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历史上,夏、商、西周时的统一模式是:天子~诸侯,天子为“天下共主”,那时候的天下,是天子、诸侯各治其民,就是天子的权力只是统领天下诸侯,以抗衡周边的蛮、夷、戎、狄的侵扰,并维持内部的和平。
商征服夏,固然有军事上取得的胜利,但是,真正让诸侯承认其取代夏的“天下共主”合乎法统的地位,是因为商向诸侯承诺“各守尔典”的原则不会改变,同样,周灭商之后,第一时间向诸侯承诺“宅尔宅,畋尔田”~就是承诺各诸侯“住原来的地方,种原来的土地”,由此得到诸侯对“周代商”成为“天下共主”的认可。
由此可见,夏、商、周各自的天下共主地位,其主要的责任是向外针对外族的入侵,对内则是承认、承诺诸侯国家的自治。
承诺归承诺,天子的承诺在夏、商、周时期,并没有能够有效阻挡住诸侯国间的兼并战争,也就是说,天子的承诺,在夏、商、周时,已经被诸侯国的军事实力屡屡挑战,诸侯无视天子的权威,兼并战争不断进行,并且愈演愈烈。
夏禹时,天下诸侯万国;商灭夏时,已是诸侯三千;西周灭商,则是诸侯千八百;春秋初年,还剩下诸侯二百二十四国;战国之时,列国不过十余,是齐、楚、燕、赵、韩、魏、秦为雄。
诸侯国间的兼并战争,最终破坏了社会的原有组织,基层的村社习俗制度解体,世袭的贵族领主制度被破坏无遗,在这一过程中,原有的社会道德随之被摧毁,所谓“春秋无义战”,战争的规则不再受到“礼”的限制,“矜势力与尚诈力”~战争不再是诸国间宣扬武力的仪式,而是彻底现实化、血腥化,“智谋”取代了战争“礼”,战争开始了新的规则与形式。
而战国初期至秦统一六国的变法革新,无论是齐国打着“黄老之术”的以道革新,还是魏、楚、秦、燕诸国的依“法家”的变法图强,无不是为了打击贵族世袭制度,把分散的贵族、封君的权力收归君主一人之手。
西周之时,宣扬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还仅仅是周天子对天下的一种口头上的主权宣示,但是到了春秋中期以后,各诸侯国君主对土地和百姓的实际控制~“封土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
那时期的诸侯所谓“政事”的最终目标,就是“广土众民”,春秋中期之后的历史中,兼并加剧,从春秋初期的“诸侯争霸”,彻底演变成对土地、人口的吞并战争,统一天下的目标,不再是成为“天下共主”,而是“并诸侯,吞天下”的统一。
那么,所谓诸侯国变法图强(图存),把国内权力集于君主一人,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个常态,但是在天下一统之后,被认为是统治天下唯一的体制状态,是个大大的误导与误判。
秦始皇统一天下,施行皇权与集权制度,以天下为郡、县制,派官员管理地方,历史上的分封制彻底被废除,这样的制度设计,很明显是借鉴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经验教训,本质上是强化皇权的排它性。
秦始皇认为,这样的制度彻底的根除了任何对皇权觊觎与竞争的可能,可以让他的皇位平平安安的“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
始皇帝明显错判了他所继承制定的“秦制”的可操作性,以为几百年春秋战国“富国强兵”集权制,是常态,却不知道,所谓春秋战国时期的富国强兵制度,只是一个乱世时的临时应变法则的过渡,虽然春秋战国时期太久了,让秦始皇有这种误判无可厚非,但是历史不会给这种根本性的误判丝毫机会。
秦始皇的“以史为鉴”,对历史上的诸侯、卿大夫擅用天子的“礼乐征伐”之权,以及天子、诸侯、卿大夫子弟争权酿成的祸患,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在秦制下是根绝了,但是,秦始皇误以为自己的绝对权力不需要臣属分享与协助,所以秦始皇的官僚体系的设立监督,一开始就完全被始皇帝漠视与无视了。
始皇帝以为自己设计、制定了大秦帝国的政治架构,自己就是权力规则的本身,不久之后,历史证明了赢政想法的荒谬。
毕竟从夏、商、周,春秋、战国以至秦,国家内部对君主权力的威胁都来自于贵族,而面对新兴的官僚集团,谁都没有经验,秦始皇以为官僚的权力来源于皇帝,那么官僚就应该无条件的服从皇帝的权威。
因此,秦始皇对如何从官僚制度上,如何彻底消除对皇权的觊觎与竞争的可能性,基本上没去考虑,结果,秦始皇以为自己建立的帝国制度,可以保证“至千万世,传之无穷”~铁桶一样的制度。
在秦始皇死后,丞相李斯与宦官赵高的一次勾结,就轻松地改变了秦始皇的临终遗嘱,杀了本该继承皇位的长子扶苏,让少子胡亥篡夺了皇位,秦始皇一手设计的“秦制”,在这时候,实际上已经土崩瓦解。
不久,宦官赵高不断加强自己的权力,杀了丞相李斯,把官僚权力的代表“丞相”的权力废掉,也就把官僚的权力收归了己有,才有了之后的“指鹿为马”,彻底清除了官僚中的反对势力。
这时的秦帝国,在统一之后,权力体系中的“三架马车”中,外戚还未登场,相权(官僚)权力未张,就被宦官干掉,秦帝国灭六国,统一天下后,中央权力的架构还未形成雏形,就被宦官赵高一支独大,权力彻底失衡,变成宦官直接面对皇权,挑战皇权的态势,接着,毫无政治经验的秦二世胡亥被宦官赵高架空,成为秦帝国的摆设、傀儡,之后死于赵高之手,皇帝成为宦官的替罪羊。
上层的权力失衡,宦官独大,架空了皇权,官僚纷纷卖身投靠,以求平安,郡县制体系管理成为真空,官员无视百姓的死活,很快,陈胜、吴广的求活反抗,把秦帝国彻底拉入混乱,虽然子婴诛杀了宦官赵高,但是秦的官僚体系的管理能力,在赵高的破坏下,已经不复存在,于是“秦二世而亡”,赢子婴在诛杀赵高四十六天后,投降了先入关中的刘邦,秦亡。
新一轮的权力体系建立与洗牌,在刘邦建立起汉朝后,重新开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