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密宗佛教》对当时坦陀罗经文的发展、神通成就者的兴起以及神灵，比如“胜乐金刚”与“湿婆大神”愤怒的化身“贝拉瓦”（愤怒金刚），“金刚持”与“大自在天”之间既互相模拟又相互斗争的关系也做了研究和具体的阐述。
“真言乘”是最政治化的佛教形式，最适合服务于当时的领主社会，咒语可以服务于当时的土邦领主们举行加冕仪式，以象征性咒语形式的进入土王所管控的体系，保证其精神家园的胜利，国家被神圣合法化。
法国学者萨耶考证，公元一至二世纪真言咒语已见于佛经中。公元五世纪的《宝幢陀罗尼经》中出现了两页的没有字面意义的“陀罗尼”经文，公元七世纪左右，真言大流行，人们往往用“真言乘”来称呼“金刚乘密宗”的这个密教的第一阶段。
真言乘中，复杂的手印、护符、曼陀罗都被用来表示神的形象，承认大乘佛教的原始佛教已确立的神灵在密宗中的地位，并且倾向于引进新的神祗，公元七、八世纪，真言乘明显的将领主尊奉为“王中之王”，佛教密宗为军阀、王公、将军、部族首领效劳。
佛教寺庙僧人和神通成就者共同注解真言乘经文，公元七世纪佛教开始出现“度母”女神，或称为“多罗菩萨”崇拜，公元九世纪起，金刚乘取得了佛教内部斗争的胜利，在佛教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金刚乘的教法和仪轨分别在那烂陀寺、超戒寺等地形成，或者是被最终确定下来，被雅利安文化同化的最低层民众，比如南方的达罗毗荼人、东部孟加拉人、奥里萨人始终坚持“神母”（印度教或坦陀罗教）崇拜，所以，公元八世纪以后，波罗王朝时期，佛教密宗的“度母女神崇拜”在孟加拉、奥里萨和比哈尔等印度东北地区得以兴盛一时，并且坚持到十二世纪，直到印度佛教在本土灭亡。
法国学者萨耶指出，坦陀罗经书中提到的“那些奇异的、残酷的、淫邪的或令人作呕的行为，可能是暗示那些在一个特定时代，当地被人使用过的作法，救度的佛教理论控制了它们，改变它们的意义和特征，已将它们用于自己的目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坦陀罗教原始的赤裸裸的性力崇拜，或者巫术接受了佛教大乘“救度”理论的指导，或称显密双修~先显后密的修持，那种原始的坦陀罗教“左道”在佛教中同样不受欢迎，必须要改头换面，重新以新形象出现在佛教之中。
当时印度的密宗佛教，除金刚乘之外，还有与真言乘近似的“经言乘”和“波罗密多”两派。
佛教为密教化，把婆罗门大神摄入佛教，做为佛教的弟子，以此来制造舆论，宣扬佛教，佛经说，梵天曾作为观自在菩萨的化身为普度众生说法，《大乘庄严宝华经》中说，湿婆大神和他的配偶乌玛都是观自在菩萨的虔诚信徒。
大乘佛教的布道者，利用这些隐喻宣扬观自在菩萨与度母这一对配偶的地位、学识、神通远胜过婆罗门教湿婆大神及其配偶乌玛。
婆罗门教和印度民间宗教（坦陀罗教）诸神被摄入佛教的万神殿中，归附于佛教，被密宗金刚乘进一步强化和系统化，湿婆大神和其配偶乌玛被引进佛经，将密宗修法女伴“空行母”，或与佛陀或菩萨结合起来的修行模式理论，加以促进。
密宗在形成的过程中，佛教与婆罗门教都在致力建立起各自的“神母”信仰，和其各自发展起来的为此建立的仪轨，都在利用这些，争取、争夺非雅利安文化的土著人群体，成为自己的信徒。
印度各地百姓信仰的神母多种多样，名称不一，印度教（婆罗门教）力图利用雪山女神及其化身~“杜尔加”和“加梨”女神去同化印度各地的“神母”，把各地不同的神母归于雪山女神的化身中，而佛教则用印度神话中的度母~“多罗菩萨”去同化“神母”，争取信众。
新编《佛教史》称，佛教密教化的倾向由来以久，公元一世纪在印度所形成的大乘佛教，它的咒语、巫术等神秘主义倾向，是大乘佛教向密教发展的温床。
大乘佛教的中观派重要理论家龙树和提婆都出身于婆罗门种姓，他们出身于婆罗门教，又用佛教反对婆罗门，成为婆罗门教的对手，他们从小受婆罗门化的教育，自然深谙印度古老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和宗教巫术。
龙树和提婆加入佛教后，构成了佛教中的另一派，他们取代了佛教中刹帝利种姓在佛教中的领导权，新编《佛教史》中说，“他们不但依靠自己的辩才，而且时常采取巫法和魔术，用以战胜论敌和弘扬佛教，他们的生活放浪不羁，热衷权势富贵，同上座部的严戒苛律、禁制五情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大乘思潮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纵欲主义和密教化倾向，这在龙树、提婆的生平中也有端倪可寻。”
佛教的巫术化是佛教走向民间的重要标志，是佛教向大乘过渡的重要过程和重要环节，大乘佛教日益向多神化发展，也是从这个时期~公元二至三世纪开始的。
到了公元七世纪时，印度佛教圣地之一的~那烂陀寺容纳的“外道”，甚至比佛教徒还多，密教在那烂陀寺佛教徒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