故乡》自然而然地汇入到彼时自贡抗战的洪流之中，成为王余杞进行抗战宣传活动的一种有力工具。

 “王余杞在这一时期以笔作武器，创作了许多长短篇小说、诗歌、剧本、时评和随笔来揭露日寇侵华的阴谋，并全方位地描述抗战中的人民遭受的苦难。”[17]这种情形在自贡期间更是有增无减，王余杞为动员当地民众参与到抗战进行了大量工作。在自贡的那段时间里，王余杞从事了多种形式的抗战宣传活动，除了在《新运日报》上连载《我的故乡》以外，另外一个工作重心便是组织自贡市歌咏话剧团公开演出。1939年，王余杞开始担任自贡歌咏话剧团团长，在当地多次上演抗日剧目，宣传抗战理念、动员民众参战。随着自贡市歌咏话剧团造成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广，国民党市党部施加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王余杞却不加理睬继续率团公演，并且表现出明显的亲近共产党、拥护抗战救亡的趋向，引起了国民政府地方官员的强烈不满，于是自贡市党部、市三青团部、警备司令部联合拟订了一道命令：“王余杞是自贡市共产党市委书记。他与共产党员李吉渊、陈厚坤过从甚密。必要时加以逮捕。”[18]不久之后，王余杞离开自贡前往成都，准备赶往信阳寻找彭雪枫，却在成都被捕入狱。幸有冯玉祥从中斡旋，王余杞得以在三个月多以后成功保释，同年10月转去四川驿运处任职。对于自己的这段抗战经历，王余杞颇感自豪，他把深入中国后方开展抗战工作视为是否拥有享受抗战胜利资格的一把标尺：“敌人投降，我们接收。接收者就是胜利者。胜利的姿态以对于收复区的中国人为限。对日本人却不然，那是所谓的‘宽大’。日本人仍然大模大样地极尽享受，我们若熟视之而无睹。似乎中国人向来有尊敬洋人的脾气，日本人虽然战败，到底仍是洋人，我们不加尊敬就会怪不好意思。至于中国人呢？则不在话下，一切都是‘伪’，‘伪’与‘真’势不两立，谁叫他们不到后方去蹲上八年？蹲上八年便是资格，具有这资格便该享受伪字号的人的尊敬，一如自己的尊敬洋人的日本人一般。”[19]

有学者指出过王余杞对民族/时代的关注，“所谓‘民族/时代的关注’，并非仅仅指创作取材上的‘宏大叙事’，也包括了对生活在特定‘民族/时代’背景下的个体的聚焦。”[20]在笔者看来，《我的故乡》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它以书写个人乡情的方式描绘抗战形势的变幻，通过个性化的生命体验表现普遍化的时代主题，凭借更加亲切、可感、生动的叙述宣扬抗战救亡的主流话语。“《我的故乡》又一特点，是多方面、多角度地宣传爱国爱乡、团结抗战。论政谈军、分析形势的作品，大多抓住抗战中的种种现实事件与问题，进行简明扼要、情理交融的评论，说明坚持抗日救国的道理，对破坏抗战的行径给予抨击。”[21]这是我们今天重新审视《我的故乡》的基本视点。需要专门说明的是，《我的故乡》不全是借助于书写故乡来宣传抗战的文章，里面亦有不少篇目着重描绘自贡/四川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包括《舟行》《粮食》《川戏》《三畏堂》《可骄傲处》《劳力出卖的价格问题》等。这些散文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战时四川自贡的社会情景，虽然没有直接表现抗战建国的时代，却可以从中看到战时情境的某些剪影。

就王余杞自己的创作经历而言，故乡书写与抗战宣传的紧密结合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王余杞也撰写了一些追溯故乡的文章，只是那时的乡愁较为纯粹，跟社会现实并无太多关联，主要是为了纾解瞬时性、个性化的情感体验。例如发表于《国闻周报》1930年第7卷第44期的《故乡的残影》一文，思乡之情真挚感人，充斥着异乡人常有的浓郁孤独感，从中基本看不到对社会现实的嗟叹：“我离开故乡已经将近十年了。在这十年中，因为人事的匆忙，因为时光的侵蚀，深深嵌在我内心的故乡的憧影，渐渐稀薄，渐渐模糊，几乎没留下些儿印象了。然而，唯其因为印象的稀薄与模糊，对于故乡，更常怀着眷恋的意念。”[22]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王余杞的创作发生了重要转变，“开始了对日本帝国追侵略罪行的揭露和抨击，并且积极参加了就地的抗日救亡的实际工作”[23]。受此影响，王余杞的故乡书写也逐渐跟抗战宣传结合起来，成为他进行民众动员的一种重要手段，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这种情况愈发显著，《我的故乡》便是其中的代表作。

整体而言，王余杞之所以要创作《我的故乡》，不是为了满足一种文人自娱的私人化诉求，而是为了配合抗战宣传的时代潮流，为了取得更好的民众动员效果。故乡书写与抗战宣传的结合，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透出王余杞的多重现实思考。

王余杞之所以要在《我的故乡》里反反复复强调抗战，是因为他认为位居大后方的自贡抗战氛围相对较为淡薄，广大民众对抗战并不那么热情，因而不利于抗战建国目标的早日实现。对此，王余杞进行了多次揭露和批评。例如《“无关抗战”文章》一文反驳了“无关抗战”的论调，指出“在本市以全人口论，我可以承认关心抗战的绝非过半数，无关的主张也许恰合他们的口味”[24]的现实状况，强调全民抗战才是正确的做法。《国难》对大后方“天下太平”的虚假景象表现出强烈不满，指出“在这里，听不见枪声炮声，嗅不到火药气息，受不着敌机的轰炸，看不见剧烈的空战，触不到广大民众的紧张情绪”[25]，此种情形对于解救国难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赶场》对三天一次的乡场聚会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乡场聚会消磨了乡民的大量时间，乡民并没有为抗战建国做出应有的贡献，“热心也不过挂在嘴上而已，究竟空说的结果何补于实际？几曾为抗战尽过义务？出钱？用力？流血？流汗？”[26]恰恰因为看到了四川自贡的抗战氛围淡薄、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不高，所以王余杞热切期望通过《我的故乡》让当地民众及时了解抗战救亡的内涵和意义，动员他们踊跃投入到这场全国性战役之中。

   从作者的角度而言，故乡书写与抗战宣传的结合需要考虑到读者的接受问题。如何将故乡书写与抗战宣传结合起来，而又不至于令之显得太过生硬，这是王余杞在创作《我的故乡》的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大难题。为了平衡故乡书写与抗战宣传之间的关系，《我的故乡》通常选取自贡民众日常关心的社会话题，从战时生活的某一方面入手，描绘战争带来的多重影响以及自贡民众的多种反应。例如《杜鹃》提出杜鹃的鸣叫声类似“米贵呀”的谐音，所以杜鹃又被称为“米贵鸟”，进而指出自从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物价不断上涨，无论是外来物品还是本地物品均是如此，“米贵呀”的哀啼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此起彼伏，给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巨大烦扰。此类散文在《我的故乡》里屡见不鲜，时见暴露与批判的语调，然而仅有暴露与批判似乎是不够的，所以作者又把对故乡的爱与对国家的爱融通起来。《自重》鲜明地体现了《我的故乡》对故乡与抗战的异形同构，让对故乡的爱与对国家的爱、故乡书写与抗战宣传融为一体：

   我是四川人，四川是我的故乡，我自然如别人爱他的故乡一样地爱我的故乡。而且也并非由于感情而偏爱，我的确觉着我的故乡有可爱处：温和的气候，多量的宝藏，丰富的出产，精巧的工艺，奇丽的山水，勤俭的风俗，挺拔的民气，高尚的文化……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天府之国”，在目前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又肩负了复兴的重任——是一种艰巨的重任，同时却也是一种无上的光荣。这光荣并非可以幸致，四川委实可以当之而无愧。以四川和中国其他各省较，四川有过之无不及；以四川和世界同等幅员的地方较，四川除了因社会组织、经济环境的限制略有差别外，实也无须妄自菲薄。不仅为了四川是我的故乡，我爱四川，原因还在这里。[27]

在对故乡与抗战的建构上，虽然也有一些散文运用类似《自重》那样的宏观叙述，以口号标语的形式号召人民群众肩负起抗战建国的历史重任，但同样也有许多文章采纳诸如《天亮早点睡》那样的微观言说，以社会素描的形式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战建国理念。其中，迷信习俗是《我的故乡》十分关心的一个话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革命运动往往同时肩负着“反帝”和“反封建”的时代使命，这一点在抗战时期也是成立的。四川自贡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既积淀了许许多多值得传承的社会文明，也藏纳了为数不少需要祛除的陈旧残渣，尤其是一些迷信习俗不仅无助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反而有害于抗战的正常开展。例如《施孤》一文以“施孤”这一传统习惯为例，指出迷信依旧流行的实际状况，认为应该废止此项活动：“在目前抗战期间，敌人以飞机大炮不断地轰炸我们，我们不亟谋准备，反而热心发扬迷信，真叫人有点啼笑不得哩。”[28]《处“迷信”以“游街示众”》从自贡迷信风气盛行的社会状况出发，认为大后方照样能为推动抗战的发展贡献力量，但“彻底破除迷信”，乃是抗战建国的“政策之一。”[29]《白布缠头》主张破除用白布缠头的传统陋习，帮助当地民众养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复杂之处在于，王余杞并不认为所有的迷信习俗都必须被废除，在抗战的统一旗帜之下，某些迷信习俗可以被利用起来，成为抗战的一种助力。例如《祭祀》提出祭祀在内的传统制度可以被用于团结民众力量、助推抗战建国，并不一定都要被即刻废除：“现代我们是处于非常时期，只可团结，不能分离；没有个人，只要集体，无论一家、一族、一县、一省，以至于全国全民族，莫不皆然，凡有可供利用的机会就不能放弃；凡有利于抗战建国的一切，都该举办！如其应该废除的，不必忙，新的时代自然会来废除它，然而我们这时还不是致力于此的时候。”[30]《我的故乡》对于迷信习俗的态度，无论是主张废除还是提议保留，都着眼于是否有利于抗战，只要能够为抗战做出更多的贡献，作者认为无论采取何种态度都是值得肯定的。

除了迷信习俗以外，《我的故乡》还从自贡社会的其他多个方面切入，讨论当地民众应该如何为抗战建国献力。此类文章多从战时生活的某一方面切入，而不是尝试着表现自贡社会全景，着重通过揭示现状之不足来指明改进之方向，从而为抗战提供更多的援助。例如《征丁》分析征丁形势不佳的原因，认为“壮丁不了解抗战意义”“壮丁家庭的生活没保障”严重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军热情。《本地与外边》从地域沟通的角度，指出地域隔膜严重影响了抗战建国的进展，为此必须加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沟通和协作。诸如此类的文章还有许多，它们从不同方面勾勒出战时自贡社会图景，在故乡书写与抗战宣传的统一叙述中践行民众动员口号，帮助自贡民众了解抗战的伟大意义和丰富内涵。

需要注意的是，在《我的故乡》中，即便是反映抗战图景的文章，也不尽数都跟故乡书写存在关系；事实上，我们也几乎不可能用一种主题统摄《我的故乡》里的所有文章。例如《八度九一八》只是追忆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作者是何等的震惊和忧愤，并没有特别提到他的故乡。《克广州》叙述广州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军队进行反攻的战局，跟自贡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小弟儿周年忌》回忆儿子夭折的过程，斥责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罪行，没有谈及家乡的情形。虽然如此，我们并不能否认故乡书写与抗战宣传相结合是《我的故乡》的主要特征之一。故乡书写与抗战宣传的结合帮助《我的故乡》实现了“此时此地”的最初设想，让《我的故乡》以当地民众熟悉可感、切身相关的题材内容和言说方式宣传抗战理念和战时政策，为四川自贡抗战做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

王余杞在《新运日报》上连载《我的故乡》并不是于去疾的主意，却在客观上契合了他的心意。“吹进来一股抗战的新风”是当初于去疾对王余杞的期望，而《我的故乡》恰恰以之为创作宗旨，在故乡书写与抗战宣传的结合中努力为四川自贡抗战增添助力。《我的故乡》对于作者、研究者、读者、举荐者（于去疾）、《新运日报》的主管部门（盐务局）、地方官员、井灶盐商等而言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因而引发了他们的不同反应。

从作者自评和学者研究的角度来看，《我的故乡》的文学性明显不如其时代性那样受到重视。受制于战时环境的动荡不安，王余杞习惯于随写随发、不存文稿、不作记录，所以他自己没有完整保存《我的故乡》，及至晚年更是遗忘了其中的大部分篇目，“只好听其消亡”[31]。当有人打算搜罗《我的故乡》的时候，王余杞非常高兴，但是他更注重《我的故乡》在自贡抗战里起到过的历史作用，并不执着于它在当下的现实境况。他的这种态度给陈青生造成了一些影响，令他在评价《我的故乡》的时候格外注意当时四川自贡的抗战局势，认定“《我的故乡》堪称抗战前期川南地区抗战文艺散文创作的主要成绩和代表。”[32]

得益于王余杞最初制定的表现“此时此地”的创作策略，把故乡书写与抗战宣传相结合的《我的故乡》在当时当地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引起了一些读者的注意，“文章发表出来，随即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内容写的本地风光，读来有时感到亲切”[33]。于去疾十分欣赏《我的故乡》，并且因举荐王余杞而颇感得意。

与之不同的是，盐务局一开始漠不关心，在《我的故乡》没有损害其切身利益时不予理会，后因《我的故乡》愈发深入地暴露自贡当地的落后腐败现象，才对王余杞心生不快。不仅如此，由于《我的故乡》揭露了盐业的某些阴暗面，井灶盐商怀恨在心，遂通过创办《自贡民报》来抨击《新运日报》，又由于《我的故乡》揭露了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抨击了他们大发国难财的做法，地方官员又视王余杞为“危险分子”。于是，王余杞被“地方上的国民党党部、市政机关、井灶盐商”“看成了对头冤家”，市党部不断对他“施加压力”[34]，而他则“忙于应付四面的围攻”[35]。因《我的故乡》遭受愈发严格的出版审查而被迫做出适当调整，则是迫不得已之举。“由于当时发表文章受到当局严格检查监视，不少文章经过检查修改，一些文字也表达不尽作者全意。”[36]不仅如此，时在新闻检查所的张怒潮经常扣押王余杞的文章，最终使后者不得不考虑离开自贡另谋出路。王余杞在《洪流回旋——记抗战时期在自贡的斗争》里对此有过详细记载：“这时候，国民党的所谓‘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已经决定，特务组织的‘新闻检查所’已经成立，军统特务张怒潮当上了所长，扬言《自贡市丛书》的稿子不予通过。他连我每天写出的随笔也横加删削，甚至盖上‘免登’的戳子。”[37]

王余杞因为在《新运日报》上连载《我的故乡》而触犯了多方人士的利益，再加上他率领自贡市歌咏话剧团积极开展抗战宣传活动，导致他最终身陷囹圄，“1940年3月，情况越来越紧张，自贡市那个小地方，我也感到了不小的压力：我被约参加了自贡市抗敌歌咏话剧团，谣言因此更象长上了翅膀，有人告知我，我就去到了成都，在成都终于遭到逮捕，押在‘行辕’。”[38]等到王余杞被关押在“军事委员长成都行辕”禁闭室里以后，审讯人员连夜对他进行审问，《我的故乡》是重点审问事项之一，《新运日报》反倒没有被提及[39]。在王余杞被捕以后，他的爱人彭光林向冶秋求救，恰逢冶秋担任冯玉祥秘书，冶秋委托冯玉祥给“行辕”主任贺国光写了一封保释信，王余杞得以被保释，前提条件是他不能离开成都，并且保证随传随到。1940年4-7月，王余杞被囚禁了102天，这段坐监经历并没有令他放弃抗战宣传事业，反而让他更加坚定地投身其中，通过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抗战动员活动。

直言之，《我的故乡》通过融合故乡书写与抗战宣传的方式来实现民众动员目标，吸引了一些读者的关注，同时也触碰了自贡社会的某些黑暗现象和部分权贵利益，令王余杞遭到多方势力的阻挠和排挤，《我的故乡》的公开发表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作为一名“抗战文艺战士”，王余杞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活动跟抗战救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的故乡》在《新运日报》上的连载，是这种关联的重要体现。虽然《我的故乡》的部分篇章存在着文笔不够精细、观点过于偏激、内容多有重复等缺憾，但是，它把故乡书写与抗战宣传统一起来的写作方法，实现了作者表现“此时此地”的设想，吸引了一些当地读者的关注，助推了四川自贡抗战的发展，点亮了中国大后方的一隅，为推动抗战的历史进程做出了该有的贡献。因此，研究《我的故乡》，既是细致探究王余杞抗战时期创作特质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入论析四川自贡抗战史的题中应有之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的故乡》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为反复言说提供了广阔空间，本文的研究，仅仅是切入该作的视角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