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安利 | 布德反战小说中的“另类”日本士兵形象

文摘 2023-08-16 13:02 贵州

\ | /

★

作者简介

金安利（1978—），女，文学博士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抗战文学研究

本文原载于《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集刊第9辑》

感谢作者授权

内容提要

中国抗战文学中的日本士兵形象,其主流无疑是“日本鬼子”形象，此外也存在着一些“另类”的日本士兵形象。本文以布德的短篇小说集《第三百零三个》为例，分析归纳出四种“另类”的日本士兵形象：一是善良可怜的日本士兵；二是兽性中闪耀着人性之光的日本士兵；三是深受战争摧残的日本士兵，四是觉悟的日本反战士兵。在此基础上，运用形象学相关理论探寻布德笔下“另类”日本士兵形象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

布德；“另类”；日本士兵形象；《第三百零三个》

在长达十四年的中国抗战文学中，涌现了大量针对各种日本侵略者形象的描写，包括日本军官、日本士兵、日本战俘、日本间谍，等等。为了抗战的需要，中国抗战作家对这一异国形象的集体阐释普遍持否定态度。“日本鬼子”形象无疑是中国抗战文学中日本侵略者形象的主体。它从原先残酷的人类转变成野兽和魔鬼，并最终形成了形象学中的套话“日本鬼子”。目睹了日军种种暴行的广大知识分子，成为这一时期日本形象的主要塑造者。受限于外在的视角，大部分作家对战场上日本侵略者的描写是表层的，不够深入的，鲜有塑造出活生生的具体形象。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日本士兵形象时，发现大多数都是“兽化”和“妖魔化”的群体形象，但其中也不乏一些“另类”的形象。布德的短篇小说集《第三百零三个》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其中《第三百零三个》、《海水的厌恶》、《四层包围圈内的黑点》、《母反舌鸟》、《寂寞的哨兵》、《手的故事》等篇目中的主人公都是比较“另类”的日本士兵形象。

本文以短篇小说集《第三百零三个》为例，分析归纳出布德小说中四种“另类”的日本士兵形象：一是善良可怜的日本士兵；二是兽性中闪烁着人性之光的日本士兵；三是深受战争摧残的日本士兵；四是觉悟的日本反战士兵。这些“另类”的日军士兵形象与“日本鬼子”形象迥然不同，可谓是中国抗战文学之日本人形象画廊中一朵娇艳的奇葩。本文在分析典型形象的基础上，运用形象学相关理论来探索“另类”日本士兵形象产生的深层原因。

善良可怜的日本士兵形象

抗日战争时期，一些中国作家笔下出现了少数善良可怜的日本士兵形象，布德小说《四层包围圈内的黑点》中的主人公川岛就是其中之一。这类异国形象与当时中国人关于日本士兵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日本鬼子”迥然不同，呈现为一种乌托邦的异国形象。

在短篇小说《四层包围圈内的黑点》中，小说并没有写主人公川岛的任何“兽行”，而是开篇就指明他是一个善良而又可怜的人：“我们恨日本兵是恨到骨髓里去了。无论你问三岁的孩子还是七十岁的村翁都好，你问他们要打鬼子不打！他们会爽捷的告诉你要打的。无疑地，整个中国在苦难的磨折下，知道用如何坚忍和苦难去博斗了。而日本兵呢？有好多都是挺善良而又可怜的，我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川岛正是一个。”[1]川岛虽然身为日本皇军，但他并没有伤害中国的游击队员。小说通过他与失散的游击队员对话来展示日本士兵的善良和可怜。

川岛这样自述道：“我曾经有过一个温暖的家的，但如今，大儿子在华北死了，第二个又死于黄河决口，征集的命令降到我第三个儿子，我最后的一个儿子。我不忍看像他这样年青便死去，我用自己替代了他……妻和幼子也许常常盼望我回去呢，但他们那里会知道我现在是变成一个黑点，一个黑点……”[2]为了让自己最小的儿子不再重蹈两个哥哥命丧沙场的覆辙，这位老父亲替儿出征，作为日本皇军的一员来到了中国战场。

川岛对战时日本皇军在中国的处境有着独特的理解。他认为日本皇军就犹如四层圆圈包围着的一个小黑点。“黑点就是他们皇军，第一圈是支那游击队，第二圈是支那正规军，第三圈是全支那人民，第四圈则是国际舆论。”[3]听到川岛这样的谈话，游击队员沉默了好久，内心充满着怜悯之情。当川岛叹息着“我要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悲惨的生活”时，游击队员又沉默了好久。本来要结束川岛悲惨的生活，对于游击队员来说是最轻松的工作，只需要摸出口袋里的手枪瞄准川岛射击即可。然而，游击队员并没有枪杀川岛，而是摸出自己口袋里仅有的两张纸币送给了川岛。“一直到听到谈话落到这样一个段落，我们躲在柴堆里的游击队员才开始放下了一直向川岛瞄准着的手枪，川岛是不会明白的，把自己作为一个黑点，他正陷在最内一圈包围线。”[4]

然而，这样清醒又理智的川岛、不幸成为黑点的川岛，并没有进一步追问自己为何沦落成黑点:“谁驱使那群可怜的黑点呢？黑点又怎样安排自己呢?”[5]由此可见，作者对主人公有“怒其不争”的惋惜之情。布德希望主人公川岛能够醒悟，意识到自身悲剧的根源在于日本军阀，进而走上反战的道路，这无疑是作者布德主体情感的投射。因此，当中国抗战文学中的日本士兵形象大都以野兽、魔鬼的日寇形象出现时，川岛却不是人们常见的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形象，而是呈现为一个战争受害者的形象。布德的《四层包围圈内的黑点》让我们看到了群体中的个体，看到了个体之间的差异，看到了血腥中的一点人性，看到了悲惨大地上的那一丝盎然春意。

这类善良可怜的日本士兵形象所投射出的形塑者的思想情感，正如作家萧乾所说：“我们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感情反映在文学上的，则是怜悯而非憎恨。”[6]中国作家对普通的日本士兵表现出的怜悯之情，不仅仅局限于布德一人，这可以说是当时抗战文坛的一种普遍现象。譬如孙钿的报告文学《污暴的行进——十二月三日在上海》就对那些被驱赶到战场上的日本士兵表达了同情和怜悯：“一辆装满了日本兵的卡车掠过了我们的眼睛，接着，马蹄声近来了，那些短身子的兵士也出现了，吹着啼啼达达的行军号，每个兵士都一点也没有精神，他们完全像拙劣的工人手中制造出来的木偶，我望着他们每一张罩满着忧愁与苦痛的脸孔，我不禁为他们而难过极了。我似乎瞧见了他们底哭红了眼珠急坏了心脏的母亲，妻女……我似乎瞧见了他们的伙伴在觉悟地喊着：“我们错死在战线上了”而悲痛地死去的情况……我的血在奔流，我的血在狂沸，我欲痛哭了，我欲为这些不幸的生命而痛哭了！” [7]

当然，中国作家的这种同情心仅仅局限于普通的日本士兵，不包括那些可恶的日本军官。“那些坐在漂亮的汽车里的士官们，挠起了那短短的一撮胡髭，在狞笑着，他们一方面在向我们狞笑；一方面也在向那些走酸了腿的可怜的日本兵士们狞笑；我知道这狞笑是用了多少生命多少血肉多少眼泪去暂时换来的。然而，在这种混蛋面前，同情和我们分离了。”[8]

所以，当中国抗战文学中的日本士兵形象大都以野兽、魔鬼的形象出现时，布德反战小说中善良可怜的日本士兵形象让我们看到了群体中的个体，看到了个体之间存在的差异。

布德《第三百零三个》

兽性中闪烁着人性之光的日本士兵形象

中国抗日文坛看待日本军人的基本思路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机械地划分日本军阀和日本士兵，从而使得抗战开始后的一段时期内描写日本士兵身上人性和兽性矛盾冲突的作品频频出现。这些挣扎在“人兽”之间的日本士兵形象也值得我们特别的关注，布德的短篇小说《第三百零三个》是此类题材的代表。

《第三百零三个》取材于一个真实事件：在扬州的妇女慰劳所里，一个日本士兵遭遇了他的妻子，悲愤之中双双自杀。主人公吉田三太郎在侵华战场上是一个兽性十足的日本士兵，他常常为自己在战场上肆意糟蹋、残害中国女性三百零二个的数目不如身边战友而自惭形秽。一个中国女性奋起反抗杀死了吉田的七个同伴，唯独他一人幸免于难。这样的遭遇无疑激起了吉田强烈的“复仇”心，加上保全自身生命的本能，这些都构成了他一切兽性行为的动力源泉，使他觉得自己的行为无可指责。“到支那虽然仅仅两三月的时间，却不知有多少门多少女人坏在吉田手里，他的眼睛比警犬的研究还要敏捷，只那么滴溜溜一转，马上便在一架木厨下发现那个刚在街上跑过而看起来年纪还不满二十的‘花姑娘了’，如同抓一只鸡那么容易，吉田抓住他。”“一切日本皇军是不会知道人道正义是什么的。”[9]

莫非吉田与生俱来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吗？不是的，参战之前的吉田曾经是一个仁慈的人，可是战争改变了这一切。小说这样描述道：

“吉田曾经是一个仁慈的人，可是战争使他离开了妻子，离开了祖国，他看见多少伙伴死在血泊里，生命真是一根鹅毛。血又有什么可怕呢？如今吉田是在血海里经过长距离游泳过来的人了。战争使吉田变成了残酷。可是，即使是一个最残酷的人，也不会完全被抹煞天性的。吉田他怀念他的妻子惠子，怀念‘浅草观音堂’红色的帐篷，蓝色的帐篷，紫色的帐篷，怀念小小的樱花的梦。”[10]

吉田因为这种怀念感到寂寞而忧郁，可见他内心深处还尚存着人性的温情。于是，他在同伴的提议下来到绿杨旅馆——日本妇女劳军慰问队去寻求解脱。然而在这里，吉田遭到了一个沉重的打击，直接导致他用自杀来获取终极的解脱。

当吉田怀念着那上野的樱花，和那和樱花一样鲜艳的慧子时，慧子却已沦为了日军的慰安妇。“吉田想不到在支那曾经奸淫了三百以上的女性，这回竟几乎奸淫到自己的妻子，有什么话说？自己在支那过的是魔鬼的时候，而军部是这样无人道的处置出征将士的家族。在人道正义下他完全省悟过来了，开始忏悔用刺刀戳死被自己强奸过的支那妇人的不该，做个虔诚的佛教徒啊，来赎取自己如山的罪恶吧！”[11]吉田无法想象这可怕的生活该如何继续下去，慧子也无法接受。夫妻俩在短暂的相拥之后便一齐撞墙而死。作者在题记中说：“能够勇敢地死，也许便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可是，死，并不能阻止日本军阀的狂暴。无数的吉田呵，无数的慧子呵，起来！举起你们自己的臂膀，把日本军阀打倒吧!”[12]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衷情溢于言表。

值得关注的一个有趣现象，那就是鲍雨的报告文学《扬州的日兵在自杀》也是对同一事件的叙述，但是两人塑造的日本士兵形象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该文中自杀的日本士兵叫宫毅一郎，年仅26岁的他近来很忧郁，因为多时没有妻子的来信。宫毅以前时常跑到大陆慰安所，与一名叫芳子的日妓打得火热，后来又突然不去了。自杀前的那晚，宫毅在大陆慰安所里与新来不久的日妓秋子聊天，而后在一家小旅馆里自杀了。同天晚上，大陆慰安所里的日妓秋子也自杀了。

宫毅一郎是日本长崎人，已经是第7次被征出来了。他来到中国差不多已经有5个月了。家中还有老母和一个妹妹。自从来到这广大的中国后，他每日都在思念着自己的亲人。前三个月他接到了妻子的三封来信，但是每封来信都增加他的一份烦恼。近两个月他不见妻子来信，于是便开始怀疑妻子，他消极地想自杀。谁知他的妻子是被应征来慰劳皇军了，就在大陆的慰安所里。他的妹妹因反对出征被关在牢里，母亲已急死。宫毅陷入深深的愤恨和羞愧之中，他觉得自己已经无路可走，只得自杀。检查死者宫毅的衣袋，除了一般遗物之外，里面出现的三条日语标语值得关注：“你们想想，侵略中国有何利益？”“日本军阀牺牲你们的生命，换取他们的权威，你们的敌人是日本军阀不是中国。”“请听，你的爱妻不是因你出征而正在痛哭吗？”[13]在册子的最后一页写着几个日文大字：“支那人民应该和日本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军阀。”[14]

同一扬州日兵自杀事件，两位不同的中国作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不一样的。两者最大的差异在于作品主人公反战意识的不同，布德塑造的吉田三太郎能够勇敢地选择死亡，但没有勇敢地举起反抗日本军阀的旗帜，有的只是作者在题记中的呐喊和怒其不争。这面反战的旗帜由鲍雨塑造的宫毅一郎举起，在他的遗物里出现了三句反战的标语和两国人民联合打倒日本军阀的口号。在这里，我们不去追究那位在扬州自杀的日本士兵原型是否真的有反战意识，而是关注这一差异现象的缘由。都说异国形象是形塑者主观情感的投射，可以说两位形塑者都具有反战的主观意识，只是在艺术处理方式上存在着不同，从而导致同一异国人物原型所表现出来的日本士兵形象存在着细节上的差异。

短篇小说集《第三百零三个》目录

深受战争摧残的日本士兵形象

战争对于人性的摧残，不仅仅作用于战争的受害者，同时也作用于战争的发动者，布德的《寂寞的哨兵》就关注了这个问题。小说中的主人公哨兵佐藤野夫，在冰凉的雨水中做着一个远征人轻柔的怀乡梦。他承受着生理饥饿和心灵寂寞的双重煎熬,最后在“迫害狂”的幻觉中恐惧地死去。

小说开篇这样写道：“有一个人说永远也忘不了他女人的面貌，有一个人跳海自杀了！在苦念这飞鸟山呢，樱花红到昨夜的梦里来了；敏子！我不能再见你吗？战争是什么呢？在这儿，我们成为杀戮者了……”[15]饥饿而寂寞的佐藤野夫，反复地背诵着阵亡士兵山崎的这段日记，寂寞的感觉似乎更加浓重了。他对自己诉说着：“欲又是樱花要红到梦里来的季节呢！”[16]

在巡逻的哨兵佐藤野夫亲眼看到林间有人影闪烁，他把举起的枪又放下了。“他仿佛觉得来者是一个支那‘花姑娘’，长裙子正轻轻飘过芦苇，他大步地走上前去。佐藤野夫和他的伙伴们一样，迎接‘花姑娘’他有出奇的勇敢。”[17]他竟然梦幻般地觉得来的“花姑娘”正是自己出征半年以来夜夜怀念的芳子。然而，梦幻中的芳子消失了，佐藤疲倦的眼睛正好搜索到一个陌生的来人，他认定那无疑是支那便衣队。

他想举起枪来射击，可是，手那么软，想声张，林子是一个寂静透顶的林子。想跑，但是没有劲挪动腿子。数万道金针刺着他底眼，……支那便衣队似乎更近一些了，雪亮的钢刀闪着雪亮的光。

不知是一种什么东西压上他胸膛，佐藤野夫觉着支那便衣队的钢刀，深深戮进去了！再没有动弹，没有挣扎。但在佐藤野夫正要静静地闭上的眼睛前，他又看见了山崎。

山崎的样子是那样可怕，血挂在脸上，身上，还掉了一双胳膊，……现在所有的恐怖都飞散了，佐藤野夫安静的想着：“无疑的，一定山崎来迎接我了。”他轻轻地叹了最后一口气：“芳子！难道我不能再见你吗？”于是，和平地闭上了他的眼睛。[18]

第二天，另外一个巡逻的日本哨兵在林间发现了佐藤野夫的尸体。他俯身下去查看佐藤的心口，抬头时恰好又看见了林间闪烁的人影。这位哨兵赶紧向那闪烁的人影连开数枪，虽然子弹准确地打中了人影的胸膛，可人影始终没有倒下。

这始终站着的人影，到底是怎样的妖魔呢？这位胆大的哨兵鼓足勇气上前查看，发现那原来是一张被虐死的中国人的人皮，手和足都被死死地钉在树干上，身上是密集的弹孔。“一两支白色的芦花摇曳在这张人皮左右，没有想到在佐藤野夫眼里那会是刀光闪亮……”[19]由此可见，寂寞的哨兵佐藤野夫，不是死于便衣队之手，而是在这张人皮所产生的幻象中活活被迫害致死。佐藤野夫最终并没有觉悟，没有认识到导致自己悲剧的根源。

《寂寞的哨兵》侧重表现了生命竟然可以被战争摧残得如此彻底和无声，揭示了普通日本士兵的爱情、亲情和友情被战争无情地摧残和扼杀，以及因为兽性对人性的亵渎而导致地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

1938年8月23日《大公报（汉口版）》

第四版中的《第三百零三个（一）》

1938年8月24日《大公报（汉口版）》

第四版中的《第三百零三个（二）》

觉悟的日本反战士兵形象

中国作家对日本士兵形象的塑造，并非都是一味地揭示日兵的惨无人道。日本士兵形象也并非不完全是一幅群兽图，他们之中也有一些人性并未完全泯灭的良心发现者，在经历了艰难的觉悟历程之后，最终都踏上了反战的征程。此类形象的代表人物有布德短篇小说《母反舌鸟》的鹰林、《海上的厌恶》的田武和《手的故事》的铃木。

《母反舌鸟》的主人公鹰林，妻子静子已去世，留下的两个孩子需要他来照顾。但是，他却被日本军部强行征调入伍。临行前为解除后顾之忧，鹰林经历了艰难的抉择之后竟然亲手用刀砍死了自己的两个孩子。这段惨痛的记忆一次次在鹰林的脑海中回放，令他的心灵备受煎熬。最终这位日本士兵回归了自我，他十分懊悔自己只知道用刀残杀自己的孩子。主人公最后彻底地觉悟了，发出了“打倒军阀”的号召：“自然那两个孩子的心也仍然在我耳边跳着；但是你们替我想想，我怎么选择我的决定呢：杀死孩子？或者让孩子领受无人照料的苦楚，长大了作为‘国家的身体’而腐烂在桥下？……嗨！这样惨痛的事情，在我们今日的国内，听说不在少数的。可是，为什么我们之间，只知道用刀残杀自己的亲属，而不知如何去结合集体，使无数把刀集中一个方向：‘来！兄弟们，我说为什么不打倒我们共同的仇人——军阀？’”[20]

在《海水的厌恶》中，田武等十五个日本士兵开始了对战争以及自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灵魂的拷问。小说以虚拟田武和大海之间的对话来展开，昔日伙伴的战死和凄凉的祭礼使得田武和他的十四个伙伴对这场战争的意义发生了质疑。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爱情、亲情和友情被无情的扼杀了。既然死亡必将来临，那么究竟选择何种方式离开这世界？一番论争之后，他们相约一起投身大海，用“尸谏”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战争的反对和抗议。十四个伙伴已经投海自尽，但田武好像听到了海的灵魂与自己的对话：

轻轻的一个声音又从海上浮起来，说话的依然是还的灵魂。

“你们不要来吧，伟大的任务是多种的，去告诉和你一样不幸的人们，叫他们怎么用自己的力量来打倒给他们制造不幸的军阀。”

我犹豫了。这些话说得那么清楚，那么准确。我紧担负更伟大的任务，我要活下去，活下去，而且，我还年青……[21]

田武深深地留恋着自己的爱人芳子和老母亲，也眷恋着自己年轻的生命，因此他迟迟未能鼓足行动的勇气去追随自己的同伴。主人公的内心是何等的纠结，他又想起了同伴川岛的一句话：“不要把生命看得比自由还重，有好些事情只有我们死了才能自由谈论。”[22]他看着“尸谏”的纸条，想着那些闪亮的利器。他要怎样去履行比“尸谏”更伟大的任务呢？最后当他终于抛开这一切，投身到海底去追寻自己的伙伴们时，却又听到了一千个中国工人的冤魂在海底愤怒的控诉。田武并没有就这样的死去了，他和两个伙伴被海军陆战队的同伴搭救了起来。经历了生死考验的田武真正觉醒了，认识到造成他们苦难的源头是日本军阀：

海这在怒吼着。是一千个冤魂在海中敲击他们的铁链吗？还是海在提一千个冤魂诉说着不幸？那一千个冤魂才真是不幸的，但为什么海却宽大的收容了他们？

可是，后来我明白了，海所真真厌恶的还是懦弱的人。

我记起了海赋予我的任务，我要告诉和我一样不幸的人怎样用自己的力量来打倒给我们制造不幸的军阀。于是，在联队长问到我为什么要寻消极的短见时，我的勇敢的供状是：“强服兵役，不愿战死。”[23]

作者在小说的后记中这样写道：“最近在同一张报纸的两面，我发现了两个悲惨的事实，一千个中国工人被日人毒害抛在江底，而另一面，十五个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投江自杀，为什么非惨苦到这样不可？谁制造这惨苦的根源？无数的田武啊，我希望我们对准军阀，一齐挥动拳头。”[24]

《手的故事》中铁匠出身的日本士兵铃木，在经历了朴素而艰难的觉悟历程后，最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反战了。刚刚被征调到中国时，铃木在离开横滨的船上第一个举手高呼着“天皇万岁”的口号。当他抵达上海后踏上前往战场的征途时，他也是第一个高呼着“天皇万岁”口号的人。然而，当他唱着《椰子の岛》的歌沉浸在恋爱的甜蜜回忆里时，他遇到了在中国的第一次凶险——中国游击队破坏了西安附近一带的路轨导致前面载着日本士兵的军火出事。铃木的好友小田就惨死其中，小田的血第一次染上了铃木粗糙的然而圣洁的手指。铃木花了好大努力才使自己接受了小田惨死的事实。

在联队长“严禁士兵在家书中提及路轨被掘情形”的命令下，铃木被剥夺了向亲人寻求抚慰的权力。对于在中国的日本士兵来说，与国内亲人之间的书信往来是他们唯一的精神慰藉，正如以群在《听日本人自己的告白》中所言：“在中国底土地上的日本士兵，经常置身于现实底悲惨的绝境中。当做唯一的精神底慰藉和幸福底源泉的，是国内亲人底来信。他们渴望着爱妻底声援以激发自己底疲颓的勇气；盼待亲人底鼓励以刺激自己底沮丧的精神；祈求国内底可喜的消息以抚慰眼前底绝望的苦恼。”[25]然而，日本士兵的亲人来信，不是千篇一律的骗人的“平安”两字，就是涂满悲哀与痛苦的血泪的篇章。这样的信件，对于日本士兵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它们没有给“出征”的日本士兵带来愉快，而是更深的烦恼。“喘息在这精神的和物质的双重压迫之下的日本士兵们，要叫他们‘奋发’、‘勇敢’，‘严守军纪’，‘不自暴自弃’，‘不发生反战厌战的情绪’，那怎么可能呢！他们时时都在嗟叹着：‘今后生命不知将如何结局，死于何方！’……‘在这生命朝不保夕的战场上，昨天看见别人死去，说不定今天就会临到自己。这是多么渺茫的命运呀……’”[26]于是，日本士兵们的出路除了急性或慢性的自杀之外，就只有彻底地反抗了，主人公铃木就是这样慢慢觉悟成长的。

血一次又一次地染上铃木的手，铃木开始慢慢地反思和觉悟了。“支那的海岸是血的海岸，血一次又一次染上铃木的手。逐渐有一个问题是铃木苦恼起来了：谁使这许多人流血？为什么这许多人非流血不可？”[27]“夜接替着白日，人性接替着兽性。白日铃木用那双手杀戮，掳掠，征发。黄昏，铃木想到今番手上再没有昔日沉重的铁链，再没有红红的炉火，在没有温暖的家庭时，他的忧伤和暮霭一样沉重。这种忧伤不是他一个人的，无数伙伴都分担这一份沉重的忧伤。”[28]在这样“人性接替着兽性”的不断循环之中，铃木慢慢地对战争的实质有了自己的理解：“战争是一个铁锤啊！过去无数伙伴，无数伙伴美好的家庭，在这巨大的铁锤下粉碎了，……谁挥动这铁锤？为什么挥动这铁锤呢？铃木想澈底的知道这些，却永远不能澈底知道这些的。”[29]

苦闷而彷徨中的铃木只能一次次到“皇军慰安所”寻求寄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幸会了“四十七”号慰安妇。铃木觉得这女人十分面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一面。他用手旅行了女人身上的每一寸地方，还问女人为何要参加皇军慰安队。女人哭诉着自己被日本军部欺骗的经历，还谈起了战后东京的萧条和破败，这让铃木不禁深深担心起自己的妻子——菁子的目前处境。他不知道菁子是否沦落到去当下女才能维持生计，还是参加了“索夫团”被日本军部骗到中国后沦为了日军的慰安妇。

那晚从慰安所出来后，铃木怀念菁子的心情更加苦了。当他拿出日记捡出菁子的照片时，另一张女人的照片也随之而出。那是从好友小田尸首上捡来的照片，血染红了照片上那个女人的脸庞。“如同一种触电一样的麻木，铃木忽然省悟了慰安所里‘四十七’号女人，原来就是这照片上的女人。”[30]这样的省悟给铃木带来了无尽的忏悔。想起自己的手当时可是毫无忌惮地旅行在她身上的每一寸地方时，铃木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悔恨之中，觉得小田在天有灵肯定会谴责自己的卑鄙行为。他想去皇军慰安所向‘四十七’号当面坦白忏悔，可是他再也没有抽到“四十七”号竹签。“苦恼，悔恨，……好多夜铃木不能闭起眼睛瞌睡，有一夜好容易能闭起眼睛瞌睡时，却又梦到无数双陌生的手正旅行在菁子身上。” [31]

这无尽的忏悔最终促成了铃木的觉醒。又一年后的春天，铃木参加了日本士兵的反战哗变，喊出了“打倒军阀”的口号。小说的最后这样写道：

一个广大的哗变在皇军部队里起来了，铃木的手又是第一个从如林的臂膊群中举起。

自然日本军阀不会容许铃木他们的哗变扩大，也许铃木粗糙的手指不久便会变成死灰。但是，今天，无数铃木的伙伴和铃木意义澈底的明白了：军阀挥动战争这一个巨大的铁锤，粉碎多数人血肉，多数人幸福，仅仅只为了少数人要在支那开采铁矿，煤油，为了少数人建筑欢乐。在这样为正义而战的战争里，铃木即使失去一条胳膊也何所苦恼呢？因为今天，日本每一个主张正义的人，每一个日本工人同志，都将举起了自己的臂膊：“打倒军阀”。 [32]

这样的异国形象值得我们关注，铃木的成长及其最后喊出“打倒军阀”的口号，无疑投射了作者复杂的主观情感。可以说，这种主动参加哗变的日本士兵形象尚不多见。在抗战文学中有不少描写日本士兵蜕变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从他们成为中国军队的俘虏之后开始的。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感化之下，喊出了打倒“日本军阀”的口号，积极投身于反战事业。

1938年8月24日《大公报（汉口版）》

第二版中的社评

“另类”日本士兵形象背后的作家观照

综上所述,布德在短篇小说集《第三百零三个》中生动地刻画了人物形象的心理活动,塑造了一批“另类“的日本士兵形象:既有善良可怜的日本士兵形象;又有兽性中闪烁着人性之光的日本士兵形象;也有深受战争摧残的日本士兵形象;更有觉悟的日本反战士兵形象,“在两国交战的状态下,中日作家从什么角度,站在什么立场上表现战争,如何表现日兵士兵的形象,不仅仅是作家的文学观问题,更是一个民族问题、政治问题。”[33]因此“另类“日本士兵形象的背后,不仅反映了布德的个人情感因素,也隐含着他的民族立场与价值取向。

布德笔下之所以会出现这些有悖于社会集体想象物“日本鬼子“的“另类“日本士兵形象,笔者认为可从创作动机和创作背景两个方面来探讨。

其一,可从作者的创作动机来考察。布德是在抗战烽火之中真正地走上文坛,他的作品是从烽火中锻炼出来的。抗战爆发后,布德自杭州流亡到重庆,在重庆北碚四川国立中学师范部继续读书。在象牙塔之外,他饱受了战争之苦,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涯让他走近了人民,扩大了情感范围和感受空间,这极大地拓宽了他小说创作的题材领域,也深化了其思想追求。

陈纪滢在《第三百零三个·序》中这样介绍道“这本集子中的《第三百零三个》一直到《政训员》,空间包括了前方后方,时间包括了两年。从敌人到自己,从光明面到黑暗面,都有所摄取,而他用一致的手法,篇篇都能描写入微,大概每个读过他的文章的人都有此感觉;尤其是他那股绵绵的情感,常常在每篇文章上显露着。”[34]可见,布德在技法上擅长人物心理的刻画,特别是他用第一人称的身份来刻画日本士兵内心的种种惨痛。这使得布德的反战小说在抗战文坛中独树一帜。

其二,可以从布德反战小说的创作背景来考察。在战时的特殊语境下,日本士兵形象是以“日本鬼子“群像为主流的。然而,这种外在视角的描写使得日军形象限于一般化、模式化的泥淖。为了改变对日军一般化描写的弊病,不少作家开始尝试着对侵华日军作具体个别的深入描写,试图发掘侵华日军别样的内心世界,否定并反对日本的这场侵华战争。布德的反战小说无疑是其中比较成功的范例。

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士兵确实没有多少人性可言,以致“日本鬼子”形象在抗战文学中比比皆是,成为当时中国人关于日本士兵的社会集体想象物。但是,如果只看到兽性而忽略人性,势必会带来艺术上的失真。正如郁达夫在《从兽性中发掘人性》所口“人性里带有兽性,同兽性里带有人性一样。敌人的残暴恶毒,虽是一般的现象,但兽尚且有时会表露人性,人终也有时会表现本性的无疑……这种兽性里的人性,在我们当前的敌人中间,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敌人中间,也有的是被迫而来,不失本性的人,我们但从各俘虏的忏悔,及各战地敌尸身上搜出来的日记,通信等文件里一看就可以明白。”[35]

布德用他那支满溢民族情感的笔,深入挖掘了“兽性”日本士兵身上的人性,为世人展示了日本士兵的另一面。他让读者看到了日兵兽性中的一点人性,看到了悲惨大地上的那一丝盐然春意。真正的反战意识是以人性的觉醒为基础的。直面战争的日本士兵,其人性的觉醒与反战意识的生成绝不是朝夕之间的事情,而是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布德通过一系列的短篇小说呈现了这种转变的艰难性。他深入战争受害者的灵魂来表达对战争的厌恶和对日本军国主义穷兵黩武的抗议。所以,有论者认为“这本集子特别应该送给日本善良的大众去看,因为,在他们的军阀疯狂地进行侵略战争的过程中,他们很少看见另一方面的文章,特别是站在自己方面写的作品。布德在这里有几篇文章,完全是用第一身写法,刻画出种种惨痛的形态,恰是为他们自己的写照。”[36]

布德用感人的笔触写了日本士兵的思乡和忧郁,使得到中国来烧杀抢掠的日本士兵反而成了被侵略的中国人同情的对象!这样的描写一方面说明中国作家对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侵略本质认识不够；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方面,它表明了中国作家对日本士兵的基于阶级分析的人道主义的同情,表明了善良的中国作家试图将日本士兵“人化”所付出的努力。“这种情形和日本侵华文学对中国人‘充满憎恶和愤恨’的法西斯主义的描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中国的抗日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人性、美好善良的心灵、博大的同情,与日本侵华文学所表现出来的日本军人令人发指的兽性、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狂热,业已永远书写在了各自的文学史上,两者的对照也将永远发人深省。”[37]

作为中国抗战文学中日本士兵形象的主流，“日本鬼子“形象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以压倒性的优势途蔽了其他类型的日本士兵形象。时至今日,在抗战文学主流的“日本鬼子“形象之外,挖掘布德反战小说中的“另类”日本士兵形象,有助于丰富中国抗战文学中日本人形象的画廊,使其呈现出一种多元的色彩。

注释

[1]布德：《四层包围圈内的黑点》，载《第三百零三个》，上海杂志公司1940年版，第25页。

[2] 同上书，第31页。

[3] 同上书，第32页。

[4] 同上书，第33页。

[5] 同上。

[6] 萧乾：《战时中国文艺》，《大公报》1940年6月15、16日。

[7] 孙钿：《污暴的行进——十二月三日在上海》，载《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四编报告文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636页。

[8] 同上书，第636-637页。

[9] 布德：《第三百零三个》，载《第三百零三个》，上海杂志公司1940年版，第3页。

[10] 同上书，第4页。

[11] 同上书，第9页。

[12] 同上书，第1页。

[13] 鲍雨：《扬州的日兵在自杀》，载《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四编报告文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9页。

[14] 同上书，第1910页。

[15] 布德：《寂寞的哨兵》，载《第三百零三个》，上海杂志公司1940年版，第43页。

[16] 同上。

[17] 同上书，第45-46页。

[18] 同上书，第48页。

[19] 同上书，第49页。

[20] 布德：《母反舌鸟》，同上书，第42页。

[21] 布德：《海上的厌恶》，同上书，第17-18页。

[22] 同上书，第18页。

[23] 同上书，第22-23页。

[24] 同上书，第23页。

[25] 以群：《听日本人自己的告白》，载《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四编报告文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99页。

[26] 同上书，第298页。

[27] 布德：《手的故事》，载《第三百零三个》，上海杂志公司1940年版，第67页。

[28] 同上书，第68页。

[29] 同上。

[30] 同上书，第73页。

[31] 同上书，第74页。

[32] 同上书，第75页。

[33] 王向远：《日本的侵华文学与中国的抗日文学——以日本士兵形象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第40页。

[34] 陈纪滢《第三百零三个·序》,布德《第三百零三个》上海杂志公司1940年版,第2-3页。

[35] 郁达夫《从兽性中发据人惟,《郁达夫全集》(第11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4页。

[36] 陈纪滢《第三百零三个·序》,布德《第三百零三个》,上海杂志公司1940年版,第3页。

[37] 王向远《日本的侵华文学与中国的抗日文学——以日本土兵形象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第45页。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集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