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会议由《当代文坛》杂志副主编赵雷先生主持，西南大学文学院张武军教授进行评议。李松睿、熊辉、罗义华、周维东、李跃力、凌孟华等六位学者进行精彩的主题发言，引领听众进行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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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松睿副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指出“内容”是理解20世纪40年代“民族形式”论争的关键。“民族形式”被这场论争的参与者设想为某种“到达将来世界大同的世界文学的必经的阶段”，正是这样一种“地方—民族—世界”的递进关系在文艺的“民族形式”论争中被反复确认，并成为20世纪40年代文艺理论界的基本共识，才使得当时的作家、批评家构想什么样的作品会成为“民族形式”的典范时，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想法就是以记录地域风俗、描绘地方风景与吸纳方言土语等为手段，使作品获得地方性特征，从而使其真正具有某种民族特色或民族性，并最终创作出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经典作品。![]()
熊辉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对田间在云南考察、体验生活期间创作的短诗和长诗进行梳理和研究，认为这些作品是独特而富有时代性的云南书写。其中最重要的《勒拉》《阿瓦人》《橡胶树》等短诗以及《丽江行》《阿瓦人》和《龙门》等三首长诗，均是刻写云南各族人民的英雄形象和自由精神的篇章。因此，田间诗歌中的云南书写，实则主要体现为边疆的民族书写。![]()
罗义华教授（中南民族大学文新学院）将鲁迅、沈从文笔下风景置于“文学与艺术”的总体关系上考察，指出其展开方式、形态、手法、风格及其空间性的差异与文学背后的艺术装置有关，从根本上说是他们对艺术门类、风格的选择问题。他认为鲁迅深受目连戏和问题剧的影响，其笔下风景属于舞台布景，是表演的艺术；得益于家族绘画艺术基因和童年期的习染，沈从文笔下的风景是“自然人性”与“风景”的浑融，更接近中国抒情传统，是绘画的艺术。![]()
周维东教授（四川大学文新学院）从“区域间”的概念出发，考察抗战时期不同区域间文学的交流与互动，重视“中间地带”的文学影响，流亡作家的“精神间性”，跨越区域的文学场和新文学的牵引力等的“区域间”文学现象。同时指出“区域间”并非要解构抗战文学“三分天下”的格局，而是指出抗战文学在区域分野之后，区域之间相互影响和交流的潜在联系，其意义在于为抗战文学研究提供“他者”视野。![]()
李跃力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延安文艺、解放区文艺之外，重提“陕甘宁文艺”，并将其作为一种方法，通过回归历史语境的方式，重新审视既往的文学遗产，动摇“本质主义”的整一化研究格局，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开启新的研究空间，开拓新的研究思路，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艺”提供新的阐释的可能。![]()
凌孟华教授（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介绍了抗战时期重庆《国民公报》的副刊《文群》的基本情况，并对其总目存在的准确性、完整性问题作出重要补正。同时他对《文群》总目补正仍存在的若干问题发出追问，强调《文群》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值得大家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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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武军教授（西南大学文学院）在评议中表示：李松睿先生对于地方性研究成果突出，他将民族形式的问题放在更加长久的地方性的脉络里进行探讨，同时提到地方性特征和民族、世界的关联是一个重要的思考维度。熊辉教授非常重视边缘化地方的诗歌问题，他展示了田间对于云南的独特而富有时代性的书写，但其书写背后的内在机制有待进一步追问。罗义华教授对鲁迅和沈从文笔下风景的差异的原因进行发掘，谈到的“艺术装置”内容以及城乡结合部风景等问题给人以深刻启示。周维东教授创造了“区域间”的概念，是研究区域间模糊、交融共通地带的文学现象的重要维度。李跃力教授提出重回“陕甘宁文艺”，并将它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认为它未来的研究空间和意义很大。凌孟华教授提供了许多扎实的抗战文献史料，这种努力会为未来的抗战文艺研究提供重要帮助。第二场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福民研究员主持，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凌孟华教授进行评议。段从学、王学振、赵雷、李文平、何易展五位老师进行了精彩的主题发言。![]()
段从学教授（西南交通大学文学院）认为边缘地带的现代性转换不能为已有的两种模式解释。他创造性地把“大西南”当作一个地理文本，将进入“大西南”的过程视为一个阅读陌生文本的过程，探究出“下江人”如何运用旧京风物、江南风景、简朴古风等传统文化知识将古代文化中的“异域”改写为现代中国的同一性亲密“国土”。![]()
王学振教授（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对全面抗战时期的工业文学进行了详细梳理，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工业文学取得了多方面的突破，与此前同类题材作品相比，主题意蕴更丰厚、人物形象更多样、价值取向更理性，在很多方面对此后工业文学的发展形成影响。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从侧面记录了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艰难转型。![]()
赵雷副主编（《当代文坛》杂志）对区域文化研究的成果进行了肯定，着重介绍了《当代文坛》杂志主办的“地方路径与中国文学”栏目和已取得的收获。他希望学者们能拓展区域研究的路径方法与认知，打开研究的新视野，拓展新空间，并针对刊物中的选题和论文写作问题与各位老师进行了交流。![]()
李文平教授（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认为，郭沫若抗日战争时期集多重身份于一体，将文艺与政治相协调，是现代文学大家在特殊历史时期主动介入现实参与社会改造的代表。其战时文艺观及其史剧创作的调整与完善不仅体现了郭沫若自身文艺思想的变化，也与时代和民族国家建制的要求相契合，对大后方抗战文艺的发展与建构有所推动。![]()
何易展教授（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认为，楚帛书《天象》篇中揭示了战国时期的阴阳思想观念，说明汉初是存在阴阳学说的思想基础的，阴阳灾异的思想观念不但于汉初即已存在，而且应为“六经”本旨之一。他试图从《天象》篇的文体源出于《经》本来反审先秦诸家之异同，反窥当时的文体观念及文道关系。![]()
评议人凌孟华教授（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认为段从学教授提出的“大西南”书写非常重要，肯定其提出的统一化与现代化问题，总结了地理文本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王学振教授对抗战时期的工业文学梳理呈现出视野开阔、逻辑清晰的特点，是抗战文学史的写作典范。他认为赵雷主编汇报的地方路径栏目所取得的成果分类详细，对如何区分问题和选题的论述十分有启发意义。战时郭沫若的创作呈现出一种杂文形态，他身上的双重性给当下的我们提供了一种参照，李文平教授对郭沫若的文艺观的重新梳理有一定的价值。何易展教授楚帛书的研究展示了区域文学研究中不一样的维度，扩大了区域文学研究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