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卜 王妙发 | 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空间分布、类型及其自然环境背景

张鹏卜　王妙发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张鹏卜，男，1991年生，陕西西安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王妙发，男，1952年生，上海人，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考古地理学、中日交流史等研究。

随着聚落考古学、环境考古学、考古地理学兴起，学者们利用考古资料切入，探讨遗址（聚落）的选址、时空分布、空间形态、演化模式等，结合自然环境要素研究史前人地关系演变，取得了丰硕成果。[1]但已有研究区域多着眼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燕辽地区，研究时间侧重于全新世至商周时期，较少关注旧石器时代东北地区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演变。自从1931年由尹赞勋、殷宝兴、B.B.波诺索夫等学者发现顾乡屯古生物化石以来，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2]。特别是《中国文物地图集》东北地区各省分册的出版为学界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该套图集提供了相当丰富的遗址资料，基本涵盖了地理位置、年代、面积、文化层厚度、遗物等信息，部分遗址还记载了河流、地貌等，并绘有遗址分布图。[3]赵宾福在《东北石器时代考古》一书中对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状况按流域分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绘制了主要遗址的分布示意图，并系统研究了当时的古环境与狩猎活动。[4]陈全家、王春雪对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存的文化特征进行研究，指出该地区遗址主要分布在旷野、河流阶地上，具有东南部多，平原山地交界处多，第一、二级上多而北部少，高山地区少，高阶地少等特点。[5]以上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为了解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状况，分析当时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演变提供了重要参考，但笔者觉得学界对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空间分布、类型特征，以及与地貌、河流、海拔、气候等自然因素关系的研究似乎着力不多[6]，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在此思考基础上，笔者利用考古资料，探讨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空间分布、类型及其自然环境背景。

本文中东北地区指中国境内东北部（115°31'—135°05'E，38°43'—53°33'N），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呼伦贝尔盟、兴安盟、通辽市和赤峰市。全区地貌自外而内分别为河谷低地、低山丘陵、平原，呈“三面环山，平原中开”的大盆地特征。盆地南部和东北角可通外界，前者由辽河平原南下可至华北平原，后者经三江平原可至鄂霍次克海。[7]本区基本轮廓形成于中生代燕山运动，东部山地和大兴安岭普遍发育有2—3级夷平面、河流阶地，上新世中期形成了广阔的熔岩台地，更新世又形成了较大规模的锥状火山丘。[8]全区分为松嫩平原西部的内流区和黑龙江、图们江、鸭绿江、辽河等流域的外流区，其中松花江和嫩江水系横贯萦绕于东北平原，黑龙江、乌苏里江、绥芬河、鸭绿江等河流环绕弧形山地外侧。湖泊类型主要有火口湖、堰塞湖、构造湖等[9]，集中分布于长白山地和松嫩平原，如长白山天池、镜泊湖、查干湖、兴凯湖等。气候属寒温带和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寒冷而漫长，夏季温暖湿润而短促。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为400—700 mm，1月平均气温多低于-20℃，7月平均气温多在18—24℃。区域内多为冷湿性森林与草甸草原，山地植被以寒温带针叶林、温带针阔混交林为主，中部平原则是温带森林草原与草甸草原景观。[10]

资料来源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中国文物地图集》，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古四省分册；二是发掘报告和学术文章，主要期刊有《人类学学报》《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北方文物》《边疆考古研究》等。根据上述资料统计，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地点），简称“遗址”，共计229处。这些遗址部分存在多期叠压关系（表1），如庙后山遗址分为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阶段[11]，金牛山遗址分为早、晚两期[12]。前者统计为3处，后者统计为2处，其他类似遗址同样处理。部分遗址根据该报告介绍和地理坐标的“单一性”而作“1处”统计，实际包含多个（小）地点，如周家油坊遗址为7个（小）地点[13]，碾子山遗址群在方圆约10千米范围内发现25个（小）地点[14]。根据上述方法对资料处理和统计，结合学界相关研究[15]，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为7处（500—140ka BP），中期遗址为17处（140—50ka BP），晚期遗址为224处（50—8ka BP）。研究具体步骤：先对该地区90 米分辨率SRTM DEM数据、地貌、水系和各时期的遗址在QGIS中进行矢量化处理；然后分层设色，在地形图上绘制各时期遗址分布图；最后结合地貌、河流、海拔等因素分析遗址的空间分布和类型特征，并探讨旧石器时代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表1　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堆积类型

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空间分布和分类研究基于宏观和微观视角，在根据资料将遗址分为早、中、晚三期的基础上，对各期遗址的空间分布、遗址所在的海拔、遗址与河流的关系、遗址的地貌类型等方面进行分析。依据该地区地貌类型和海拔特点分为0—200米、200—400米、400—600米、600—800米、>800米5个级别；遗址类型根据遗址所在地貌形态分为山地丘陵型（山地、山前缓坡及山地平原过渡地带的孤山）、岗丘台地型（不同岗地、台地和小丘）、河谷阶地型（河流两岸平缓的阶地）三类。

上述根据地貌所做的遗址分类基于以下认识得到。本文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年代跨度为500—8ka BP，地质年代为中更新世以降。根据地质学相关研究，新生代喜马拉雅运动基本奠定了中国现代的地形特征，陆地轮廓和现在基本相似。[16]中更新世以来，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地形基本保持不变。[17]东北地区受新构造运动影响，地形地貌变化较为显著，如中部平原不断沉降，东部山地和大兴安岭不断翘起[18]，松辽平原地区古大湖的演变[19]等，对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空间分布有一定影响。但是中国及其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所处的微观地貌整体变化不大，并有一定规律可循[20]，因而本文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分类和描述是基本符合事实的。

（一）旧石器时代早期

该地区发现早期遗址7处（表1，图1），分布较为稀疏分散，主要集中在东南部的千山山麓地带和松嫩平原东部地区，大兴安岭地区和东北平原中西部地区尚无早期遗址发现。从遗址反映的居住方式看，早期遗址主要是洞穴类型（5处），多分布于低山丘陵地带的缓坡及平原地带的小山小丘上；旷野遗址数量相对较少（2处），分布于低山丘陵地带中小河流两岸阶地上。

图1　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分布

经笔者统计发现（表2）：早期遗址平均海拔约220米，其中4处在200米以下，约占早期遗址总数的57.1%，有2处分布在200—400米，1处在400—600米，海拔最低的为藏山遗址（约60米），海拔最高的为仙人洞遗址（460米）。

表2　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不同海拔遗址的分布

遗址与河流的关系问题可通过遗址与河流的距离、相对海拔等来说明。早期遗址中，有6处分布于今中小河流两岸，例如，阿城交界遗址位于阿什河东岸[21]，王府屯遗址位于松花江西南岸[22]。此外，现已发现的早期遗址位置大都高出河面、地面一定距离（表3），如藏山遗址高出河面、地面约20米[23]，仙人洞遗址高出地面约110米[24]，牛鼻子地点高出河面约20米[25]，庙后山遗址所处的山坡相当于高出汤河约60米的三级阶地[26]。推测当时的人类倾向于将生产、生活场所安置在“近河高地”。

表3　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与河流距离和高差

早期遗址类型中（表4）山地丘陵型有3处，如辽宁庙后山遗址地处千山山脉东北端山地丘陵地带的低山南坡[27]，吉林仙人洞遗址位于哈达岭山脉寿山东坡[28]。岗丘台地型有3处，如金牛山遗址位于辽河平原南缘半丘陵半平原地带的一座孤立小山丘上[29]，黑龙江阿城交界洞穴遗址位于张广才岭余脉与松嫩平原相接地带，高出地面20余米的孤立小山北半部因采矿场多年采石而被掘平，暴露出地下约20米的石灰岩洞穴[30]。河谷阶地型有1处，如辽宁桓仁牛鼻子地点位于浑江北岸二级阶地上，地势较高，周围群山环绕。[31]

表4　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类型及地貌

（二）旧石器时代中期

该地区发现中期遗址17处（表1，图2），其中庙后山、牛鼻子、仙人洞等遗址含早期或晚期，农大后山、蔬菜村等12处遗址含晚期，仅鸽子洞遗址、蛟河砖场遗址属单一的中期遗址。从空间分布看，中期遗址与早期遗址相比出现了较明显变化：一是有早期遗址分布的松嫩平原东部、辽东半岛等地区未有中期遗址发现；二是从发现数量看，中期遗址较早期遗址增加了143%，并出现“组团”分布现象，集中分布于长白山地的千山、老爷岭等山麓地带的中小河流两岸。至于广阔的大兴安岭、中部平原和东部山地的三江平原等地区仍无遗址（图2）。从遗址反映的居住方式看，中期遗址主要为旷野类型（14处），洞穴数量相对较少（3处）。

图2　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分布

中期遗址平均海拔约250米（表2），其中有10处分布在200—400米，约占中期遗址总数的58.8%；有6处分布在200米以下，约占35.3%；仅1处分布在400—600米，约占5.9%。海拔最低处为农大后山（83米），海拔最高为仙人洞（460米）。多数中期遗址所在平均海拔较早期遗址高，说明人类活动场所出现向高处迁移的现象。

发现的17处中期遗址分布于今中小河流两岸。有10处遗址（表3）已知与河流间的距离，9处距离河流不超过1千米，仅1处距离为2.6千米，另有2处“临近”河流，说明中期遗址大都距离河流1千米以内。濒河现象频现可能与遗址类型属河谷阶地型有关。遗址与河流的高差关系可分为三类，分别为高出当地河面不到30米、30—60米和60米以上。高出当地河面30—60米的遗址有9处，占有效数据的55.6%，不到30米和60米以上的遗址均占22.2%，其中最低处为蛟河砖场遗址（约10米），最高处为道河西山地点（约85米）。

从遗址的类型看（表4），中期遗址主要是河谷阶地型（14处），约占总数的82.4%。例如辽宁养树圈西南山地点位于太子河西岸的三级阶地上，周围山峰林立[32]；吉林蛟河砖场遗址地处长白山西麓和松辽平原过渡地带的拉法河东岸二级阶地上[33]；黑龙江五排南山地点位于大绥芬河“S”形转弯处的三级阶地上，周围群山环绕[34]。其次为山地丘陵型（3处），约占17.6%。例如鸽子洞遗址位于大凌河上游右岸，洞穴所在的地貌为缓坡状丘陵。[35]尚无岗丘台地型遗址的报告。

（三）旧石器时代晚期

该地区统计晚期遗址224处（表1，图3），不包括2处目前尚无法落实地理坐标（黑龙江省松岭区的中古遗址、加那遗址）[36]。从空间分布看，晚期遗址与中期遗址相比有明显变化。一是分布更广泛，此前没有分布的松嫩平原地区发现了较多遗址，大兴安岭北部地区和东部山地的小兴安岭、三江平原、辽东半岛等地也发现了少量遗址；二是发现数量更多，“组团”分布更明显，晚期遗址数量是中期的12倍有余，尤其嫩江中下游地区、辽河下游地区、千山山麓地带的遗址数皆在20处之上，牡丹江下游地区、穆棱河上游地区、布尔哈通河流域、绥芬河流域数量在10—20处。由图3可知，晚期遗址分布重心集中于东北地区东南部。若将漠河、鸡西、大连三市连成一个三角形，发现“鸡西—大连”连线附近遗址最密集，其次为三角形中部地区，顶部和外圈遗址数量较少，分布也较为稀疏（图3）。从遗址反映的居住方式看，晚期遗址仍以旷野类型为主，多达204处，约占总数的91.1%，集中分布于东部山地的山间盆地和东北平原的山地丘陵过渡地带，尤其在河流中上游两岸的阶地、台地上。洞穴遗址有20处，约占晚期总数的8.9%，主要分布于老爷岭、哈达岭、千山、努鲁儿虎山等低山山麓地带，间及辽东半岛的小山小丘上。此外，该地区遗址规模（面积）达10000平方米的有52处，约占晚期总数的23.2%，占该类型总数的43.0%（有面积数据的遗址为121处），集中分布于嫩江中下游地区、穆棱河中上游地区、长白山及千山山麓地带、黑龙江中上游南岸（缺少北岸资料，未作统计）地区。这些面积较大遗址的形成可能与旧石器时代晚期气候环境波动较为频繁、人类需要更多时间和空间来获取野生动植物资源、增强了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密切相关。

图3　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分布

晚期有高程数据遗址164处，约占晚期总数的73.2%，平均海拔约286米（表2）。其中81处分布在200—400米，约占49.4%；54处分布在200米以下（32.9%），最低为张家大院遗址（48米）；18处在400—600米（11.0%）；9处在600—800米间（5.5%）；仅2处在800米以上（1.2%），皆位于吉林抚松县，分别是枫林遗址（900米）、鱼池遗址（843米）。晚期与中期多数遗址所在海拔区间一致，平均海拔较中期高36米，且在5个区间皆有分布。说明随着人类的迁徙、扩散，有部分可能倾向于在海拔较高地区生存和繁衍。这一现象可能还受新构造运动影响，即旧石器时代晚期东部山地与大兴安岭不断翘起，小兴安岭与松辽分水岭继续上升，三江平原与松嫩平原继续沉降，晚期地层在松嫩平原西部埋藏于地下，而在东部地区则露出地表或覆盖于阶地上。[37]

晚期发现170处遗址分布于今大中小河流两岸，其余54处缺少河流方面信息。在73处有距离河流数据的遗址中（表3），49处不超过1千米，约占65.2%；24处超过1千米，部分甚至远离河流3千米以上，如嘉荫常兴屯遗址东距黑龙江3千米，珲春北山遗址西距图们江4千米，白城新合遗址西南距洮儿河5.7千米。在高出当地河湖水面的100处遗址中，47处高出30—60米，数量最多；42处高出不到30米，最低处红嘴子遗址仅高出约3米；11处高出60米以上，最高处小西崴子遗址高出达110米。

经笔者统计，晚期可按小地貌类型分类的遗址有195处，约占晚期总数的87.1%。从遗址类型看（表4），河谷阶地型（135处）[38]数量最多，约占69.2%。如黑龙江山河西山遗址位于大鸡冠山东麓穆棱河北岸的二级阶地上[39]，辽宁王立岗窝堡东山地点位于秀水河南岸的三级阶地上[40]，吉林石人沟林场遗址位于红旗河沿岸的二级阶地上[41]。其次为岗丘台地型（32处），约占16.4%。如黑龙江大龙头山遗址、小龙头山遗址皆位于新安盆地海浪河东岸突出的岗地上[42]；甘南县7处旧石器地点位于大小不等（数百至数千平方米）、高度不一（几十厘米至十余米）的土丘上[43]；吉林石人沟遗址位于红旗河沿岸的缓坡台地上，背靠南岗山脉，周围山峦起伏[44]；辽宁古龙山洞穴遗址地处小型山间盆地的一座形似马鞍状的低丘上[45]。再次为山地丘陵型（28处），约占14.4%。如黑龙江桃山遗址位于小兴安岭和松嫩平原过渡地带的桃山上[46]，吉林邵家店遗址位于龙岗山火山群西缘邵家店东北的山坡上[47]，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位于千山西麓丘陵地带的三角山端的坡脚洞穴[48]，内蒙古蘑菇山北遗址位于蘑菇山主峰北的小山坡上[49]。

综上所述，旧石器时代东北地区遗址的空间分布和类型存在以下时空变化特征:

（1）早期遗址主要分布在东南部的千山山麓地带和松嫩平原东部地区，多数在海拔低于200米的范围（57.1%），平均海拔约220米，地貌环境以山地丘陵和岗丘台地为主。人类主要居住在近河高地的洞穴中，少数居住在旷野中。

（2）中期遗址空间分布出现“组团”现象，主要集中于东部山地的千山、老爷岭等山麓地带的中小河流两岸，多数在海拔200—400米范围（58.8%），平均约250米。中小河流两岸的濒水高地逐渐成为人类优先选择的居所，遗址所在主要是河谷阶地（82.4%）。

（3）晚期遗址“组团”分布更为明显，嫩江中下游、辽河下游、千山山麓地带、牡丹江下游、穆棱河上游、布尔哈通河流域、绥芬河流域等地区分布尤其密集，多数在200—400米范围（49.4%），其次在低于200米范围（32.9%），其余在400—1000米范围（17.7%），平均海拔约286米。多数遗址中期和晚期所在海拔区间相同，较早期高；早期到晚期遗址平均海拔逐渐增高，说明随着人类游动、迁徙和扩散，部分倾向在海拔较高的地区生存。晚期人类仍优先选择河流两岸高地，但随着生存适应能力增强，生存活动空间拓展，人类活动由东南部逐渐向西北部扩散[50]，基本扩展至半个东北地区。遗址所在地貌环境主要是河谷阶地（69.6%），其余为岗丘台地（16.9%）和山地丘陵（13.3%）。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旧石器时代，气候、地貌、水文等因素制约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制约着与人类生存相关的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种属构成、分布和变迁。学者们通过梳理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动物群的演变过程及其所反映的生态特征，初步建立了本地区中晚更新世动物群与自然环境的演变序列[51]。这一类研究具体步骤如下：首先根据该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野生动物化石的种属鉴定和标本数量统计结果，确认野生动物的种类；其次从动物生态学视角出发分析该类型野生动物所处地区的植被、气候等生态环境特征；最后根据动物群的种群数量、空间分布、发展演变等特征考察当地长时段生态环境的演变[52]。笔者则在学界相关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梳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动物群与动物群所在遗址的测年结果，建立起相对完善的自然环境变迁序列，进而探究该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空间分布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

从大尺度看，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气候总体经历了温暖湿润—寒冷干燥—温和（寒冷）湿润—寒冷干燥四个阶段的变化（表5），大致符合学界已有研究结果[53]。但从小尺度看，不同阶段也经历了冷暖干湿多次变迁。庙后山遗址（第4—6层）气候总体温暖湿润，但在更小尺度上经历了由冷到湿热再到干凉的变化。与此同时，学界利用植物孢粉、湖相沉积、沉积岩芯等代用指标对该地旧石器时代气候进行了量化研究（表6），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利用动物群进行气候复原研究在时间连续性、区域差异性、小尺度精度方面的不足。这些研究成果指出，旧石器时代该地区气候在千年尺度上变化较为频繁，尤其是晚期气候变迁更为明显。同时期不同地区气候受地貌、海拔、经纬度影响也表现出不同特征，如表6中中期至晚期松嫩平原东西两侧的植被、气候具有明显差异性。

表5　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动物群、地貌、植被与气候 

表6　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气候、植被的相关研究

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主要分布在东南部的千山山麓地带和松嫩平原东部地区。该地区在地貌上属低山丘陵与河谷平原过渡地带，植被上属森林与草原过渡地带，具有特殊的“边缘效应”，在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下形成了森林、疏林、草原、湖沼、岩洞等多种生态类型，较生态单一地带产出更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如庙后山动物群中哺乳动物种类不少于37种[54]，金牛山（下组）动物群中哺乳动物种类至少有52种[55]。丰富的动物种群提高了人类获取食物的可能性，使他们能够在一处相对固定的空间内居住活动更长的时间，保留了相对较厚的文化堆积层[56]。

旧石器时代中期受寒冷干燥气候的影响，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减少、密度降低，增大了人类获取食物的难度。这种情况下，部分人类选择强化游动性策略，迁徙至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的地方；部分人类选择改变获取食物的方式，如早期人类宰杀动物后倾向于选择肉多的肢骨等部位带回临时营地，而中期人类不仅剔取肉多的肢骨部位[57]，还倾向于将牛、马等猎物的大部分带回临时营地。这一时期遗址集中分布于东南部长白山山麓地带的中小河流两岸，松嫩平原东部、辽东半岛等地区则无遗址发现。可能因为该地区山地丘陵、河谷阶地等多样地貌在相对稳定的气候环境下形成了疏林、草原、半荒漠等多种生态类型，产出动植物资源相对丰富。总体上看，中期与早期相比野生动植物资源产出空间缩小，密度降低，人类获取食物方式改变，可能是该阶段文化堆积层（相对早期）较薄的原因之一。[58]

旧石器时代晚期气候以末次冰盛期（LGM，26.5—19.0ka BP）为界，分为早、中、晚三段（表6）：早段主要是相对湿润背景下的冷暖波动，中段受冰盛期影响呈寒冷干燥特征，晚段随冰盛期结束逐渐转为相对温暖湿润。气候变化与遗址空间分布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当气候出现冷暖干湿剧烈变动时，植物群落和动物种群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加大了人类与自然资源之间的不平衡，对人类生存提出了新的挑战，进而促使人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生存策略。[59]如桃山遗址揭示了气候环境变化对人类的影响：草原景观演变为森林景观和猛犸象种群消失，导致桃山人狩猎效率下降，促使新的石器技术特征出现，强化了对当地石料、动植物资源的利用。[60]学界通常认为气候环境变化是石器技术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之一，而细石叶技术的出现揭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是如何主动适应气候环境变化的。[61]人类通过细石叶[62]搭配骨柄、木柄等制作成简单的复合工具，不仅增强了工具的适应性和可维护性，使狩猎变得更方便、更有效[63]，细石叶还可用于采集植物资源，制作冬季迁徙时应对寒冷天气所需的衣物[64]。细石叶技术在该地区较大范围的传播，促使部分人类群体对理想优质石料的控制[65]。根据理想优质石料生产核心区与消费边缘区之间的距离，可推测该地区每个晚期人类群体的分布范围达300—450千米。[66]人类在这一范围内频繁迁徙，依赖并占据遗址附近的理想优质石料资源。通过相互接触，逐渐将理想优质石料扩散至更远的地方。那些远离长白山原料产区并发现黑曜岩工具的遗址[67]，可能揭示了人类长途迁徙或贸易行为。

该地区人类在实施石器技术创新的同时也重视狩猎对象的广谱化，他们既狩猎大型哺乳动物，如小南山遗址中发现大量不同年龄的猛犸象骨骼碎片[68]可能是人类设法猎杀一整群猛犸象[69]的证据。也狩猎中小型哺乳动物，捕捉鸟类、爬行类、两栖类和水生动物，如古龙山人获取的野生动物资源包括鲤鱼、黄桑鱼、鳖、鸭、雉、大连榛鸡等20种非哺乳类动物[70]。

从宏观角度看，该地区遗址空间分布由海拔相对较低的东部山地与平原相接地带向海拔相对较高的长白山山脉地区扩散，西部地区的努鲁儿虎山东麓、西北部地区的大兴安岭山脉、小兴安岭山脉、呼伦贝尔高原等海拔相对较高的地区也有部分遗址分布。这一变化可视为人类通过革新石器技术、保持高流动性、改变狩猎方式、强化资源利用等多样化策略以适应气候环境变化的结果，也是形成晚期遗址文化层较薄[71]、单一型遗址较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松嫩平原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是遗址分布的空白区，晚期遗址数量才渐多，尤其是在嫩江中下游地区密集分布。这一现象揭示了地貌环境变化（新构造运动）对该地区遗址空间分布的影响。从地貌环境看，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松辽平原存在一处面积广大的古湖泊，其范围大致以今富裕、安达、扶余、长岭、白城、泰来等市县为边界，总面积约50000平方千米。[72]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由于松辽分水岭缓慢上升和寒冷干燥气候影响，松辽古湖泊逐渐衰亡，松辽平原逐渐形成。湖泊演变为平原的地貌变化所形成新的生态环境，推动了晚期部分人类在此地活动，形成了嫩江中下游地区遗址密集分布的结果。

1. 遗址的空间分布

旧石器时代早期，东北地区遗址稀疏分布于东南部千山山麓地带和松嫩平原东部地区。至旧石器时代中期，该地区遗址“组团式”集中于东部山地的千山、老爷岭等山麓地带的中小河流两岸。到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组团式”更为明显，尤其在嫩江中下游、辽河下游、千山山麓地带、牡丹江下游、穆棱河上游、布尔哈通河流域、绥芬河流域等地区密集分布。

2. 遗址的类型

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平均海拔约220米，多数分布在低于200米的区域（57.1%），人类大多居住在近河高地洞穴中，遗址类型主要为山地丘陵型和岗丘台地型。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平均海拔约250米，多数遗址在200—400米区域（58.8%），人类居住场所不再局限于洞穴中，中小河流两岸濒水高地逐渐成为优先选择，遗址类型主要是河谷阶地型（82.4%）。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平均海拔约286米，多数位于200—400米区域（49.4%），其次在低于200米区域（32.9%），其余在400—1000米区域（17.7%）。人类仍优先选择河流两岸的濒水高地活动，但随着生存适应能力增强，部分人逐渐掌握了在河流稍远地区和较高海拔地带活动的能力，人类活动由东南部向西北部扩散，扩展至大约半个东北地区，遗址类型主要是河谷阶地型（69.6%），其次为岗丘台地型（16.9%）和山地丘陵型（13.3%）。

3. 遗址的时空变化与自然环境背景

该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可大致归因为区域性气候环境和地貌环境双重影响下的人类主动性适应。在总体稳定的气候环境下，人类倾向于活动在具有多种生态类型的过渡地带，以便能相对固定、长久地生存繁衍（如东南部山地丘陵与河谷平原相接地带），由此形成早期和中期阶段人类群体规模小（遗址面积）、分布稀疏、遗址文化层较厚（与晚期相比较）的现象。而在波动频繁的气候环境下，人类优先选择野生动植物、优质石料资源丰富的地方，通过革新石器技术、保持高流动性、改变狩猎方式、强化资源利用等多样化策略度过气候危机，繁衍生息，由此形成晚期阶段遗址规模大、分布广泛、遗址文化层较薄（与早期和中期相比较）、单一型遗址数量多的现象。

（end）

编 辑：张   珮

审 核：程心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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