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疏于阅读的人能有华章问世，能有高论示人。唯有博览群书，才能登高望远、广引博征、触类旁通、左右逢源，才能厚积薄发，立自家之说，论自家之言。
本文节选自哈耶克1961年的一个报告——经济学与技术，观点比较新颖，似乎亦蕴含人生哲理。
人们普遍认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所使用的技术方法，对于试图致富的贫穷国家来说也是最有效的。人们认为，技术最先进国家所采用的技术，对与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来说，都是一种最佳的技术方法，这一观点几乎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但事实上，这与事实相去甚远，而且可能会产生极大的误导。然而，正是由于这种误解，在欠发达国家，可用于新投资的大部分资本对提高生活水平的贡献远远小于它本来可能发挥的作用。
富裕国家技术领先的假设并非绝对：它们可能在某些领域如高劳动效率上表现突出，但在不同环境下，这未必是最佳发展方向。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适应富裕国家条件的技术较之于适应贫穷国家的技术更为成熟。这种做法的负面影响是，贫穷国家将有限资本投入到仅为少数劳动力配备的类似富裕国家的资本设备上，而非广泛普及。
当然，只有这样才能把富国发展起来的高度自动化的工艺引入穷国。但这意味着，在劳动力非常稀缺和昂贵，而资本相对充裕的条件下采用的技术，却在劳动力非常廉价而资本非常稀缺的条件下得到了应用。我强烈怀疑，在这方面，印度引以为豪的最现代化的钢铁厂是一种非常浪费的投资，我确信，几年前我在西班牙看到的 “世界上自动化程度最高、最节省劳动力的人造丝厂 ”也是如此。为了从有限的资本中获得最大的收益，资本应该分散、广泛地使用，而不是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这一点似乎毋庸置疑。但这意味着可能必须使用与富裕国家截然不同的技术。一般说来，这意味着这些国家需要可能是更好的犁、车、役畜和农舍，而不是联合收割机甚至拖拉机。
在较贫穷或欠发达国家，采用最有效的技术方法来提高生产率和收入有两个主要障碍。第一个障碍是，适用于这些国家的方法通常还没有在现有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研究出来，还有待于发展。当然，这些国家要想最迅速地提高收入，所应采用的技术并不是西方国家在它们还像不发达国家现在这样贫穷时所采用的技术。
这些技术，应该是现有科学知识在欠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条件下，以最有效地利用人均相对较少的资本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的应用。然而，这种技术的开发本身就是一个既费钱又费时的过程，需要大量的投资。在某些情况下，适应富裕国家条件的技术是现成的，而适应贫穷国家条件的唯一技术是过时的，不适应当前的知识，这一事实将使得前者在经济上也更为可取。投资开发适合于人均资本设备少得多的技术，可能是最紧迫和最有益的投资形式之一，而鼓励这种投资则是经济政策中最重要但也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
但是，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不仅会遇到许多在美国或欧洲接受了训练的工程师的抵制，因为他们希望直接应用他们在训练期间所学到的和所欣赏的东西，而且更会遇到政府规划人员的抵制（在不发达国家，投资的方向主要掌握在政府规划人员的手中），因为，虽然现有资本大量集中在少数非常现代化的工程中，有利于中央规划机构的有效指导，但分散在许多人手中的资本的使用实际上是中央规划者无法控制的。
另一方面，我很清楚，将资本以小额的方式进行广泛的分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超过一定程度后，分散资本的成本可能会变得过高。尽管如此，在我看来，在印度这样的国家，最佳的使用资本的方式，可能更接近于为个体农民提供更好的工具，而不是创建美国式的自动化工厂。
在截然不同的经济条件下，要充分利用现代知识的可能机会和潜力，不能简单地模仿，而是需要发展新的技术，这当然会产生进一步的政策影响。虽然这是这个领域最吸引人的话题之一，而且历史也充分说明，长期以来，阻碍技术发展的原因与其说是缺乏理论知识，不如说是缺乏实际试验的机会，但我还是要抵制诱惑，不在这个时候详细阐述经济自由与技术发展速度之间的一般关系。因此，在我看来，同样相当肯定的是，如果不给不发达国家的个体生产者以机会，让他们试验由相互竞争的设备制造商向他们提供的各种工具和技术，并把适应具体情况而不是符合进口标准作为主要目标，那么，不发达国家所需要的技术发展就不会出现。
197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结果公布时，西方经济学界几乎陷入一片错愕。出人意料的是，因“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及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相互依存关系的深入分析”，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经济学家贡纳尔·默达尔与奥地利籍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共同获得。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穆瑞·罗斯巴德在写于1974年的《哈耶克与诺贝尔奖》一文中称，哈耶克的获奖，“对美国和全世界的自由市场崇拜者来说是一个惊喜”，因为自创立伊始，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偏向那些左翼的，反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他们往往致力于以数学语言发展经济学理论，用各种精细的数理模型论证自由巿场的局限。与之相比，哈耶克却是在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光谱中，为他所复兴的微观经济学找到了位置。
为何在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竟决定向这位自由主义的不懈捍卫者献上迟来的肯定？原因或许在于，20世纪30年代曾经遮蔽哈耶克的凯恩斯式宏观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诸多举措留下的政治经济遗产，在发端自1973年的一系列滞胀危机中崩解了。此后，西方各国遂开始其向新自由主义的漫长转变。在美国历史学者，《经济学人》编辑马克·莱文森看来，1973年是世界经济转折的一年。二战后持续了整整25年的繁荣景象，此刻已如肥皂泡般塌陷，只留下稀疏的油花。在《大转折》一书开篇，莱文森用石油危机的惨淡景象，揭开了那绵延至今的衰败的序幕。
2021年的美国电影《甘草披萨》，亦还原了石油危机爆发的一刻。1973年11月的一个夜晚，男女主人公推着汽车走在沥青路上，沿途他们寻找着加油站，却只被告知油料已尽，他们不得不一路推行，直到在筋疲力尽中迎来破晓。然而，他们身后的昨日世界，那个曾无比稳固的经济秩序，却正在开裂。今天的我们，则生活在这开裂的余音之中。于是对我们而言，如何看待哈耶克及其思想成果，不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哈耶克愈发被当作一个思想符号，一个意识形态的幽灵，其思想的细节反而被匆匆掠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