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视的丧痛——经历患者死亡的医护工作者们

人们在经历至亲或者是好友去世时，常常会感觉到十分难过、悲伤，而从事救治、照顾病人工作的医护工作者们也经常面对患者的死亡，但由于职业性质，他们因为患者逝去产生的悲伤情绪可能经常被忽视、不被理解。

早期研究中，有部分学者认为医护工作者在患者逝去时所产生的体验与丧亲没有本质区别，抑或是其所体会的丧痛程度远远小于丧亲者。不过，最近有学者则发现职业丧痛与亲友逝去时的丧痛有其独特表现，且职业丧痛也可能产生较严重的心理健康后果，如失眠等。

美国约翰霍普斯金大学博士Jennifer Wenzel及同事认为，职业丧痛是一种因医护工作者在诊疗和照护中与病人建立起了专业关系和个人关系，病人死亡会使得医护工作者经历丧失的体验。

2019年全国约106万病人在卫生机构住院期间死亡，这可能会使得近203万名医院执业医师、324万名医院注册护士经历职业丧痛。

病人的逝去，意味着医护工作者与病人之间关系的断裂，这种丧失带来的哀伤是不可挽回的，医护工作者可能会回想起和病人相处时的情景，在情绪上感到低落与不知所措。

在病人逝去的较短一段时间内，在丧失带来的哀伤之外，医护工作者可能会产生沮丧、失望、无助、内疚与自我责怪的情绪体验，这是因为医护工作者可能会将患者的死亡视作一种职业上的失败。部分医护人员时常会觉得自己可以做的还有更多。

医护人员可能会因时常回想起病患在手术台上逝去，托盘上放着浸润鲜血的纱布这些场景而产生害怕的情绪。

对近年来被时常报道的医患冲突事件，医护人员担心其发生在自身身上，因而产生紧张、恐惧的体验。在面对患者家属的质疑、指责时，医护人员会因家属没能体谅自己已经尽力而感到愤怒、委屈，而若家属在患者逝世后仍然表达感谢，医务人员会异常感动。

而在经历丧痛较短时间内，医护工作者会按时间顺序回忆起照护或者是手术的进程，试图找出可以做出挽回的地方，也会假设与实际事实相反的事件，“如果我当时再对患者耐心一些……”并进行一定的自我反思。

医护工作者在一生中需要经历的患者死亡往往不止一次，而在不断经历这些患者的逝世后，部分医护工作者们会认识到医学的局限性，明白有些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减缓情绪上的悲伤，医护工作者会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耐心，更投入地服务患者，如在《长大》这部电视剧中周明对叶春萌说：“我们当医生的要正视病人的死亡、承认失败，才能避免以后在病人的身上犯同样的错误。”

同时，部分医护工作者可能对患者去人格化（depersonalize），即让自己远离患者，不再与患者建立除专业关系外的更亲密的朋友关系，以减少自己的情感投入，避免对未来患者的逝去产生过度的悲伤。

患者的逝去对医护工作者而言是一种与职业意义息息相关的丧痛。许多医护工作者都是带着崇高的理想给患者提供治疗和照护的，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学生誓词中有一句是“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患者的逝去，可能被他们视作自己工作无能的表现、违背誓言的事件、甚至是理想职业自我的远离。

在医护工作者的专业身份的加持下，人们总是默认他们在成为医护工作者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获得了消解患者离去的悲伤的能力，然而这低估了医护工作者面对患者死亡时的哀伤体验程度。医护工作者在经历哀伤时往往并不能获得充分的支持。

医护工作者在经历第一次职业丧痛体验时，几乎都是毫无准备的。当他们在职业生涯中第一次经历这种丧痛，这种真实的体验所带来的冲击触动与在解剖课上看到一具尸体或在书中阅读一个案例的感受完全不同，这让医护工作者在当下感到意外和不知所措，“为什么没有人提醒过我这一点？”可能是当时医护工作者心中最真实且无助的想法。

很多医护工作者在学校阶段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死亡教育，一个对医疗从业人员做的调查他们从专业教育中学会了如何救死扶伤，却没有学会如何面对与处理患者死亡，直到职业丧痛那一刻的来临。

     经历职业丧痛体验的情感和思绪是难以安放的，无论是汹涌还是平静，它们找不到出口，也难以被排解。很多时候，医护工作者的情绪体验是被剥夺的，在哀伤领域，这被称为被剥夺的哀伤（disenfranchised grief）。

在宣告死亡的那一刻，一切都是匆匆忙忙的，面对患者家属，面对科室同事，医护工作者不得不将这些情感隐藏起来，积压起来，掩饰自己以免被打上脆弱和不专业的标签。

但是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些情感，新的治疗又将医护工作者的精力和注意力拉到了新的地方去。

等到终于休息下来，坐下来想到那些离去，想去消解这份情感，医务工作者又发现自己无处可说，也不知道如何去说——当他们希望在职业丧痛领域得到一些干预时，却发现难以得到专业的帮助和回应；而想从周围人得到一些帮助支持时，却不知道如何就死亡一事开口，也不知道如何说明：“即使受过专业医学培训、面对过多次患者死亡，我们也并不是已经变得麻木与无动于衷。”

一项针对中国的医护工作者的研究表明，医疗体系和文化背景是影响医护人员丧痛体验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毫无疑问，更加和谐包容的文化环境，更加完善有序的医疗系统能够有助于医护工作者更好地处理职业丧痛，我们清楚这二者并不是轻易就能实现，但是假如你愿意在推动它们进步中付出一些努力，你可以：

最直接也是最容易做到的方法，就是承认和理解他们的体验，将我们的偏见抛开，穿过“专业”这一标签看到一个面对挫败与离别有感受、会痛苦的人。

《柳叶刀》指出医患冲突在中国的语境下并不容小觑，在面临患者死亡时，一些患者的家属会将其怪罪于医护工作者，而忽视医护工作者在其中所做的努力以及背后无言的情感。同时在中国的文化中，死亡意味着禁忌，我们对此更倾向于避而不谈。

当我们脱离带着陈见的文化，信任医护工作者在治疗患者中所做出的努力，充分承认医护工作者在患者离世时是会感受并且可以感受到悲伤的，并且理解他们在作为个人和作为医护工作者时的丧痛体验，给予接纳包容和支持，将带来极大的帮助。做到承认与理解，让医务工作者在面对周围人乃至公众时，能毫无负担坦诚地体验、表达自己的情感和经历并且渐渐将其消化。

研究表明，过去的职业丧痛体验会让医护工作者在未来遇到患者死亡时更加轻松，因此，在医护工作者的职业生涯开始之前，为他们引入职业丧痛的课程，提供关于职业丧痛的教育，能够更好地帮助他们在职业生涯中做好准备。而在经历患者死亡之后，得到正式的支持，能够帮助他们重构意义，更好地面对职业未来。

死亡教育的开展应充分考虑死亡教育的实用性，例如将对死亡事件的处理与对患者及家属的辅导作为重点内容，而伦理法律、哲学等作为补充。觉醒体验是死亡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可以模拟情景，组织医护工作者参与临终处置，为未来做好准备，进行意义构建。

值得一提的是，医务社工是开展死亡教育的重要力量之一。社会工作者能够发挥专业优势，在院内为医护工作者开展多种形式的死亡教育活动，如开展以死亡为议题的小组工作，对有重度死亡焦虑的医护工作者展开辅导等。同时，医务社工也能组织互助小组，在小组中帮助医护工作者分享经验，找到支持。

真诚的心是医护工作者职业生涯中的至宝，但穿上白大褂的他们将其掩藏在职业的身份之下。面对患者的死亡，他们用坚强自我包装，让眼泪流在家属背后，再继续为哪怕只有万分之一机会生存下来的生命而奋斗。让我们看懂他们的眼泪，给予医护工作者职业丧痛体验更多的支持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