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集刊》第6辑）
本文作者熊辉教授
方敬（1914-1996）毕业于北京大学外语系，早年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战争和民主解放运动，是抗战以来中国著名的诗人、散文家、文学翻译家，也是优秀的学者和教育家。从1933年开始诗歌创作到上世纪末，方敬先后出版了《雨景》《声音》《行吟的歌》《受难者的短曲》《拾穗集》《飞鸟的影子》和《花的种子》等诗集，其中《声音》《行吟的歌》以及《受难者的短曲》三部写于抗战期间。方敬先生在抗战爆发后辗转来到大后方，而且在成都四川大学借读期间接受了建设新社会的理念，因此他的抗战诗歌具有丰富的时代内容和鲜明的个体特色。
一、大后方的抗战激情
方敬在成都、昆明和桂林等大城市以及小村庄的生活，让他对战时的大后方有了充分的理解和认识，他的抗战诗歌也多写大后方人民的抗战激情和积极支持前方抗战的具体行动。
方敬用诗篇刻画出大后方各类人群为声援抗战而辛勤忙碌的身影。那群“奔忙于熙攘的街头”的儿童，他们“身旁挂着募捐袋”，“手里拿着收据册”，不停地“问难于每个过路的人”，将“群众珍贵的血汗钱”计算好后放进袋子里，这些募捐的费用可以为前线的战士购买生活必需品，也可以让那些没有走上前线的民众尽到抗战的义务。但最可贵的或许还不是后方儿童的募捐行动，而是他们将“节约的糖果费”首先投入到募捐袋里，在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舍弃对美食的贪恋，知道如何为抗日战争贡献自己微博的力量。或许真如当年摄影记者抓拍到的镜头一样，大后方儿童的形象被定格为抗战时期“值得夸耀的中国的幼年代”。（《儿童》）除了儿童之外，社会各阶层的人民都在为前方的抗战忙碌奔走，就如诗人在《伐木》中称赞物尽其用的那样：“健壮的松树”可以制成弹箱，“结实的柏树”可以制成刀柄，“坚韧的杉树”可以制成枪托，就是那“年老的槐树”也可以让“跑警报的孩子/在浓荫下躲躲，歇歇”。以物喻人，每个人都可以为保卫祖国发挥自己的能量，前线的战士和后方的民众都在为民族解放而投入地工作。就连昔日闭塞的乡村农民也开始投入到抗战的行列中。方敬潜居大后方古老的小城，当他看到小河边的水磨“终日不倦地转”的时候，便想到了白石桥上汽车“巨大的橡皮轮子”，由水磨“古老的调子”想到了车轮“唱着时代的歌”，同时“古老的小城”和“淳朴的居民”开始领略到时代的旋律，开始在日本人的枪炮声中觉醒并意识到肩负的历史使命。驶向远方的汽车“带走了我们的愿望”，它们带着后方人民对抗战胜利的渴望奔赴前方的战场。（参阅《古城的歌》）
方敬身处大后方而心系民族的抗战，因而生活中不经意间发生的事情或偶尔出现的事物都会勾起他对抗战的感慨。由于战时条件的限制，方敬在消息封闭的大后方只能从报纸中了解抗日战争的最新情况，每次读报都会让他热血沸腾或思绪万千，日军血腥的侵略行为警惕着他，无数国人为自由而不懈斗争的行为吸引着他，战场上反抗的烽火不断地燃烧着他。不同的读报人面对相同的消息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情感和思考，但他们无一例外地会生出抗日的激昂情绪，这种情绪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直至民族最后的胜利和解放。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抗战时期的记者和作家为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他们以笔墨为武器，唤醒了更多的人参与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参阅《报》）空中忙碌的飞机也让诗人生出很多感叹。在《飞》这首诗中，诗人赞美和平的蓝空，赞美蓝空中翱翔的“铁鹰”，它们可以在一朵朵白云的陪伴下替中国人“去侦察，巡逻，/去守着天际，保卫山河”。方敬同时也赞美蓝空中“年轻的飞行师”，他们可以“把一切来捣乱的扑灭，”还可以用“戴上望远镜的眼光，/透过辽阔的视野，/取直径的距离，/替地上痴心的人们，/看看胜利的远景。”因此，该诗抒发了诗人在抗战语境下的真实愿望，他喜欢蓝空源于他对抗战胜利讯息的期盼，源于他对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期望。
大后方是前线战场的坚强后盾，只有后方人民的精神鼓励和物质供应，才能保证前方兵士无所顾虑地英勇杀敌。诗人总会触景生情地想到在前线作战的战士，他看到在九月的田野里收割庄稼的“粗壮的手”，就会想到“正在扳拨着枪机，/在这成熟的季节里，/冲锋的战号/捷报着丰收。”在诗人看来，后方人民和前线战士都在为拯救民族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流一滴生产的汗”和“流一滴战斗的血”都是在保家卫国，都是在“安慰养育我们好多代的/大地母亲”，只有全国人民一致对敌，才能回报养育我们的中华大地。方敬在《丰收》中首先勾画出一幅祥和惬意的丰收图景，然后再想到战争以及“肥美的土地”“先后沦为战区”，前后画面的巨大反差不仅衬托出战争的罪恶，而且也表达了诗人内心对安宁生活的呼唤。《光》这首诗通过“光”巧妙地将大后方民众辛劳地支持抗战的光辉形象与前线战士勇敢战斗的英雄形象联接在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参与的抗战运动便呈现在读者眼前。在严寒的冬夜，“针的光”、“剪刀的光”缝纫出后方群众对前线战士的“慰问”和“祝福”；而“枪的光”、“刺刀的光”拼杀出全民族的“生存”、“自由”和“解放”。诗人选取“严寒的冬夜”和“光”作为整首诗的主体意象，而且在每一节诗行中反复出现多次，足以见出这两个意象具有深刻的寓意：前者指日本侵略下的中国大地如同寒冷的冬夜，后者指在前方战士的搏杀和后方民众的声援下必然会迎来的胜利之光。
大后方民众除了在物质和精神上支持前方外，在情感上也体现出对前线战士的牵挂。冬天来了，诗人希望“水车轮子旋转得更急些”，“我们的手足工作得更快些”，因为“前线战士的衣裳还单薄呢”，而且每次激烈的战争之后他们鲜红的伤口也需要棉花和纱布的包扎。《棉花机》这首诗体现出诗人对前线战士的关怀之情，表明大后方人民辛勤的劳动对支持前线抗战的重要意义。《木筏》这首长诗通过岷江上运送军用物资的木筏将一系列的人物串联起来，并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道出了战争时期的不幸遭遇，最后大家齐心协力将物质按期运送到目的地。在诗人的笔下，抗战时期的岷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放筏的老翁”将自己的青春岁月留在了江上，船夫的号子声成为岷江上永不停息的“壮阔的歌声”，护送军火的兵士背后有着传奇的故事，太平岁月“运烟运酒运药材”的木筏如今“平安地运军粮运废铁”，同时将军火运送到前线。这首诗进而表达了前后方民众团结抗敌的相同心愿：“前线的兄弟正在拼命，/正需后方群众贡献力量，/前后方像人身上的血脉一样，/息息相通”。
方敬的抗战诗歌总能站在大后方的立场上去刻写战时的人事。比如《战时赠友三章》的第一章是写给深入敌后打游击战的朋友。友人从成都出发，翻山越岭到了西北黄土高原的游击区，在北国的冰天雪地里因为慰劳的诗篇和物质而感受到了温暖。越是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就“越知道敌人的无能与狂妄”，就越能体味到祖国土地的广袤和温暖，方敬希望友人能化为“正义，光明，自由”等美丽的花朵，迎接祖国的何平与解放。该诗的第二章是写给流散到大后方的朋友。有朋友自北方南来，如同“来自北方的田庄，/身上发着泥土的幽香，/荞麦和苜蓿花的幽香”。但他的家乡如今被踩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于是“随着南迁又西迁的学校”而“不能不来到后方”。在异域的天空下呼吸着相同的“反抗的空气”和“斗争的空气”，朋友最后决定要再度北还，“回到我的家乡后方/打游击，打游击……”该诗的第三章是写给从前线南来的“武装的诗人”。友人从山西东南敌占区来到西南大后方，他用相机拍摄了很多战地的实景，作为上前线慰劳战士的诗人，他自己也应该受到人民大众的慰劳。中国人民的抗战还得到了海外华侨的支持，《月台》这首诗抒发了跨越国界的战争情感。诗人善于抓住南洋各国的气候和物产特色，选取有代表性的事物作为抒发情感的载体，比如：
从马来亚带来的伞是沉默的，
从新加坡穿来的裙是沉默的，
从缅甸拖来的皮屐是沉默的，
沉默地诉说着同一悲伤的故事。
日本军国主义在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幌子下迅速扩张殖民领土，将战线拖延到南洋群岛，使南洋诸国的人民也饱含战乱之苦，他们与中国人一样都有一段难以诉说的“悲伤的故事”。诗人接下来继续写侨居海外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对祖国的回报之情，他们不仅“坚强地生长在异域”，而且在日本入侵中国之后“不顾一切扑向自己的祖国”，国内人民“打开心房”亲如兄弟般地欢迎他们回国抗战或避乱。
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大后方以它特有的包容姿态容纳了大批诗人和作家，最大限度地从物质上帮助他们度过了战乱岁月。美国人凯普（Robert A．Kapp）在《中国国民党与大后方：战时的四川》一文中对四川在整个抗战时期的重要性作了这样的分析：“在战时，四川在这个国土泰半沦丧的国家中的主要功能，是供应一切必要的人力物力以维持中央政府于不坠。虽然在1938年末期以后，就很少有大的战争，但沿着日军前线的军队仍然要补充，给粮、给饷；大量入川避难的政府官员亦需要给予薪水，维持温饱；流亡的大学教职员生也需要养活；而且在1940年后，在大后方的都市人口更加需要便宜的事物以对付人为的短缺现象及都市市场上高涨的粮价。”[1]当然，大后方的重要性不只是停留在人力和物力上，在文化上也有体现。比如大量高等院校的师生员工和作家队伍来到后方，这里既成了他们的避难所，又成了给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的“给养场”，在“教室里放不下一张书桌”的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大后方给诗人作家们提供了相对安定的写作环境，一大批诗人和作家的重要作品得以在抗战时期诞生。但与此同时，大后方落后的交通条件给内迁作家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阻碍，诗人坐在“一辆破敝酒精卡车”上看到修路的“石工”时，感慨“中国正需要宽大的公路”才能很快去“捕捉人类的豺狼”。诗人内心永远都充满了浪漫主义情愫，方敬在崎岖狭窄的山路上鼓励修路的工人、行军的新兵以及托运的骡群不停地前进，他希望“一切都前进着，/每条路都通到胜利，/通到南京、北平、东北……”（《路》）只要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抗战，沦陷区的收复和祖国的解放便指日可待。
从大后方各阶层人民的抗战激情到前方战士与后方民众的紧密协作，从大后方对前线的支持到对流散人群的包容，方敬的抗战诗歌对大后方在战时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充分的表达和书写，这让他的诗作呈现出更为鲜明的情感特质。
二、内迁人群的漂泊情感
随着日本侵略势力的扩张和中国人民生存空间的缩减，国民政府、民族工业、高等院校、报刊杂志和难民等纷纷迁往大后方，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内迁潮流。很多作家和学生随着这股潮流迁徙到大后方，他们在离乱的年代里远离故土家园，生活在陌生的城市或乡村里难免产生思乡情结和漂泊感受。
不断地迁徙和漂泊成为抗战时期逃难人群的生活常态。“兽有窟。鸟有巢。人有家。/多少人失掉了家，/多少人抛弃了家，/为了人类历史铸成的错”，（《赞歌》）可日本人发动的非正义战争让很多中国人失去了家园，很多人背井离乡，在颠沛流离中辗转迁徙，流浪的日子似乎没有尽头：“公路多尘土，卡车多劲风，/人生是没有止境的奔波，/它的路正通向无穷。”流浪途中的村民们好客的举动给漂泊者莫大的安慰，睡上一个好觉之后，明日又是“一个新的黎明的前程”，他又将行走在漂泊的旅途中。（《夜宿》）在一个由北方气息和南方气息混合的世界里，那些走过的路和翻越过的山“始终是他乡”。诗人看到骡车这个“风尘的远客”后产生了很多思考，它的劳作“给我们添一分舒息，/像战士的一颗子弹，/给我们添一份自卫的力量。”（《骡车》）我们就像是这远行的骡车一样行走在“无尽的路”上。当日本侵略者踏过长江而逼近桂林的时候，之前逃难到桂林的人群不得不再度流浪。那些载着逃难者的火车不知道要开向何方，每一节车厢都载满了中国人民的痛苦和仇恨，“北宁、陇海、浙赣的旧仇/铸成湘桂、黔桂的新恨”。（《出桂林》）战争时期的“乱离”、“穷病”、“杀戮”以及“死亡”让山上的鲜花失去了香气，让小溪的泉水失去了光泽，让蔚蓝的天空不见晴朗。在这个死寂的战争阴云笼罩下的生活现场里，诗人留下了“期待的眼泪”，他希望祖国能够战胜恶魔，民族能够迎来新生。
书写大后方逃难人群的乡愁是方敬抗战诗歌的重要内容。从北方南迁的人群碰见从故乡来的朋友就会询问老家的情况，甚至看见熟悉的事物就会产生浓厚的离愁。比如《骆驼群》一诗中，那些原本生活在北方的骆驼因为战争而来到南方“运送着粮秣军械”，初春的和风中吹来的驼铃声让被迫“流浪四方”的逃难者产生了缕缕乡愁。骆驼群似乎是“远来的信使”，使内迁到西南大后方的流散人群好像听闻到了“乡园的近讯”，尽管骆驼沉默不语，但他们“仿佛听见自由的消息/而感到了慰藉”。这是一首抒发抗战时期流落他乡者浓郁乡愁的诗篇，生活中的一草一木都会勾起他们思乡的情愫，但他们为什么会流浪，为什么会有如此深重的离愁？日本人发动的侵华战争无疑是造成他们背井离乡的元凶，因此该诗与其说是在抒发流浪者的离乡愁绪，毋宁说是在控诉战争的罪恶，只有将日本人赶出中国土地，流浪的人群才能复归家园。人们总是厌倦漂泊的生活，纷纷渴望早日找到生根的地方。抗战爆发后，诗人随着逃难的人群来到大后方，从此过上了居无定所的日子，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将去向何处，也不知道自己的家最终会在哪里？“寒带是红枣的家乡，/热带是菠萝的家乡，/蜜柑，葡萄都有自己的乡土”，可是一大批逃难的人群却不知道何去何从。《根》这首诗诉说了当时迁移到西南大后方的流散人群的集体心声，他们在艰苦的环境里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无根的漂泊感成为这群人的主体感情。
流浪的旅途不仅让流浪者充满了忧伤，而且生动地展示了全民族战时生活的心酸画面。饱受流浪和思乡之苦的人们开始追问痛苦的根源，开始痛恨并控诉战争的罪恶，比如《受难者之歌》就是对战争引发的流亡之苦的控诉，“受难者”指的是在日本侵略下不断辗转迁徙的人群或经受了战争之苦的整个中华民族。从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到1945年抗战的胜利，很多人在整整八年的时间里都处于流浪和漂泊的状态，“带血的双足”走过“小的村庄与大的都会”，在无数个充满“风霜的深夜，/穿过凄凉的街头巷尾，/去哀求最后一家旅店的/紧闭的寒扉。”战争带来的不仅是一段漫长的流浪之旅，更是一段没有目的和尽头的逃难之旅：“当我们一举步的时候，/就想起到今天为什么还要逃难，/要逃，又将逃往何乡，/我们的诅咒应该向谁掷去，/又把希望安置在什么地方？”这样的转徙和流浪固然充满了艰辛，但更让诗人感到心酸的却是流浪途中的见闻：有人为了逃难而“抢爬上车顶”、被挤下月台的孩子的“血染红了枕木”、冷酷的车门“向一个喃喃哀恳的老人关住”、怀抱“嗷嗷待哺的婴儿的弱妇/绝望地凝视着最后的列车开出”，还有那在“道旁的畜栅下，/痉挛着忍受流产的疼痛”的妇女。正是这些苦难的人群让诗人义无反顾地为着心中“伟大的理想”向前进发，而不过问山高路长。
漂泊到大后方的作家队伍因为生活的压力和情感的孤独而对抗战时有疏离。作家“和现实生活隔离，生活自然平凡，便难于写出有血有肉的作品，就是勉强写了，也未免失之于概念化。因为在前方的许多事情，是我们在后方的人无法理解的。”[2]大后方与前线消息的阻塞是造成作家远离战争的愿意之一，加上后方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让很多作家在生存和写作中徘徊，方敬创作的《古怪的城》这首诗便是大后方知识分子内心真实想法的写照。他们曾经活跃在“火炬游行的行列里”，或者是“群众大会的会场里”，但有时候他们难免逃离现实而关注自我生活的小天地。方敬有时候也会陷入犹豫和徘徊的“迷失”境地，与外在世界完全脱节而令现实环境变得陌生和“古怪”，他找不到朋友和亲人的“足迹”，找不到熟悉的街景和人群。在黑夜中痛苦挣扎之后，诗人决定明天让自己的“足迹要签到/在火热的斗争里”，移居抗战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只有汇入到全民族的抗战洪流中，才能找到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战争引发的漂泊感不仅仅体现为浓厚的思乡情绪，更包含了无法释怀的逃难情结和一个民族深刻的心灵创伤，它让中国人体味到了民族独立和自由的可贵，认识到了中国大地的安宁与丰收是最美的图景。
三、建设新社会的理想情怀
狭义的大后方主要指西南地区，这里群山起伏且丘陵重叠，整体上显得落后而封闭。作为一名具有大众情怀的进步知识分子，方敬的诗篇对后方人民的艰苦生活作了形象的诠释。组诗《村庄》生动地表现了抗战时期大后方农村的各个侧面。与前面抒发抗战情怀不同的是，这组诗主要表达了诗人对底层人生活的关注，对社会的不公正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村景》刻画了丰收时节忙碌而又美丽的乡村景色；《自耕农》写出了对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的担忧与同情；《赶街子》刻画出乡村赶集时节的热闹场面，不断上涨的物价和紧缺的物质间接表达了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农妇》写出了乡村妇女的美丽与生活的陈旧；《劳心与劳力》通过对比村姑生活的艰苦与女学生性情的烂漫，表达了对穷苦人民命运的担忧；《插秧》写农村女性从十二三岁就开始起早贪黑地劳动，辛苦劳作的岁月消损了她们美丽的容颜，生活的压力让他们没有“伤逝的闲情”。又比如《日午》写的是在炽阳高照的中午，一个挑着箩筐的老妇人的那双小脚，让诗人不禁想起了母亲以及与之相关的“凄苦”的影子，她们“年迈的脚/每一步都含着痛苦”。与此同时，大后方人民在抗战时期还要经历战争带来的痛苦，比如《轰炸季》写敌机的轰炸让很多人失去了住房，也让很多人失去了亲人，他们的生活总是充满艰辛而又多灾多难。
透过大后方人民劳作的画面，方敬看到了积极向上的精神和淳朴高尚的劳动品质，因此他赞美劳动人民以及他们的劳动行为。《劳力》一诗认为，乡下人用劳力种下了树、开掘了井、耕耘了田野，倘若生活中我们认为树很高、井很深、田野很阔的话，那势必表明劳力才是世界上最为高尚、深远和辽阔的东西。这首诗是诗人对乡下人劳动力的赞美，劳力在他眼中堪比高远的“天空”和辽阔的“大海”。因此，每当他看到那些忙碌的身影时，心底生起的更是一种敬仰之情。比如《揹夫》是对大后方山区揹夫辛苦劳动的赞颂。在交通不便的山区，揹夫就是那些“终年走着的背箧苦力”，他们从这座山到那座山之间搬运着石头，“让壮丽的建筑纪念你”；搬运着煤块，“让熊熊的炉火感激你”；搬运着军械的重压，“让辽远的战争解放你”。又比如双手“粗”而“脏”的女仆让他体会到了劳动对人生的“提炼”和“洗涤”。（《女仆》）方敬感谢劳动人民让他体味到了存在的意义，他在清早起床后被窗外劳动的声响和忙碌的身影感染，“清晨鲜美的空气”让他感受了自己的存在和活着的意义，他于是感谢那些辛苦劳作的人们，“在追求美满生活的路途上，/我应该隶属于你们，/你们使我感到人类的体温”。（《窗外》）
与关注民生疾苦和赞美劳动相对的是诗人对社会黑暗的鞭挞。在大后方的生活经历让方敬对底层人的生存现状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也让他对社会现实的黑暗面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更让他对社会主义革命有了理性的方向。《不安的夜》为我们展示了社会的病态：“走私的、奸细的、鸱枭的影子”，“那些抽搐着的被损害的灵魂”以及“比夜还黑的妓院、监狱、赌窟”等构成了夜晚的“秘密”。紧接着，诗人向读者展示了政府机构的腐败：“保险柜上是贪污的手”、“印玺上是枉法的手”、“车盘上是敲诈的手”。前方的官兵正在紧张地和侵略者作殊死的搏杀，而后方却出现了令人发指的腐化，这确实让人长吁喟叹。“夜”既是诗歌表现诗情的时间，也是诗人营造的特殊空间，它喻指当时的社会就像黑夜一样，很多人明目张胆地在“黑夜”中徇私枉法。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诗人希望能有一个“再生的天堂”，涤荡尽一切不公正的肮脏行为，让劳苦大众过上健康的幸福生活。现实社会充满了过重的“负担”，生或死都让人体会到生活中有很多无法承受之重；现实社会吞噬着无辜群众的生命：“你瞧，一些无辜的灵魂，/冻死了的，饿死了的，/敌人打死了的，/白白折磨死了的”。“无辜的灵魂”当指普通的苍生百姓，为什么会有人冻死或者饿死？这与抗日战争带来的民不聊生有关，也与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有关。被“敌人打死了的”当指前线的抗日兵士；而被“白白折磨死了的”又指哪些人呢？应当专指那些反抗当局统治的社会主义革命者，他们被投入大牢后受尽百般折磨而英勇牺牲。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参与者，诗人在鞭挞现实社会的黑暗和不公时，也为那些被折磨致死的同志感到惋惜。社会如此残酷无情，诗人只有号召人们“诀绝地向着旧日告别。/让新的爱属于我们的心，/新的路属于我们的脚步，/新的世界属于我们的肩头”。（《送葬曲》）很显然，方敬诗歌中的“旧日”指的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旧社会，“我们”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包含着阶级成分的划定和革命阵营的形成，诗人追求的新生活是普适性的大众关怀，是沿着革命党人的脚步向前迈进的新社会，是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共同拥有的社会主义“新世界”。
因为广大群众挣扎在生存的边缘，因为社会现实充满了黑暗与邪恶，才会有人去思考中国的命运和人民的出路，才会有人站出来引导和参与改造旧社会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年轻的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方敬在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现实之后，心中更加坚定了革命的理想和建设新社会的信念。人生的道路充满创伤和失败，充满“饥寒、死灭、失望”等“灾祸的重担”，但我们不会因此而失去前行的动力，毕竟还有很多不幸的同行者和远处微亮的理想之光陪伴左右：“我们，一条路上的不幸者，/今夜又会合在一起，/让脚走完这蜿蜒的黑路，/眼光凝聚在那点亮处，/绝望的爱便在心里复甦。”（《路》）“一条路上的不幸者”应该指的是像诗人那样苦闷彷徨的年轻人，“那点亮处”隐喻的应该是社会理想，表明诗人要与很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为伍，为着共同的社会理想而充满了奋斗的豪情。从个体生命的角度来讲，诗人爱“深山的幽静”、“漠野的孤烟”、“夜里的一盏灯”，但人毕竟生活在现实世界里，应该“耐得住全世界的寂寞，/又能接受一切人的声音”。（《爱》）正因为人存在的最高意义是其社会性，所以诗人才会放弃自我而“爱人生与斗争”，才会放弃对审美世界的歌吟而走向民族和人类的解放斗争。
大后方的生活坚定了方敬的社会主义信仰和革命方向。诗人在暴风雨大作的夜里思考人生和真理：“我想起了一个伟大人格的成长，/我想起了真理，更想起了/为真理而百般受折磨的灵魂，/无辜的迫害，逮捕，监禁，与死亡，/我更看见了把人类从苦难中/拯救出来的不朽的光焰。”（《风雨夜》）诗人的思考远远超越了抗日战争解救民族于侵略之中的目标，而上升到解救人类于水深火热的现实中，并为了实现“把人类从苦难中拯救出来”的远大目标而不畏眼前的暴风雨，不畏面临更多的敌人和憎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方敬跟随流亡的人群到了大后方，他先后在成都、昆明、桂林以及重庆居住过，于1938年在成都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思想上和信仰上有了新的方向。诗人在共产主义事业的道路上不断鞭挞和反省自己，他愿意为了真理和理想披荆斩棘，哪怕是迫害、逮捕、监禁或死亡都在所不惜。同时，为了肩负起解放人类的重任，革命者必须牺牲自我情感。方敬为了钟爱的事业而长年漂流在外，年迈的母亲和多年未曾祭扫的父亲的坟墓成为他心中难以释怀的惦念。在大雪纷飞的冬季，诗人猜想母亲独自守着家乡的小屋，“手里停住了针线”，因为牵挂儿子的缘故而“眼角缀着期待的泪珠”。他希望写信给远方的母亲，“让它在凄凉的屋子里/烧起炉火温慰”母亲的心。诗人“不能早回来”探望母亲，因为他的“旅程还没有尽期”，于是在情感的煎熬中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我没有抒情的眼泪，
嚼着粗粝的现实的果实，
靠着对于真与美的憧憬，
我流浪了一季又一季。
——《游子谣：呈母亲》
这首诗写于1944年冬天，那时抗日战争的形势已经开始向着中国胜利的方向逆转，很多知识分子也计划着北归或东还的学习生活，胜利的曙光已然出现在古老的东方国度，但诗人为什么还是执意认为“我的旅程还没有尽期”呢？又是什么“真与美的憧憬”让他能放下对母亲的牵挂而行走在无尽的奋斗路途上呢？显然这时候的诗人已经投入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事业中，解救受苦的大众、解放全人类成为他追求的真理。
有了坚定的革命理想之后，方敬开始变得积极而乐观，不再惧怕生活中的苦难。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消磨了很多人的意志力和自信心，但诗人坚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凭借不屈的战斗精神赢得最后的胜利。战争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苦难，而苦难又吞噬了“这个女人的丈夫，/那个女人的儿子”，还有“这片田园，那家庐舍”，战争带来的“深度与阔度”不可测算，但中国人具有不朽的精神，它可以“叫受尽折磨的人踊跃，/为了新生的喜乐”。（《苦难》）人生就像是在攀登高山一样“蜿蜒而又曲折”，在迷茫或徘徊的时候更应该坚定地行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在无路的荒山，/每步都是一个先驱，/不怕草莽与乱石，/勇敢地放下脚去，/一条新的路，/一个新的世界，/便闪烁在心里。”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在寂寞而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我们应该具有坚忍不拔的意志，“用有限的步履/去探寻那无极的峰顶。”（《山道》）诗人具有积极向上的情怀，他力图“让每个日子/都像一片灿烂的阳光”，并且希望将自己“意志的旗帜”传递到“翱翔着的鹰翅上”、“坚贞而巍峨的岩石上”、“伟大而壮丽的海洋上”以及“绚烂而崇高的太阳上”。
四、抗战语境下的诗歌观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被疏散到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开始调整创作方向，努力让自己的作品融入到民族的解放事业中。作为北京大学外语系的学生，方敬在北平陷落之后辗转来到成都四川大学继续求学，并很快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为一名年轻而有活力的抗战诗人。
抗战时期的方敬主动摒弃了之前诗歌创作中的“现代性”体验，从内在的孤独苦闷转向外在的斗争反抗。方敬1941年8月在昆明整理抗战前创作的诗歌时，认为自己早期的诗作与现实有较大距离，那些在“孤寂而狭小”的天地里产生的诗篇让他感到十分陌生：“这幽微的音调竟使我惊讶。我对它为什么那样生疏。我好像从未听聆过。更不相信曾是亲手的抚弄。”[3]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方敬对诗歌创作的认识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这当然与方敬自觉的时代担当意识有关。流落到大后方的诗人耳濡目染了抗战时期各行各业人士为民族解放所做的努力，“到处都是血与肉的搏战，反抗的呼声，对自由、解放和光明迫切的渴求。到处呈现着生命，呈现着力。”作为处身抗战洪流中的年轻诗人，方敬自然受到了时代精神的感染并开始改变自己的创作路向，他甚至直接宣告抗日战争的到来开启了自己诗歌创作的新阶段：“新的时代有力地在我的情感上划了一条界线，分明了它的两种不同的时期。”[4]方敬认为时代的声音盖过了诗人内心自我情感的声音，即便是诗人有意识地追求诗歌的现实意义，“个人的声音不过是群体当中极渺小的一份，而应该与其合致，增强其力量与音响。”[5]这也是方敬用“声音”来命名他抗战时期创作的第一本诗集的原因。
方敬认为抗战时期的诗歌是一种斗争的武器，应该发挥其战斗的功能。“在现世界的罪恶与黑暗之夜，且让我们都拔出这闪烁的正义之剑来吧。以一个战士的姿态挺身而出，诗人应该挥动他犀利的武器——诗歌，去对准丑恶的现实袭击，为群众的利益而高呼，鼓动和激励他们面向着斗争”[6]。正因为方敬先生将诗歌作为抗日的武器，因此他认为“个人哀乐的讴歌与乎身边琐事的抒写，显然早已被否定，一切不良的倾向与感伤成分已为无情的暴风雨冲洗开去”[7]，时代需要诗人高举自由的旗帜并吹起民族解放的号角。从这个时候开始，方敬在抗战大后方的诗歌创作摆脱了自我生命的“阴晦”和“无边的空虚”，他在“朗阔的天地里”演奏出了“快活”“健壮”而又“热忱”的时代之音，将自己的诗歌创作汇聚到抗日战争的时代洪流中。
方敬先生认为抗战时期的诗歌应该走“民间”的道路，诗人只有将自己的创作和人民大众的审美习惯和语言方式结合起来，才能写出有生命力的作品。“把自己置身于人民大众当中，学着使用他们生动的语言，从活的语言的宝藏中，去寻找，采取，创造那些最明确，最响亮，最有生命力的去描写大众的情感，思想和意志，而且只有用这种语言所写来的东西才能为大众所明白所爱护。”[8]正是基于这样的诗歌艺术观念和语言观念，方敬的诗歌创作具有十分鲜活的语言表现方式，而且他的有些诗篇专门采用西南大后方民间的俚俗语言，比如《赶街子》这首诗中的商品名称用的是当地人的俗称，诗中人物的对话也采用的是当地的方言，使整首诗显得既俏皮又生动，把抗日战争时期人们生活的艰辛和乐观表现得淋漓精致。又比如《木筏》这首长诗中，放筏子的老人与押送军用物质的兵士的对话也多采用方言，这样更能凸显出岷江两岸淳朴的民风，以及人们对抗日战争的支持与豪爽的气度。
方敬的诗歌创作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历经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风云，最终在中国现当代新诗史上留下光辉的印迹，足以表明其诗歌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和思想性。本文仅仅探讨了方敬抗战时期的诗歌创作，对其文学创作的丰富性和独特价值还有待学术界作进一步研究。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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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凯普：《中国国民党与大后方：战时的四川》，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八年抗战》，经济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222-223页。
[2]雷蕾（整理）：《一九四一年文艺运动的检讨（座谈会记录）》，《文艺生活》第1卷第5期，1942年1月15日。
[3]方敬：《雨景·后记》，《方敬选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4]同上书，第34页。
[5]方敬：《声音·序》，《方敬选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
[6]方敬：《谈诗歌》，《方敬选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879页。
[7]同上书，第880页。
[8]同上书，第8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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