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视野中的中国现代经典作家研究学术研讨会 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四届理事会”会议实录（四）

9月22日14:30—16:00，本次会议值得期待的第二场主题发言在博雅楼503会议室顺利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萨支山副研究员担任主持，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周维东教授进行评议，发言人依次为王卫平、高旭东、张鸿声、张洁宇、姜涛、李遇春教授。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卫平教授的发言题目为《现代经典作家重释的必要、可能、路径及方法》。他指出，虽然中国现代经典作家研究已经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但仍有必要提出在文学史视野中重返经典作家的主张，并且指出经典重释的基本路径和方法是文本发现、理论激发和现实激活。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卫平教授）

在题为《杰出非典诗人：鲁迅的文学身份再审视》的发言中，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高旭东教授对鲁迅的文学身份进行了再审视，认为鲁迅在诗歌创作上的贡献并不比现代任何一个诗人小，鲁迅是一个杰出的“非典诗人”。他激情四溢地强调说，认识到鲁迅的诗人身份，才会破译鲁迅在创作中诗意的抒情对其小说叙事的强烈渗透，才能理解鲁迅的小说为什么有浓重的抒情性，进而使其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显示出深刻的差异。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张鸿声教授的《中国文学中的法国叙述与法国形象》，从比较形象学出发，讨论了中国文学对于法国的叙述，梳理了中国文学中的法国叙述与法国形象塑造，从而进一步指出，梳理中国现代文化中的“法国基因”，发现、分析这种状况以及成因，能够为中国现代的文学思潮、社会思潮、知识分子研究等提供较为广阔的认识。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张洁宇教授的《当他沉默着的时候——从1924年前后鲁迅的阅读与写作说起》，聚焦1922年底到1924年秋鲁迅的“第二个沉默期”，认为在这期间，鲁迅通过读史、治史和翻译，完成了再次“开口”的准备。《秋夜》中“夜游的恶鸟”的叫声标志着他打破沉默，找到新的表达方式，这一新方式不仅体现在《野草》中，也体现在小说写法的变化和杂文的自觉之中。另外，鲁迅没有完成历史小说《杨贵妃》的写作计划，而有可能开始了对《故事新编》的准备。

在《从“团体生活”的角度比较1940年代文学经验的两个片段》的发言中，北京大学中文系姜涛教授指出，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展开中，“团体生活”是异常丰富而活跃的，但缺乏一种深厚的人文理解可与之匹配，因此，深入历史和现实的脉络中，不断去触摸、整理那些迫切的感受，在流动实践中把握可以转换为思想的契机，也就成为人文思想不可缺的一种方法。

武汉大学文学院李遇春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典作家中很大一部分都属于新旧两栖型作家：既从事新文学创作，也有各自不同程度上的旧体文学实践。现代作家的旧体文学实践不能仅仅当作现代文学的“边角余料”，而应该从“大文学观”或“杂文学观”出发加以重释，进而重构现代经典作家的多元一体新形象。这不仅仅是文体的新旧对话与融合，也是文化的新旧对话与融合，是21世纪重述与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术新趋势。

随后，16:10-18:00在重庆师范大学博雅楼503会议室举行了闭幕式。闭幕式由重庆师范大学杨华丽教授主持，共分三个议程：分组讨论的评议人进行小组发言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李浴洋先生进行学术总结；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凌孟华院长致闭幕词。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妥佳宁研究员对21日下午第一组第一场发言进行了评议。他分两个阶段对本场8位老师的发言进行了总结。他首先指出，本组发言中有4位老师的论文跟文学史视野密切相关：赵普光提出的文学史研究中读者维度的补充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吴敏从周扬家藏的唐弢的9封信谈到文学史写作这一宏大话题，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周扬和理解文学史写作有重要意义；张丽军在中国新文学史的“延长线”上重读欧阳山，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经典作家；汤奇云谈到的瞿秋白与现实主义文论的建构问题让我们发现中国新文学史从一开始便具有其特殊性。随后，他指出，另外4位学者提交的论文意在讨论经典作家的具体案例：孟庆澍关注“醒狮派”的刘大杰对于意大利唯美作家的追求，认为这体现了他对国家主义的一种推崇；凤媛从老舍的《正红旗下》这样一个文本入手，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外部史实研究和作家内在精神史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再过分历史化；凌孟华从《国讯》上叶圣陶的佚文入手，通过文献研究来还原作家的精神世界；徐仲佳从讲授《鲁迅与现代中国》这门课谈起，指出今天还是鲁迅的时代，对于鲁迅的认识和研究应该引起大家对于现实的反思。

河北大学文学院阎浩岗教授对21日下午第一组第二场讨论进行了评议。阎浩岗教授将本组九位学者的文章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学科史的研究，第二类是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的反思，第三类是关于文学现象的研究。李浴洋重点辨析了“研究史”“学术史”和“学科史”三个概念；付祥喜全面梳理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强调“学科史”的反思和回顾是一件常做常新的事；王勇介绍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一批理事之一的公兰谷先生的生平和创作成就；罗宗宇以王瑶先生的鲁迅研究为例，探讨新文学与旧传统的关系，并就如何寻找和研究这种关系进行了学理化的思考；徐志伟对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三种流行的研究角度与方法——社会史研究、文明史研究和中国式现代化思路表达了质疑，分析了其基本思路和论证逻辑；吕若涵介绍了马悦然主编的一套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书——《中国文学指南（1900-1949）》，引发我们对现代文学的一些思考；李生滨呼吁大家更加重视经典作家郭沫若，希望对郭沫若进行更加公正的学理化评价；王文胜对新文化运动发生前出现的一个社团——青年会及其期刊做了具体介绍；王欢论及了严文井创作的两次转向，并认为这种转向虽然政治上进步了，但也对其创作造成了遗憾。

海南师大文学院王学振教授对21日下午第二组第一场发言进行了评议。王学振认为该组8位专家的发言有两个特点，其一是讨论的话题都非常集中，其二是报告的水平都非常高，不管是从选题、材料、方法、结论几个方面都充满学术信念，具有理论深度。杨姿对上海鲁迅与反战杂文的研究既拓展了“战争文学”的边界，也为现实抗战开出了文学新路径；周保欣从晚清东南“贱民社会”的角度来探究国民性思想的起源，提供了地方路径“贱民文学”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王宇讨论的是卫生现代性和鲁迅弃医从文的关系，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王炳中讨论了鲁迅笔下的阿Q性格的复杂性和阿Q的成长性，观点新颖，文本解读细腻；李永东讨论了风景与茅盾的战时中国形象的建构问题，说茅盾是把政治寓于风景之中，利用风景的地方色彩构成了政治寓言；白杨探讨的是文化传播中的鲁迅，说明了香港文化界始终有一些人坚持守望并开辟了鲁迅精神；葛涛以《关于1936年的那次访苏邀请》为例，对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进行饶有趣味的再正误，体现出严谨的学术态度；汤晶博士用情感学的视角来研究鲁迅杂文，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超越了以往的文体学、社会学研究。

西南大学文学院李永东教授对21日下午第二组第二场发言进行了总结评议。他指出，该组的话题几乎都集中于文学史研究，但不是空洞的文学史讨论，而是在具体的材料、具体的文本基础之上对文学史上的问题进行探讨，体现出非常重视文学史生产机制这一特色。在自由讨论环节，该组的发言与探讨热烈而深入。陈思广以他自己的“编史”经验来介绍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如何写史；张涛谈论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书写过程，他以夏氏兄弟18年的书信往来作为材料来重新考察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生产过程；黄开发梳理了100多年来的纯文学散文的发展过程，讨论了有关纯文学的问题；胡景敏在梳理几十年以来我们是如何谈论巴金的基础上讨论了巴金的意义，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启示；黄科安以李素伯的《小品文研究》为例，探讨了小品散文批评的集成与创新；肖百容讨论了林语堂的亚文体创作及其意义，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金理把《黄河大合唱》放在古今文学演变的文学史发展的过程中来讨论，让我们能够深刻地把握《黄河大合唱》的意义；李文平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考察了巴金的抗战小说创作，提出了“文本扩张”和“文本淳化”这两个重要概念。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李祖德教授对22日上午第一组第一场发言进行了评议。他认为，该组属于诗歌专题讨论，涉及到四个方面：一是诗歌文体；二是现代诗学观念的理论问题；三是新诗史料和历史叙述问题；四是诗人个体创作经验。9位发言人的发言均可圈可点，议论深入而观点新颖。程国君通过对延安“鲁艺”时期中国音乐人诗人创作实践考察，分析了其艺术的经验来源和在中国现代革命进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经典作品；付冬生考察了抗战大后方旧体诗词的创作；王劲松谈论的是抗战时期老舍的民谣创作，部分涉及到如何重新定义现代诗的问题；王书婷讨论了博物诗学视野下的新诗文体研究，在博物诗学理论方面做了一个比较充分的阐述和理论维度的建构；陈希讨论了《分类白话诗选》的价值；冷霜对废名的诗学著作《谈新诗》中有关诗的内容和诗的写法的论述，展开了细致的思考和辨析；王雪松从文体规范的角度，对中国新诗这一观念遗产提出了反思，又重新展示了何为新诗这样一个经典的问题；文学武通过对1920年代中国早期象征派诗人等的考察，主要在不同论者对契合论这一理论概念的阐释和理解的线索中展开；高博涵讨论了“尺八”体验对卞之琳诗歌写作的影响。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胡景敏教授对22日上午第一组第二场发言进行了总结和评议。他认为该场发言共有两个特点，其一是集中于传统六大家中的第三家——茅盾，可以说是会议里的茅盾研究专题；其二是能够从民族、国家、社会等宏阔的大历史视角，切入文学史现象的意义再阐释、文本再解读和史料再发现。段从学以宏观与微观结合的方式，对晚清文学改良与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做了再阐释；耿传明对茅盾第一个短篇集《野蔷薇》做了再解读，加深了我们对茅盾社会剖析特征的新的理解；方维保提出了茅盾在社会生活中的文学史地位和在文学史文本中的文学史地位两种说法，极富启发意义；安凌讨论茅盾新疆行过程中带动起来的新疆民众对于现代汉语学习的热情和写作运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奇而有趣的研究场域；胡玉伟提出了李劼人解读的去熟悉化问题，指出要为李劼人构建一种新的关系网；常彬讨论了胡风在30年代所翻译的短篇集《山灵》，认为其是翻译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收获；妥佳宁聚焦茅盾的代表作《子夜》，探讨了国共两党围绕该文本展开的意识形态之争；廖海杰对茅盾的长篇小说《走上岗位》进行了重新解读，将文本定位为一个去情绪化的民族主义书写；杨华丽探讨了鲁迅的杂文《拿破仑与隋那》与生活书店出版的《文艺日记》的深层关联，其中涉及的话题极富趣味和启发意义。

浙江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周保欣教授对22日上午第二组第一场发言进行了总结。他指出，该组的议题相对集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红色经典与延安文艺，其二是曹禺研究，其三是现代文学发生学，而该组的发言体现出四个特点：其一是概念的创新，其二是集中于现代文学与中国式现代性，其三是关注文明互鉴与现代文学研究，其四是注重还原与回到现场的研究方法。阎浩岗从经典的一般理论入手，分析了十七年文学从“文学名著”如何演化为“文学经典”这一问题；周维东提出了域外延安学的概念，指出应该跳出延安看延安；李锡龙提出了曹禺个人创作史上的江安时期这一概念；袁盛勇认为延安文艺不是现代性的中断，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的历史运动过程当中形成的另一种现代性；陶梦真分析曹禺戏剧中的因果报应模式；罗晓静从发展的角度讨论晚清到五四时期中国作家世界意识的形成以及这些意识对现代文学的起源所产生的影响；刘一昕从曹禺戏剧的汉译入手，分析曹禺戏剧诗学和他的世界主义思想的形成；刘卫国对《赤叶河》和《白毛女》两大歌剧的生产传播的各个环节进行了详细的比较；李北京通过细致的考证还原出中国旅行剧团公演的《雷雨》以及《雷雨》被接受和不断被经典化的一个过程。本组老师们的发言都极其精彩，具有极高的水准。

河南大学文学院袁盛勇教授对22日上午第二组第二场发言进行了总结，指出该组各位老师的发言，对于文学的发生、文学现代性、文本及其相关的文学现象都做出了比较出色的理解和比较充分的研究，而且比较好地运用了历史学、社会学、文献学、阐释学等各种方法，对文学研究多有启示。黄德志对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的文学史理论进行了全新的理解和探讨；李光荣对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于昆明文林街东段时期的生活和文学进行了考察；王学振对抗战文学中关于新四军的书写做了全面的梳理和研究；蓝善康对国民政府文工会座谈会集体的话语策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李宗刚认为孙犁和莫言存在从认同走向疏离的现象；江腊生从城乡伦理角度去关注和考察沈从文小说中的张力美学；吕仕伟对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的戏曲化流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在第二项议程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李浴洋先生围绕“背靠学术传统”“立足核心对象”“对话时代挑战”这三个方面，对本次大会进行了高屋建瓴的学术总结。他指出，背靠学术传统，需要正视传统存在并与之对话，融合时代继往开来，从而探寻今天的现代文学研究新路径；立足核心对象，找回现代文学研究的魂，研究经典作家；对话时代挑战，在回应时代问题中重新定义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内蕴，重新理解现代文学学科的“第一义”。李浴洋强调，此次会议是在新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学会工作“继往开来”——的重要时刻，举办的一次标志性会议。

最后，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凌孟华教授致闭幕词。他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刘勇教授，副会长辽宁师范大学王卫平教授、河北大学田建民教授、四川大学李怡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李继凯教授、暨南大学贺仲明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高旭东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萨支山秘书长，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副秘书长及华北、华南、华中、华东、华西各区理事，《文学评论》《南方文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新文学史料》等名刊的资深审稿专家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并概括总结了会议取得的进展，表达了惜别之情和与专家重逢于“全国第八届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的期待。

至此，“文学史视野中的中国现代经典作家研究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四届理事会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胜利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