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 近代江汉平原粮棉种植空间变动特征分析(1861—1949)

李辉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李辉，男，1994年生，河南郑州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近代以降，世界市场的形成发展对小农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农业商业化程度超越以往任何时期，最显著的特征是农产品交易数量的增加以及贸易空间的拓展。港口作为农产品进出口门户，与其腹地的贸易联系渐强，集聚的增加又会促使农产品种植空间发生变化。在近代工业化的背景下，人们对诸如棉花、豆类、油类等经济作物的需求日增，经济作物的增多必然导致原有种植结构的变动，而此种变动又会推动相应区域经济空间的调整。

江汉平原[1]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种植基地，学界对该地区农业种植空间的变迁研究大致基于“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两种观点。“生存理性”论的学者认为近代江汉平原灾害频发，生态脆弱，经济作物价格波动大，促使农民多种植粮食作物以规避风险而谋求生存，该观点以张家炎、常庆欣及陈风波等人为代表。[2]持“经济理性”论的学者则从贸易史的角度展开讨论，认为汉口、沙市的相继开埠，促使该地区棉花贸易发展进入新阶段，近代湖北成为仅次于江苏的第二大棉花种植省份，即其在农业种植上的表现。该观点以徐凯希与濑户林政孝为代表。[3]

揆诸史实，汉口与沙市分别于1861年和1896年开埠通商，江汉平原所产物料可经通商口岸与世界经济联结。进入20世纪，汉口与沙市港的棉花出口量攀升至全国前三，这是江汉平原棉花种植面积扩大的结果，说明该地区农民具有较强的经济理性。但尽管江汉平原有适合棉花种植的条件，限于种植技术，农民通常是在棉田里间种其他作物，限制棉花的生长空间。[4]基于当前可获取的数据资料可知，截至20世纪30年代，江汉平原粮食种植比重极高，棉花占比不超过40%，似乎又符合“生存理性”的理论。

此外，通过对沙市与汉口腹地作物种植面积变动的考察发现，汉口港的港口-腹地互动效果还不及沙市港密切，这不仅是地理环境使然，更与港口自身的区位特征密切相关。鉴于此，有必要重新审视近代江汉平原作物种植结构的演变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内陆港口与腹地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港口-腹地”理论。

（一）粮棉种植在空间上的分布变化

20世纪之前，湖北地区的棉粮种植各有分域，因地制宜。农民在平原地区以种植粮食稻谷为主，在丘陵地带则兼种棉花——谷多棉少实乃农家常态。[5]水稻种植多在地势较低洼的平原地区，如18世纪有记“湖北荆州府属之公安、江陵二县，安陆府属之潜江、天门二县，汉阳府属之汉川、汉阳二县，田土一岁两种，熟者巨多”[6]；至19世纪，双季稻区增加了武昌、江夏、广济、孝感、石首及监利六县[7]。棉花多种植在高阜地方或陆地山坡，如黄冈、蕲水与罗田各县“于地之爽垲者，多植棉花”，黄梅则“沙隆宜棉”[8]，棉花产区大致形成于16世纪，至18世纪中期产棉县数都未有较大变化。

步入20世纪，湖北棉花种植范围开始显著拓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棉花的生产重心逐渐溯长江西移，荆沙、襄枣地区成为棉花重要产区。[9]1923年的调查显示，湖北产棉地之盛首推黄冈之新洲，次则麻城之宋埠、汉阳之蔡甸、襄阳之樊城等，产棉县份多环绕汉口。[10]随着20世纪20年代荆州地区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11]，据《中国棉产统计》历年数据分析，1921—1947年，公安、监利、江陵、沔阳、石首、松滋、天门、枝江诸县棉花种植面积呈上升趋势，黄冈、孝感、应城、云梦等县情况相应下降[12]，可见江汉平原棉花种植重心由围绕汉口港向围绕沙市港转变。

为进一步佐证棉花种植的空间拓展，借助沙市与汉口两港的棉花出口数据(图1)分析腹地的种植结构变迁。[13]如图1所示，棉花出口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开埠至“一战”期间(1914—1918)，该时期棉花出口无大幅度增长，棉花种植面积变动不大。第二阶段为“一战”结束至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1918—1937)，此时期棉花出口数量大幅增加，达到整个数据时段的顶峰，沙市、汉口、天津成为全国三大棉花出口港[14]，可反映出此时为江汉平原棉花种植面积扩展的关键时期。第三阶段为1937—1940年，受战争因素影响，棉花出口数量逐年下降。需要注意的是，从汉口出口的棉花来源并非湖北一省，还包括陕西、河南、湖南等地的棉花。相比之下，沙市的棉花来源仅限于清代荆州府各县，即公安、监利、江陵、石首、松滋、枝江及宜都县，与上文《中国棉产统计》中棉花种植面积拓展的县份相对应。此外，在1929年之前，沙市的棉花首先出口至汉口，再进行二次出口。[15]由此可知，整个湖北地区棉花出口数量的增长主要源于沙市港腹地棉花种植面积的增加。

资料来源：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4辑，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6年发行，第109—111页；《各县粮食调查(1935年)》，华中财政经济委员会档案，LS024-001-0732(1)、 LS024-001-0732(2)；北支事务局调查室《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各县别主要农产物需给状况调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8年发行，第2页。

（一）作物种植的生态经济逻辑

基于江汉平原多水的特性，张家炎推论当地居民在长期种植劳作中有多种方式创新，尤其针对粮食作物。他进一步认为，当地农民进出市场并与市场产生联系，和市场因素相关性不大，更多考虑的是适应环境、降低风险，使种植效益最大化。[21]张家炎对江汉平原生态脆弱性的描述确是事实，但是随着荆江大堤加固后防洪能力增加，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航运业发展，江汉平原成为长江流域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文图1所反映的沙市与汉口两港棉花出口数量增加也为事实，不能简单认为该地区受市场因素影响不大。

究其缘由，张家炎在论证粮棉种植变动的过程中忽视了江汉平原内部的空间差异，而这与地形因素相关，地势的高低又影响土壤的湿度。江汉平原地势低洼地区往往土壤湿润，适合水稻生存，地势较高地区土壤则多富含砂质，更适宜棉花的种植。叠加江汉平原地形、棉花种植面积与棉花等级图层可以发现(图4)，地势越高，棉花种植面积越大，棉花等级越高。荆州植棉之地，必属膏腴洲沙肥美之田[22]，沙市港周围县份地势较高，河流附近和低洼地区多粉砂壤土和粉砂黏壤土，如枝江县土地多含砂质，颇宜植棉[23]。这些都有利于棉花生长，图4中江陵、公安、松滋、监利、沔阳等县棉花种植面积及等级位居前列。汉口港周围县份河网密布、地势低洼，如孝感地区土壤可分四类，高低红土壤、稻田土壤、低湿土壤及河砂土壤，有利于水稻种植。又有咸宁县山谷土皆为深灰黄棕色黏土或黏壤土，多种植水稻。[24]

江汉平原棉花种植面积的增加，根源在于棉纺织工业发展，棉花市场需求膨胀。近代以来，江汉平原先后有湖北纺织官局(后楚安公司承办)、汉口第一纺织公司、汉口第二纺织公司、裕华纺织公司、震寰纱厂、申新纱厂、沙市纱厂建立，上述纱厂需棉量在20万—60万担左右[25]，当地纱厂的发展刺激了江汉平原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不仅如此，该区域逐渐成为全国棉花市场中的重要一环，而沙市与汉口起到重要的枢纽作用。据森时彦考察，由于上海、汉口、天津这三大传统棉花市场难以满足因国内棉纺织业发展而产生的棉花需求，郑州、济南和沙市诞生了三大新的棉花市场，以供应国内棉纺织业需要的优质棉花。[26]

从比较收益来看，种植棉花的收益远远高于粮食作物。笔者计算，沙市、汉口两港出口的棉花价格是米谷的7—8倍。[27]1912—1935年的24年中，沙市主要出口的5种农副产品价格平均上升22.8%，其中棉花市场需求大，增长最快，达到38.1%。[28]1915年沙市腹地棉花种植面积颇见扩充，这缘于从事棉花种植与出口者大获其利。[29] 20世纪20年代后，中国的民族纺织工业进入“黄金时期”后期，纺织用棉严重匮乏，中国棉花市场价格暴涨。宜都、枝江、松滋、公安、江陵、石首等县农民牺牲米谷、高粱等作物而改植棉花，皆因农民渐觉悟种棉利益丰厚。[30]1924年公安县农民受棉花商人鼓动修理旧堤，填筑新堤，所开拓之地皆种植棉花，植棉面积较前一年增加30%。[32]

那么，为何江汉平原未出现棉花大面积挤占粮食作物从而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的状况？其根本原因在于该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农民在有限技术条件下较难突破传统经济的束缚。据统计，1912—1949年间，湖北省遭受454次大小水灾和442次旱灾。[33]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31年初夏，暴雨连绵经月，昼夜如注，湖北境内江河湖泊水位猛涨，江汉平原9个主要农作县有500余万亩农田被淹没[34]。由于生态不稳定，当地农民形成不事积蓄、追求短期利润的生产生活模式，若要推广棉田，民众也多是在自然条件许可与市场供需稳定的情况下，尽量选择杂粮旱地，以尽量减轻对水稻生产的影响。[35]虽偶遇旱灾年份农民也会易稻改棉[36]，但更常见的情况是“旱田及膏腴地间有种植棉花，非粮食作物觉不多见”[37]。相较粮食，棉花无法食用，棉花市场也兴衰无常，一旦粮食价格波动或遇天灾人祸导致行情波动，将对农民家庭收入造成巨大影响，所以江汉平原的农户很容易放弃植棉。[38]

当地政府也坚持最为稳健的农业政策。当政府处理棉作与稻作的土地竞争时，往往以保障粮食生产为原则。在政府看来，粮食是经济作物生产的保证，棉产区人均占有粮食的水平往往是决定植棉面积与产量高低的重要因素。⑥

编 辑：任安冉

审 核：程心珂

终 审：杨伟兵

点击可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