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3年4月21日至23日,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区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隆重召开。在开幕式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刘勇教授热情致辞并做了高屋建瓴的主题发言,反响热烈。而在闭幕式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李浴洋博士进行了要言不烦的大会总结,切中肯綮。为了让学界更好地了解该次学术研讨会的盛况,我们在编辑《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集刊》第14辑时,设计了“‘区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特稿”这一栏目,拟特别推出刘先生的主题发言与李先生的总结文稿。两位先生得知我们的设想后,分别赐下微调后的稿件《区域文化与文学发展的新态势》与《区域文化研究的推进与省思》以示支持。本次推出的是刘勇、陈蓉玥二位联合署名的大作《区域文化与文学发展的新态势》,下一期将推出李浴洋先生的《区域文化研究的推进与省思》。敬请关注,敬请期待!
作者介绍
刘勇
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鲁迅研究中心主任,马工程“20世纪中国文学史”首席专家,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化的研究和教学,长篇论文《延安文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入选2022年中宣部“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在《新华文摘》《文学评论》和《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出版学术著作数十种,成功申报2018年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京津冀文脉谱系与大京派文学建构研究”。主持多项国家重大、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科研成果分别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与一等奖。主讲“中国现代文学史”获北京市精品课程,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获北京市精品教材。曾任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新加坡新跃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课程教授、香港大学访问学者,并先后在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意大利、希腊、瑞士、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和文化考察。
陈蓉玥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助教。
区域文化与文学之间的互动、互融,是文学与文化唇齿相依、交织共生的一个重要表征,是文学走出“从文本到文本”的象牙塔,走向更广阔的研究空间与研究格局的新尝试,是探讨文学如何与当下的现实生活、社会发展密切融合的新语境。从古至今,任何一位作家的生命体验、思想资源,都内在地包蕴着地理因素带来的独特影响,作家笔下的文学作品在诞生之时,天然地就带有一种区城性,以区域文化视角切人文学研究是应有之义。如今,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遇合呈现何种新态势?文学研究该如何回应区域文化研究带来的机会与挑战?区域发展在当下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社会、国家越来越将目光放置在与区域经济、科技发展相适应的文化建设上,这给予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以新的活力,也对文学自身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大文学观”则提供了一种跨学科、跨地域的文学研究理念,启发我们以更为宏阔的视野,跳出文学研究文学,寻求新的突破。
一、区城文化与
文学研究的新机遇
从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态势来看,城市集群式发展与单个城市迅速跃起交相辉映。区域建设成为当下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2022年和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特别强调了加快城市群、都市圈的搭建,促进集群式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加快雄安新区建设、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等一系列举措构成了区域文化研究的现实基础。最近一段时间,雄安新区建设突然加快了速度,关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消息也多了起来。我们认为,这些举措绝不仅仅关乎经济建设,它们其中的文化内涵乃至与文化相联系的文学内涵,都是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雄安新区建设作为国家的千年大计、顶层设计,怎么“千年”?如何“顶层”?所谓“千年”“顶层”的核心就是文化、是思想、是精神!雄安的建设,不光是要兴建高楼、规划交通、发展城建,更重要的是出思想、出理念、出文化。雄安新区建设、京津协同发展离开文化是走不远,飞不高的。只有在文化上产生强烈的牵连感和向心力,雄安的建设才能走得好、走得远、走得快,才能真正达到“顶层”,跨越“千年”。区域文化研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视角,更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文化手段,是将文学与国家战略发展的互文推向一个新的发展的重要机遇。
单个城市取得的突破性发展也值得我们的关注。苏州成功跻身特大城市,2022年苏州的GDP总量达2.4万亿,位列全球第20位,比新加坡一个国家的GDP总量还多。这得益于苏州体系成熟的工业园区,得益于苏州“茭白地上起广厦,莲藕塘中垒瑶台”的科技发展,更得益于苏州深厚、浓郁的文化底蕴。《苏州好风光》这首歌里面唱道:“雨中采茶忙,庭院书声朗,巧手绣出新天堂。”苏州的碧螺春是“天下第一茶”,苏州的历史文化名人总数是全国第一多,苏绣是四大绣品之首。杭州的满陇桂香令人神往,苏州、南京甚至广州的桂花都很香,但是大家之所以频频将桂花与杭州联系在一起,是因为郁达夫在杭州写成的那篇《迟桂花》,以微风中“含满着一种说不出的撩人的桂花香气”[1]唤起了人们的文学记忆,以开得越迟越好,开得越迟经的日子越久的哲学意蕴给了杭州的桂花更深情、更诗意的内涵。苏、杭的发展,不仅仅是靠一串串数字推动的,人文的维护、文化的延传使得这两座城市在现代的步调中,更加活跃灵动,更加深刻隽永。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仅仅是因为苏杭的风光独好、生活从容,更是因为苏杭的文化底蕴得天独厚。杭州的西湖并不大,武汉的东湖比西湖大6倍,徐州的云龙湖也比西湖大4倍,但人们谈到最多的为什么仍然是西湖?就是因为西湖有故事、有历史、有文化、有文学!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挪威剧作家约恩·福瑟以“创新的戏剧和散文,为不可言说的事情发声”,苏、杭创造了中国不可替代、难以言喻的声音,我们理解“为不可言说的事情发声”在本质上就是用文学传达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作家个人独特的声音!
文学研究与区域文化之间的互动就是在这样的新机遇、新语境下展开的。文学天然地具有地域性、区域性,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共识。但是文学研究如何真正与区域发展呼应起来,却需要不断地探索。从1992年“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举行至今,关于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互动的研讨不断推进、不断深入,学界不断寻找文学研究与区域文化互动的机缘,创造文学更深入发展的契机。与区域发展的新态势相适应,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与多所高校分别举办了一系列有影响、有分量的学术活动。比如,与暨南大学共同举办的“粤港澳大湾区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高端论坛,许多学者都谈到了广东文化的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创新开拓,一个是守正返古;在北师大举办了“世界文学视野中的北京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把北京学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放置在开放、广阔的世界文明视野中,梳理了北京的文化根脉,激活了北京的文化内蕴,通过“北京书写”,将北京文化的特质辐射并呈现在世界视野中,极大地挖掘了北京文化和北京文学的现实意义;与海南师大、海南作协合作举办了“新时代海洋文学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改变了我们对文学新视野、新领域的看法:海洋不仅仅是生态的问题,不仅仅是蓝色领土的问题,我们第一次感受到海洋跟文学有如此密切和深刻的关系。海洋给我们居住在陆地上的人类以无穷的想象和联想,从航海史到我们的文学作品,到科幻文学,大量的未解之谜,大量的吸引人的故事,都是来自海洋,包括来自海洋深处。我们对深广的海洋的所有事物的了解和认识,远远没有穷尽。海洋包蕴的生命容量对人类而言是一个个亟待破解甚至无法破解的谜题,没有谜题就无法激活人类的想象,没有未知就无法驱动深刻的思考,所以海洋本身的特点和文学的特点就是相通的,它们都承载着丰饶的世相,见证着莫测的命运,包容一切,呈现一切,既宽厚沉静,又悲喜无常。对文学来讲,没有什么能比海洋更能激发我们的理想和愿望,没有什么能比海洋更能激发人类的创造能力。这是这次海洋文学研讨会给我们留下的特别深刻的印象和感慨。这些会议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区域文化、地方书写与文学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结,息息相关的互动,对区域文化与文学之间关系的考察,是我们认识文学,打开文学研究格局的有效路径。重庆师大连续七届举办“区域文化”的相关会议,实则正是在把握区域发展同文学、文化紧密联结的基础上,紧跟时代、紧跟社会的一种洞察和远见。
杭州西湖
郁达夫《迟桂花》节选
二、“大文学观”视野下
的区域文学研究
“大文学观”是一种世界性的视野,突出体现了文学研究跨界、交叉、融合的特质。将大文学观引入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对文学自身的发展和文学研究格局的拓展都有深刻的价值。我们不单要重视从区域上划分文学的类型,而且要在这种地域性中发掘文学同区域文化之间深层次的联结。区域文化滋养着在各异的风土人情中生长出来的文学,或显或隐地作用于作家的思想与精神,而文学又不断地反哺区域文化,为其注入新鲜血液。大文学观视野下区域文化与文学之间的互文、互动、互养,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而是内在地包含一种超越性,这种超越性一方面体现在文学想象对区域文化的超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文学对自身的超越。
第一,区域是作家忠实描绘的对象,亦是承载作家想象力的空间,作家在完成文学想象的过程中,内在地完成了对区域文化的超越与重构。作家对区域的感情与记忆常作用于他们一生。鲁迅在回忆故乡时曾提道:“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2]。莫言回顾自己的写作时也曾提到他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至今身上还带着很土的泥巴味的这么一个会写点小说、会讲点故事的农民作家”[3]。关于故乡的记忆,留存在作家灵魂深处,在他们进行文学创作时,故乡的种种都会被覆盖上一层诗意、想象的色彩,这既是对区域风物的描写,又是对记忆的复现和对过往经历的反复咀嚼,特别是以现实语境对回忆的改写。同时,将自身的创作与地方、区域等因素相连,也是作家确证自身位置、自剖个性的途径。李劼人的长篇小说三部曲气势磅礴,他小说中的巴蜀底蕴,不仅仅体现在他反映的是巴蜀大地上发生的民主革命浪潮,还体现在他以精微的笔法真实再现了巴蜀人民的文化性格、语言风格,叫人一读就感受到浓郁的川味。李劼人之所以能够成就描绘时代变迁、人生浮沉的“大河小说”,就是因为他写四川而内在地超越了四川。萧红特别擅长表现东北乡村的风土人情,可以说,是东北的苍凉成就了萧红的文学底色,也是萧红记录下了东北这片土地如何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交织中吐纳出独属于黑土地的文化气息。如果萧红不是生长在冻裂了的东北土地上,不是目睹了人来人往的大泥坑,就不会有作家萧红的诞生,但同样,如果萧红没有将以更渺远的目光,跳出东北这片土地来书写东北,她的文字便不会有至今仍触动人心的力量。萧红写女性生育的难关、尊严的湮灭,以整个中国大地上女性成长的苦难为标的;萧红写农民的愚昧、战争的残酷,以整个中华民族的斗争与反抗为靶心。
李劼人《死水微澜》
萧红《呼兰河传》
我们要注意到,现代作家虽然惯于将文学现象同自身受到的区域文化熏陶联系起来,但是文学作品体现着一位作家涌动着的“性灵”和全部的生命体验,所以他们的作品又自然地越过了空间的限制。作家笔下关于区域的文学想象实则是以区域为根,枝蔓而出的一棵自由生长的大树。沈从文从湘西走入北京的文学世界,自然地向往融入北京文坛,他笔下的湘西世界,不仅跳跃着独属于乡土的蓬勃生命力,而且也呼应着都市生活的光影。沈从文写湘西充满原始与野性的文明,写湘西女性单纯、清澈的感情与欲望,实则都是在与都市对话,指涉都市。他书写湘西,营构“乡下人”身份的举措,不仅成为他构筑“湘西世界”的一砖一瓦,也是他切中时代、融入社会公共空间的尝试。而沈从文将湘西写入文本,带到大众面前的过程,亦是他尝试为湘西文化言说,为湘西文化塑形的过程。如今,我们提到湘西就会想到沈从文,也正是沈从文为湘西文化赋予了现代气息。作家与地方,文学与区域,是相辅相成,相伴而生的。文学研究中的“人一地”关系,越来越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以“大文学观”的视野观照区域文化同文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区域文化与文学复杂互动的通道,带来区域文化与文学结合的活力与张力。
第二,文学研究在与区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打破自身研究的逼仄空间,打破文学自说自话的格局。区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遇合,真实地来源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语境,真实地反映了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区域文化研究越来越彰显出打通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经济、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生态的研究导向,是现代文学研究发展至今的必然态势。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拓展文学的视野,扩大文学的内涵,开掘文学新的版图,越来越成为推动文学发展、深化文学研究的重要话题。
近来,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教育部印发了《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明确调整了高等教育学科的专业设置,明确指出要深化新工科建设、加强新医科建设、推进新农科建设、加快新文科建设,其中特别强调新文科要努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要推动文科间、文科和理工农医学科的交叉融合,等等。二是在2023年度国家社科指南推荐条目汇总中没有“文学”这个门类,把文学学科移入“综合类”,这是多少年来都没有的现象。虽然在刚刚正式公布的国社科目录还是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但是此前不久的指南里面没有文学也是事实。我们认为这些新的动态对研究文学的人来说是一个严重的警示,文学的归属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摆在一个艰难的十字路口,文学很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国社科指南没有“文学”门类是一个或许并非多么不好的事情,相反,我们认为把文学独立归为一类,对文学自身的发展并不一定有多大的好处,把文学捆绑在一个固定的类型,龟缩在一个固定的门类,把自身非常复杂、非常丰富、极有个性的文学始终当作一个学科来建设,其实是很有问题的。
当下,如何安放文学?这看起来有点故弄玄虚,或者是一种过早的多虑,其实这不是杞人忧天。现在国家发展、经济建设乃至全球的变化都告诉我们,我们的文学研究只守住我们自以为是的文本是不够的,是迟早会被时代所边缘,甚至遗弃。但是,就文学本身来说,它最重要的是融入生活、融入时代,包括融入时代社会的经济建设与发展之中,区域文化研究就提供了文学安放的广阔的新空间,文学研究要跳出现有的范式,以更开阔的视野安放自我,而不要自我捆绑,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这也是大文学观的应有之义。
沈从文《边城》
三、区域文化对
文学研究的启示
第一,文学本身是无处不在的。2023年4月18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论坛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2022年度论文颁奖礼”上,大家都普遍地关注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研究现当代文学的时候,无论是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关键都在于要把文学研究与社会现实不断地融合。这种融合不仅仅是指文学的内容与社会融合,而且指文学蕴藏的情感、文学研究的方法都应该与现实交织在一起。很多现代文学作品都可以用作区域文化发展的思想资源,可以用作区域文化研究的文学视角,可以用作协同发展的情感支撑。比如巴塞罗那独特的建筑是由高迪完成的,所以有一句话叫“高迪的巴塞罗那”,更重要的一句话是“巴塞罗那的高迪”。高迪设计的巴塞罗那的建筑充满了西班牙的文化,洋溢西班牙的文学故事,把西班牙这个民族古老的传说和现代的信念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再比如说日本北海道所有的宾馆建设,基本理念就是不能喧宾夺主,不能因为宾馆的建筑设计,影响到当地的自然景观,所以北海道旅馆掩映在山峦自然中,这就是文化理念。这些事例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第二,所有领域走到深处都是文学。清华大学前不久建立了临床医学的学科,由一个资深的临床医学院士领衔建设,最初几届这个学科招收的都是临床专业的学生,但是几届之后,这个院士就提出了“医学+”的招生模式,比如医学加物理,医学加化学,等等。但是到了最近一届,这个院士特别提出了医学加文学的招生模式。医学加物理、加化学可以理解,加文学怎么理解?这位院士只说了一句话:“医学走到深处就是文学。”医学如此,艺术、传媒、生态、建筑,乃至时尚,等等,所有的领域走到深处都是文学!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将文学同这些领域结合起来,发掘文学的作用?
“京津冀文脉谱系与大京派文学建构研究”这一国家重大课题,探讨的就是在京津冀一体化建设中,如何挖掘和梳理京津冀三地的历史文脉,如何激活这条文脉并使其在区域协同发展中发挥作用,特别是关注京津冀文脉上滋养出来的“大京派”文学如何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发挥作用,如何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转换中,记录下三地的变动与恒常?“京派文学”不只局限于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京、津等地作家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京派”的内涵远远超越了特定时段、特定地域的限制。特别是在京津冀一体化的战略背景和历史契机下,更应该发掘整个京津冀地域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京津冀地区拥有同根同源的燕赵文化,燕赵地区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界地带,在历史上是多民族融合交会的地域,这里既有内陆农耕的安定又有游牧民族的奔徙,各民族的文化在此处既冲突又融合,既激烈碰撞又相互汲取,文化自然展现出一种包容力、咬合力和拓展性、承传性。那什么是燕赵文化的精魂呢?韩愈在《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中赞颂“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燕赵大地上流传的正是一股“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情怀,是激越昂扬的家国之思带来的豪气与锐气!
同样我们还要看到,燕赵文化流淌至今,既有金戈铁马的刚硬风骨,又有水泽滋养下的包蕴万藏、柔美淡雅。建构大京派文学,孙犁是绕不过去的!孙犁是白洋淀这一独特地缘哺育出来的作家,同样,没有孙犁,白洋淀也不会闻名于世。可以肯定地说,白洋淀的水不一定有杭州西湖的水好,白洋淀的地理风貌、水文环境与西湖完全不同,但西湖有西湖的传奇,白洋淀有白洋淀的故事!只有走进白洋淀,进到它的深处,才能领略到一些它的风情,孙犁的作品也是给我们这样的感受;孙犁是一面“迎风也不招展的旗帜”,白洋淀也是如此的低调、内秀。孙犁的语言是诗歌的、散文的,他的情感是浓情淡出的、沧桑豁达的,他的文字往往很单纯又深沉,简单又繁复。孙犁笔下的燕赵大地,不是充满历史的烽烟与苍凉,而是充盈着爱与柔美的水乡世界。孙犁的抒情,总是不动声色的。孙犁所写的《亡人逸事》用充满淡淡哀伤的笔调悼念亡妻,写与妻子的初见、写妻子辛苦至极却从不叫苦,用一句句充满细节的对话怀念逝去的情感,他的字句和白洋淀萦绕的水汽是一体的,他的作品真正地做到了“大味必淡,大道低迴”。
事实上,之所以提出将京派扩大成为大京派,主要是基于区域文化和文学之间的特殊关系。“大京派”文学立足于京津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有着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对于当下文学的本土化有着重要的价值。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文化的发展往往会集中、迅速、活跃地反映到文学上。地域文化孕育催生了地域文学,地域文学又反过来带动、激活地域文化,而且时间越久远,这种带动和激活的功能便越明显。京津冀文脉是否能够畅通,绝不仅仅在于历史文化遗产的整理和保存,更在于我们怎么理解、优化、提炼传承下来的文化资源,在时间范围上上至汉魏时期的《燕歌行》《白马行》《燕丹子》,经由 20世纪30年代以周作人、沈从文、废名、李健吾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以及以老舍为代表的京味文学,下至当代以孙犁、王蒙、从维熙、刘绍棠、冯骥才、刘心武、邓友梅、王朔、铁凝、徐则臣等作家,形成了一条动态传承的文脉。大京派文学始终与时代、社会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大京派的核心,就在于它既不代表某一种共同的文学风格,也不代表一种特定的文学追求,而是在本质上指向了文学气质、文化品格的延续,是一种更加宏阔、宽容、动态风格的承传。它不是京味文学和其他书写北京的文学艺术作品的简单相加和重叠,也不是北京文学、天津文学、河北文学的相互混杂,而是一种全新的更加宏观的风格建构,一种建筑在中国文学整体风貌上的深刻洞察。王富仁曾指出“现代文学不仅只是产生于区域文化中,而是产生于整个中国社会空间。要把区域文化放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系统中来自我把握、自我提升,要看到区域文化的局限性,不要以该区域出了多少重要作家来争夺地位”[4]。在京津冀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视野中,能够更好地安置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在复杂的文化关系中,对文学史中沉浮的细节加以解释,同时,更可以透过这些现象进入更为本质的文化根源和精神实质,从而将京津冀文学与文化纳入更大的也更为复杂的社会历史的总体发展格局之中。
我们研究文学的人,当然不能离开文学本身,不能离开文学文本,但是研究文学文本不能作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都说文学是无用之用,但再无用最后也要有用。我们的研究根本上是为了使文学在当下的社会发展、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为未来文学和文化研究提供一种引领和想象,与社会、与时代相接。区域文化自然地关联着地方性、地区性,但是它同样包含着历史性、当下性和未来性,区域文化视角的引人对文学研究既是启迪,又是机遇。(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京津冀文脉谱系与‘大京派’文学建构研究”(18ZDA281)阶段性成果)
韩愈《送董召南游河北序》
京津冀城市群
注释
[1] 郁达夫:《迟桂花》,载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2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 382 页。
[2] 鲁迅:《朝花夕拾·小引》,载《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页。
[3] 莫言:《好的文学也应该有怎么样的品质》,《北方人》2020年第3期。
[4] 姚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研讨会纪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