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由杨姿教授主持，周维东教授评议。刘广远、姜彩燕、贾玮、邓伟、王昌忠、李金凤、廖海杰七位老师进行了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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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广远教授（东北大学艺术学院）指出长征诗词歌有大众化和民间化两大表征，真正把文艺和大众结合到一起，在文学形式和文学风格方面都带有民间色彩。长征诗词歌在叙事话语方面具有生活性、历史性、情感性、革命性、民族性、宗教性等特点；在形式方面表现为古典诗、现代诗、宣传体等，体现了古典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艺术性与革命性的统一。长征诗词歌留下了长征的侧影，以振奋、不屈的情绪孕育着神奇的、爆发的力量。![]()
姜彩燕教授（西北大学文学院）指出抗战文学研究中应注意“汉中路径”。由于西北联合大学等学校的存在，抗战时期汉中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学活动十分丰富。她为我们介绍了抗战时期汉中地区的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牛汉等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民众剧团等戏剧团体及西北工学院等学校进行的演剧活动，以及盛澄华等翻译家的文学翻译活动，认为抗战时期汉中地区的文学活动具有丰富性、多元性、流动性等特点。![]()
贾玮教授（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认为通过对于既定界线的改动调整，区域重新分配了地域原有的人口、土地等感性资源，由此就与文学实现了深层次的互动，因为所谓文学就是以其在语言中的运作，对于感性分配进行再分配。所谓的区域文学也就逾越出了“地域”+“文学”的模式，并且在相互促成之中，真正展示新文学的文学肌理，深化了中国文学的基本，尤其是串联起了地域文学、方言写作和汉语文学等等主题，从而重新期待并勾勒出一种入思路径。![]()
邓伟教授（重庆工商大学文新学院）认为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的“地方”研究，似可称为“后地域文化”的研究。他梳理了一些新世纪以来值得关注的切入“地方”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相关理论思路及其探索，包括张鸿声的“上海”研究思路、姚晓雷的“乡土”与“民间”研究、“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李松睿的《书写“我乡我土”》、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地方路径”建构、姜涛的“社区”视角研究，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地方”研究，是显现出一种难得的研究活力与实力的存在。![]()
王昌忠教授（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指出，在抗战时期，诗歌创作的蓬勃，也带动、造就了诗歌评论的热闹。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聚集有众多诗人、评论家，又因为避开了战火的直接侵扰，得以开办文学报刊、举办文学讨论等活动，从而获具了开展文学评论的主客观条件。抗战大后方的诗歌评论涉猎范围相当广泛，既包括抗战时期诗歌书写的总体性、宏观性评论，也包括抗战时期的重要诗歌现象、潮流、运动的评论，还包括抗战时期具体而微的诗人、诗作的评论。就评论内容而言，无论是诗歌的思想内容、情感意涵，还是诗歌的语言形式、艺术风格，都成为了抗战大后方诗歌评论的言说对象。![]()
李金凤副教授（西南大学文学院）表示，陈铨在抗战时期的历史处境和思想走向值得关注。作为一个自由文人，在章汉夫的“檄文”发表和《野玫瑰》风波之后，陈铨的政治态度、精神状态和思想意识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是在国共两党的“左推右抱”中，政治立场由中立转向右倾。陈铨的“转向”是时代使然，是现实遭遇所迫，更是符合其思想脉络的选择。陈铨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思想具有极大差异，在战时却走向了耦合，陈铨不加辨析和区分，造成误解和纠纷，也带来历史的警示。![]()
廖海杰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从抗战时期遍及大后方的恶性通货膨胀这一经济背景重读《淘金记》。他认为通货膨胀是《淘金记》的真正“主角”，使小说出现了人物主体性残缺、情节“大局面反讽”等特质，凝聚了现代经济灾难中的生存体验，也带上现代主义色彩。在政治关切上，《淘金记》表现出对通货膨胀加剧“独立王国”状态、地方无法被整合进“现代中国”的忧虑。小说对通货膨胀环境中“人人相互为敌”的自然状态的展示，又从反面证明了革命以建立真正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必要性。![]()
周维东教授在评议中充分肯定了各位老师在各自领域的精彩发现。刘广远教授的发言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注意区域文化建设中艺术层面的内容，提供了新的视角，二是在长征这种流动性的形式中，区域性得到了强烈的呈现。姜彩燕教授挖掘了抗战时期汉中地区文学活动的相关史料。汉中地区丰富的文学活动是在流动和迁徙当中形成的一个小的浪花，但这个浪花可能有助于重新建构整个文学史和文学地图。然而西北联大怎样与汉中发生勾连，汉中如何成为路径值得进一步探讨。贾玮教授关于区域文学理论的研究，补足了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在理论方面的欠缺，他提到的区域回归生存境遇和区域对于感性的再分配等问题都带来很大启发。邓伟教授的后地域文化的研究高屋建瓴，使我们关注到区域文化研究新的可能性，遗憾之处在于未对这些可能性做出进一步的评议。王昌忠教授关于抗战时期大后方诗歌的总体性、纵览式研究显示出学术的抱负与气势。李金凤副教授关于陈铨的研究，资料丰富，注意到了种种现实政治文化力量之间的角逐。廖海杰博士通过经济视角研究文学很有特色，论文写作很有想法和才华，但在经济与社会视野之下谈文学时，也需要注意文学性的问题。
第二场由王昌忠教授主持，蒋登科教授评议。廖久明、妥佳宁、张志全、梅琳、杨华丽、黄菊六位老师进行了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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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久明教授（乐山师范学院）指出，郭沫若于1944年3月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后，受到了国民党御用文人的攻击。他借给费正清回信的机会借机抨击国民政府的做法，并发表自己的看法。而随后的华莱士访华促使郭沫若对《答费正清博士》进行重写，并以《答国际友人的一封信》的名称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最初写作的信件以《答费正清博士》为题收入 1947 年版《沸羹集》，在将《沸羹集》中的该信收入 1956年版《沫若文集》时，又因为时代原因进行了修改。由此可知，要想较为准确、深入地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结合时代背景是不可能的。![]()
妥佳宁副研究员（四川大学文新学院）提出了竹内好“回心”论述的语境重置与视角转换问题。他认为竹内好的“回心”论述在战后的变化与日本思想界的整体焦虑变化有关。竹内好将讨论“回心”的语境，从中国本土内部的“专制”语境重置为日本外在的“殖民”语境，并将论述视角从鲁迅的个体视角转换为东亚各民族的国族视角。这种语境重置和视角转换的洞见及遮蔽，对于中国反观自身思想界的焦虑，具有正向与逆向的不同启示。![]()
张志全教授（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指出，在大后方，以《平剧旬刊》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由京剧票友、剧作家、剧人组成的群体。他们一方面固守着自己的审美趣味，另一方面，面对抗战戏剧运动的感召以及京剧“背井离乡”的尴尬遭际，他们也不得不考虑京剧的生存境遇，在保有京剧传统韵味的前提下，探寻京剧的现代性与大众化。通过对《平剧旬刊》的考察，可以见出他们在抗战中的艰难选择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的戏曲观念。这使我们意识到，政治语境纵然是戏曲现代化进程中绕不开的话题，但戏曲现代化的内在尺度一直在场，也正是这一尺度，维系并传承着戏曲这一古老艺术所固有的“光晕”。![]()
梅琳副教授（西南大学文学院）指出，此前研究多偏重于知识青年从军，对从军前的知识青年思想关注有限。抗战初期大后方的知识青年思想问题是关乎抗战前途的问题，唤醒知识青年思想，对知识青年的思想进行纠偏，均是为了促使知识青年为抗战服务。但在知识青年办壁报、知识青年登记以及知识女青年几个事件中知识青年表现出的苦闷与彷徨，折射出了抗战初期大后方知识青年思想问题的复杂和纠缠。![]()
杨华丽教授（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以《北平的义务戏》为中心，探讨王余杞对梨园公会义务戏的态度问题。她指出，在补足《王余杞文集》中被删掉的部分后可以看到，王余杞的写作并非是呈现“旧京风情”，而是对于义务戏的直接批判。他批判的不只是赴平火车上以及北平城里的戏迷，还包括众人赞不绝口的“四大名伶”以及其他艺人、戏剧等。王余杞对此次义务戏的演出者、观看者以及戏剧内容的全面反省与批判，以及试图将该文刊载于北平报纸的新闻版而终于失败的经历，揭示了他战时特有的可贵的清醒。![]()
黄菊（西南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在对北碚峡区图书馆的考察中指出，峡区图书馆是卢作孚规划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项目之一，在他的乡村建设蓝图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峡区图书馆为中心，北碚建成了多处图书馆和阅报处。图书馆不仅是民众受教育的机构，也承担着传播现代文明、实现地方现代化的职责。峡区图书馆的建设过程，也是以峡区乡建精英为主体的图书馆建设者们成长的过程，他们围绕图书馆所做出的思考和探索，恰好是卢作孚“人的建设”的理念的体现。 ![]()
评议人蒋登科教授（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指出，本场发言是从微观的角度来探讨文学、文化与区域文学、区域文化的关系。廖久明教授通过对书信的多种版本进行考证，将其还原到历史现场中，揭示出《答费正清博士》一文的流变过程与原因。妥佳宁博士对竹内好战前、战时和战后的“回心”观念转变进行的系统研究，对区域文学的内涵应当有所延展的看法都对我们有启迪意义。张志全教授在抗战报纸和刊物的研究方面成果明显，为我们呈现了大后方京剧发展的状况。梅琳副教授从国民政府的视角来谈抗战初期的知识青年的思想问题，介绍了苦闷青年的困境，展现了历史的另一面。杨华丽教授在佚文的收集整理层面成果显著，从最初版本中发现王余杞对义务戏的批判态度，还原了历史真相。黄菊副研究员从现代化城市的规划入手，对图书馆进行了狭义与广义的研究，发现了现代图书馆建设在民众教育、传播现代文明方面的重要影响。第三场由邓伟教授主持，李跃力教授评议。张武军、陈啸、赵牧、高博涵、陈富瑞、付冬生六位老师进行了精彩发言。![]()
张武军教授（西南大学文学院）认为北碚是研究内陆中国现代化的典型个案，它展现出与上海等沿海城市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北碚的现代化成就，不止体现在经济建设层面，更在于文化和文艺上的贡献。地方性报纸《嘉陵江（日报）》既是我们理解“地方北碚”和“现代中国”如何互动的最好材料，也是认知北碚近现代文艺嬗变的重要史料。《嘉陵江（日报）》留存的诸多“金钱板词”“新剧”“讲演”“报告”“故事”“笑话”等，诉诸声音的传播、强调听觉的反响，用文字阅读的标准很难给予它们恰切的定位。有声的文艺是北碚地区实现社会动员与国家观念形塑的重要途径，北碚因此成为“有声的中国”之典型个案，这也是“北碚路径”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价值所在。![]()
陈啸教授（中南民族大学文新学院）提出，汉派文化是一种类似于“海派”却又有着自己地域特点的都市文化。他介绍了汉派文化的生成历史和发展阶段，梳理了不同时期汉派文化影响下的武汉文学生命形态。汉派文化文学是现代中国大都市文化派系当中的重要一派，而文化与文学间的互动也带来新的研究空间。![]()
赵牧教授（广西大学文学院）介绍了马华作家丘士珍的《峇峇与娘惹》，将目光投放到更大的区域——东南亚地区，发现海峡殖民地时期华人这一群体的特定文化与心态。他借鉴人类学和民族志的方法，结合小说的细节，分析作者的叙事主体性，洞察其中隐含的海峡殖民地时期南洋华人社会中的土客矛盾。![]()
高博涵副教授（重庆师范大学初教院）提到，何其芳的童年症候使得他对自己的创作与人生都有强烈的否定态度，并使其于精神层面徘徊于自我的漩涡，诗集《夜歌》正是暴露这一漩涡的重要作品。她认为，《夜歌》中的“我们”和“我”之间的分裂，“我”与自己的矛盾、争执，表面上是充满现代性的自我思辨，实际上只是虚空的自我不断否定自我、不能接受自我的漩涡式表达。![]()
陈富瑞副教授（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在《伍绮诗小说中的中国形象》，将目光聚焦于后全球化时代的区域文学，认为华裔作家伍绮诗通过塑造依旧沉默的中国人，借助公众视野和多元媒体以及他者视域，建构了家庭中的华裔与白人形象。她试图探究华裔文学中的中国人形象及其传播和社会反响，并由此关注到社会中的少数族裔、身份、伦理等问题。![]()
付冬生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介绍了抗战爆发后四次影响大的雅集活动。他认为这些雅集活动虽然差别各异，随意性强，也存在一些不足，但显现出文人对中国文化“雅”意的崇敬和向往，彰显了陪都旧体诗词的勃兴。雅集活动是战时大后方重庆备受关注的文化事件，推动了旧体诗在抗战大后方重庆公共文学空间的合法传播。![]()
评议人李跃力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用一个“跨”字来总结这一组的主题发言。他认为，跨国界、跨新旧、跨文体、跨媒介，和区域文学文化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他指出，张武军教授对北碚的发现立足于地方路径和文学中国，有明晰的问题意识，带来新的史料、新的路径和新的视域，《嘉陵江日报》上的“有声文艺”背后是听觉叙事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复杂关系。陈啸教授的汉派文化的提法新鲜且新颖，建基于一种宏大的历史的文化的视野之上，为我们的现代中国都市文学文化研究打开一个新的思路和空间。赵牧教授从民族志的角度进行全新的阐释，基于一种历史的语境，从土客矛盾的角度来展示出峇峇与娘惹内在的深层次意蕴。高博涵副教授对于《夜歌》的解读，采用了一种心理分析的方法，回到了人本身的态度情感和思想，关注何其芳的精神博弈。陈富瑞副教授在公共视野和多元媒体的构建方式中思考少数族裔生存的话题，非常有启发价值。付冬生博士详细勾勒了抗战时期重庆的几次重大雅集活动，引领我们关注战争高压下文人心态的形成及旧体诗词在战争语境之下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