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 | 人类文明发展的主线和历史地理学的使命

文明是指一个较大的人类群体，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中华文明就是中华民族在以往五千多年间在世界上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人类处于地球表层极其复杂多样的环境中，人类文明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从人类产生至今，一直到可以预见的未来，始终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是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和协调，即人类不自觉的或自觉的适应地理环境。一是人类不断克服自身的生物性、兽性，形成人性，并逐步确立人类共同的精神标准和价值观念。

人类在非洲产生后相当长的阶段内，都不具备生产能力，只能靠采集，以后加上狩猎为生。自然界的野生植物、动物尽管非常丰富多样，但可供原始人采集并用于维持生存的种类和数量还是有限的。特别是在同一个空间范围内，当人类的需要量超过了它们正常的繁殖更新量时，这些人就生存不下去，他们会本能地扩大采集范围。一旦在新的区域内生存下来，就不再迁回原地。但总有些人具有更强的好奇心，对外界和新事物的好奇，促使他们会在食物并未采尽时就走向新的不同的区域，或暂时定居，或继续前行。他们或许会因为采集不到足于维生的食物而灭绝，或许就此完成了一次新的迁徙。

人类就是这样走出非洲，并最终走到地球上大多数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但这一过程极其漫长，而且最终能走到新的定居地的人或许只是少数。由于那时的人完全不了解外界的环境，再次向外走的时候往往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是一次次的试错，无数支迁徙人群会以灭绝告终。有幸迁入一些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地方的人，则获得了更好的繁衍条件，并逐渐进入文明。

在东非以外，包括今天中国境内，也发现了几十万年至一二百万年前的人类化石。但迄今，还没有找到这些古人延续下来的证据，他们也应该像那些没有走出非洲的人那样，在试错中失败而导致灭绝。

如果今后的科学研究证明，人类的发源地不止非洲一处，如包括中国境内的古人类的发源地，那么起源于那些地方的人的迁徙和扩散过程大致相同。

据此推测，在银河系或宇宙的其他空间，在理论上完全应该存在着的类似地球的星体上，同样的过程已经无数次地发生于过去和现在，也将发生于未来。

孕育了早期文明的地方，如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爱琴海周围、希腊沿海平原、地中海中的岛屿、肥沃新月形地带、尼罗河三角洲、黄河中下游地区等，都具有较好的自然条件。如地球上可能被人类驯化为粮食作物的20余个品种，大多数生长在地中海式气候带，环地中海地带的人最早驯化成小麦、豌豆、橄榄等优质作物。生产出充足的食物，为人口聚集和阶层分化提供了稳定的物质基础。又如黄河中下游地区属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形成的平原，土壤疏松，原始植被易于清除，五六千年前气候温暖，降水充足，形成大面积的农田，文明曙光在这一带发展成华夏文明的核心绝非偶然。

因各种原因迁入自然条件较差地区的人群，不得不选择游牧、狩猎、饲养、采集等生产方式，一般难以产生充足的、稳定的食物供应，人口数量有限且分散，阶层分化出现得较晚，层次简单，一直无法形成城市或行政中心。等它们发展到足以改变生产方式，或有能力采用定居农业时，近处的宜农地域早已被其他人群占有。在从事不同产业的人群交错分布的地区，由于农耕人群更强的生产和生存能力，其他生产方式的人群往往会被压缩到自然条件更差的空间，或者不得不外迁，或者被并入农耕人群。例如先秦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还有不少以牧业为主的戎、狄部族，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在长城以内已不存在聚居的牧业部族。

在总生产力相当低而管理成本相对高的条件下，统治阶层要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和利益，必定会采用专制的办法，早期的政治实体、酋邦、国家基本都采用专制政治体制，并先后转为世袭制。但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专制集权的程度不一，统一的范围各异。如中华文明，形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以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为基础，基本都属宜农地区，面积大，中间没有明显的地理障碍，便于统治管理，行政成本低，因而很早就产生了大一统的观念和理论，并在公元前221年由秦始皇首先实现，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体制，延续到20世纪初的清朝末年。在希腊半岛，由于仅在沿海有狭窄的平原，其他都是山岭、峡谷、山地，交通不便，对异地的统治管理行政成本太高，因而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城邦，整个半岛从来没有出现如秦朝那样的中央集权专制政权。即使是在国力最强盛时，也只是主要城邦间的松散联合。上埃及与下埃及之间，只是联合，而不是中国式的中央集权。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奥斯曼帝国，没有一个产生过“大一统”思想和理论，没有一个建立过真正意义的中央集权政权。

游牧部族一般只能生产出勉强维持生存的食物，一旦出现不利的气候条件，往往只能选择迁徙。由于他们掌握的地理信息有限，迁徙大多是盲目的，因此其中一部分会以部族灭绝或被其他部族吞并而告终。在迁徙遇到人为阻力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以武力对抗，结果可能获得依靠生产无法获得的食物、物资和财富。这无疑会诱发他们本来就难免的贪欲、野心、兽性，转而以掠夺、杀戮为手段取得更有利的生存条件。在耕地不足、气候不利或遭遇天灾人祸时，农业部族也不得不部分或全部迁徙。他们的最终命运，取决于能否获得足够的土地和包括人文和自然两方面资源的基本的生存条件。

而像古代中国这样拥有辽阔的疆域和足够的农田、能够生产出足够食物和物资供养自己的人口的国家，在不利的气候条件或异常灾害面前，具有充分的回旋余地，通过内部的人口迁移和资源配置就能得到解决，如人口从北方迁往南方，从平原进入谷地、山区，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开发尚未开发的区域。所以，从西汉至明朝，尽管经常拥有足够的军事控制能力，朝廷却始终没有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设置正式的郡县（州县）制度。开疆拓土或坚守边界，更多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或者是反击入侵的结果。对新获得的疆土仅实施军事监护和象征性的行政管理，一旦国力衰退或鞭长莫及，就会轻易放弃。甚至不屑不愿获得新的疆土，如果管理成本太高，或当地抗拒的压力太大，最终还会弃守。

有人将不同群体、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和特点归结于血统、基因，甚至认为存在优劣之分。但遗传学研究已经证明，人类出自同一个祖先，同一种基因，至多几个祖先、几种基因。今天的不同人种、不同遗传基因是同一祖先的后裔散布到地球各地后长期演变的结果。而导致这些演变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各地不同的地理环境，而不是当初已经存在遗传基因的差异。

另外，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和人类文明的制约作用并不反映在对人类生活、生产、生存方式的具体内容和程度的决定，而是规定了特定条件下的上限和下限。在这一范围，人类可具有相对无限的创造力和发展空间。例如，在一个物质条件完全相同的空间范围内，不同的生活、生产、生存方式，不同的工具、技术、科学，不同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所产生的物质成果和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可以有极其悬殊的差异。至于某些精神财富，则完全取决于个人。思想家只要能维持生存，就能产生意识、观念、思想。同样生存条件下的不同思想家的精神产物可以千差万别，一位天才思想家的精神产物可以超过无数平庸人物的总和，甚至达到空前绝后。

物质财富可以积累和继承，尽管不可避免地会不断受到人为和自然的损毁，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丰富多样。工具、技术、生产力总是越来越先进高效，并因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而发生突变和飞跃，产生的物质财富甚至可能有几何数级的倍增。对任何一种文明，就物质财富而言，总是后超乎前，今胜于昔。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在工业化以后，一些人陶醉于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和物质财富的迅速增加，一度产生人定胜天的观念，提出过“征服自然”的号召，造成某些资源的枯竭，某些物种的灭绝，并对局部区域的环境造成难以消除的污染和不可修复的破坏。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推波助澜，加剧环境恶化，引发社会危机。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达到空前的高度；另一方面，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共存也受到严峻的考验。

人类历史的另一条主线，是人类不断克服自身的生物性、兽性，具有人性并不断完善的过程。

当人类的祖先还在非洲以及走出非洲的过程中，绝大多数人都还只有生物性、兽性，与其他动物还没有明显的区别。他们行动、发声、觅食、饮食、性欲、避热、御寒、集群、互助、争斗、交配、生殖、育雏、喜好、厌弃、病痛、死亡、迁徙等行为，大致与生物无异。与此同时，其中个别人或少数人由于超常的生理发育或脑功能的进化，或迄今我们还无法理解的原因，产生了或增强了好奇心、同情心、厌恶心、羞辱感、舒适感、美好感、荣耀感、模仿力、判断力、思维力、表达力、感染力、想象力、号召力、表达欲，并且不断克服自身的动物性、野性、兽性。但多数人不具备他们这样的能力，而且不认同他们的行为方式和表达出来的感情，视他们为异类，甚至加以驱逐或杀害。但其中有的人依靠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成为部落的首领，通过暴力强制或劝导示范，使部落成员接受他的生活方式、是非标准、行为规范，增强了部落成员的人性。这一过程是漫长的、曲折的、反复的，但最终结果是，一些部落形成了比较共同的人性，并结为更大的部落联盟或部族，进而形成酋邦、政治实体、早期国家。

早期人类面对变幻莫测又威力无穷的自然界和无法对抗的敌对群体，无不寄希望于神灵、祖先，产生广泛的自然崇拜、泛神崇拜，形成越来越隆重丰盛的祭祀。由于他们所崇拜和祈求的是拟人化的神灵，所以就按自己的标准和理想来准备祭享用品和殉葬品——动物、植物、鲜血、器官、心脏、头颅、奴隶、俘虏、美女、异人，殉葬的人和各种珍贵的物品。中国秦汉时的观念是“视死如生”，所以皇帝的陪葬品应包括他生前所需要的一切。随着人类自身的物质需求、审美标准和价值观念变化，这才逐步改为食物、果品、鲜花和精心制作的祭祀器物，伴随以音乐、舞蹈和隆重的仪式，殉葬品也逐渐以俑、器物、模型、图画、象征性器物替代。

由于种种原因，包括迄今我们还不能了解的，在特定的区域（一种说法是在亚美尼亚一带）人类产生了语言，随着人口的迁徙而形成不同的语系和更多的不同语言。有了语言，杰出的、先知先觉的人，无论是要强制推行还是教化感化，都有了更有效的手段。一万年以来，地球上先后产生了不同的文字。文字的使用和传播，使人类的思想和精神生活得到记录和推广，也使人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好恶程度、是非标准、价值观念等得到准确的记录和表达，又通过家庭家族的权威和政权的权力，逐步形成规则、惯例、法令、制度、法律。文字记载使人与神的沟通更加便利，使人的祈求更加直接而具体，也由此分化出历史记载和专职人员。

统治者和统治阶层，因其拥有丰厚的物质条件和强大的行政权力，可以有效地推行他们认可的人性，尽管他们自己未必真正实行。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的各种途径进行教化，另一方面也会用规则、法律的惩处以至严刑峻法加以强化和强制。在宗教盛行后，统治者还会借助于宗教。只要他们想推行的“人性”得到宗教信仰的肯定，被列入信仰的范围，或被解释为信仰的表现，统治者不需要任何行政成本，就能达到最大的效益，但统治者实际推行的非人性，愚昧、野蛮、暴虐、奴役、专制、集权，也在这种政教合一的条件下被推向极致。

虽然宗教本身是创造者本身的人性的理想化、完美化和神秘化的产物，但一旦形成宗教信仰，信众就丧失了本来的人性，而必须完全接受神、上帝、主赐予的“人性”，方能救赎自己与身俱来的罪愆。宗教领袖、神职人员，假神的名义，或者依照他们自己对神谕的理解，推行他们的“人性”。任何宗教信仰本质上都是排他的，在未形成世俗的世界秩序和国际条约之前，宗教之间不可避免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引发出持久的、激烈的宗教战争。政教合一、宗教战争，曾经使欧洲相关宗教信仰地区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所以现代社会都必须实行政教分离，在保证宗教信仰的同时，宗教不得干预政治、教育、科学、学术和世俗社会、公共事务。

在生存资源有限、人类的生存能力不可能及时提高的条件下，群体之间为了争夺生存资源的斗争和战争不可避免。无论战争的胜负，都可能激发人本来就有的动物性、兽性，使有些个体或群体以掠夺侵略代替生产，甚至以杀戮为乐趣。一旦兽性强的人掌握了权力，或者成了大群体的首领，更会不顾后果地、持续地发动战争。另外，人性的张扬也使有些个体或群体以正义的战争守卫自己的财物，维护自己的权益，以战止战。当他们拥有足够的实力时，还会用人性规范战争，并感化或强制对手遵守这些规则。如中国春秋时代的宋襄公，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还坚持不攻击正在渡河、未布好阵势的敌军和头发斑白的中老年人，在兵败身伤时仍然坚持。希腊、罗马时代就形成一些决斗、战争的规范，中世纪后欧洲逐渐产生规范战争行为、战场救护、善待战俘、保护平民的国际条约。

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武器和战争手段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使掌握国家权力的战争狂人具有无限的杀伤力，他们兽性的膨胀会给全人类带来浩劫。人性也凝聚着另一些人类群体、民族、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尊严、独立、自由、民主进行并坚持正义的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结成同盟，打败了侵略者，消灭了法西斯，建立联合国，确立了国际关系的准则，制订了相关的国际法。但时至今日，一些人的兽性依然得不到抑制，膨胀为侵略、掠夺、反人类行为、恐怖活动，并因最先进的武器和战争手段给全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

人类的精神活动对物质条件的依赖性很低。一位天才、一位杰出人物，只要他（或她）尚未脑死亡，就能有思维，就能保持和提升人性，就能创造精神财富。当然这一切必须被记录和传播，才具有社会意义和实际意义。迄今的脑科学研究并未发现精神、思想可以随基因遗传，人脑的机能始终在进化和优化。所以人类的精神境界、人性的高度并不一定随着时间和物质基础同步提升。某位天才、杰出人物曾经创造的精神境界、达到的人性高度和纯度，或许永远不可能被复制和超越。

人性不是自然的产物，也不是具体的地理环境产物。生存在同样的地理环境中的人只有极个别才会产生人性或张扬、提升、纯化人性。人性也不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否则，人类出现到现在已有二百多万年了，为什么在同一个地球表层没有其他生物也进化为人，并具有人性呢?长期流行一种说法——劳动创造世界，但劳动只能创造物质世界，却不能创造精神世界。还有种说法——劳动使人类进化，实际上，单纯的劳动至多能促使人类身体的进化，却不能产生人性，更不能促使人性的提升。某些动物也能劳动，甚至能制造工具，但它们并没有产生人性，更没有进化为人类。

正因为迄今的脑科学研究成果还无法对人类精神活动的原理作出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尽管大多数科学研究成果有利于人性的彰显，另一些成果却起着相反的作用。科学与人性、人文、人类之间始终存在，并且会不断产生矛盾、失衡和冲突。科学研究的结论认为可以做或应该做的事，从某一阶段或某种特定的人性出发，往往是不能做或不应该做的。

任何一种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兴盛和衰落，当然离不开基本的物质财富。但在这一群体获得了生存的手段，摆脱了物质匮乏状态，特别是进入富裕社会后，文明的命运就取决于精神财富，取决于人性。人类的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基础，就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所提出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人性的升华和结晶。

一方面，人类和人类文明在地球表层产生和发展，地球表层是人类历史的舞台。另一方面，地球表层本身就是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和构成部分，所以人类文明史也应该包括地球表层在不同时期的状况和演变过程，这正是古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使命。历史地理学主要研究和重构人类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更多依赖于当时保留下来的信息和文字记载。解析或复原这些信息可以解决重要的定性或定量问题，如通过碳14测年可以比较精准地确定年代，通过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可以确定古城的位置和内部布局，通过器物及其残留物的鉴定可以确定文化类型，但如果没有文字，就无法最终确定具体的名称、时刻、过程和内容。例如，尽管考古学者基本可以确定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就是“尧都”，却只能公布为“非常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尧都”，原因就是还找不到文字证据。因此对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或历史阶段，历史地理学可以比古地理学和考古地理学发挥更大的、往往是决定性的作用。

就人类文明的第一条主线而言，同时期的地理环境是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前提，始终起着制约作用，相当大程度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正确地复原或重构特定时期的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的、人文的各种要素，才能真正了解、估量、证实、评价这些物质财富，以及它们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意义。

就人类文明的另一条主线而言，人性本身虽然并不依赖于地理环境，但人性的具体化和实践还是离不开物质条件，同样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任何观念、思想、信仰的实施都需要最低限度的物质基础，虽然高度发达的物质财富不能自然形成高度发达的人性，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只有在物质财富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在全世界实现。

历史地理学研究和重构历史时期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是认识人类文明这两条主线的必要条件，也是厘清两者关系和区别的可行途径。如果仅仅只有第一条主线，在大致相同的地理环境内只能产生和发展出同样的文明，但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不同人类群体中产生的人性以及人性的发展并不与地理环境一致，可能有很大的差异，甚至迥然不同。所以一方面，通过历史地理的研究，确定特定的地理环境可能对人类文明产生什么影响，留下什么后果；另一方面，考察实际状况，可以了解实际产生了什么影响，留下了什么后果。两者之间的差异恰恰反映了两条主线之间互动或矛盾——有时是正迭加，有时却是负抵消。例如在宣泄洪水时，正常的选择就是“以邻为壑”——往低处、开阔处、对自己危害少处引导——完全符合人与自然环境的调适。但如果从不同的人性出发，或者会为了不给“邻”造成不利影响而“以己为壑”，或者会利用洪水加重对“邻”的祸害，或者会先与“邻”谈判确定“壑”的范围和程度。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主要是第一条主线的作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自然地理。随着文明的进步与发展，第二条主线的作用越来越加强，不仅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人文地理要素，就是自然地理要素也很少不受人类活动和人性的影响。

人类文明的未来依然是两条主线交织，由于人性的不可知性，所以无法以现有的科学知识和原理作出预测，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还是可以提供有益的经验。例如，面对全球变暖的趋势，科技界的主导性判断是人为因素所致，但这无法解释人类文明史上更大幅度的变暖和变冷的根本原因。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曾经不止一次出现过的变暖或变冷，都大于有器测以来的纪录，也高于对这次全球变暖幅度的预测。而当时的人为因素比现在小得多，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对于器测时代以前的气候变迁，现代气象学和相关学科还无计可施，基于中华文明丰富的文献记载和遗址遗物，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或许能另辟蹊径，取得突破。

对人类文明的未来，历史地理学将承担新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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